空巢老人

大婶把我引出外屋时，我正夹起一块父亲亲手炖的红烧排骨。

她神秘兮兮地示意我出去一下，我放下筷子跟出去。外屋走廊，她压低了声音，凑过来说：“放假了，街里的取款机能不能开门？想求你开车拉我去取点钱。”

我说取款机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用卡取钱啥时候去都行。我说话声音大了些，大婶的表情立刻紧张起来，左右看了看，又把声音往下压了压：“卡里没多少钱……你不回来，我真找不着人帮忙取。信不着别人。”

我一下子懂了。也把声音压下去，说：“大婶，啥时候想去，说一声就行。”

她这才松了口气，眉头却还拧着，嘴里嘀咕了一句：“一个人的饭，不好做。”等我反应过来，试图想问一问她是否吃过早饭了，大婶却已出了房门，回家去了。

大婶是老史大叔的遗孀。大叔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守着那间老房子，哪也不去。城里的儿子让她去住，她说憋在楼里住不惯。能怎么办呢？还得种地。干不动了再说。

早饭还没吃完，大爷就推门进来了。骨子里的热情让我不停地让他上桌再吃点，他摆摆手，说在家吃过了，还喝了一罐啤酒。他坐在炕沿上，跟父亲聊起种地的事。我没怎么听，心里想着待会儿要带大婶去街里取钱。

八点多，东西收拾好，我拉着父亲，来到西院叫史家大婶，大婶似乎早就收拾好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我呢。大婶上了车，手里攥着一个布包，捏得紧紧的。路上，不少人在地里干活，播种玉米，水泵在泡水田，突突地响。早年在老家上初中时，这些活我可是没少干。

路上遇到的人，骑自行车的、摩托车的、农用三轮车的，一眼望去，全是上了年纪的面孔。想看见一个年轻人，还真不太容易。

到了街里，卖东西的吆喝声不少，买东西的人却不多。车倒不少，还能看见挂着辽A、苏B牌照的——大概跟我一样，趁着放假回来看看。平日里，大抵是不会有这样的场景。

父亲和大婶先去买了农药，退了剩余的种子。我去买了些水果和鱼。大婶只买了三张干豆腐，一路上念叨：“干豆腐比猪肉还贵。”又说，“一个人的饭，不好做。这干豆腐卷大葱，也算改善伙食了。”

在取款机前等着的时候，大婶还在絮叨：“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不会取钱。在家放现钱，又不敢。难啊。”

她顿了一下，又说：“只要还能动弹，就得种地。不种地，靠啥生活呢？干不动了，也就算了。”

我把卡插进取款机，大婶赶紧叮嘱我，先别急着取，看看卡里有多少钱。我看一下，当即说：“六千零七十七块三毛四”。“取一千吧”，大婶犹豫了一下告诉我。钱从机器里吐出来，我递给大婶，她边低头一张一张数钱，边说，“再看一下余额”。我虽然可以笃定地告诉她卡里剩多少钱，但仍然按下了查询余额按钮，“剩五千零七十七块三毛四”。大婶满意地点点头，把钱小心翼翼地塞进那个布包，捏了捏，拉上了拉链。“我就记着整数五千就行，七十多岁了，脑袋也不好使，零头也记不住”。

回程的路上，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大婶靠着车窗，布包还抱在怀里，也没睡着，就那么睁着眼，望着窗外。窗外，那些在地里播种的老人，一个接一个，从车窗外滑过去。

他们弯着腰，像钉在这片土地上的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