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殇

母亲是纯粹的农民，没有文化。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没上过学，但似乎也认识少有的几个字。姥爷姥姥家很穷。穷到什么程度，我无从求证——我没见过姥姥。姥爷虽然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两个儿子，却在病入膏肓时，求屯里人赶着马车来我家。父亲给他买了棺木和装老衣服，送走了他。

在懵懂的记忆里，我似乎去过姥爷家——倒塌的土坯墙，一毛不拔的园子，家徒四壁破旧不堪的茅草房。在姥爷家吃没吃过饭，没什么记忆了，因为那时还没记事。但住，一定是没住过的。

大姨早早远嫁，大舅狠心撇家追求他的“白日梦”，留下一个一辈子没成家的老舅，在姥爷过世后寄居在我家。

母亲就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她排行老二。据母亲回忆，她没出嫁前就十分能干，十四岁就下地干活，成了家里半个顶梁柱。姥姥还算勤快，姥爷虽是“车老板”，却整日喝大酒，没个正事。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集体所有制，在生产队挣工分是最光荣的职业、最勤劳的证明。母亲每天四五点钟就下地，挣了很多工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分却能换来一种新潮的玩意——烟卷。在烟袋锅子和手卷旱烟盛行的年代，这可是了不得的新鲜事。

母亲第一次用攒下的工分换了两包烟卷拿回家时，姥爷高兴得合不拢嘴。他第一次抽上机制烟卷，眯着眼咂摸半天，连说“劲儿顺、味儿醇”，竟少喝了半碗烧酒。那烟卷不单是稀罕物，更是母亲无声的倔强——在贫瘠年代里，她用劳动换来的不是温饱，是体面。

可体面是需要代价的。烟卷别在耳朵后，夹在手指逢里，学会了，就再也放不下。

就这样，母亲学会了抽烟。而且起步便是很多老烟炮都羡慕得不得了的烟卷。

那些年，烟卷给过她什么呢？干活累了，摘下手套和围巾，坐在田埂上，歇口气，点上一支，眯着眼吸进去，缓缓吐出来——那是她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时刻。在那个家里，她是女儿、是劳力、是半个顶梁柱，只有捏着烟卷的那几分钟，她的内心里才感到无比的充盈和满足，那时的她只是她自己。

很快，大锅饭时代结束了。生产队的工分制取消，各家分到了自己的土地，自家过自家的日子。摆脱贫穷成了家家户户的向往。母亲的“烟卷时代”也随之终结，也成了家。旱烟和卷烟纸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烟瘾便成了她挥之不去的痛。

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为了戒烟，“烟钵里”（盛装旱烟的钵子，用扑克牌或纸盒糊的圆形装置）扣掉一个又一个。她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扇自己耳光，发狠说这次一定要戒掉。可三番五次，抓心挠肝地吃不进饭，半宿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是没能戒掉。

后来她得了脑血栓。病倒之后，说什么都不抽了。吸烟是不是她得脑血栓的诱因，无从考证。但那场病，确实是让她把烟戒掉的“功臣”。坐轮椅的九年里，无论我们怎么开玩笑式地挑逗她“妈，来一根”，得到的都是她含糊不清却坚定的回答：“不抽了。”

不抽了。烟戒了。人也走了。

作为儿子，我是多么希望母亲现在仍能坐在轮椅上，吸上一支烟卷，跟我讲一讲她年轻时的故事。可随着轮椅直立墙边，一切也都烟消云散了。

回头，再看眼前这群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们，被香烟裹挟。我同情，也理解。但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