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大姨

今年十月十八日，大姨走了，九十三岁。

我这辈子只见过大姨两次，一共不超过五个钟头。

电话是哥哥打来的。电话那头声音很平，说得也简短，说是二舅通知他的。

我“嗯”了几声。挂掉以后我到阳台站了一会儿。秋天了，风从楼道口穿过去，凉。

第一次见她，我大概五六岁儿。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我们家还住在老房子里。进屋要上三级台阶，最上一级旁边有块水泥塌了。

大姨进门先不坐。她站在门口，把屋里看了一圈，从房梁看到地面，中间在我父亲身上停了一下。

“这屋潮。”

母亲说，不潮，住惯了。

“潮。”大姨把手往墙上一按，抬起来摊开，“你看，印子。”

母亲笑了笑，没说话。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把墙刷过三遍。

她那天穿一件藏青的褂子，扣子是布做的盘扣。头发在脑后绾着，一根乌木簪子别得很深。

坐下去腰是直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母亲给她倒水，她接了，喝一口，把杯子放回桌上，放得正正的。

杯底压着桌上一块旧茶渍，颜色比桌面深一圈。

她说话快，字咬得清楚，一句是一句。母亲平常在家里说话最多，那两天话少了，手一直搭在茶壶把上。大姨喝一口，她续一次。

临走时大姨看了我一眼。我正蹲在门槛上摆弄一个什么东西。她说：

“这孩子眼睛好。”

母亲说，随他姥爷。

大姨点了一下头。

“那就好。眼睛好的，往后不挨欺负。”

第二次见，是二十几岁，她从关外回老家省亲。

她住在宁阳城里二舅家里，楼是旧的。我们一家四口去的，我妈、我、我妻子，还有一岁多的女儿。敲门，进了二舅家里，都很高兴，其它有些记不清了。

她比我妈个子高些，人瘦，精神挺好。头发白透了，还是绾在脑后，还是那根乌木簪子。她手扶着门框看我，看了两秒钟。

“好。”她说，“你们一家都很好。”

屋里有股药味，混着陈皮。窗台上摆着几个玻璃罐。桌上有一摞折好的旧报纸，上头压着一把剪刀。

她给我们倒水，和我母亲聊以前的事。

“心太软的人容易吃亏。”她把杯子端起来，不喝，就端着，“可也容易让人记住。”

下午吃了饭，我们就回来了，其它什么的，记不清了。

大姨年轻时跟着姨夫去的关外。据说当时是姨夫不知什么原因说错了话，被划成了右派，一气之下私自跑去了关外，大姨是后来追姨父去的。这事是母亲后来讲的。

母亲讲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正吃饭，煤油灯搁在桌当中，谁也没停筷子。

母亲说，你大姨那时候才二十一岁，家里不同意，她自己收拾一个包袱就走了。母亲说，她很有能力连一句软话都没说过。

母亲讲这一段的时候，语气里是另一种东西。不是佩服，也不是责备，是有点怯的那种尊敬。

后来大姨在外头立住脚，成了家，能说能办。母亲说，你大姨是有本事的。

二十年前她得了癌症。母亲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我很长时间没忘：“她扛过来了。”

母亲走了十五年。大姨生病比母亲早，人却走得晚。母亲也是胃癌，确诊到走不到五年。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些儿堵得慌。

这十五年里，一个电话，我们家和大姨家一直没联系，都是听二舅说的。哥哥也是从二舅那儿听来的。

十几天前哥哥打来电话，说大姨走了。

我去送了她。那天去了很多人，她的孩子、孙子、孙女，站了一屋。

照片摆在正中间，头发白的，脸瘦，眼睛还是那个眼睛，看人很直。梳妆匣子搁在墙角，里头是那根乌木簪子。

我站在那儿，想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我这一辈子，只见过她两次。两次，一共不超过五个钟头。

母亲走的时候大姨还在。母亲走后十五年了，大姨也走了。

这么一来，母亲那一辈，就只剩下二舅和小姨了，大舅也走了五、六年了。

我有时候会想起她坐在我们家那间潮屋子里的样子。腰是直的，手放在膝盖上，把杯子放回桌上，放得正正的，杯底压着那个我们都不知道有多久的茶渍。

她那天说“这屋潮”的时候，我母亲笑了。那笑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说不明白。

那面墙后来又补过两次。

补完还是掉皮。

我这些年看过不少墙，新的，粉过的，刷了漆的，贴了壁纸的。

没有一面像那面。没有一面那么潮。

她只看了一眼。

我这辈子只见过她两次，一共不超过五个钟头。

可那一眼，我记到今天。

她低头看我，说，这孩子眼睛好。

我记得她说，眼睛好的，往后不挨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