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烤梨

天气一冷，街上就飘起了烤梨的香气。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对卖烤梨的老人。男的精瘦，满脸核桃纹，裹着一件蓝色棉大衣，不时拿火剪在炉膛里翻弄一下。烤炉是用废油桶改装的。女人满头白发，笑吟吟地招呼着客人。

有天晚上，我去市里听课，回来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一阵大风吹过，法桐树的叶子，像一群枯蝶追着风跑。

路上行人稀少。转过街口，忽然又看见那对熟悉的身影。昏黄的路灯下，男人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扭头看向远方。女人的围巾脱落在肩上，白发被风吹得像一蓬乱草。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收摊？我停下车，走到烤炉边问。女人说，等大孙子。大孙子这几天咳嗽，放晚自习从这里过。给他留了个烤梨。

女人的话，让我想起我奶奶。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我和奶奶住在院角加盖的小屋里。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北风贴着屋檐，发出尖锐的呼啸声。雪打在脸上，刀割一样疼。院子里的路灯，也被风雪打得睁不开眼睛。

我冻得直打哆嗦，奶奶是“解放脚”，走不快。我搀着她，几次险些摔倒，趔趄着回到小屋，屋子里冷得像个冰窖。

自从上次煤气中毒，爸爸担心我和奶奶出事，屋子里就不再生火炉。门下角有个给猫开的小门，风一吹，猫门“咕哒、咕哒”响。风嗖嗖地往屋子里钻，冻得人身上冰凉。脱掉衣服，钻进被窝，凉飕飕的芦席激的我浑身哆嗦，身子缩成一团，寒气像针刺一样往骨缝里钻。

六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票，关键是还得有钞票。那时候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多余的钱做褥子。在沂蒙山区，家家户户都一样，再冷的天，身子底下也只有一张光秃秃的芦席。

奶奶把输液瓶灌满开水，裹上破布，塞到我脚头。见我还是冷得发抖，披上大襟羊皮袄，去锅屋装了一个木炭盆，让我到她床上暖和。

奶奶床上铺着羊皮褥子，毛茸茸的，舒服极了。我俩通腿坐着，她在那头织毛衣，我在这头学织袜子。晚饭吃的东西没油水，不一会儿，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炭盆里，猩红的木炭偶尔发出一两声微弱的噼啪声。奶奶起身从床下拿出一只大梨，又从草苫子底下抽出一张牛皮纸，将梨子包裹严实，拿火剪在炭盆中间扒了个坑，把梨埋进去。

不久，烤梨就发出诱人的香气。奶奶用火剪扒拉开冒着火星的木炭，食指在梨子上轻轻一按，给梨翻个身，又埋进炭灰里。

烤梨的甜香，让本就饥肠辘辘的我更加饥饿。我再也忍不住，跳下床，蹲到炭盆边，一边盯着隆起的炭灰，一边用力抽着鼻子闻烤梨的香气。奶奶笑了，说梨得烤透了才好吃。

等了好久，梨子终于烤好了。奶奶取出烤梨，两手倒换着吹掉表层的灰，放进大号的白色搪瓷茶缸里。缸子外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龙飞凤舞的红字。

烤熟的梨子已经变了颜色，样子也没有之前的好看，但散发着一股烤梨特有的焦香气。奶奶用竹针挑开梨皮，拿勺子挖着，她一口，我一口，香甜的梨汁，软热的梨肉，吃下去，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身上也热乎起来。

一只烤梨，温暖了童年的我。多少年后，每当我走在寒风凛冽的街头，看见卖烤梨的老人，就会想起我奶奶，想起那个温暖我一生的夜晚。

我要了一只烤梨。女人把烤梨放进纸杯里，拿刀子划成数块，放上一只细小的塑料叉子。担心热气跑掉，又套了塑料袋。

烤梨拿回家，一个人对着它发呆。

奶奶1994年深秋去世，享年98岁，无疾而终。我接到噩耗赶回家时，奶奶床头的桌子上还有我给她买的梨。老家人常说梨不能分着吃，梨谐音“离”，喻示着两人要分离。

如今，我和奶奶真的分离了，从此阴阳两隔，再也不能相见。“子欲养，而亲不待”，一种无言的剧痛啮咬着我。

我找出影集，把这杯烤梨放在奶奶的遗像前。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回到数十年前那个我和奶奶围着火盆吃烤梨的夜晚。可是，这一切再也不能实现了。

照片上的奶奶，慈祥地对着我笑。好像在说，快点，一会儿就要凉了。

我叉起一块烤梨，送进嘴里，轻轻一咬，眼泪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