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苟

从秦到唐，可以说荀子的社会地位都是极高的。《荀子》躲过“焚书”，也得以保全了下来。西汉的刘向大费周章，好生整理和校订；唐代的杨倞继续订正，还给做了注解。宋明的时候，程朱一派的理学家们怎么也看不惯，大肆围攻、极力抨击，叫荀子有些难堪，令《荀子》有些暗淡。不过，到了清朝，还是缓过来了。老先生当然不能死而复生，再来一回论战。可在他的语言里，也留下了批判。

比方说“不苟”，苟，苟且、草率、随便。不苟，就是谨慎呗！立身行事、为人处世，要以德为先，合乎礼义才行。在他看来，德才兼备是精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他的口气，总是一贯的刁钻。听他讲不苟，也会觉着有一点点的啰嗦。现实生活里的人，似乎并不买账，因为要做到他讲的那一套，实在很难。或许，这正是他焦虑的地方。

凝思片刻，转过身来，他还是老规矩，按着自己的套路出牌，先讲几个小故事。他说商朝末年有一个叫申徒狄的人，愤恨自己的政见得不到施行，就抱着石头跳河自杀了，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春秋的邓析、战国的惠施，能言善辩，擅长推理，以为天和地、高山和深渊，高低相同，没有什么差别；妇女生下的儿子能长出胡须，那她也有胡须；鸟蛋孵出的小鸟有羽毛，可见鸟蛋里面本该就有羽毛，一般人实在难以认同。这样的行为和学说，换作君子，并不会觉着可贵。理由只有一个，“唯其当之为贵”。所有的言行，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才谈得上可贵。不然的话，统统都是胡来。

荀卿三句话不离本行，言必称礼义君子。君子出场，小人也跟着来了。否则，没了比较，他的课是讲不下去的。君子哪样呢？虽然容易结交，但戏谑不了他。遇事也会畏惧，可是很难胁迫。灾祸面前会害怕，却不逃避，甚至要为正义献身。生活当中，期望得到利益，那也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君子跟人交往显得亲密，目的不是结党营私；言辞雄辩有力，也绝不是想着卖弄华丽的辞藻。他的胸怀“荡荡乎”，是非常宽广的。

但凡做起事情来，君子不会怠慢别人，不会尖酸刻薄，不会争吵计较，不会过分偏激，不会盛气凌人，更不会随波逐流。言行举止，一定要参照礼义。所以，有才能也好，没才能也罢，他的品德始终是美好的。倘若有能力，就会宽宏大度、平易正直，又照着这个样子启发开导别人。要是能力不足呢，势必毕恭毕敬、谦虚退让，也要用小心的态度侍奉他人。老先生话到此处，似乎觉着还没有说透，续又补了一句，“与时屈伸”，“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哦，懂得随着时势或退或进，依靠道义来应对变化，该屈就屈，该伸就伸，这是君子最最了不起的一种能力。

先生的说法固然完美无瑕，可要从根上讲，无论进退，还是屈伸，这种能力又是从哪里发源出来的呢？只见老头不温不火、不紧不慢，放下尺牍，娓娓道来，“大心”“小心”，君子和小人都有，要说结局，那可大不一样啰！

怎么个不一样？君子心往大处用，能敬奉自然，能遵循规律；往小处使，会敬畏礼义，会有所节制。聪明呢，就会智慧通达而触类旁通；愚钝一些，还能诚实端正又恪守礼法。踏上了仕途，必然恭敬也不放纵；仕途受阻，仍要自己找原因，谨慎修身。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高兴了，只会平静；忧愁了，也会冷静。人生显赫的时候，依旧举止文雅、头脑清醒；即便跌进了窘困的田地，也少不了自我约束、讲究事理。每时每刻，随时随地，君子无不是用“大心”“小心”箍住自己的言行。

君子能谨言慎行、独善其身，要不鲁迅也不会说“物以稀为贵”。老夫子怕我们不服，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方才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一抖衣裳，刚刚洗过头的人必会弹弹帽子，这是人之常情。谁情愿让自己的洁白蒙受玷污呢？话虽如此，可做到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那又怎样？不是有人做到了嘛！

儒家的圣人就是执着，没把话讲明白，他是不会撒手的。

接下来，荀子正襟危坐，继续叨叨。“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东西，真正做到“致诚”，那就没得旁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德，只要奉行道义就行了。用内心的真诚守护仁爱，仁爱会从言行里面流淌出来，能抵达奇妙的境界，就可以感化周边的人。拿真诚的心奉行道义，思虑会变得清晰有条理，能更好地明察事理，那么改造他人也能顺理成章。“变化代兴，谓之天德。”改掉旧的东西叫变，引导人们向善是化，变和化挨个出现，称得上“天德”，世上没有比这个自然规律的德行更大的了。

这又为啥？天不说话，大家推崇它高远；地不说话，众人晓得它深厚；四季不说话，百姓也清楚春夏秋冬更替的周期。那跟君子又有什么关系嘞？君子“顺命，以慎其独者也”。顺命，就是顺从天道自然。假如按着天道去做，就算是一个人独处，也能一丝不苟、安分守己。于是乎，他默不作声，人们也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也愿意亲近他；不必发怒，人们也懂得他的威严。道德，道德，道是天道，德在人间，君子握有了无比大的真诚，也就攒下了无穷大的德行。

此刻，荀子又搬出“推己及人”的独门绝技，这是儒家心想事成的逻辑。他想，君子只要守住真诚，人自然会聚拢过来，这样子感化他们就容易些；感化之后，慎独的风气能得以流行；紧接着，人的真诚也就养成了。有了真诚，人的才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来。末了，让人们趋向真诚永不回头，不再回到邪恶的本性上去，那么天下万民彻彻底底就感化了。

讲到这里，老夫子好似有些得意。只因在他看来，如果君子提纲挈领，抓住了礼义的根本，分清是非对错的界限，总揽天下要务，用来治理海内的民众，就如同使唤一个人那样简单。照此说来，掌握的方法越扼要，办成的事业反而越大，这跟五寸长的方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方形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怎么跑到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路上去了？我想，这该是从纯粹的理儿上讲的。

理儿好像是这么个理儿。只不过芸芸众生、士农工商，何以“渡”得过来呢？荀子显然意识到了。单独说“士”，就“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在这个阶层里面，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他们四种人，品行的落差还是蛮大的。可见这“渡”，真不是一件好工作。纵然是君子，荀子也不忘告诫，要公道，不要偏私；要正直忠厚，不要虚伪欺诈；要真诚有信，不要浮夸怪诞，禹桀二人的天差和地别，就在这里！再者，灵光一闪，荀子又念叨起另一类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这在佛陀一般的圣人心里，是不能不管的。怎么个管法，自有他的招儿。

老夫子像武林高手，来一个单刀直入，直捣黄龙。他讲，“凡人之患，遍伤之也”。人们平常遭了祸患，往往跟片面性有关。眼睛看见喜欢的东西，也不考虑它可恶的一面；看到可以得利的东西，更不去反思一下它可能带来的危害。这样子做起事情来，没有权衡利弊，那失败是肯定的，受了耻辱也是意料中的事儿。“欲恶取舍”，喜欢的、厌恶的，是求取还是舍弃，要走心、要三思而行。

同样地，正所谓“过犹不及”，也不能盲目跟风，走向极端。“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好比说，遇见富贵的人，一味傲视他；对那贫贱的人，无故屈就他，这不是仁者应有的感情表达，不过是奸邪的人用来欺世盗名的做法而已，用心没有比这更险恶了。

哎呦，这样好、那样孬，好听的、难听的，这个不许、那个不可，老先生都给讲完了，该留的出口给留了，该堵的卡口也堵上了。坦言讲，讲的确实好，要不然怎么会是圣人呢，就是翻过来覆过去，有那么一点点绕。然而，我好奇的是荀子所处那个讨伐四起的年代，身为赵国人，东颠西跑，四处“招摇”，“推销”治国的法宝，直到最后去了楚国，当上“兰陵令”又旋即被废，他仿佛都没有气馁。兴许，年龄大了，果真跑不动了，自个儿跟自个儿妥协，定居兰陵，安心教书。且不说他的高深理论，光说这毅力，也足够惊天地的。

拿今天的话说，这些个圣人，都是拼命的主儿。孔子有一回路过郑国，和弟子走散了，独自呆在城门口，旁人跑去跟子贡讲，那儿有个人相貌丑陋，看着都不便形容，只能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老实，如实禀告孔子，孔圣人哈哈一笑，“然哉，然哉”。很难想象，他们拼到这份儿上，还能乐观豁达。尽管相距近二百年，为了那个理想，荀子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嘛！

修行路上，理想相伴。理想是灯，照出谨慎，不忘真诚。

哦，跪拜先生，再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