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史笔半文心

在我看来，熟悉历史的人，总比耽于文学的人，更多几点深沉的底色。

文学是风，是月下客的低吟浅唱，是镜中花的缥缈幻象。它以浪漫为经纬，织就一张张绮丽的网，让人心驰神往，却也常在虚实之间，模糊了现实的边界。我们会为小说里的爱恨情仇落泪，会因诗行里的山河岁月沉醉，可那些浓墨重彩的表达，多半是情感的放大，是主观的提炼。若试图从中寻找现实的锚点，往往只会落得一场空。

历史却不同。它是沉默的山，是深埋地下的碑，每一笔记载都带着时光的重量。懂历史的人，惯于在旧纸堆里打捞真相，看惯了王朝更迭的铁律，见多了人性在权力与利益面前的百种样貌。他们不会轻易被华丽的辞藻蛊惑，不会因一时意气做出决断。面对世事纷扰，他们会下意识地追溯源头，从相似的历史镜像里寻找参照——恰似面对奔流的河水，不急着下水，而是先看清河床的走向。

共情本是美好的禀赋，可若没有理性兜底，难免会陷入天真的陷阱。懂历史的人，心中装着千年的风霜。他们的靠谱，从来不是冷漠，而是看透世事之后的清醒，是知晓兴衰之后的沉稳。

历史常藏在文学里，稍加修饰，便足以动人；而文学，终究藏不进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刻度不可更改，那些发生过的事，有时血淋淋，有时冷酷，有时丑陋得不可思议，可它们真实存在过，甚至在岁月里一遍遍重演。

文学的门槛，始于识字，又不止于识字。它需要观察，需要经历，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更需要推敲文字的美、结构的美、艺术的美。诗词、小说、散文，皆是如此。历史则不一样，识字便能触摸，余下的不过是发现、探索与考证。它只负责叙述真相：时间、地点、人物，桩桩件件，都要有证据，有完整的证据链。它言说的，从来都是发现与真相。

《史记》是历史，《楚辞》是文学，《资治通鉴》则兼具二者之质，既是史著，亦是文篇。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是历史；而文学，可以科幻，可以描摹未来，亦可以回溯历史。

文学教人共情，让人看见世界的柔软与诗意；历史教人理性，让人懂得世事的复杂与坚硬。

我的父亲，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他曾跨过鸭绿江，流过血，打过仗，后来又扛起锄头种过地。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沟壑，唯有那一抹憨厚的微笑，成了永恒。我的女儿，是一首清丽的文学。名校毕业，身居主管之位，善良且独立，眼眸里盛着无限的可能。

而我，便是那部《资治通鉴》，半是历史的沉郁，半是文学的轻盈。于尘世中，自在存在，安然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