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敏
网站用户
燕京八景，又称“燕山八景”，是古都北京著名的八处景点，也是北京旧时的八处名胜古迹。燕京八景的命名，始于金章宗明昌年间，最初以“琼岛春荫”“蓟门飞雨”“太液秋风”等命名，四季交替，充满水墨意境。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乾隆重定“燕京八景”的景名与景序，将八景定名为“琼岛春阴”“太液秋风”“玉泉趵突”“西山晴雪”“蓟门烟树”“卢沟晓月”“金台夕照”“居庸叠翠”，并于各景立御制碑。但历史上，关于燕京八景中蓟门烟树位置究竟在何处？专家学者各执一词，观点不一。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蓟门烟树碑的修复，以及有关蓟门烟树位置讨论的问题。
1953年蓟门烟树碑座曾修复
1952年12月，《北京日报》读者来信组接到一封署名不才的读者来信，关于年久倒塌的残破建筑物应该拆除。信中写道：“编辑同志，北京市残破建筑物，凡存在只有坏处，没有保留价值的，应当毫不可惜地拆除。以免继续倒塌伤人。德胜门外黄亭子村西，辽土城墙上的一座石碑，半堵破烂，基础已毁，更没有什么价值。现在那个地方正在修路。所以有关部门应当赶快把它拆掉”。
1953年1月，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给《北京日报》读者组复函。函中说：接到你组读者不才的来信，原函为建议拆除德外皇亭子村土城墙上，“蓟门烟树”石碑前红墙一事。嘱答复等由。查关于该石碑保护问题，在1951年11月间，曾接到我会上级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通知，以接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函，请注意保护并称正在计划作为风景区点缀，转嘱提具意见，经派员查明，拟出具保护意见。一是孤立的砖柱及墙，既无意义，又有危险。应予以拆除。得用残砖材料，将碑基四周在面培补整齐（不够另添）。以期平稳而便登临。整理后交地方政府保护，严禁挖取土石伤毁碑刻。
二是如经费许可，可就石碑周围，安设简单石栏，籍壮观瞻。
三是再进一步，可在碑旁种植适当的树木、点缀风景，使能长久保留蓟门烟树的古迹……兹查读者来函，关心这座石碑旁边的半堵破墙，恐滋危险，建议赶快拆掉。至石碑本身，因蓟门烟树是燕京八景之一，又为广大群众所称道，碑面四字及碑荫的诗句，都完整清晰。为了规划风景区的打算，还有相当的价值。
1953年4月15日，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文教组,文物考察与鉴定专家容肇祖，在接到海淀区人民政府电话后，得知“蓟门烟树”将要倒塌情况后，马上前往德胜门外黄亭子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蓟门烟树”为燕京八景之一，在金完颜璟明昌时（1190-1195）所谓燕京八景有之。蓟门飞雨在何处不可知。在明朱棣永乐年间（1403-1424），馆阁官员始改为蓟门烟树。至清弘历乾隆十六年（1751）作燕京八景诗，于各地立碑，令蓟门烟树碑为弘历所题，上有乾隆御笔印记。碑荫题他所作的七律诗一首，碑立在土城际关上，这土城关在德胜门外，为元代北城故址，与蓟丘无涉。相传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得名义也。唐陈子昂有蓟丘览古诗。所以致误。由于明人《长安客话》云，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相传是古蓟州遗址，变曰蓟丘。旧有楼馆，并废，但门存。阜旁多树木，蓊郁花心，京师八景“蓟门烟树”即此。今附近已无树木，原有黄亭子覆盖，今黄亭子已毁。只余半截红墙。下临大路，将会给人民以不小的危险。石碑的基础，东西192厘米，南北132厘米。石碑下是土城，如果不将土城下到地面的一部分加固，日久天长，土城下地面上有飞下的断石，恐是从土城石碑上降落的。调查报告后，提出处理意见：
一是古迹土城关上，弘历所题“蓟门烟树”碑，可以保留，请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计划修理。二是原碑亭的一段废墙，请通知海淀区人民政府即拆除，以免行人遭受危险。
文物专家容肇祖对于蓟门烟树的考察报告和建议，很快得到海淀区人民政府的反馈。5月23日，海淀区人民政府回函，保留乾隆皇帝题写的蓟门烟树碑，孤立的砖柱和废墙，为了防止倒塌予以拆除，并可以利用拆除的砖，把地基四周地基培补整齐。
7月18日，海淀区人民政府为修复碑座一事，与马甸乡干部联系，经估价，修复需要瓦工、壮工，白灰、青灰、麻刀等共需人民币1618500元（旧币按1：10000兑换，折合161.85元），修复碑座的款项，由海淀区政府向财政局划拨修复经费。
蓟门烟树位置考
蛇年的二月二，是民间俗称为龙抬头的日子。中国是传统的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这一天也称为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古人认为，龙是天子的象征，是祥瑞之物，更是和风化雨的主宰。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正是惊蛰节气，经过冬眠的龙在这天被春雷惊醒，标志着春季的到来，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预示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我又一次前往西土城，到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探访蓟门烟树碑。从西土城的月亮门拾级而上，站在海淀区学院路边，昔日的黄亭子村元代土城堆遗址上，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与古老的岁月悄然对话。
蓟门烟树碑，周围有白玉栏杆围栏，刻有乾隆皇帝的“蓟门烟树”四个字。乾隆的书法苍劲有力，碑高约3米，宽80厘米，厚25厘米，僧帽形碑首刻着雷纹，方形碑座沉稳而古想僧帽形碑首刻着雷纹，方形碑座沉稳而古朴。遥想当年，燕国以蓟城为国都，而关于蓟城的始建之地，蓟门究竟在何处？各派学者众说纷纭。一派学者认为蓟门应在广安门一带，这派学者的代表人，是已故北京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
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先生就经过调研考证，在北京城址的确立、城市的起源等问题上，分析出古代蓟城的地理特征。他认为，蓟城是依傍着蓟丘和莲花河水系的滋养成长起来的，并确定古蓟城的位置，即在今广安门内外一带。按此考证，那么蓟门应在离蓟城不远，应在广安门附近。
有学者考证，蓟丘应在广安门以西、莲花池以东，宣武门、和平门一线的南北侧，广安门以南，因为这些地方，都曾经出土过金代的遗物，最有可能是蓟城的所在。历史的朦胧感，如同笼罩在蓟门烟树之上的那层烟霭，给人一种神秘而又深邃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末，侯仁之先生的学生，进一步考证，蓟门烟树的位置在广安门以西、牛街附近圣安寺。因为金代历史上确有蓟门这一地名，位置在西城区牛街附近，具体位置就在牛街一带的圣安寺。
查阅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1989年3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信访办接到一位学者来信，这位学者50年代受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听侯仁之先生讲历史时，谈到乾隆皇帝所树的蓟门烟树位置不准确。作为侯仁之先生的学生，这位学者对“蓟门烟树”进行翔实的考证，证明“蓟门”不是在今天学院路黄亭子元代都城遗址上，而是在今天的牛街南口和法源寺之间的圣安寺处。这是当时著名酒楼披云楼，此处为金章宗和当时文人雅士宴饮之处，约当今牛街东侧的春风胡同处。当年，此位学者曾两次察看圣安圭的位置，发现有部分建筑尚存。
这种观点有志书依据。据《析津志》载：“蓟门在古燕都城中，今大悲阁，南行约一里，基枕其街盖古迹尔”。“南行约一里”便进了牛街北口，蓟门在古燕都城中靠近大悲阁。后来，大悲阁圮废，蓟门地名也不存在了。辽圣宗因避雨曾入大悲阁，因改名圣恩寺，成为“蓟门飞雨”的来源。
蓟城就是得名于蓟丘，而蓟门烟树必定是在蓟门附近。另外据《金史》记载，金代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金世宗完颜雍曾对臣下说：“朕前诣兴庆宫，有司请于蓟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这表明当时蓟门是个繁华的商业场所。由此观点，燕京八景中的蓟门飞雨，应在宣武区（现西城）界内的原金中都城中金代圣安寺所在的位置。
在明代，蓟门飞雨景色，已经变成蓟门烟树。
姚广孝曾作《蓟门诗》：“云树依依接远丘，时看飞雨洒征裘；不知铜马坊何在？唯有桑干水自流”。
李东阳也有《蓟门作》：“蓟门城外访遗踪，树色烟光远更重；飞雨过时青未了，落花残处绿还浓；路迷南郭将三里，望断西村有数峰；坐久不知迟日暮，隔溪僧寺午时钟。”
另一派学者，认为燕京八景中蓟门烟树景观，就是在现址元大都土城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元大都土城，这段城墙为夯土构建，因为1368年8月，徐达率明军攻陷元大都（今北京），徐达认为北城墙范围过大，兵力分散难以防守。南移五里（约2.8公里）后缩短防线，便于集中兵力将元土城南移五里，元土城荒废，树木生长而出现的景观。
档案中，也有专家考证报告佐证。1953年4月15日，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文教组,文物考察与鉴定专家容肇祖，在元大都关于蓟门烟树考察报告中提到“由于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提到，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相传是古蓟州遗址，变曰蓟丘。旧有楼馆，并废，但门存。阜旁多树木，蓊郁花心，京师八景‘蓟门烟树’即此。”
荣肇祖，生于1897年，字元胎，当年56岁，是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容肇祖曾受聘任辅仁大学、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出版《中国文学史大纲》《韩非子考证》学术专著，发表《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重要论文。
乾隆皇帝喜欢寻古，爱好写诗，他曾为蓟门赋诗：“苍茫树色望中浮，十里轻阴接蓟邱，垂柳依依村舍隐，新苗漠漠水田稠。青葱四合莺留语，空翠连天雁远游。南望帝京佳气绕，五云飞护凤凰楼”。
乾隆十六年（1751年），立碑于元代都城遗址黄亭子，并在“蓟门烟树”碑后赋诗：“十里轻杨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丘。青帘贳酒于何少，黄土填入即渐稠。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
1953年，在学院路西侧土城的蓟门烟树碑进行过修复，1985年，建起雄伟壮观的围栏和碑台，修复后蓟门烟树碑又进行重新高高耸立；修造古朴典雅的楼、馆、廊、青砖灰瓦，别具风采，种植了花木草坪，再现“芳树重重拥蓟门，苍茫烟翠满郊原”的景色。
两派学者，各有依据，执蓟门烟树在金中都内圣安寺派，坚信金中都的蓟门离广安门不远，蓟门不会在元土城。另一派则认为蓟门烟树的位置，就在元土城上。蓟门位置究竟在何处？蓟门是否真的存在？答案交给未来。假如有一天，考古新发现蓟门遗址，才能够解开这一谜团。
还有一个观点，“蓟门”，并不是指具体的门，从明代“蓟门”之所指，已是“国门”的代名词了。正如社稷指代国家一样。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于隆庆二年（1568年）出任蓟镇总兵。此前，即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隆庆初，共17年间，蓟镇曾十易大将，局势却未有任何好转。而自戚继光任总兵之后，竟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他“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戚继光所拥有的军事才能和坚毅果敢、雷厉风行的作风、苦心经营，终于使“蓟门军容，遂为诸边之冠”。而且，“继之者踵其法，数十年得无事”。正因于此，也使国门得以安然无虞。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对燕京八景进行统一命名、立碑刻诗，燕京八景的官方版本，逐步确立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文化符号。如“金台夕照”源于战国黄金台典故，强化了都城招贤纳士的历史叙事一样，燕京八景的意义在于其多维度的文化叠合，既是帝王政治的视觉宣言，也是文人艺术的创新实验；既塑造了北京的地域认同，也构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典范体系。其影响力跨越千年，至今仍在古都历史文脉延续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