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盖新房

推开老宅斑驳的木门，朽木的气息裹挟着陈年旧事扑面而来。门框上母亲用红漆画的身高刻度早已褪色，最顶端那道歪歪扭扭的线，停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砖缝里还嵌着母亲的指纹，每次指尖抚过粗糙的墙面，总能触到时光深处传来的震颤，那是无数个日夜，她用粗糙的手掌托起全家的重量，在岁月里留下的印记。

母亲总说她的关节炎是被洗尿布水泡寒的症。七零年代的寒冬，结冰的井水刺得手指发木，她却要在月子里洗净堆叠如山的尿布。那些浸透皂角香的棉布在风中翻飞，像一群受伤的白鸟，而她的关节就在这样的劳作里，慢慢锈成了暗红色的铁锈。翻盖老宅时，她每日重复着起蹲的动作脱坯，脖颈永远僵成弓起的弧度，仿佛一尊凝固的雕塑。后来我常看见她无意识地摩挲后颈，像抚摸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每一下都让我的心揪得生疼。那些年，她的鬓角不知何时爬上了白发，像是砖墙上不经意间长出的白霜。

记忆里的母亲永远在月光下缝补。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银针在她指间穿梭如游鱼。四个孩子的衣裤鞋袜像等待哺喂的幼鸟，排满了土炕。她总把最厚实的棉花絮进我们的棉袄，自己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有时我半夜醒来，还能看见她的剪影映在窗户玻璃上，仿佛与夜色融为一体，唯有银针的反光偶尔闪过，像寒星坠入深潭。她的顶针磨得发亮，每穿过一层布料，都要在头发上蹭一蹭，这个习惯直到她头发花白时仍未改变。

分家那天的深夜场景，在我记忆里始终蒙着一层雾霭。爷爷家的八仙桌在土炕上摆得四平八稳，舅爷爷的烟袋锅子在炕沿敲出清脆的声响。我被父亲从睡梦中喊醒，现场把我拽到身边时，他掌心的汗洇湿了我的袖口。抓阄的纸片在瓷碗里打着旋，像一片飘落的秋叶。我是小孩，先让我抓，当我的手指触到那张写着"老宅"的纸条时，似乎命运的不公降临了。“这个写着“老宅”，那个不用看了”。后来回忆，另一个纸条始终没有打开。到了白天清晨，母亲得知后，她的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黯淡，随即又化作温柔的笑意。她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说："咱的手巧，老宅也能拾掇出个样儿来。"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怕自己的手气不好，才让年幼的我替他做这个艰难的决定。而母亲选择了沉默，就像她选择独自咽下生活的苦涩，把所有委屈都酿成了对子女的爱。

老宅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每到做饭时就开始簌簌落泪。热气一蒸，墙皮便扑簌簌往下掉，像一场无声的雪。有次母亲刚掀开锅盖，几块带着霉斑的墙皮"啪嗒"掉进粥里，她望着锅里漂浮的碎屑，怔了许久，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把整锅粥倒掉。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她转身时偷偷抹了下眼睛，又强笑着说："正好，咱重新熬锅稠的。"这样的场景重复了无数次，直到母亲终于下定决心："盖新房吧。"

盖房的日子里，母亲像陀螺般旋转在田地与工地之间。清晨的露水还挂在草叶上，她已扛着锄头出门；月亮爬上屋檐时，她还在和泥脱坯。父亲忙着进货跑生意，她便独自挑起所有重担。汗水浸透的衣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在肩头结出白花花的盐霜。她总说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可我分明看见她蹲在灶台前烧火时，要扶着膝盖才能站起来；看见她端着装满泥浆的瓦盆，手臂止不住地颤抖。新房的砖墙一寸寸长高，她的腰却渐渐弯成了月牙。到最后连镶窗户玻璃的钱都拿不出，她咬咬牙卖掉了辛苦攒下的黄豆，换来一块块透明的希望。卖粮那天，她盯着空荡荡的粮仓看了好久，转身时对我们说："等玻璃安上，屋里就亮堂能住了。"

新房落成那天，阳光透过玻璃洒进屋里，像流淌的蜜。风水先生说此处九世老宅，槐光五重，长仙庇佑。奶奶和母亲都曾说，在正午的阳光下，见过金蛇游走于梁间，鳞片闪烁如碎金。我总觉得，那蜿蜒的金蛇，或许就是母亲的化身——她用自己的脊梁撑起这个家，像守护神般默默守护着我们。记得搬进新房那晚，母亲坐在明亮闪光的窗户前，反复摩挲着窗框，眼里闪着泪光："终于不用再吃带墙皮的饭了。

多年后我才读懂父亲的抉择。作为长子，他背负着整个家族的重量。老人们日渐年迈，小弟等着新房成家，分家看似是无奈之举，实则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人开辟出一条生路。那些深埋心底的疑问，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化作理解与释然。

如今老宅早已翻新，但每次推开斑驳的木门，仿佛还能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那些浸透汗水的砖瓦，那些月光下的针脚，那些无声的牺牲与坚守，早已化作我生命的底色。母亲用她的一生，在瓦缝里种下月光，让我们在岁月的风雨中，始终能寻到温暖的归途。而父亲的抉择，也教会我们责任的重量—有些担当，是沉默的，却是撑起整个家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