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岁潸然蒹葭思

新岁潸然蒹葭思

张平江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陆游

腊月初八过了，春节的缤纷画卷已缓缓舒展出了那熟悉的年味。“过年了”母亲喃喃地自语永久驻足在我的思绪巢穴之中。

过年最难忘的是祭祖：过年祭祖是江南的传统习俗，年三十大早，母亲就在厨房忙碌起来，母亲负责把做好的菜肴放在堂屋的桌上，奶奶则负责祭祖时的香蜡摆设及祭祖的那些程序，我几姊妹见满桌的美食总会带着馋意围着桌子转，母亲则严厉地告诫我们：“这是供祖宗的饭菜，你们不许靠近桌子，不准碰桌上的菜”。然后她从腰包里摸出一叠零钱，给我几姊妹每人发了5分钱，吩咐道：“你们统统给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回来吃饭”。

我曾好奇地问过奶奶“怎么不见祖宗们坐？祭祖时为啥不能碰桌椅？”奶奶微微笑着回答我“你能看见祖宗们还了得，不让你们碰桌椅是对祖宗在天之灵的尊敬，不让你们碰桌上的饭菜是让祖宗们先吃”，“嗯”我带着半分疑惑、半分害怕，赶紧捏着5分纸币离得远远的。现在回想起来，祭祖习俗不该被议为封建迷信的旧俗，或许可列入江浙一带人们对祖先的敬仰或尊老的传统教育之列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春节期间，厂里的电影院每天都有儿童电影专场，不是“小兵张嘎”就“铁道游击队”一类的战斗片，看电影是我们那代孩子在过年时最开心的事，每当看到人民军队胜利的片段时，电影院内爆发出的欢呼声迄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当然看电影只是过年中的一个小插曲，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后面的吃年夜饭、领压岁钱、穿新衣、放鞭炮。那年代我的家境并不富裕，除夕夜，母亲给我几姊妹每人发二毛钱的压岁钱，当年的二毛钱在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在肚子饿时花一分钱就可买个热烘烘的烤红薯来充饥。

年初一大早，母亲把每个孩子的新衣、裤整整齐齐地置放在床边，等我们起床后各自换上。那年代从没听说电视机，更别谈看春晚一说，唯一的就是守岁后听外面震耳欲聋鞭炮的响声。天蒙蒙亮时，我总是起床抢着出门放头炮，那年月还没有礼花、烟火，一般燃放的都是成串的小红鞭和冲天而爆的“二踢脚”，年初一的大早，“嘭—啪”的二踢脚争先恐后地冲向天空震碎了清晨的宁静，这就老人们说的“头炮抢吉利”。

儿时的我们不会傻乎乎地把压岁钱拿去买小红鞭，而是听到哪里在燃放红鞭炮，就赶紧循声去捡人家燃放鞭炮时未燃的零散鞭炮，把它们装在大人丢弃的烟盒或火柴盒里，有时还要与邻里的小伙伴们比试谁捡的鞭炮多，谁放的鞭炮响，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噼里啪啦”鞭炮声和孩子们的嬉笑声，在一片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中，母亲则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用手拿捏着放鞭炮，小心炸了手”，回想起来母亲安全的提醒迄今仍暖在我的心里。

岁月如梭，到七八十年代，我与哥哥、姐姐随父亲从东海之滨来到了天府之国，加入了支援三线建设的队伍，一家八口分成了两地。每逢春节来临之际，母亲总是对着西南方翘首遥望，嘴里还念叨着：“死老头能否把他们带回来过个年啊”。那年代，全家人盼望的是能在春节时，合家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个年。

记得有年我带妻子、女儿回常州过年，母亲脸上堆满了笑容，高兴地逢邻居就说：“儿子、媳妇、孙女回来过年了”，她带着我妻子上街买菜，路上边走边向我妻子交代“今年的年夜饭，你按照四川的口味做几个菜，老头常说你弄的川菜好吃，让我们也尝尝”。很遗憾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我三姊妹自告别母亲离开家乡后，因工作或小家原因，再也未能满足母亲所盼的能齐聚在她身边过个合家欢的春节。

转眼50余年过去了，父母也相继离开了我们。每逢新春佳节，真如老舍在他的散文《我的母亲》里随情而发的：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老舍对母亲的舐犊之情可谓是牢得解不开的深情之结，这个结也紧锁着我的心。是啊，每逢过年时，母亲蒸年糕、团子的清香总在我脑海里漂浮不息，年夜饭桌上母亲做的香碗、八宝饭、烧白、糖醋排骨、红烧肉、因我从小就不吃河鱼，母亲特为我烧的黄鱼那股馥郁香味，都会引起我情不由己对母亲思念的牵动。

有时我会想：母亲能活到现在这如歌的岁月多好，过年不再是母亲为我们准备大快朵颐、喜笑颜开穿新衣的情景了，而是我们为父母买新衣、送祝福，准备可口的年夜饭了。我常梦幻般地想象着：父母端坐在客厅四代同堂看春晚、看着重孙放礼花、陪着全家一起逛庙会，游灯会那有多好。尤其像我这样远离故乡，在父母暮年之际而鞭长莫及未能照顾她们，心里总有股隐隐作痛的懊恼，然而岁月总是在无情中胜有情的。在当今盛世的新时代里，一样的过年，不一样的气氛中显示的是不一样的年味，今天的年味不再是吃好、喝好、玩好，而是满载着祖国昌盛、人民生活美好，家庭和谐圆满的年味，在这样一种年味里，相信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如同在我们身边那么开心，那么笑意满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