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情缘

2014年午收季节，我利用星期天回老家帮父母收麦子。在屋里斑驳的墙上挂着一把算盘，那把算盘已经跟随了父亲近四十年，算盘上一点灰尘都没有，算盘珠子依然油光发亮，可以看出，父亲经常拨打算盘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生产队会计是个重要岗位，是全队的“内当家”，工作涉及生产队集体和全队社员的切身利益。由于父亲待人热情、脾气随和，办事坚持原则、客观公正、不徇私情，又具有初中文化水平，所以，生产队全体社员将父亲推举到生产队会计这个岗位。

担任生产队会计，不仅工作任务不轻，不是脱产的，而且除了参加大队的一些会议活动、处理会计业务外，几乎每天都和社员一起劳动。父亲每天下午收工前一个多小时，要到各个劳动场地给社员逐个点评工分，父亲点评的工分，没有一个社员有意见的。父亲的责任意识非常强，会计业务很熟悉，运算技能很熟练，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地响。

那时，当生产队会计很辛苦，事情多，任务重，不分白天黑夜一天忙到晚，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搞计划、定制度、制报表、算分配，全由会计来做，白天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晚上还要不计报酬地记账算账。

下雨的时候，同一村庄的几个生产队会计就聚在一起交流会计工作经验，探讨简便易行的记工分方法，互相审核会计业务，开展加减乘除法、地亩计算法等珠算比赛，看谁算得快、算得准。比赛时，清脆悦耳的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就像一曲曲动听的乐曲，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那时父亲已年过三十，身材高大，面容清瘦，颧骨略高，皮肤被岁月打磨得有些粗糙，泛着淡淡的黄褐色，像是被阳光晒久了的旧纸张。他的眼神锐利，透着一种精明的光芒。鼻梁挺直，嘴唇薄而紧抿，仿佛总是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什么。他的头发有时会梳得整整齐齐，额前的几缕发丝偶尔会随着他低头翻阅账本的动作轻轻晃动。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衣领和袖口都磨得有些毛边，但依然干净整洁。胸前的口袋里总是别着一支钢笔，笔帽上的金属光泽已经暗淡，却依然被他视若珍宝。他的手指修长，关节粗大，指尖因常年拨弄算盘而磨出了一层薄茧。每当他低头工作时，因板凳略高，总是微微弓着背，手里握着一支笔，在账本上飞快地写着数字，时不时停下来，用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上一阵，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仿佛在跟数字进行一场无声的较量。

他的工作台是一张老旧的木桌，桌面上放着一把油光发亮的算盘，堆满了账本、票据。账本的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字。空闲时，他总是坐在桌前记账算账，一坐就是大半天，偶尔抬起头来，眼神专注而坚定。尽管生产队的账目繁琐复杂，但他从未出过差错，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数字早已刻在他的骨子里。

他的身影总是安静而沉稳，像是一棵扎根在土地里的大树，默默守护着那片土地的每一分收获与支出。

有一天，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坐在那嘎吱作响的木凳上，手指轻轻摩挲着账本的边缘。对面，生产队难缠户老常满脸堆笑，将一个厚实的牛皮纸袋子悄悄推到父亲面前，低声说：“路会计，这点小意思，我家那工分……您看能不能多记点。”

那个年代，工分多，就能多分粮食，一家老小就能避免饿肚子。父亲的手不自觉地抬了一下，像是要抓住那牛皮纸袋子，可就在触碰到的瞬间，又触电般缩了回去。父亲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孩子的学费还没有凑齐，这钱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可要是收了，自己的良心何安，又如何对得起社员们的信任？犹豫片刻，父亲猛地抬起头，把牛皮纸袋子推了回去。“老常，这使不得，工分都是按规矩来记的，我不能坏了规矩。”

我中师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但由于从小深受当生产队会计的父亲的影响，我毅然改行加入到财政会计的行列。父亲十分高兴，说家里又多了一个打算盘的，他后继有人了。他经常告诫我，作为一名会计要心中有数，不能偷懒、贪图省事，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他提出当好会计要做到四个“千万不能”。一是千万不能懒惰。工作不能拖拉，要及时做好每一笔账，否则，等到月末年末，账对不上了，那就麻烦了。二是千万不能公私不分。公家的钱要和自己的钱分开，不能混，一混就说不清了，公家的钱哪怕是一分也不要动用。三是千万不能将财务制度抛到脑后。要做到“当面银子，对面钱”，谁借钱、拿东西都得打字条，那样做不会出现差错，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四是千万不能把算盘丢掉。使用算盘，除了运算方便以外，还能锻炼人的思维能力、磨练人的意志。

从事会计工作以来，按照父亲的嘱咐，即使后来用电脑做账，我也一直在用算盘累计票据金额，尽量不使用计算器。每次噼里啪啦地拨打着算盘时，心里就会迸发出工作激情。会计春秋二十多载，算盘情缘终不改。每次用过算盘以后，我都小心地把算盘挂在办公桌旁边的墙上，以便时刻鞭策和警醒自己要继承和发扬好老一辈传承下来的会计文化、珠算文化、廉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