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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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家屋后，是山，山上长着高高的马尾松和白桦，树林里是密不透风的灌木丛。我家后门一开，山就迎面扑来，松鼠灵巧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出了后门右拐，沿着山脚走个十来米，有一堆谷草。掀开谷草，可以看见一块半人高的石板嵌在山脚。那块石板，是我爸在山上找了好几里地才找到的。掀开石板，有个洞，洞口不大，我爸猫着身子才能钻进去，里面却很宽，能放一张一米五的床。这个洞，是我爸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挖成的，用来储存土豆、红薯，里面冬暖夏凉，红薯或者土豆放进去，可以放上几年都不会坏。
如果我不说，你到我家后门，只会看到一堆谷草。就算掀开谷草，你也只会看见一块长在山里的石板，压根儿不会想到石板后面会有个洞。
我就出生在这个洞里。
二
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村负责计划生育的老赵，很凶。他小眼睛，颧骨很高，鹰钩鼻，大嘴巴，八字须，笑起来，两片暗紫色的厚唇向耳后翻卷，露出参差不齐的烟黄色牙齿，眼睛眯成一条缝，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但他是看起来凶，实际上脾气很好。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常常开玩笑说，他这一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是靠长相吓人。
背地里，我们叫他老赵。当着他的面，还是叫他老赵。全村的人，大人小孩，都叫他老赵。我们要是对其他长辈直呼其名，我妈就会说我们没大没小。我们叫他老赵，我妈就装作没听见。
我妈说，为了生我，她差点把命都送了。我出生那天，她在我家屋后那个用来储存红薯的洞里痛了十七八个小时，从夜里一直痛到天明，再一直痛到中午。汗水把床单都湿透了。我妈嘴里咬着一块毛巾，忍着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李家奶奶来接的生。李家奶奶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接生婆，我们村的孩子，至少有一半是她接的生。我大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她接的生。李家奶奶口风紧，信得过。我出不来，李家奶奶束手无策，猫着身子从洞里爬出来，对在偏厦里等得心急火燎的我爸说：
赶紧送医院吧，大人要紧。
我爸犹豫了一阵子，然后摇摇头。李家奶奶叹了口气，又钻进洞里。
这是我妈说的。
我是夜里十一点出生的。我妈说，我出生时比一只猫仔大不了多少，哭声还没一只猫仔的声音大，大家都以为我活不成。
但我活下来了。
三
我大姐比我大十五岁，差不多是两代人，话说不到一块。据说她五岁的时候，我爸把她许给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儿子，两家约好，等我大姐满二十岁，就给他们把喜酒办了。但这只是父辈们的一厢情愿，我大姐后来嫁给了别人，小时候的那一桩事，自然就不再提起。
我大哥比我大十岁。在他眼里，我也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乡上上小学，跟一群男孩子成天搅合在一起，逃学、抽烟、打牌、打架。
我二哥只比我大四岁。我出生的时候，是夏末秋初，暑气尚未退尽，“秋老虎”正盛，我二哥光着屁股在门口的院坝里玩水，我舅妈坐在屋檐下看着，既是看着他，也是防着老赵来家。
这是我妈说的。
我和我二哥算是同龄人，能勉强玩到一起，所以我跟我二哥算是最亲的。每次我妈带他去我舅舅家看我，他都会把稀泥抹在我脸上，惹得表姐表弟们哄堂大笑，说我是一只老虎。我去屋里照镜子，看到我额头上大大的“王”字和长在两腮的“虎须”，也笑了。我妈就骂我二哥疯子，叫他打水给我洗脸。
我大姐出生后，落户在我一个姨家。据说一直到六岁，她才知道她一直喊的爸爸妈妈是姨爹和姨妈。但她一直到十二岁，回到我爸妈身边时才改的口。此后，她每年都要去我姨妈家住个十天半月。她觉得那才是她真正的家。据说，我大姐回来后，我姨妈好久都没睡着觉。上前年我姨妈去世，我大姐悲痛欲绝，在灵堂上几乎哭晕过去。人们都说，我姨妈没有白抚养她一场。
我大哥出生后，我爸去镇上给他办了户口。后来，老赵就盯上我家了。他总是隔三差五来我家，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领着镇上的干部。他们要把我妈抓到镇上做结扎手术。每次我妈都躲过了。有个风吹草动，我妈就从后门出去，掀开谷草，我爸把石板挪开，让我妈钻进洞里。我爸再把石板关上，把谷草盖上，见老赵走进院子，他装作难过地说，他也想知道我妈在哪里，老大出生后，丢下儿子就走了，他一个人，带不了，就请我大姨带。老赵不信，还是隔三差五来，但始终都没看见过我妈。有一次，我爸留老赵喝酒，两个人喝了三瓶白酒，我爸一边喝一边说：“我就知道她会走，这日子，也是穷得没法过下去了。”老赵问：“知道她去了哪里了吗？”我爸说：“不晓得，听说去了江苏。”老赵问：“没去找过？”我爸一口干掉半瓶酒，说：“哪里找？找回来有啥用？她居心要走，就不会让我找到。”说完，我爸差点哭出来。老赵拍拍我爸肩膀，沉重地叹了口气。
这是我妈说的。
我妈说，为了我，她吃了很多苦，她门不能出，成天躲在我家屋后边的偏厦里，大黄一叫，就赶紧钻进洞里，大气都不敢出。很多次，她都想把我打掉算了。
我说，当初你要是真把我打掉，那就真是积德了。我妈骂我没良心。
我一出生，我爸就把我交给我舅妈抱走了。我舅妈已经等了一天——她前一天就过来的，她坐在我家屋檐下，看我哥光着屁股在院坝里玩水，也是放风。老赵的鼻子比狗鼻子还灵，得防着他过来。
我舅妈把我抱走后，我妈就从洞里出来，在偏厦里坐月子。老赵已经好久没来了，他知道我妈离家出走了。我妈坐完月子，有一天，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把攒了好久的脏衣服洗了，晾在拴在两棵苦李树之间的一条绳子上。这时老赵来我家，他听说我妈从江苏回来了，过来看看。
我妈去镇上做了结扎手术，我爸陪着，老赵找的车。我爸很高兴，一路上跟老赵说这说那，老赵有一句没一句应着。他不相信我妈真的离家出走，但不相信也没办法。后来老赵知道了我放在我舅舅家养，但他装作不知道。他暗示我爸，事已至此，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的存在，如果被县里知道，可能要罚好几万块钱。其实我爸知道，老赵担心的是他自己，如果县里知道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我，他就会因为抓计划生育工作不力而被批评，可能还会影响他的升迁。
那时候，老赵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没结婚。
所以，我爸就一直不敢给我上户口。如果真被罚几万块，他确实拿不出来。
后来，老赵到另一个镇做副镇长去了。
后来听说，老赵一直都没有结婚。他四十一岁的时候，才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儿子。前几年从镇上退休后，搬到贵阳住去了。他从孤儿院领养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贵阳工作。
我爸妈每周去舅舅家看我一次。没外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叫爸爸妈妈，有人的时候，我就不叫。这是舅舅和舅妈教我的。
但我不怎么叫他们爸爸妈妈。
他们去看我，就会给我带好吃的，有时候是饼干，有时候是花生糖，有时候是巧克力。我怯生生地接过来，塞进嘴里，不说话。他们看着我把饼干或者花生糖或者巧克力塞进嘴里，就摸摸我的头，叫我喊爸爸妈妈。我不叫，脖子一缩，躲开了。他们忧伤地看着我。
但我偶尔也会叫一下，这时我妈就高兴得把我搂在怀里。我憋不过气来，赶紧挣脱，跑到院子里玩去了。
我不大说话，我不喜欢说话。就算跟表姐表弟，我也不喜欢说话，沉闷得令人沮丧。不了解我的，还以为我是个哑巴呢。我妈每次去我舅舅家看我，都会说我是“裤子包的”。
我们那儿，说谁“不出众”、内向，就说是用裤子包的。
但我心里有好多话，我不跟人说，我自己对自己说。舅妈常常听见我一个人在后院里嘀咕，问我跟谁说话，我说我没有说，是舅妈听错了。害得我我舅妈疑神疑鬼的，总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舅舅家后面是外婆家，五十米的距离，外婆在院子里说话我们都能听见。外婆家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拐枣树，连舅舅也爬不上去。拐枣成熟的季节，舅舅把一把镰刀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伸上去割拐枣。我跟表姐表弟们在树下仰着头，紧张地盯着。拐枣掉下来，我们就一窝蜂地去抢。外婆在屋檐下喊，别抢别抢，谁都有。
我常常坐在拐枣树下，抬头望着树上漏下来的星星点点的天空。
我在舅舅家慢慢长大。
四
我上了小学。学校不远，两三里路。我跟表姐一起走。上学的路缠在半山腰。路是山的一条腰带。我们沿着山路走，我们不说话，我一路想着爸爸妈妈，想着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接我回家。我不想上学，我想回家。
我跟舅妈说我不想上学。我舅妈盯着我说：“你不想上学，你就不要住我家，回你家去。”
我说：“我不想上学，我想回家。”
我舅妈叹口气，说：“你舅妈，还有你妈，都没有机会上学，一辈子睁眼瞎，吃了很多亏，你不上学，将来有你后悔。”
我舅妈说的话，我也听我妈说过。但我真的不想上学，我想回家。
我好久好久都没见过我大哥了，我大哥已经在县城上高中了，我妈每次来舅舅家，都会说我大哥不听话，顶嘴，学习也不好，数学常常不及格。有一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老师把我爸都叫过去了。这些话，从我大哥在镇上上初中的时候就说起，一直说到他在县城上高中。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忧心忡忡地对我舅妈说，我大哥早恋，跟一个镇上的女孩子。
这些都是新鲜事，比外婆讲的故事还令人着迷。
我就是从我妈每次来看我时她喋喋不休的唠叨中了解我大哥的。我妈也说我哥。我说的“哥”，一般是指我二哥。说我哥胆小，像个女孩子。不过我哥很乖，每天放学回来就去放牛。我也很久很久没见过我哥了。
我大姐呢，她一直住在我姨妈，直到上完小学。
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学在镇上，我大姐要到镇上上初中了，我姨妈家那里太偏，距离镇上少说也有三十里，而且交通不便，翻山越岭，要走半天，我妈才不得不把她喊回了家。我家距离镇上，只有不到五公里。我大姐的户口在我姨妈家，她是把我姨爹姨妈当成亲生父母的。有几次，我妈骂她没良心。她说：“我一出生就被送人，谁没良心？”噎得我妈说不出话来。
我大姐读完高中就没读了。没考上大学。高二就跟一个同班同学谈恋爱，我爸妈都管不住她，我妈骂过她几次，她跟我妈吵，说她要去那个男生家住，再也不回来了，看谁能把她怎么样。我妈当然不能把她怎么样，吵也吵不过她，更怕她真去那个男生家，把生米做成熟饭，叹息几声，只好由她去了。
高中毕业，那男生考上了成都的一个大学。刚开始我大姐也为他高兴，把私房钱都给那男生去上学了。我妈骂她傻，人家都上了大学，大学里那么多漂亮女孩，你跟她什么结局，还用说吗？我大姐真是傻得可以，说那男生可不是那样的人，他对她是真心的。
说归说，那男生去成都上学以后，我大姐就开始焦虑，每天要打好几次电话，每天做什么，吃什么，跟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一五一十，都要向她汇报。刚开始，两个人卿卿我我，电话粥一煲，就一两个小时，后来那男生也烦了，经常不接电话，说在上课，她便要那男生拍视频给她看，那男生也拍了，后来就天天都要看视频，有一天她发现那男生发来的视频，跟前几天的一样，她就知道那男生敷衍她，打电话哭闹，那男生细心地给她解释，她不听，那男生就把电话挂了，她第二天就赶去成都，一个星期才回来。回来后，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两个人依旧是天天煲电话粥，连我妈听了都觉得肉麻。
寒假，那男生说他不回来过年，要勤工俭学。过完年，新学期开始了，我大姐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那男生其实寒假回来了，避着我大姐，是觉得我大姐烦。这可不得了，我大姐去了一趟成都，两天就回来了，回来后就再没给那男生打过电话。然后，没多久，我大姐就结婚了，跟她另一个高中同学。但他们结婚五年多都没有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我大姐的问题，两人跌跌撞撞的过了几年，就离了婚。我大姐现在四十多了，一个人过。
我大哥也是读到高三，没考上大学。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他自己从网上找了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成他的名字打印出来给我爸看。我爸不懂，一连好几天高兴得睡不着觉，在村里走起路来腰板挺得很直，逢人就说我大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又给我大哥办谢师宴，摆了三十多桌，但凡说得上话的亲戚，我爸都请了。我们村子小，乡亲们大大小小的几乎都来了，我爸端起酒杯，每个人都敬，连五岁的孩子他都敬，最后醉得人事不省。那是我爸最高兴的一次。我爸东拼西借，筹了两万块钱给我哥做学费。还要亲自送我大哥到北京。我大哥拒绝了，说都上大学的人了，他要自己走，他要成长。我大哥带上我爸给他的银行卡，拖着一个大行李箱，到县城跟同学租了间房，天天跟同学玩。
有一天我们村有人对我爸说，他在县城看到我大哥了，我大哥跟几个染着黄发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县城呼啸而过。我爸不相信，说我大哥在北京上学呢，认错人了。邻居说，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不要被他骗了。我爸有些生气，还以为是邻居嫉妒呢。但过后我爸冷静下来，还是有些不放心，邻居的话，像一颗石子扔在他的心里。他把我大哥从小到大的光辉事迹仔细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星期天，他去一个亲戚家，给我大哥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我大哥谎说刚上完课呢，坐公交车出去转一下。我爸心里一沉，今天星期天，也上课？电话那头，我大哥似乎愣了一下，随即说：老爸，这是大学，哪里来的星期天？星期天也要上课的。我爸松了一口气，邻居要么是嫉妒，要么就是看错了。我爸还是不放心，就问班主任老师电话。我大哥知道我爸怀疑他了，就说班主任老师现在忙着呢。我爸又说，他等他不忙了再打。这时我爸听见公交车报站，我大哥的事就这样穿帮了。我爸差点被气死，在家不吃不喝躺了一个多星期。我大哥不敢回家，跟同学直接到广东打工去了。
那时候我爸妈已经离婚几年了。我和我哥跟着我妈，住在龙岗中心城的紫薇花园。我妈听说我大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还给他转去了五千块钱。后来说起这事，我妈就顿足捶胸，骂我大哥：这个天收的！
我大哥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过年也没有回。听说在佛山打工，但联系不上，我妈打他手机号是空号。我爸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我大哥在佛山打工，惹了事，伤了人，关着呢。我爸听了，恨恨地骂道：老子管不了这个天收的，交给国家去管，最好拉去枪毙了！
五
现在，我要好好说说我一次未遂的离家出走。也正是那次离家出走，我才真正明白，户口、身份证，于我是多么重要。所以，我得好好说说。
那时，我爸妈正在闹离婚，家里紧张得像是放了定时炸弹。
那天是星期五，我跟慧英约好了，十点钟在县城汽车站大门口见面。如果十点钟我还没有到，慧英就先走了。慧英说，我们先到贵阳，再坐火车去广州。我没有去过县城，也没有去过贵阳，更不用说广州了。慧英有一个堂姐在广州，在一家毛巾厂打工好几年了，每个月往家里寄一次钱，每次都是好几张崭新的百元大钞。有一次慧英的堂姐打电话来，慧英刚好在她叔家，就接了电话跟她堂姐聊了几句，问她堂姐厂里还招不招人。她堂姐说招。于是，慧英决定投奔她堂姐去。我是和慧英在一次闲聊中听她说的，当时我的心里就闪了一下，就像黑夜里突然划了一根火柴。我也想去。当时慧英还犹豫了一下，后来经不住我的再三央求，就答应了我，带我一起走。
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整个晚上都没睡着。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过去与未来的人生想了无数遍。如果我是个男孩子，或许我爸妈会给我上户口，给我办身份证。我躺在床上，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吠，听见大黄在院子里懒洋洋地回应了两声，然后是由远及近的一遍又一遍的鸡鸣。天蒙蒙亮了，我看到窗外渐渐发白，就爬起来，轻轻推开窗，看到窗外一团白雾。我仔细听着四周的动静。还好，除了后山传来的几声鸟鸣，没有其他动静。这时候，慧英是不是已经往县城赶了？我想。我穿上那件过年才穿的衣服，从床头拎起头天晚上准备好的一个帆布包，轻手轻脚开门出去。见我开门出来，大黄从院墙脚的窝里跑出来，冲着我摇尾巴。我摸了摸大黄的头，走出院子，朝浓雾中奔去，浓雾迎面泼在我的脸上，使我一阵清凉。大黄狗不声不响地跟在我的身后，跑出一里地，就到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边。我停下来，拍了拍大黄狗的脑袋，赶它回去。大黄蹲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我走进浓雾。这一去，我将不再回来。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家消失在浓雾中，大黄仍然蹲在那里像一尊塑像。当我再次回头的时候，大黄已经看不见了，我心里一阵空荡荡的难过。这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大黄的两声叫声。
浓雾像从天上扣下来的一口锅，将我死死扣住，密不透风。
我沿着通往县城的公路走，赶到县城的时候，阳光已经驱散了白雾，我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一时间茫然无措。我没想到县城是这个样子，在这之前，我是按照乡镇的样子来想象县城的。但我越接近县城，就越觉出县城与我去过的那个小镇的不同来。当我沿着公路上了一个坡，站在坡顶将县城尽收眼底的时候，我一时手足无措。
说真的，我感到害怕。
我忐忑不安地走在县城宽阔的马路上，感觉县城像一片巨大的森林淹没了我，使我喘不过气来。一座座的高楼升到天上，我感到有些眩晕。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更不知道汽车站在哪里。这时，一辆黄包车在我身旁停下来，问我去哪里。我怯生生地说去汽车站。黄包车司机说上来吧。我犹豫了一下，上了黄包车。黄包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拐了好几个弯，我坐在黄包车里，一路看着县城的景致，一辆辆的汽车从黄包车旁疾驰而过，路边的商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我没有见过的商品。很多服装店，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新款式。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过了一座桥，桥下的河面好宽，宽到黄包车开了好半天才过完桥。过完桥，黄包车突然停下来，师傅说到了。我从车上下来，见前面有一个大门，有大巴车正从里面出来，心想这就是汽车站了。我转身对黄包车师傅说，谢谢，真是太谢谢了。我拎着包正准备朝车站走去，黄包车师傅说：“姑娘，钱还没给呢。”我一下子就蒙了，我没想到还要钱。
我红着脸问多少钱。
黄包车师傅说五块。
我从帆布包里掏出十块钱递给黄包车师傅，黄包车师傅找了我五块钱就开走了。这段路花了五块钱我很心疼，我一共只有五十块钱，是这些年逢年过节攒下来的。
我在汽车站门口四处张望，并没有看到慧英。我以为慧英已经走了，心里焦急，就拦住一名拖着行李箱准备进站的大叔问几点钟了。大叔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对我说，八点半。我松了一口气，还早，慧英准是还没有到。
过了十点，慧英还没有出现。我急得都要哭了。我四处张望，寻找慧英可能出现的地方。也许，慧英后悔带上我，搭乘最早一班车走了。最早一班到贵阳的车，是早上八点，也许我赶到的时候，慧英就已经走了，我心里暗骂慧英。又想，也许慧英是被什么事拖住了，走不了了。或者，慧英是病了吗？我开始胡思乱想。
慧英是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我盯着汽车站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群，心里焦急着。这时候，慧英出现了。慧英头上全是汗水，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还好赶得及。”这是慧英出现后说的第一句话。我忘记了埋怨她，这么久都不来。慧英拉着我赶到售票窗口，售票员说：“身份证。”慧英从包里找出身份证递进窗口，然后看着我。我一下子慌了，我不知道去广州还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我从来没有过身份证，我连户口都没有。
是我爸赶到县城接我回去的。慧英用车站门口的公用电话给她叔打了电话，她叔到我家告诉了我爸。
我以为我爸会揍我一顿，但他没有。他在汽车站的候车大厅找到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带着我往外面走。我心里忐忑着，不知道接下来他会怎么收拾我。但他没有收拾我。回去的路上，我听见他直叹气。快到家的时候，他说，他会找人给我办个身份证，等办好了，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次未遂的离家出走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大的剧场，每个人都凭票入场。那张小小的身份证，就是这个世界的入场门票。
我没有票。
你不会明白这种感受。这么说吧，就像你没有得到许可，就闯进别人的家里。
就在我离家出走的那天，我爸妈正式离婚。我和我哥跟着我妈，在镇上租房住了一年后，我妈带着我们来到了深圳。
六
我和我哥都是在建文中学读的初中和高中。建文中学是个民办学校，公办学校我们进不去。民办学校学费高，我妈找我爸要钱，把我和我哥送进了这个学校。但我上到高三就没上了，我哥是回老家参加的高考。我没户口，没身份证。高考要户口，要身份证，我都没有。
我哥考上了河北的一所普通大学。我爸听说了，起初还以为又像我大哥一样是骗他的。我哥把录取通知书拍过去给他看。我爸看也白看，他辨不出真假。他又叫我大姐看，我大姐也没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请同学上网查了，说是真的，他这才给我哥汇了五千块钱。那时候，我爸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女方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儿过来的。听说那五千块钱是我爸偷偷转过来的，再三叮嘱我二哥，千万不要说出去。
在海关大厦认识你的那年，我刚刚走出校门。而我同学，正在忙于高考复习。我提前一个多月就离校了，课已经上完，每个星期一次模拟考试，然后老师就讲模拟试卷，讲一些高考常考的重难点题型。我参加过两次模拟考试，成绩还行，自我感觉考上个本科没问题，但这越发使我难过，考得好又有啥用呢？后来就没参加了。老师讲试卷，我就看书，看小说，看完了张爱玲的《半生缘》，把历届获评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都看了，同学们都看不下去了，就连从不跟我说话的一个女同学也来语重心长地劝我，马上就要高考了，三年都坚持下来了，把最后这个把月坚持下来，上了大学，整个图书馆都是你的。我几乎想骂脏话，老娘爱咋的咋的，谁也管不着。想了想没骂，人家也是一片好心。算了，我出来吧，不打扰别人复习，就算平时玩得最好的几个同学，也没空理我，待在学校里只能让我难过，空荡荡地难过。
我走出校门，一片茫然，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能干什么。我不想住在家里，每天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没想过要去哪里，路过十字路口，哪边是绿灯就走哪边，天黑了也不想回家。这个城市好大，到处都是高高的楼房，我想象着站在高高的楼顶，看着楼下的我，像一只蚂蚁在路上漫无目的的爬着。
那时候我妈欠了好多钱，经常有人在半夜三更踢门，砰砰砰的声音如一场噩梦把我惊醒，我听见我妈在客厅里低声下气地哀求对方再宽限几天。第二天我妈就给我爸打电话，说我出事了，在医院躺着，要花好多好多钱，我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不能不管。我妈边说，边朝我使眼色。我装作没看见。
有一次，一个又胖又矮的男人气势汹汹地敲开我家门，一进来就坐到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没说一句话，眼睛挑衅地在我家客厅扫来扫去。我妈赶紧递烟，赶紧沏茶，小心翼翼地在一旁伺候着。那个又胖又矮的男人，喝了一杯茶，点燃了烟，吐出一口烟圈，才盛气凌人地看着我妈，我妈只能装可怜：“哥，请您再宽限几天，我大儿子刚出车祸，我前夫那里钱不够，我把几千块钱都转过去了，等这个月底，我就还您。”那个又胖又矮的男人盯着我妈，说：“上个月你就这么说的，上次你说是你小儿子吧？敷衍得一点都不认真。”我妈就哭，好不容易挤出两滴眼泪挂在眼角。那个又胖又矮的男人才不管她哭不哭呢，说要真没钱还的话……他看向我，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看得我心里发毛，他又看向我妈，说：“你女儿满十八了吧？不行的话，我把她带走，陪我一个月，到时候我亲自把她送回来。”我妈看向我，我竟然看到我妈的眼里闪过一道光。我恶狠狠地瞪着她，然后开门出去了，我关门的声音好响，门都要砸坏了。
还有一次，有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来我家，我妈把我支开，跟他们聊了好久。我在小区转了好半天，天擦黑时才回家，我妈就犹豫着跟我说：“你也不小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怀上你大哥了。”我说：“要不是我没户口，我现在还是学生。”我妈说：“这不就是没有户口么？真后悔当初没有给你上个户口，大不了交几万块的罚款。”然后又叹气：“那时候真是太穷了。”我说：“知道穷，还生那么多，就不该把我生出来。”我妈愁眉苦脸，好一阵子，才吞吞吐吐地把事情说了，有个男的，才四十五，在公园大地有房子，离异的，有一个女孩，跟着女方，如果我嫁过去，吃穿不愁不说，他还能帮我入户，白天来的那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就是因为这事来的。我立马火了，我说我不嫁，我宁愿死。我妈也火了，指着我的额头说：
“好，你去死，跳楼也好，喝药也好，我不拦你，就当我没有把你生下来。”
这就是我的亲妈！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欠了公园大地那个男的十多万块钱，如果我嫁给他，我妈欠的钱就可以不还了，就当成是他给我妈的彩礼钱。
我不知道我妈欠了多少钱，不知道她为啥欠了那么多钱。我问她，她说：“还不是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
我已经低眉顺眼了，可生活还是时时朝我露出它的青面獠牙。我失望，绝望，看不到一点光。我想自己租个房，不要身份证就能租到的那种，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我自己去了很多城中村，白灰围、爱联、南联我都去看过，我在城中村到处乱逛，看到墙上贴的招租电话我就打过去，看了几家，人家一听我连身份证都没有，都以为我来路不明，不敢租给我。我又去找中介，链家、中原、乐有家都去找过，都说帮我留意，有的话就给我打电话。但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他们的电话。我哭了好几次，但哭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我本不该来。
我突然好想以前住在我家的燕子们。好想。
我爸妈离婚之前，我老家屋檐下有三只燕子窝，我亲眼看着燕子们衔泥筑成的。燕子们花了整整三年。我妈每次出门，都要装小半碗大米放在屋檐下，她担心燕子们找不到吃的。但燕子们从来没有吃过碗里的大米，倒是便宜了满地的麻雀。每天晚上，我妈要看一眼燕子回来没有，如果燕子没有回来，她就睡不着觉。每次有人来我家，都会仰着头看燕子们飞进飞出，眼里满是羡慕。
我也好羡慕燕子们。
我爸妈离婚的第二天，燕子就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三只燕子窝空了好几年，上面挂着蛛网。有一年我回老家催我爸给我办户口，看见燕子窝已经被我爸清理掉了。
我好想它们。
七
我想，我必须得弄一个户口，一个身份证，才能在阳光底下行走。我去找我爸，我坐了好久好久的长途车，晕车吐得我死去活来，车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掩饰不住的鄙夷和嫌弃。我没身份证，坐不了火车，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所有必须用到身份证的交通工具，我都不能乘坐。是我妈教我的，在长途汽车经过的路口招手，如果车上还有位，车就会停下来，不用身份证就能上车。从深圳到遵义，要坐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大巴，经过令人困倦的白天，又经过漫长的黑夜，比唐僧西天取经都还要远，回到老家像生了场大病。我去找我爸，叫他给我办户口，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他以前说的，他会找人给我办个身份证，等办好了，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爸也没办法，我哭也没有用，我一哭他就垂下头叹气。后来他就躲着我，躲不过的时候就敷衍我，说已经找了镇上的谁谁谁，但我知道他没找，镇上他谁也不认识。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谨小慎微，老实巴交的，别人放个屁都能吓他一跳，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爸老得很快，脸上长满了老人斑，头发花白。背也驼了。我有些于心不忍。一个老农民，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要是有办法可想就不会等到现在。
但我也控制不住恨他。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个数吗？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是他，为什么要让我承担他违法的后果？我心里的委屈愤懑没人知道。你不知道，上次在微信上和你说这事，我一边打字一边哭。
在我爸家，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看得出来，他也浑身不自在，他想关心我，但看了看我叫做阿姨的那个女人，他又垂下头，默然无语。我爸要在我和那个女人之间周旋。我大哥出门打工去了，除了我爸，其他人都是陌生人，我叫那个女人阿姨，她鼻子里哼一声，算是应我。她带来的那个小女孩，上小学三年级。她的辫子留得老长，都快到腰了，说是要满十二岁才能剪掉。她把零食全都藏起来，然后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得我浑身不舒服，没人的时候，我就瞪她，她就赶紧躲，躲远了，又转过身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都要崩溃了。
我再一次经过唐僧西天取经般的劫难回到了深圳。
我已经在深圳生活十年了。但对我来说，这个城市不属于我。这是别人的城市。我去不了任何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当然，没有一处属于我，我只是一个多余的人。
在这个城市，我像一个孤魂野鬼。春天，木棉花开得像一个个大大的棉花糖，我在城市里游荡，阳光照不到我身上。三角梅把城市装扮得一片粉红的时候，我在城市里游荡，阳光照不到我的身上。深圳的冬天无雪，温暖如春，我还在城市里游荡，阳光照不到我的身上。
我就是这样一个孤魂野鬼。
找我妈要钱的人，仍然隔三差五地来踢我家的门。半夜里，一拨一拨的人将我家的门拍得地动山摇，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妈后来不敢开门了，也不敢开灯，她躲在门后，从猫眼里看到楼道里站着的人来势汹汹，手里握着木棍。我躲在被子里，吓得大气都不出，心脏狂乱跳着。有一次，对门的大爷从门缝里伸出半个头，偷偷问我：“姑娘，你家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问过我妈，怎么会欠别人那么多钱？我妈还是用老话回我：“还不是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借了高利贷，投资一个什么大健康的项目。其实是传销。此前一段时间，我妈特别兴奋，说我们家很快就要有钱了，有很多很多的钱。等有了钱，就换一个大房子，很快了。那段时间我妈很忙，电话不断，张口闭口都是王总李总的，到处跑，大鹏，坪山，龙华，宝安，惠州东莞也去了。但我妈没有等来钱，反而越陷越深。
我和我妈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我一定要自己出去住。我给我哥打电话，请他用他的身份证帮我租一个房，能住就行。我哥没有同意。我又去找我大姐，我说我找了个餐厅打工，离家有点远，需要自己租房，请她用她身份证给我租个房。她答应了，在南联的一个城中村给我租了一间房，八楼，十五个平方的样子，一张一米二的铁床就占了大半个房间，一张小书桌摆着一台五十英寸的电视机。没有阳台，窗户也很小，狭小的厨房紧挨着狭小的厕所，每个月八百块钱。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属于我的世界。我一个人的世界。我买了我喜欢的明星的画报贴在床头，我在电视机旁摆了我喜欢的公仔。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房间布置得清爽整洁。晚上想睡多晚就多晚，我可以把灯一直亮着。但我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妈就找上门来，确切地说，是打上门来，把我的锅碗都砸了。房东就住在楼下，听到楼上乒乒乓乓的声音，上楼来，看到一个疯女人杀气腾腾的样子，吓得差点报了警。房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天就把我赶走了，退了我一半的房租费，水电费物业费都没要。
活着真没劲。我想我上辈子肯定欠了我妈，她才会把我生下来。
我又逃走了。
我回到了老家，去舅舅家。我曾在舅舅家长到八岁，舅舅家是我最初的家。我外婆五年前就已经追随我外公去了。我外公是五十岁时去世的，脑梗，拉到镇上去抢救，还没到镇上就走了。我外婆走的时候一点征兆都没有，睡下去第二天就没有醒来。我舅舅和舅妈都老了，尤其是我舅舅，满头的白发。表姐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表姐给我打电话，说有我在她就放心了。其实我又能做什么呢。
外婆住的老屋被舅舅用来堆放杂物，院子里的杂草比我都高，那棵高高的拐枣树还在，没有人去打树上的拐枣了，拐枣熟透了，掉下来，在地上腐烂，一阵腥臭。我站在拐枣树下，抬头仰望树叶间洒下来的星星点点的天空，我仿佛看到舅舅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伸到高高的树上把拐枣割下来，我和表姐表哥表弟们在树下争抢，仿佛听到外婆在屋檐下大声喊：别抢别抢，都有。
如果时光能倒流，该有多好。
我眼泪流了下来。
我妈知道我去了舅舅家，打电话叫我回来。在电话里骂我。后来我不接电话，她又打给我舅舅，跟我舅舅吵。我舅舅也烦她，说我妈疯了，后来也不接她电话。那时候快过年了，我妈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回老家过年，躲债。我和我妈都是在我舅舅家过的年，大年三十那天，我妈接到了好几个催债的电话，说要去法院起诉我妈，把我家在紫薇花园的房子拍卖了。后来，我妈干脆把手机卡丢掉了，重新在老家办了一张卡。但催债的电话又打到我爸那里，打到我大姐那里，打到我哥那里，甚至打到了我舅舅那里，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电话的。反正，这个钱不还，我家一大家人都不得安生。
在老家躲了个把月，躲不掉，我妈只好又回深圳。我不回，我妈就大吵大闹，我舅舅劝她，她连我舅舅都骂了。没办法，我只好跟她一起回深圳了。
看，无论我走到哪里，都逃不过我妈的掌控，我就是她掌心里的孙猴子。我跟她说：“妈，亲妈，看在我是你生出来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
她斜睨着我，阴森森地说：“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要给你生路？”
看，这就是我妈，我亲妈。
八
回到深圳，我妈把紫薇花园的房子卖掉了。紫薇花园是个老旧小区，那几年，听说要旧改，房子很好卖，在中介刚挂出去就有人来看房，不到一个星期就卖出去了，听说买家是买来等着旧改，拿拆迁费。如果不是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我妈无论如何是不会卖的。卖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妈说全都用来还债了。我不信。
卖掉房子，我妈就从那个“大健康”项目中抽身出来了，她在横岗租了个三房一厅的房子，打算做生意，做什么还没想好。她说，她找人算过了，否极泰来，过了这些年人生的低谷，她的好运就要来了。总之，算命的说，我妈有大富大贵之相。
跟着她，我们就等着享福吧。她说了好多次。
我妈说，她做“大健康”项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天天给她打电话发信息，说是有个好项目，来钱快，叫她入伙。我妈正在考虑。
我说：“大健康交的学费还不够？这些年担惊受怕的，早就受够了，你要再做这种事，我自己找房住去了。”
我妈骂我没良心，这些年，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要不是我，要不是为了我，她何至于欠下那么多钱，最后把房子都赔进去了，我和我哥，就是来讨债的，真不知道她上辈子欠了我们什么，这辈子要她做牛做马来还。
过几天她又说，我这么大了，不能总要她养着，要么找个人嫁了，要么找点事做。
嫁人？呵呵。
那时候我哥已经毕业了，没找到工作，天天戴着耳机在家里玩游戏，我妈说什么她都听不见，就算听见他也装作没听见。那段时间我一直想找个事做，自己租房出来住。他就说他同学家是开饭店的，有点远，在坪地，我要是愿意的话他帮我问问。
我当然愿意去，越远越好。我还说他，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没几天我就在坪地那家饭店上班了，老板看在他儿子跟我哥是同学的份上，没看我身份证。我的工资卡，是我哥的。我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卡。
我就在距离饭店不远的一个城中村里租了房。当时我找你借了两千块钱，就是用来交房租。我妈也不知道我住的地方，我说，要么嫁人，要么找点事做，现在，我找到了事做，请她不要打扰我做事。
我没有朋友。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我的微信通讯录，才五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初中高中同学，我连我大姐都没加。同学群里我也从来不发言，后来干脆退出了。平时没人找我聊天，我也不找谁聊天。同学们在朋友圈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晒大学的生活，晒与朋友的相聚，晒与男女朋友的卿卿我我，晒美食，晒旅游，晒自己充满阳光的生活。我不点赞，不评论，我一个个的屏蔽了，每一个人的动态，都在提醒我：
这个世界与我无关。
我就这样活着，像一个孤坟野鬼。
有一天，我终于等来了我爸的电话。
那天，我点开了被我屏蔽已久的几个高中同学的朋友圈。有个大学一毕业就跟同班同学结婚了，朋友圈尽是两人的亲密照；有个正在准备考博，朋友圈的照片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自习室；有个打算去留学，去英国，报了个托福班；有个在一家上市公司上班，朋友圈尽是在加班的照片；有个到处旅游，朋友圈全是旅游时的自拍照，开了美颜，漂亮得我都认不出来；有一个考上了公务员，朋友圈转发的都是单位的工作成绩，或者就是给单位的某个项目投票；有一个连续发了几天的链接，积赞八十个……他们都是我高中时的好友。我没有给他们点赞，也没有给他们投票，我已经走出他们的世界，此刻也没有谁知道我在他们的网络世界里逡巡，他们的名字正在变得陌生，却让我想起很多叫人落泪的往事。这时，我爸的电话就来了，他叫我赶紧去拍一张身份证的照片，他找了一个远房亲戚，给我办了户口。
我爸妈离婚后，按照协议，我爸每月要给我八百的生活费。每五年要涨一百。现在涨到每月一千了。我爸说，给我办这个户口，他花了一万五千块。然后，他顿了一下，“呃”了好半天。我知道，他是在犹豫接下来的话怎么开口。
我说，这钱，从我的生活费中扣吧。
我爸如释重负，说，好。
然后，我哭了。
那年，我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