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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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门诊大楼一层挂号和缴费大厅的人们已经不像上午那般摩肩接踵，我不需要左躲右闪就能走下楼梯，绕过负一层急诊科的分诊台，艰难穿行在挤满患者及其家属的长长过道里。这些过道本来并不狭窄，但架不住人满为患，每一段都酷似通风不良的电梯轿厢。

走进急诊ICU之前，我使用门禁卡刷门走进了拥有80余张床位的抢救室和120张床位的留观室，看到那里所有的病床上都躺着危重症患者，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那种场面令我这个医务处处长深感窒息。一些患者床旁有医务人员在进行医疗操作，一些患者在护工的帮助下完成日常动作，更多的患者无助地呻吟着，所有患者的脸上都显现出极度痛苦的表情。

这些无助绝望、行将就木的老人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收住院或急诊科本身的ICU，接受进一步更细致的治疗。有些心内科医生只愿意收治适合介入操作的患者，他们在门诊就有排成长龙的患者候床，完全顾不上急诊科的患者。只要出现心功能不全，他们二线医生会诊时就以“肺部有啰音”“CT显示肺部有片状阴影”为由，说是大道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国同行习惯称之为“大道呼吸”——的病种“肺部感染”，应该收入呼吸病房治疗。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大道呼吸的周宾阳主任从来不吃这一套。他认为这部分患者应该在社区医院和养老院接受治疗，没有必要挤到大医院来。那些终末期恶性肿瘤和中风长期卧床从而合并肺部感染的患者，要收住大道呼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上述患者成为滞留在抢救室和留观室的主力军，给医院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风险。周宾阳从来不将副院长们——他认为他们没有实权，说话等于没说——以及所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放在眼里。至于不是法人代表的鹿寨院长，周宾阳是否高看他一眼，完全看当时的心境。“与医疗教学科研没有直接相关性的会议，任何部门都请不要通知我与会。”这是他的原则。

我邀请急诊科主任、分管留观室的副主任和分管治疗室的副主任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目的是提醒他们注意及时将患者分流出去，过多的慢性疾病重症患者滞留在急诊科，社会上更多的急危重症患者就无法住进来抢救。作为医务处处长，我没有任何权力，不要说实权，连虚的都没有。科主任们尤其是那些在国内小有名气的主任或副主任基本上不将我放在眼里。更大的麻烦是，分管医疗的副院长杨合浦与党委书记、法人代表李昭平不对付，能杠就杠，从来没有团结协作这种事。我能够做的事便是把上下左右胡撸好，并走完程序以免引火烧身。

“冬季呼吸疾病患者剧增，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收不进呼吸科病房，如此迟早会出事。许处长您看怎么办吧？”这是主任向我发的日常牢骚。我能有什么办法？有些患者住院之后一下子就将平均住院日、药占比、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以及人均费用等齐齐拉高，最终的结果是医院绩效办扣掉医生的一部分奖金。

两位副主任的牢骚和忧愁，与此大同小异。我陪他们同步忧愁和唉声叹气一会儿，不置一词就转身离开急诊科。我已经公事公办地来过问一次，如果杨合浦没有缘由跳骂起来，我也算备好了做事之后留下的痕。

2

我谢绝分管急诊ICU的副主任的陪同，独自走进一个单间ICU病室。

留医患者的探病时间为下午四点至五点。此刻，我家的世交——三江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梁三江正站在他父亲病床旁，在臃肿的羽绒服之外套着蓝色的一次性隔离衣，戴着具有隔离作用的帽子和口罩，配上似笑非笑的眼神，其状十分滑稽，活像一个蹩脚的厨子。年轻的时候，老梁是个身高1.80米的美男子，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老头，颜面虚胖，身材臃肿。他有个大他五岁的姐姐，姐姐年轻的时候也该是个大美女，1986年移居美国之前曾是煤炭文工团的歌舞演员。

“梁董你这是何苦？放弃也是一种贤孝，而且是最清醒的贤孝。”两年前，我就这样情真意切地对老梁说过。老梁的父亲今年92岁，人类最常见的多发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卒中以及慢阻肺全部集中出现在他身上，这让他承受了多年的痛苦煎熬。2022年6月发生第二次卒中之后，老人家陷入了深度昏迷。现在，他在人世间接受着特别惨无人道的酷刑，气管切开，全身插满管子。毫无医学意义的摧残，是这个脑子尚未开化的儿子以孝顺的名义施加给他的。

“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8年被红卫兵打得半死不活。能让他多活一天是一天，哪怕就只留有一口气也好。咱这不是有条件了吗？”这是他对我不厌其烦做出的解释。面对走到人生终末阶段的老父亲，老梁的脑子从来没有不进水的时候。

老人家的体重目前只有41公斤，掀开被单的话，身体看起来就像是将一层满是褶裥的灰白布包裹在一具骷髅上，唯一的生命迹象是呼吸机将胸廓匀速吹胀和收瘪。任何时候听诊他的肺部，都可以闻及微弱的湿罗音，提示坠积性肺炎永不消逝。医生必须每天使用床旁支气管镜通过切开气管的人工通道，吸出下呼吸道的黄绿色浓痰。护士则每间隔俩小时就用吸痰管清理上呼吸道的分泌物，不然生命体征检测仪上的血氧饱和度就会急速往下掉。

我看了看正在无声地受酷刑的老人家，看到水肿的球结膜和枯槁的干涸面容，又看了看恭恭敬敬地站立在床边的孝子，心里想的是：神州大地上有无数的老人是在长期惨无人道的虐待中痛苦离世的。

尽管我对周宾阳心存诸多不满，关于罹患不可逆疾病进展到终末期的高龄患者的治疗和临终理念，我还是非常赞赏他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的直言不讳：“几年前看到揭露儿媳妇用烧火棍虐打婆婆、养老院男护工狂踢老人的头颅、肥保姆将老人坐死在床上等视频，我当即感觉到世界末日顶多拖到本月底就要来临。后来看得多了，我心态日渐释然，如今基本不恐慌了。甚而至于，我想到了今后的老人大多数将会在被虐待中归西，怕也没有用。撇开伦理道德层面，从死亡的过程来说，年老之后被儿媳妇饿死、被护工踢死、被保姆坐死、死在家中一年才被发现，痛苦和悲惨的程度与躺在医院里被癌细胞侵蚀全身瘦死、在ICU里全身插满管子痛死、在消化内科病房因为肝硬化腹水胀死、在呼吸科病房因为慢阻肺呼吸衰竭憋死、老年痴呆折磨子女若干年之后昏死，没有丝毫的区别。”

作为全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周宾阳在公众场合阐述上述充满个性的观点，自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有真学问的专家，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发问：“除了瞎咋呼，谁能以证据或逻辑性来证明我哪一点不正确吗？”此后，就没人出声了。

1962年出生的老梁比我年长12岁，和我哥许兴业是发小，我从小就认识他这个美少年。他是个商业奇才，第一桶金是在海南炒房炒来的，第一笔就赚了两个亿。兴业当初在他的忽悠下也下海经商，可惜没有他的经商头脑，后来只能在他的麾下当中层，也赚了不少钱，要不然也不能早早润到了美国。我不知道老梁到底有多少钱，只知道他十余年前曾经当过一回中国的首富。看着房地产塌方，他及时釜底抽薪改做风险投资，后来发现这一行也不好捞钱，在国家政策收紧之前将财富转移到了海外。目前，他的前前妻带着两个孩子在美国定居，前妻带着两个孩子在澳洲定居，现任妻子带着试管龙凤胎在加拿大定居，他本人拿的是新加坡护照。现任小三是个身材一级棒的模特，至少去韩国动过四次手术。

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老梁将只有心跳呼吸、没有人类意识的老父亲安置他投资经营的私立三江医院里。只有到了肺部感染不能控制时，才转到大道呼吸ICU处置。这一次，呼吸ICU一时调不出空床位，所以只能入住急诊ICU。

探视时间一结束，我就领着老梁先到我的办公室，我洗手脱下白大衣，然后两人就钻进他那辆等候在西门停车场的保姆车，开往他家的三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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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大酒店位于朝阳门桥西南角的一个黄金地段，整个21层全是他办公和生活的区域，有20多人专职伺候他的工作和起居。他是一个浑身布满矛盾的人。一方面寒酸得出奇，他身上所有物什加起来不超过1000元，时时刻刻戴在头上的黑色棒球帽是从网店淘来的假货，只花19元。另一方面则是骄奢淫逸的花样不断翻新，连洗手间里的马桶都是镀金的。

我跟着老梁走进他那全红木装修的餐前喝茶室，里面早已有七八个亿万富翁在等候着，所有的富翁嘴里都叼着雪茄。老梁甫一坐定，身材高挑下巴尖锐的小三立马弯下腰来伺候他吃雪茄。

“乐业，你看我脸上有没有老人斑？你看我皮肤好不好？都是打了11针疫苗的结果。”我坐在茶桌旁享受服务员泡好的红茶时，老梁仰头喷洒出一股浓烈的烟雾，举手敲了敲头顶偏右处，然后扭头对我说：“你还是相信我吧。疫苗是我投资给意大利一家顶级公司秘密研制的，我的这几个好友都在使用，你看谁不是好好的？”

由于纵欲过度（高度依赖万艾可）、耽于烟酒，生活节律完全乱套，曾经的高个子美男老梁体型不再优雅，满月脸，短脖子、水牛背，向心性肥胖，而且面色晦暗，皮肤薄亮。也就是说，我怀疑他日常用于养生的药物里含有大剂量的皮质醇激素。

“谢谢，我暂时不需要。”我曾向他要过一张说明书，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疫苗”，不过是海外华人骗子玩的生理盐水。说明书印刷质量低劣，“疫苗”的命名古怪，没有分子成分或结构。最重要的是，在Medline上检索不到片言只语。一句话，这是彻头彻尾的伪劣产品。

一位新能源汽车公司老总和一位搞风险投资的大佬，正在通过进口静脉推泵接受静脉推注XYZ+以延缓衰老。一个钟头的推注过程结束后，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感叹：“打完马上感觉精神好了很多。”这不是我第一次目睹他们接受这样的治疗。汽车老总拿出他治疗半年前后的对比照片，来说服我这个具有循证医学观念的白衣战士相信他们的神乎其神。

“XYZ+是世界某首富唯一不向世界公开推荐的神药。”严重鼻塞的风投大佬是这么对我说的。这几年，他以八成以上的鼻音频繁成为央视各种经济类访谈节目的座上宾，彰显其罹患严重鼻窦炎的临床特点。鼻音再重，不但不影响在他全国观众面前侃侃而谈，也不影响他在高朋满座的晚宴席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各种黄段子。

“我前几天去海南住了几天，只是两边膝关节痛得不行，根本不能出门行走……”一位家财万贯的军事迷兼经济学家已经享用了第一根雪茄，他尚未来得及说出来的一截话被掩埋在含痰鸣音的咳嗽声里。

“马上打干细胞。”体格矮胖的经济学家话音未落，老梁当即吩咐身穿便衣的护士姑娘配药，口气颇有救民于水火之豪迈。

经济学家本来已经安排好了要入住积水潭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现在，护士给他的每侧膝关节分两个针眼各注射0.5毫升无色液体。即使我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也能依据常识判断活细胞制剂不可能包装进一毫升安培瓶里，而且外观呈无色透明状。我在现场不得不担心：万一其中某位精英出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怎么办？

十分钟之后，随着老梁说了一声 “修复马上成功”，经济学家当即如常下蹲和起立，再过几分钟便健步如飞。在场的六七位商界精英个个发出惊奇的赞叹，只有我这个来蹭一顿好饭吃的穷苦医生心里明白：这哪里是什么干细胞，必定是高浓度的地塞米松。经济学家虽然能蹲能走，声音像是压榨出来的带痰鸣的咳嗽声可是没少。

拍了几拍头顶之后，老梁接下来向我进行反医学教育：“我和刚从美国挖回来的顶级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合作研发，应用支气管镜刷取支气管粘膜细胞，在体外增殖之后回输入体内，用来治疗晚期慢阻肺。初步结果表明，疗效简直神了。”尽管我能理解世界充满神奇，也能理解技术的进步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但我居然不知道此间的重大突破。我的眼睛像是被粘住了胶水一样，盯着看这个心智不全而能积聚数以千亿计的商界奇才，心里想：如果脑子正常，他未必能赚大钱。

这几位巨富积累了数代人也花销不完的财富，吃饱饭没事干，专职怕死。他们最近参加了为期42天的健康管理项目，我经常询问他们效果如何。他们都说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好。这个项目提供一种口服营养液，对运动量不作严格要求，只对进食量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限制。期限结束之后即可恢复从前的生活方式，而优良的管理品质将长久维持。体检和化验结果显示，很多人的血脂、血糖、尿酸、血压、体重等重要指标均出现了令人满意的下降。由于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饱满，信心爆棚，我当然不敢向他们表达我的忧虑。如果化验其成分，这种营养液必定含有降血脂药、降糖药、降尿酸药、降压药以及减肥药等，不然便是逆天。

一位网购平台大佬姗姗来迟，他入座的时候我们已经喝干了一壶20年的茅台。他只好伸出左手给护士静脉推注抗衰老的XYZ+，同时举起右手首先自罚三杯，然后转圈逐一敬酒。

看来，比起平头百姓，财主的钱更好欺骗。

4

从老梁的饭局回到永安里的家里，已是晚上九点钟。

我拥抱了蹦蹦跳跳的小女儿，然后让她回到房间和姐姐继续玩耍，便卧倒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就动弹不得了。动弹不得不是因为身体不健康，也不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是因为心力憔悴。

“看你整天累成狗似的，要不咱就别当这个破处长算了？吃力不讨好，也没啥盼头，不如躲到图书馆随便找个清闲的角落打杂混日子好。”在内科门诊部当护士长的妻子金秀端来一杯热茶，摆在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看了金秀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又转眼对着数年不曾开过的电视黑屏出神。而今熬到了知命之年，每天都必须像小弟一样被书记院长甚至杨合浦之流呼来唤去，里里外外不是人，我不禁悲从心来。

缓过劲儿来之后，我轻轻敲门蹑手蹑脚走进女儿们的房间，和她们道晚安。小女儿才五岁，有姥爷姥姥照顾，不需要我特别操心，需要揪心的是13岁的大女儿。小女儿已经在上下架小床的下铺睡着了，大女儿还在做着永远做不完的初中作业。现在的孩子也很内卷，想到大女儿要是考不上第80中学高中部，我还不知如何是好。

我洗漱完毕，略觉精神有所松弛，便以高度的家庭责任感向媳妇上交了公粮。全身飙汗和精疲力竭之后，我像哮喘急性发作那样的斜躺在床头上，用手机查看今天的各种临床指标。看完这些枯燥、乏味、令人恼火的数据，我开始刷头条想看看某些政治或娱乐八卦以助眠。突然间，一条题为“北京大道医院感染科医生朱藤揭露呼吸治疗黑幕”的热帖，像一把杀猪刀直劈向我的心尖部。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朱藤，是京城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大道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近些年以来在治病救人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都不期遇见种种令人发指的过度医疗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痛苦不堪。我不禁要问：有些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为什么如此低下？部分医生的专业素养为什么如此低劣？部分医生的心为什么会这么黑？部分患者的就医观念为什么还处于蒙昧状态？很多问题我不吐不快，早有写下这篇文章的念头。今天，我就敢冒天下之不韪写出我的真心想法和呼吁，虽万死而不辞。

以上是朱藤发表在他新浪微博洋洋洒洒5000字长文的第一个自然段，全文分为中国当前呼吸领域怵目惊心的乱象、以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乱象到了何种怵目惊心的地步、隐藏在乱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我的呼吁等四个部分。

朱藤所在的大道医院、帖子的题目、四个部分的小分题以及第一个自然段本身就足以抓尽全中国的眼球，各个部分以强烈的情绪反映揭露出来的医疗圈黑幕，没有理由不在神州大地掀起惊天动地的舆论风暴。其中，最能杀人的是第二部分“以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乱象到了何种怵目惊心的地步”。

朱藤在第二部分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大道呼吸王隆安在治疗来自河北省沧州市的72岁男性胸膜间皮瘤患者陈某福的过程中，存在下列几个严重的低级错误：一、治疗过程违反多学科治疗的理念和要求，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王隆安一个人制定，然后由他的主诊组执行；二、王隆安忽悠患者进行价格昂贵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的肿瘤全基因二代测序，这是典型的过度检查；三、在没有尝试一线化疗方案的情况下，悍然给予抗PD-1和抗CTLA-抗体的所谓“二抗联用”方案，这是典型的过度治疗；四、免疫治疗失败之后，王隆安才调头给予培美曲塞和卡铂方案化疗，前者剂量不足而后者严重过量；五、滥用辅助用药，如未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为有效的六肽胸腺肽等；六以盈利为目的，违法给予患者有害无益的CAR-T细胞治疗，这是典型的过度治疗。

从事了多年的医务管理之后，我预感这不是普通的泄愤帖，它必将在神州大地掀起狂风骤雨般的舆论地震和海啸。要浇灭明晨就必将席卷全国的舆情风暴，远远超出了大道医院的掌控能力，弄不好书记/院长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从维护医院的声誉和利益出发，我应该立马打电话向书记汇报此事，但又担心心眼极小的杨合浦因为我抢了头功而气急败坏。从程序上说，也可以向分管医疗的杨合浦汇报，只是近来看他越看越不顺眼，还是等明天看看情况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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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藤揭露呼吸治疗黑幕”太炸裂，掀起的风暴业已失控。至翌日凌晨7点，该帖的跟帖和转帖超过了三亿，并以乌克兰战场上子母弹般的威力发挥越来越纵深、越来越广范的杀伤效果。我能想象得出，李书记面对滚滚舆情，就像两个肾脏同时被摘除用于移植手术一样，突然感到了一种空虚和惊惧，连汗都不敢擦。

遵照李书记的指示，我请感染科的鲁都安主任将朱藤领到了我那窄仄的办公室。鲁主任是朱藤的博士指导老师，这会儿在朱藤的旁边，嘴里呃了几呃，没说什么。广西籍的朱藤个子不高，眼窝深深凹陷，两边的颧骨高高凸起，使得本来就瘦削的黝黑面部更缺肌肉，但看起来倒是很平静，脸色有几分得胜的表情，仿佛阿Q骂了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并且还带几分继续战斗的样子。

作为以治病救人——而不是谋财害命——为天职的医生，我们每一名白衣战士都必须尊重和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如果医生不但做不到这一点，反而收取患者的红包或者接受医药公司的回扣，甚而至于为了蝇头小利而置患者的生死于不顾，诱骗患者接受价值不大而费用昂贵的诊治手段，我认为，这样的医生不但不配为医生，甚至不配为人。毫无疑问，北京大道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隆安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生，他依靠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理应为全社会所唾弃。

我郑重呼吁，我们国家的广大医生都自觉做一名有医德的医生，最低限度不能成为一名黑心的医生。

如朱藤所愿，王隆安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就被全国网民喊打。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医疗反腐的大背景下，朱藤发动的反呼吸治疗黑幕风潮经过数日的发酵，一浪高过一浪。

李书记除了像手术室门前的患者家属一样，坐立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如何将朱藤按在地上摩擦。更糟糕的是，朱藤像着了魔一样杀红了眼睛，每天乐此不疲地将事先截屏的陈永福病历和医嘱中的错误挂到微博上，引来一阵阵尖叫声，大有不鱼死网破誓不罢休之势。他在将王隆安打成“全国最黑心医生”的同时，也将大道医院搁在大火中炙烤。

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朱藤一个劲儿臭骂王隆安不是人，罪该万死，完全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我劝他见好就收，不能置医院的名声于不顾，但他固执己见，不为所动。我将和这两人沟通的失败结果向杨合浦作了汇报，他是这么损我的：“一点鸡毛蒜皮事都搞不定，还能指望你做成什么事？”

我可以将任何一个科室的主任请到我的办公室，唯独不敢这么怠慢周宾阳主任。实际上，非但我不敢，全院没有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敢，都怕他就象怕蛇一样。这哥们儿名声大、个性强，谁的账都不买。李书记通过杨合浦要我找隆安谈话，目的是要稳住后者的阵脚。我是在周宾阳的办公室里见到他们两人的。

王隆安现年48岁，主任医师，是大道呼吸胸膜疾病专业组的骨干。他呼吸专业知识扎实，而且喜欢就着自己的兴趣开展医学研究，每年都有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发表。这种临床科学家的潜质，无疑受到了他的博士导师周宾阳的积极影响。除了擅长做科研，他更突出的优点是操作能力特别强。本院职工带亲朋好友看病需要做支气管镜或胸腔镜检查，大多是劳他大驾。他个性比较随和，当初他因为H4N12论文的事为难朱藤，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这个人完全失去了理智！”我一走进办公室，本来坐着的王隆安就霍地站起身冲着我闷声吼起来，把肺的怒气一声吼出又吸上第二口气。在他正要接着吼第二声的时候，周宾阳伸手拉了他一把，示意他冷静。

隆安个子又高又瘦，脸庞有点黑。很显然，这两天，他没有刮脸，下巴上纷乱竖出一茬的胡须梗子，一个不到50岁的人看起来像有60岁的年纪。他戴着的那副近视眼镜让人想起肺部CT上看到的毛玻璃片状致密影，他完全顾不上擦拭。

大道医院所有的职工都知道朱藤对王隆安的刻骨仇恨，源自四年前关于报告两例急性新发传染病H4N12病例的小论文。

2019年11月，大道呼吸首次诊断了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例H4N12患者，还在大道呼吸医生尚未整理成病例报告往医学杂志投稿的时候，身为感染科医生的朱藤伙同其科室主任鲁都安就一马当先《亚洲感染病杂志》发中文报道了大道医院发现和诊治H4N12病例的经过。王隆安作为大道呼吸二线值班医生，自然不能容忍于此毫不相干的朱藤胡作非为，当即向周宾阳主任做了汇报。周主任当即找到通讯作者鲁都安，要求他们撤稿。在当地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尚未公布急性新发传染病疫情的情况下，大道医院擅自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要问罪医院。最后，鲁都安被医院给予“诫勉谈话”处分。

朱藤和鲁都安待到风头过后再度联袂出手，将那篇中文文章翻译成英语于2020年10月在美国的《感染》上。隆安卯上了劲儿，在美国公共打假网站PubPeer下了一盘大棋，揭发说：一、该论文的发表迄今没有获得患者的书面知情同意书；二、所有的作者从未参与2例H4N12患者的诊治和防控过程，这就等于指明文中的‘作者贡献’全部不符合事实。PubPeer与所有的学术杂志直接连通，《感染》编辑部在收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展开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对论文作了撤稿处理。

“朱藤罔顾事实，不可理喻。2019年我要求他们撤掉H4N12论文，他说了很多歪理，拒不撤稿。我看了他提出针对我们治疗陈永福胸膜间皮瘤方案的六条指控，除了的第六条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其余全都涉及不同认识的问题，无一与最新版指南相冲突。”周主任护犊心切，愤愤不平地说。

周主任说得对，朱藤投出的六根标枪只有“违法给予患者有害无益的CAR-T细胞治疗”具有杀伤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学生魏则西，2014年因为患上了罕见的“滑膜肉瘤”在北京接受DC-CIK细胞免疫治疗，耗尽家财之后于2016年4月不治身亡。

由于没有循证医学依据证明DC-CIK细胞治疗是有效和安全的，魏则西事件曾经轰动一时。2016年5月，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紧急叫停医疗机构在细胞免疫治疗方面的临床应用，仅允许其作临床研究，不得开展收费治疗。同年12月，国家食药监局（现为国家药监局）发布了《细胞制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明确提出将细胞免疫治疗产品纳入药品监管。这个时候，隆安给患者施行CAR-T细胞治疗，即使是出于研究的目的也是容易给人抓住把柄的。

“隆安，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必须将事实真相告诉我，否则，你、我、周主任、医院领导以及整个大道医院全都陷入更大的被动，而且没有周旋的余地。”我说。

“这事没有任何值得隐瞒的环节。”隆安回答。

“这是市科委立项的科研项目，有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件，有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书面知情同意书。患方愿意支付第三方公司制备CAR-T细胞的费用，而且理解患者未必能从细胞治疗的试验中获得裨益。”

“你是否从中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

“不曾拿过一分钱。”

“此话当真？”

“当真。”

目前的形势对隆安仍然非常不利。他已经被愤怒的大众公认为拿患者当小白鼠、草菅人命的恶魔医生。对他来说，不公开出声、静观其变是最好的应对手段，只要不从治疗患者的过程攫取不正当的利益，医疗界所有的事就大不到哪儿去。问题在于，他平时虽然个性随和，但当自己的尾巴被踩踏之时也会奋起反击。当朱藤和感染科主任盗取大道呼吸临床资料将H4N12病例报告出去的时候，就是隆安出手将其拿下的。别的不说，如果隆安现在将朱藤学术不端一事在网上炒作一番，那又是大道医院另一个莫大的瓜，够朱藤喝一壶，也够医院领导喝两壶。

正常人无端端被人在群情激奋中被打成“全国最黑心的医生”，不可能不反制。隆安是正常人，谁也不知道他将如何出刀。这也是李书记反复叮嘱我，务必稳住他情绪的原因。不过现在看来，隆安的情绪整体还算稳定。他是一个相当厚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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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的人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我的日子也好不到了哪里去，有很多忧愁和愤怒。我在过去一周里最大的愤怒，莫过于杨合浦在电话中疯了似的对我狂吼：“办事不力，你不想干了是吗？”

我早就不想干了。本来打算春节长假结束后上班就正式向李书记提出辞职，但大年初五那天，我那86岁的老母亲因罹患晚期结肠癌，在老梁的三江医院里平静安详地与世长辞。特别告慰的是，哥哥和嫂子赶得及从美国回来看妈妈最后一面。2022年12月，父亲在大道医院隔离病房因罹患新冠肺炎而去世时，他们就不能回来给父亲送终。

“老太太……真的……真的不抢救吗？”母亲进入临终状态之际，老梁看看我，又看看我哥兴业，不解地问道。

“没有医学意义，妈妈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我回答道。在医学方面，哥哥自然会听取我的意见。

对于像老梁这样为了续命而热衷于长期静脉注射——不是通常的皮下或肌肉注射——来路不明的“疫苗”、毫无理由静脉注射XYZ+、在疼痛部位注射以皮质醇激素充当的“干细胞”、接受以口服“营养液”为主要手段的“健康管理”的大富豪而言，要求他们理性对待疾病、理性放弃无谓的过度治疗、理性接受不可逆疾病的不良预后、理性对待亲人的离去，是做不到的。这是我过去若干年以来对老梁的看法，但现在这种看法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老梁的老父亲因为罹患多种基础疾病尤其是中风，已经在床上瘫卧了多年，气管切管行有创通气的时间超过两年半。他的姐姐一家、两个前妻和一个现妻带着各自的两个孩子在国外定居，现任小三除了伸手要钱和去健身店给男教练摸来摸去，就不会干正事。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老梁在单枪匹马当了多年的孝子之后，终于感觉到身心疲惫，快要撑不住了。再说，除了掌管三江集团的经营大权，他理之当然需要分赴美国、澳洲和加拿大探望他的孩子们。

“兴业、乐业，你们说我家老爷子的病……”在帮助我们办理母亲的葬礼期间，老梁有可能受到了我们兄弟俩理性对待亲人离去的态度所影响，他阴郁着脸低声对我们说。

“是时候放手了。”兴业抢先一步把该由我这个白衣天使说的话给说了，而且语气坚定。“孩子们更需要你的关爱不是？”

“插管上机两年半了，难道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有助于他起死回生？”这一样的意思，我不知道表达了多少次。

老梁吭吭地清了一把咽喉，重重将上颌窦里的脓性分泌物吸到咽峡，然后将其吞咽下去。他的两颗眼珠子在我们兄弟俩的脸上转来转去，眼神充满无奈的痛苦，没再说话。尽管说不出话来，但他因为重度吸烟而发紫的两片厚嘴唇不停地一翕一合，一副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

办完了母亲的后事，我就回医院投身到无穷无尽的千古愁之中。这些烦恼，很多是医院管理机制的缺陷造成的，有些是人性的丑陋带来的。医务处需要面对领导、各科室医生、患者/家属等多方面的压力。在经济大环境不甚理想尤其是医保基金日益捉襟见肘的大潮中，很多医疗工作是在推行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的混乱状态中艰难维持的。面对上级的训斥，领导们唯一的发泄渠道便是拿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出气。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已经适应了李书记永远板着面孔的表情，更习惯了杨合浦不分场合、言辞鄙俗的詈骂。这些缺失修为的人骂起人来完全不讲教养，像极了街边专门欺负老实人的老流氓，哪里有一丝一毫知识分子的踪迹？

7

这段时间社会上可以放飞的热点问题不多，网民需要发泄情绪的窗口，朱藤在网上发布的泄愤消息仍在蔓延和发酵。他似乎越战越勇，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继续发布许多针对王隆安的攻击帖子。他公开质问王隆安：“为了一点点回扣，居然丧心病狂要求患者接受毫无意义的二代测序，职业良知何在？”“在你的蓄意误导下，有些患者卖房卖牛，耗尽家财支付完全没有疗效的费用，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赚这些黑心钱，请问你居心何忍？”“使用超大剂量的化疗药物治疗一个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你还有一点点专业知识吗？”“明知国家禁止应用免疫细胞治疗，还应用到患者身上，不是谋财害命是什么？”这是很难应对的。

在舆情继续发酵的背景下，当地卫健委对大道医院进行监督检查，当场核查陈永福所有的住院病历（四份），发现一份病历的肿瘤化疗知情同意书有患者签名，无医生签名；其余三份病历中查见患者进行了化疗，但无化疗药物的剂量和疗程等内容。病历中只在病情记录中简述患者接受CAR-T细胞治疗，但没有医嘱、细胞来源、用药过程等的详细记录。

隆安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一项探索性的临床试验，北京市科委的立项通知、执行任务书、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件、患者/家属签署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制备CAR-T细胞第三方的资质证明等所有的文件全都收录在案，而且病情变化以及所有观察指标都清晰地记录在科研记录本里。他向前来检查的专家组展示了他们严谨详细的研究记录，这让专家们心服口服，肃然起敬。

起敬归起敬，既然大道医院在网上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折腾，总得有人出来背锅以平民愤。最后，当地卫健委认定王隆安存在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行为，据此作出下列行政处罚：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警告，罚款人民币三万元整；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行为：暂停执业六个月。

在隆安接受暂停执业的行政处罚期间，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一开始，他被安排到医疗纠纷协调办公室对付医闹分子。不到一个月，有医闹分子对照网上的制片发现他是“全国最黑心的医生”，便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大道医院安排黑心医生接待被不当治疗致死的患者的家属，何其黑心！”结果，他被调到病案室专职负责检查各科病历的质量，一干便是五个多月。一个年富力强的临床医生不能从事他钟爱的呼吸介入工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伤害性和侮辱性了。

拿不到奖金和劳务费，对于家庭经济本不富裕的隆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要置人于死地的力度和结局来说，朱藤可谓一招制胜。隆安毕竟不是任人宰割的人，谁都不知道待他穿过这一口气之后将采取怎样的反制举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都心知肚明，收拾近距离的医学同行，最行之有效的索命绝技是研究其主诊组的病历，尤其是死亡患者的病历，百分之百能挖掘出死穴。

朱藤翻出王隆安负责的病历的纰漏来说事，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此举无疑是不明智的。胸膜间皮瘤本来就是罕见的胸部恶性肿瘤，国际上所有治疗手段的效果都差强人意，我国医生的临床经验就更为有限。隆安制定的方案包括探索性细胞治疗都没有原则性错误或违反赫尔辛基宣言，但经本院专家的首先发难，全国舆情在几个网络大V推波助澜下无限发酵，他已经被死死地钉在耻辱柱上，而他完全没有机会做出任何辩解。博主们不关注真相，只在乎流量；网民们也不关注真相，只在乎发泄情绪。

每当看到隆安中午在医院食堂排队取餐时孤独无助的模样，或者看到他下班后垂头丧气地走出医院北门的弓腰背影，我的心就感到阵阵紧缩。尽管他的脑子也有犯潮的时候，譬如说会给咳嗽患者开出各种未经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为有效且安全的“平喘胶囊”和“止咳药水”等药物，但本质上是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然而，从遵从循证医学原则的角度来说，隆安的医学思想远远不如他的导师周主任。后者才是一位彻底的现代医学大家。

既然舆情已经失控，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院理所当然要作出姿态。受到行政处罚，就成为笼罩在隆安头顶之上的乌云和套在踝关节上的脚镣。眼下，我最大的担心是患者陈永福的家属在全国已经哄抬起来的气氛中提出某些要求，从而将医院推入更深重的舆情深渊，同时将隆安逼入更惨淡的绝境。

在萧瑟的秋风中，我带着为隆安捏一把汗的心情，专程驱车前往沧州，希望以私人的身份与陈永福的女儿陈东兰和儿子陈平南谈一谈。

8

55岁的陈东兰今年早些时候办理退休手续之前是一名中学老师，样貌温和，说话不快不慢，50岁出头的陈平南是当地税局的一名普通干部，秃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在约好的一家以供应驴肉为特色的小餐馆见到姐弟俩时，我感觉到他们讲道理，能沟通。

“首先，非常感谢两位愿意见我一面。”还在等候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重复在电话中说明过的来意。“或许两位已经知道，网上有很多针对王隆安大夫不利的帖子，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和他是好朋友，今天想私下里听听两位作为家属对此事的看法。我的目的是帮助王大夫度过难关。”

“父亲两年前就已经离世，对于有人拿父亲的病历来说事，我们甚为不解。”陈东兰叹了一口气，很无奈地说道。“2020年5月，我和弟弟带着父亲慕名前往北京大道医院就医，多次门诊和四次留医期间都得到了王大夫和其他大夫的关心和照顾。王大夫医术水平高而且医德高尚，一心一意为我们着想，对此我们一直心存感激。他在治疗过程中，从不存在传言中诱骗我们花高价治疗的事，反而是处处帮助我们节约医疗费用。后来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些对王大夫的传言，我和弟弟声明这些传言不真实，与诊治父亲的王大夫完全不一样。我们认为大道医院是非常好的医院，王大夫是一名很好的医生，不然我们也不会多次带父亲到你们医院向王大夫求诊。”

“在整个过程中，王大夫有没有向你们索取过额外的钱物？”

“绝对没有。倒是我们有意向他表示一点点谢意，但每次都被他一口回绝。”

“当时，他是怎么向你们建议尝试细胞治疗的？”

“因为所有的治疗药物完全无效，眼看着父亲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我们不忍心放弃，就问王大夫还有没有新的办法。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们也愿意尝试。于是，他就为我们联系到了那家公司。经过王大夫的介绍，我们对细胞治疗可能的疗效、产生的费用和副作用非常了解，不存在传言中的欺诈行为。我们曾经在网上发声，试图为王大夫正名，结果被人诬陷是王大夫买来洗地的水军。一直以来，除了替他代抱不平，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毕竟是一名教师，姐姐以严密的逻辑和平和的语言清晰陈述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家属一方的态度，而她的弟弟则以诚恳的表情对此表示认同。在大约两个钟头的沟通前，我征得他们同意将谈话录了音，心里想的是能帮隆安一把。转念一想，这样做没有意义，因为组织对隆安已作出处理，定性和力度都是不能改变的。原先也打算求他们姐弟俩给医院党委写一封信解释一下，就在告别他们的那一瞬间我放弃这一请求。原因同上。

过了几天，陈平南很不情愿地打通了我的电话，说是他母亲在沧州当地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已经出现了恶性胸腔积液。因为父亲的求诊过程已经给大道医院带来了太大的麻烦，所以不好再带母亲前来就诊，但未经大道呼吸诊治，作为子女总会心有不甘。他问我能否帮他们解决这一心病，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立即将此事和周宾阳主任交换了意见，他对这一家人印象颇佳，热情地接诊了那位母亲。他查看了患者并复习当地医院原本就比较详尽的出院记录和检查结果，嘱咐陈东兰搀扶母亲离开诊室之后，他表情凝重地对陈平南说：“老人家罹患的是小细胞肺癌，已经先后接受过六个周期的化疗，没有合适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效果也不好。现在病情已进展到全身转移扩散，很遗憾，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没有办法逆转病情。”

陈平南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痛苦地说：“那就眼看着……”

“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你母亲来说，不作任何积极的治疗，便是最好的治疗。胸痛就给予止痛剂，呼吸困难症状严重，可以吸氧和排放胸水。”

“这么做，只怕亲戚和街坊朋友们看了，有闲话要说。”

“理解，理解。但是，这些传统文化习俗与我所说的现代医学精神和就医观念没有关系。”

“中医中药有效吗？”

“抱歉，抱歉。我没学过中医，对此完全不了解。不过，我想我已经清晰表达了我个人的意见。”说来颇为神奇，朱藤-王隆安事件发生后，我在对周宾阳变得益发敬重的同时，对感染科鲁都安主任的态度愈加不齿。

这样的交谈持续了大约30分钟，我感觉到周主任并没有说服这个孝顺的儿子。从其父的治疗经过可以看出，“死马当活马医”的传统观念根植在他们的头脑里。父亲接受CAR-T细胞免疫治疗失败之后，姐弟俩在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宽裕的情况下四方筹钱，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完全没有道理的民间偏方上。“万一有效呢？”这是他们的希冀。

尽管周主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还会为母亲遍访名医和遍寻神药。

9

与其他省市的医院管理形式差不多，北京的省部直属医科大学的直属附院的党政一二把手几乎都是本院——极少数从本校其他附院交流过来——内部产生，而市属医院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是从其他医院甚至当地卫健委的政工干部空降过来的。当初将我从皮肤科调到医务处、从副处长升到处长的领导，被莫名其妙地交换到其他医院之后，我的仕途就打起了收场锣。

眼看着无望混上副院长，我对本来就打心眼里深恶痛绝的跑腿类打杂更不凝心聚力，久而久之，领导们对我的工作表现也越看越不顺眼。所以，当我主动向李书记提出要金盘洗手时，他顺水推舟地随了我的心愿。离开临床一线多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能力当医生。随后，他们给我在东院区的基建办公室安排了每天只需要喝茶和玩手机的闲差事。

不当处长之后，中层的职务津贴就没有了，养家的经济压力跟着就飘升起来。在重重窘态之中，我接受了老梁的忽悠，从大道医院辞职出来，跑到了三江集团当副总兼三江医院院长。

隆安在大道医院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当我征询他的是否愿意跟着我到三江医院当呼吸科主任时，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在此之前，他联系北京市内多家公立医院，尽管他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但头顶上笼罩着“全国最黑心的医生”的一片乌云，没有哪一家医院敢于接受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上有两个老人需要赡养，妻子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下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家庭经济一直比较拮据。尽管河南老家有一家大型医院向他抛来橄榄枝，但一家老小的生计不允许他离开北京。

老梁有的是资本和能耐，他很多年前就睿智地将这家私立医院经营成为北京市医保定点医院。至于投入经费采购诊疗设备，都完全照隆安列的单办，完全不需要他忧虑。

隆安的人缘从来良好，他火速从外地忽悠了几位曾经师从他学习呼吸介入技术的进修医生加盟他的队伍。特别让我刮目相看且更崇敬有加的是，周宾阳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答应以特聘专家的身份担任“北京三江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席顾问”，并每周出半天门诊，查半天房。医院领导对此虽有微词，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愿意去招惹周宾阳。历史经验表明，招惹他的人从来没有过好下场。

很快，“三江呼吸”这块招牌就在京城高高地高悬起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吸病患者，并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这种前所未有的态势，让老梁说起医院时乐得好像和护士长有染的科主任，听到有人夸奖护士长貌美肤白身材性感一样，暗自觉得自己有魄力、有成就。

“你不会服用这个货吧？”有一次，我去隆安的办公室找他谈事，不想在他的办公桌面上看到一瓶令我反胃的“消肺结节”胶囊。

“不不不，帮朋友拿的药。”他结结巴巴地说，貌似羞愧万分，脸涨红得像煮半熟的波士顿龙虾。

即使是帮朋友拿的药，这种低级错误也是不能接受的。

难道这哥们肺部有毛玻璃结节影？这让我暗吃一惊。将随机对照试验、循证医学挂在嘴边而在实际工作中漠视最佳证据、鄙视循证医学的医生，我见得多了去。还有一种情况下，不少医生在作“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学术讲座时可以口若悬河，将原则讲得头头是道，但在给患者用药时却经常颠三倒四，甚至会出现联合使用青霉素类和头孢霉素类这种奇葩事件。

如果隆安因为胸部CT发现肺结节，口服未经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为安全有效的胶囊，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纵令他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有现代医学观念的优秀医生。当疾病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医生——都会方寸大乱。不能理性接受疾病和不良预后、有病乱投医、过度医疗之所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有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基础的。

10

我潜回大道医院，在一个小兄弟帮助下进入医院的医疗管理系统，调出隆安的CT图像，果真发现左上肺尖后段有一个直径为七毫米的小结节。三个月前首次发现这一边缘不规整、密度不均一的高密度阴影，结合两上肺见的索条影，即使是我这样的外行，首先想到了当是结核性结节。他是一个高年资的呼吸病学专家，当然也是这么想的。他的门诊医嘱单显示，他曾经口服过拜耳公司生产的莫西沙星四周。该药是广谱抗菌药物，既能杀灭普通的细菌，也能杀死结核杆菌。三个月后复查CT发现肺结节无明显变化。他就慌了。

使用未经科学试验证实为有效、毒副作用未明的药物，这是全社会最普遍的过度治疗。想不到隆安居然服用“消肺结节”胶囊，赤裸裸地犯下明显有悖于职业素养的低级错误。

按理说，隆安在三江医院外科接受切除左上肺尖后段的微创手术，我作为一院之长和为他的事操碎了心的同事和朋友，是应该有理由知道的。如果他的手术不出现并发症，或许我永远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手术前是否和周宾阳主任交换过意见，以我对周主任的了解，他是不可能同意隆安这么急着手术的。当然，他现在已经知道了隆安目前严重的病情，先后来看望过他好几次。

事到如今，谁都无法理解隆安仓促为自己安排手术的考量是什么。难道被朱藤用狼牙棒从头顶敲一棍，正常的临床思维就会发生重大的拐弯？一定要做手术，他也不应该在条件相当有限的私立医院治疗，只是碍于面子又不好回大道医院住院。来给他实施手术的是他的大学同学——北京靖安医院胸外科的武鸣副主任及其助手。手术本身很成功，但由于术后护理跟不上趟，最后发生了胸腔感染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并发症。

他已经高烧了五天。看到他瘦了一大圈，像脱了水似的皱着脸躺在病床上，我感到阵阵呼吸窘迫，貌似肌松药注入了我的静脉里。他的额头上全是沁出来的豆大汗珠，从凹陷的眼窝里抛过来的绝望眼神让我也深感悲观绝望，就好像我自己的一条肢体正在发生坏疽。

在走进他的病室之前，我在医生办公室看了他昨天的胸部CT，左侧胸腔分房的无数个纤维板网格，所有的网格里都充盈着脓液。尽管老梁在周主任的主张下，特地进药了DNA酶和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供他专用，但引流管的一端只能蜷曲在其中分房里，其本上没有起到引流的效果。

作为前医务处处长和现任院长，我拥有与世界上最不愿意讲道理的一些患者打交道的实战经验，但实在没有能力面对眼前这个命苦的同事和朋友。我默默地坐在病床旁的一张凳子上，墙上的舒氧宝发出微弱的汩汩响声给本来就阴郁的气氛添加了沉痛的成分。监护仪上闪跃的四条曲线凝住了我们两人急促的呼吸，那些曲线长丝样地飘到很远的地方，似乎还要带走他的性命。荧屏上的一组数字毫无规律地变动着，也能叫人想到那是催命符，搅动着人的心绪。

在回家的路上，他最后说的一句“谢谢你来看我”，仍像从墓穴里发出来的恐怖弱音在我的耳边回响。对于他今天的厄运，我是不是也应该负起一定的道义责任呢？如果我不将他挖到三江医院来，他就不至于落魄到在各方面条件相对都欠缺私立医院动手术。外科胸腔镜肺段切除术与脓胸并发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护理水平低下肯定增加了这方面的风险。

更让我心情不能平静的是，隆安是一个接受过规范现代医学教育的专科医生，多年以来在一家大型的综合医院里工作，罹患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常见疾病，却不能遵从国际上现有关于肺部单个结节的管理指南进行处置，是典型的过度医疗。在我的认知里，他还是一个相对规范的好医生，比他不规范的医生我见得多了。那么，他们在治疗那些完全没有医学知识的普通民众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隆安术后的病理诊断是结核病。如果他不那么焦急或者听取其他同行的意见，或许可能避免过度医疗酿成的恶果。即使他熬过当下的术后脓胸这个重症细菌感染，极有可能面临同样棘手的结核性脓胸。无论结核性脓胸是否降临到他的身上，过了第一道鬼门关之后，胸膜剥脱术将不可避免。他整个左侧肺功能大概率将会毁损，严重的呼吸困难将伴随着他的终生。

悲惨的是，他已经丧失了体制内医生原本享受的工资和福利。既然他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今后他如何保命和养家，将是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死局。

11

这是三江医院历史上的第一次多学科会诊，但其规格之高，全京城民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来会诊隆安的正高专家包括：大道医院呼吸科周宾阳、胸外科蒙山、麻醉科吴德保、呼吸ICU孙上林。此外，还有两位全国著名的结核病学家来自京城结核病医院：结核二科李防城和胸外科陆川。

按照程序，会诊专家们首先集中到呼吸科医生办公室，听取管床医生利用PPT汇报病情，复习病历、阅读化验单和影像学资料。我从来没有见过气氛如此沉重压抑的会诊场面，感觉不像是医学专家在会诊，而是治丧会员会在讨论葬礼细节。

随后，我随专家们走进隆安的病室。他的妻子见到这么多老医生领着这么多青年医生走进来，匆忙之中还没有来得及将他耷拉在被单上的左侧嘴角带血的浓痰擦拭干净，就退至墙角处。妻子暂时离开床边之后，隆安艰难地在被单下挪动右手臂，将黑干瘦的手掌露出被单的上缘，试图用掌骨和指骨外形毕露的手背去抹嘴角的血痰。他发出微弱的咳嗽声的时候，折成弓状的躯体以极小的幅度缓慢抽动了几下，双眼跟着死死地紧闭，上眼睑颤抖不已。黑魆魆的前额沁出密密麻麻的细小汗珠，在灯光下反射着幽幽的微光。看此情景，他的妻子复又默默地走到他的床头前，一边轻叩貌似一碰就散架的胸廓背部，一边用抽纸抹去额上的虚汗和嘴角的血痰。

隆安的个子本来就又高又瘦，皮肤黝黑，结核病让他瘦出深窝来的脸颊铺出黑红色，以黑为主。他虚弱得连咳嗽都没有力气，更不要说能说话，占据查房首位的周主任也就省略了问诊步骤。即使不询问，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病史，目前的主要症状是咳嗽、咳浓痰、咯血、气促，低热。

周主任将被单揭开，我们立即看到隆安像一条又细又长的贵州烟熏猪肉被人弯曲摆放在床上一般，干柴、潮湿、毫无生气。由于患侧胸膜广泛增厚、粘连、挛缩，他的左侧胸廓完全塌陷，他只能取左侧卧位以利用残存的右侧肺功能来呼吸。从左胸伸出的引流管时不时往水封瓶里吹响一两个孤独的水泡，看不到有液体流出。

除却周主任听诊了他的肺部，其他人都不这么做，以减少对他的骚扰。周主任轻声地对徒弟说道：“隆安，有我们在，你放心。今天结核病院的李防城和陆川两位主任，还有大道医院的三位主任和我都来看你了。我们大家稍后讨论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你要坚强，把身体条件准备好，争取过几天安排清创手术。”

隆安微微抬起眼皮，努力地点点头。

重新回到办公室坐好之后，我注意到周主任的眼里噙着泪花，他以强大的内力稳定自己的情绪。三周之前，他就联系多家医院的胸外科专家——包括在座的陆川主任——商讨手术事宜。今天的多学科会诊便是他一手安排，所有的专家都是他亲自打电话召集过来的。

“在此之前，我已经就隆安的病情和在座各位主任多次交换过意见，想必大家都已了解，现在就不说些铺垫的话了。他目前的主要诊断是慢性细菌性脓胸、结核性脓胸、支气管胸膜瘘、严重营养不良等，唯一能救他一命的手段只有胸膜剥脱术。问题是，现在他还有没有手术条件和机会。首先，请教吴主任，他能够熬得过麻醉这一关吗？”

“风险很大。如果外科专家认为可以手术，我将亲自上台麻醉，力保麻醉不出事。”吴德保面有难色，但答应上阵。

“有请蒙山主任说说自己的意见？”周主任看着这个本院同事说道。

“和各位一样，我多么想帮隆安一把。我同意周主任的意见，如果不作胸膜剥脱术，他就没有机会活下来。我最大的担忧是，即使他过得了麻醉关，身体也不能耐受那这样大的手术。或许各位理解，大道医院胸外科做的胸膜剥脱术极少，经验有限。”蒙山这么说符合实情，同时也顺腿将球踢给了陆川主任。

“陆主任，您看值得赌一把不？”周主任看着陆主任，等于给他壮胆。作为事实，陆主任是全国施行扩大胸膜剥脱术例数最大的专家。

“对不起周主任，手术时机已经丧失了。”接下来，他陈述了很多条支持他观点的理由。

“如果现阶段不适宜手术，抗结核治疗方案需要作出调整吗？”周主任热切地望着李防城主任。

“脓液标本找到抗酸杆菌的当天，患者就开始接受了标准的四联抗结核化疗方案。但是，胸膜显著增厚，胸腔纤维隔板大量形成，药物很难渗透到感染灶，所以疗效相当有限。”李主任所言正确无误。

两位外科专家说的没有错，如果仓促上台，隆安多半会死在手术台上。问题在于他们说的是今天而不是一个月之前的状态。行内人都知道，全国胸膜剥脱术的开展越来越少。首先是因为创面如此巨大的大型手术，其病死率从来就很高，谁都不愿意惹麻烦。其次，推行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政策之后，这种手术做得越多，科室奖金被扣发得越多。此外，还有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平均住院日、住院费等诸多问题，谁都束手无策。

看到专家们心照不宣地说着不痛不痒的话，我作为院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并真诚道谢。

隐藏在书面会诊意见的潜台词是：隆安活不成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朱藤仍然勇猛追穷寇。他时不时在微博中嘲讽隆安“过度医疗，害人害己”“害群之马，死有余辜”“无良医生，早死早好”……

12

北京下过第一场雪后不多几天，国际上发生了两件事——叙利亚的朝代变天和韩国的时局动荡——值得所有人特别关注，但我从凌晨七点起对此便无动于衷。

老梁日常的办公室位于他家的三江大酒店，但在三江医院也让人装修了一个相当简易的小型办公室。一大早，他将我叫到办公室，说要和我商量一件特别大的事。

“我昨天去看了一下隆安，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连气都喘不上来，看着让人难受。感觉他熬不了多久，真是好可怜。”高大臃肿的老梁对坐在他的老板椅里，看见我走进来就欠欠身。由于每天烧掉至少十根古巴雪茄，他一开口就先得在咽喉里咳哧清一下。

“情况确实越来越糟糕，他这一生活得太苦！”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耷拉着头坐下，心底泛起一阵颤栗。

我素来尊重隆安一心一意为患者着想的职业精神，但由于其自身观念的限制，他在诊治陈永福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过诊过治的错误，尤其是化疗药物和使用完全没有效果、所谓提高抵抗力的药物等。另一方面，他在得到医学伦理委员会批件之后，在患者及其家属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给患者施行CAR-T细胞治疗，这种探索不属于过度医疗，是值得鼓励的。他最大的错误是将过度医疗施加在自己身上，给自己和家庭招来灭顶之灾。

今年入秋以后，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大型医院的呼吸科门诊患者人数大为减少，病房的空床率则大为增加。这是往年从来不曾见过的现象，秋冬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怎么就诊人数减少了呢？

三江医院只是老梁产业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他到底是个经商天才，在经济大环境日趋低迷的愁云惨雾中，医院仍然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投资经营的其他行业却举步维艰。这段时间，他有几个朋友已被留置、羁押甚或判刑入狱，罪名大都离不开行贿、诈骗、非法集资或偷税漏税等。和这些企业家朋友的经营之道相比，他的套路也都如出一辙。他预感大祸临头。

“乐业，你说老爷子的病……”老梁眼睛一抬，眼睛里已经没有那种愚孝的傻相，哼了一声，又拍了几拍头顶。过去的十天里，这是他第三次找我拐弯抹角地商量要终止人工维持他父亲生命的大事。他的精神濒临崩溃，撑不下去了。他心生此意，我多年来潜移默化的科普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担心如果不赶紧润出去，大概率会被捉去坐牢。

“我不止一次说过，老爷子早已丧失了意识，你强加在他身上所有的治疗手段全都没有丝毫的医学意义。如果他尚存一点感觉，也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实际上，倘使他能说话或写字，第一件事便是咒骂你们姐弟俩是不孝子女。要知道，老人家现在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梁董，你们在以行孝的名义给亲爹执行了将近三年的酷刑。”这么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得更多是命悬一线的隆安。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吗？一条生命明明还在，怎么就可以不治疗？”

“你为什么不将过度治疗视为对生命尊严的亵渎？你得明白，有些时候不治疗便是最好的治疗。”

连日来，我明白了老梁下定了放弃的决心。现在他复述他说过若干遍的话，无非是要掩饰一下复杂的心情而已。让我复述我说过若干遍的语，无非是要我最后一次给他壮壮胆而已。

我们走出办公室前往重症病房。经过护士站时，老梁吩咐关掉他老父亲所在单人间的视频监控，并且不让任何人进入。待我跟在他身后走进病室，他立即返身将门反锁，并拉上所有的窗帘，然后走近床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良久，他老泪纵横，双手颤颤巍巍地轻轻抚摸老父亲几乎没有肌肉的脸。

“爸，我过几天要出一趟远门，实在无力再孝敬您老人家，请您老一定原谅儿子我的不是。您老要是同意我拔掉呼吸机的管子，就请眨一眨眼睛。”老梁泣声说道。

须臾，老人家一直微微睁开着的双眼微弱地合上，不久一滴小小的泪珠从干涸的眼角缓缓流下来，脸上似乎流露出一丝笑容。这是我过去数年来第一次看到老人家如此轻松的颜面表情。

老梁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立即步出病室带上门，在门外肃穆站立。

2024年12月31日

本文首发于《广西文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