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工

1

一小时之前，思陇三老人的呼吸和心跳就变成了监测屏幕上的两条直线。

值夜班的马宾州大夫在病床上给老人做电除颤和胸外按压一阵子之后，退下来换上另一名从综合科来轮转的尹中华大夫继续同样的操作。老人的儿子和女儿还不同意医生终止心外按压。此刻，他们站在三人间病室靠门一张病床和墙壁之间的狭窄缝隙，看着医生护士们做着那一套没有意义的抢救动作。

我是护工甘棠红，现在站立在病室门外的一侧，双手垂立，一身疲惫，不时往病室里探头看看。过一会儿，我还要帮助家属们料理尸体，很多时候还要替死去的人穿上寿衣。干这些事，家属通常会给一个比较厚的红包，里面的金额比辛苦两天擦屎刮尿得到的护工费要多得多。

医生们又按压了一个小时，老人的两个孩子才同意医生们停手。如果未经家属同意就停止按压，家属一投诉，医生护士便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这种事情，我在京城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大道医院当了20年的护工，早已见怪不怪。有时候，我甚至在心里暗自琢磨：当护工伺候人这么辛苦，没日没夜干到两眼发黑也拿不到两百块钱，没想到当医生也有不被当人看的时候。他们看起来表面风光，还经常上电视说教个不停，但在不讲道理的病人和家属面前，有些时候也是要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久而久之，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就悟出了这样的道理：人活一世，生死都不容易。

在擦拭老人的遗体时，我看到瘦干的后背部已经现出一片深蓝色的尸斑，前胸按压处的皮肤惨白而水肿，与四周紫蓝色的皮肤颜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穿寿衣的时候，四肢已经僵硬。

太平间的师傅推着专用移送车到病房将遗体拉走后，我拿上自己简单的衣物走进呼吸四病房的女淋浴间冲澡。我经常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病人，早已和王灵灵护士长以及其他护士姑娘相熟，她们并不介意我使用淋浴间。

这会儿已是夜里十点多。我六点多在医院北门对面的包子铺买两个肉包子，这是我每天的晚餐。中午饿的时候也是这么解决的，不饿就什么也不吃。我穿着厚厚的冬衣走近医院的西门时，看见几只躲在树篱中等待有人来投喂的野猫。要不是饥寒交迫，它们是不会在寒夜里出没在路灯的映照里的。这些流浪猫忧郁的眼里充满恐惧、警惕，却抵挡不住饥饿的煎熬。但是，今天已是龙年腊月廿三，也就是北方的小年，很多外地人都回老家过年了，谁还顾得上来投喂它们？

北风呼呼号叫吹刮着寂静的街道，把树吹得光秃秃的，把东大桥公交车停车场的车辆刮得没剩下几部。往日里此处的十字路口总是挤满路人，现在只看见有几辆小车行驶在街道上，排气管吐出的袅袅热气，在零下八度的气温里变成一缕茸茸的长线，很快又飘散得无影无踪。

经过春平广场的大楼时，我下意识停了下来，看看黑灯瞎火的店铺门脸，想象着往日里在餐馆里吃香喝辣的人们，我更加感觉到自己虽然在首都生活了20年，但几乎所有的商品和食物都与我没有关系。我忽然绝大自己和躲在树篱里忍饥挨饿的流浪猫没有丝毫的区别。

我走下东大桥地铁站，搭乘一站空荡荡的6号线，在呼家楼站转搭同样空荡荡的10号线在宋家庄站下了车。我从温暖无风的地下走上凛冽北风狂刮的地面，穿过一截灯光还算明亮的大街，转进一截只有鬼火照明的幽暗小街，回到和老公住了至少五年的出租屋。只要知道一个月的房租只有600元，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出那样的一间出租屋是怎样的光景。

陈和吉斜躺在床上裹着两床厚棉被右手刷手机，查看的肯定是老家河南周口市马山县城的房市，左手拿着的四张银行卡不知道像北京老头儿玩核桃一样把玩了多少回，好像多玩几玩就能将凑起来的50万元存款玩成100万元一样。看见我随着吱嘎响的开门声随冷风一道走进来，吸了一下鼻，抬头说：“马上县城东城区新房子的均价为每平米4300元，比一年前降低了一千多，幸亏当时没下手。”

我脱下羽绒大衣，挂到墙壁的一根钉子上，坐到一把破旧的小矮凳上，一边检查地上摆着的几个袋子里的年货，一边回答：“要不咱们再等等看，说不定房价继续降？”

“要是不降反升，咋弄？”

“不会吧？现在生意这么难做，工作这么难找，谁还能存钱？”

“就怕买了房子，那小子也找不到老婆，不是白买了吗？”

“可不敢胡说！有房有车给够彩礼，谁家还能娶不上媳妇？”

“对了，阿红，今儿咋回来这么晚？”

“还不是因为刚送走了一个老头儿？”

黑夜中，大风在屋顶上滚滚扫过，发生可怖的声音，貌似要掀翻被吹得咔哒作响的预制板。冷风从门缝下钻进夏天没有冷气、冬天没有暖气的违建棚屋里来，刮刷着我皮肤粗糙的双手。我脱下皮鞋，拖着沉重的矮胖身体爬过老陈更加臃肿成一大堆的身躯，挪到占据了棚屋一半面积的床铺的里侧，将自己埋在棉被里，只露出半个头，扫视着这个比牛栏好不了多少的“家”。

1969年，我出生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的甘家村。1987年，我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便和同村的几个姐妹结伴前往广东顺德打工。没想到工厂妹没干多久，我就被来自河南周口市马山县的陈和吉忽悠得晕头转向。待到生米煮成熟饭嫁到婆家所在的村子，我才发现那地方比自己的家乡还要一穷二白。间隔四年生了大儿子大桥和小儿子新桥之后，我心里想着当年去广东打工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吉哥比我三岁，个子牛高马大，样貌帅气。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因罹患慢性咽炎和鼻窦炎需要每隔十分钟就要清一次喉。医院的五官科就是因他而设的，只是因为没有钱，他从来没有去看过病，能扛就扛，实在扛不住就喝酒和蒙头大睡。

我们的出租屋离公共厕所很远，好在老陈喝酒走脑不走肾，一般不用尿尿。让我更担忧的是老陈每天的鼻塞，我随时随地都想给他涂鼻膏。他不笑还好，因为笑声里总会混杂进痰到喉咙的咳嗽声。但是，他死活不愿意去看医生，尽管他也在同一家医院当护理员。

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脑子里想着今晚离开人世的思陇三老人以及他的两个凶巴巴的儿女。

88岁的思陇三一年多前被诊断为晚期肺癌时，医生说不能手术，没有合适的靶向治疗药物，只能先尝试化疗，或者免疫学治疗和化疗同时进行。因为年纪太大，大道呼吸肿瘤组的专家说，老人不能承受标准化疗方案的打击，只能减少化疗药物的剂量。

一开始，大道医院住院患者尚能开出免疫治疗原研药，治疗效果非常好，听患者的女儿说，肺部CT上看到的肿瘤影子明显缩小。可是，好景不长，治疗两个月之后原研药就退出了公立医院，只好退而求其次用上仿制药代替。这些药不管是化疗药还是免疫治疗药物，副作用都非常大，疗效也不好。于是，病情就迅速朝恶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思陇三的儿子是一个退休了两年的公务员，女儿明年才退休，是一个大学老师。他们的家庭都不富裕，但很有孝心。为了治疗父亲的肺癌，他们耗尽几乎所有的积蓄购买原研药。病情稳定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一天一天恶化，最后还是走了。

“城里人的想法跟咱们不太一样。他们将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一个快要90岁的老人治病。医生一开始就说，老人家得的是晚期癌症，已经没有办法，花再多的钱最后只能是人财两空。老陈，你说家属这么做，对不对？”我盯着老陈的日常堵塞的鼻子看，似乎要用目光疏通他的鼻道。

“人家家里有存款，不忍心看着老人家就这么走了。没钱喽没办法，有钱的话谁家不是死马当活马医。”老陈摸上旁边的卷筒纸，撕下两小截对折，擦了擦眼角。他现在在呼三病区当护理员，见证过无数的生老病死，心里头的故事也多着呢。

“今天是兄妹俩第四次将老人送进大道医院，上一次合并真菌性肺炎和呼吸衰竭时还送进了呼吸ICU，听说气管插管上呼吸机了。”

“子女总是要表表孝心的。”

“孝心是表了。钱花了不少，老人家上路之前还要受这么多苦，这可是晚期癌症呢。你想，将一根手指粗的管子从喉咙插进去，平日里咱吃饭筷子不小心碰到喉咙，都要干呕半天。你说，老人得有多痛苦？”

“那不有很多人抢救过来了吗？”

“能抢救过来的肯定都不是晚期癌症。再说，全身插满管子，都快要死了还要和孩子们抢饭吃，多活三几个月有啥意思？都这么老了，不如早死早好？”

“早点休息吧，操那心弄啥嘞？”说完，老陈又用手指捏住鼻子鼓了鼓气。

毕竟是一个55岁的老女人了，劳累了一天，明天还有换一个患者劳动去，我闭上眼睛希望快点入睡。良久，老陈以为我睡着了，慢慢从被窝里抽出双腿，双脚碰到地面就不得不用右手捂住右上腹部，估计肚子疼的毛病又犯了。后来，他走两步到墙角拿了一瓶啤酒，往门边轻轻一嗑，瓶盖顿时飞走。他喝了一口，将瓶子摆在床头处的地面上，和衣钻回到被窝里。在这个冬天没有暖气的“家”，夜间睡觉必须穿着毛衣毛裤，不然会冻得无法入睡。

风声啸啸嗖嗖在咔哒作响的预制板屋顶上怒吼。一阵狂风刚刚怒吼离去，又有一阵跟着咆哮过来。

2

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只要生活还过得去，谁乐意这个时候还在外面飘着？但年前护理员和护工人手少，干一天活可以拿双倍的工钱，所以我们打算一直干到大年三十才停歇。

送走思陇三之后，我就接受了护理一个染上重症肺炎的小伙子。他的病情越来越重，看样子是救不过来了。这天我要干到晚上九点，等小伙子的爸爸去车站接从安徽老家妈妈赶到病房之后才能下班。

年关将至，很多患者能不住院就不住，住进来的都是危重患者。八点钟之后，病房开始寂静下来。我拿着水杯去医生办公室取水喝时，里面只有马宾州大夫正在写病历。

“甘师傅还不回家过年吗？”这个和陈和吉年轻时代一样帅气的山东汉子朝着我笑了笑，问道。

“订好了腊月廿八回去的火车票。你回家过年吗？”大道医院有很多好大夫，马大夫是其中之一。他是医院里几个和我说过话的医生中的一个。

“我大年初二值完最后一次夜班，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就和媳妇去省立医院报道了。”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看向墙上的画，在想着什么。

“你是说离开大道医院，调回山东工作吗？”

“是的。在北京活得太累，扛不动了。”

马大夫的话音没入令人忧伤的气氛之中。我觉得，这会儿他最需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来拍拍肩胛以示安慰。

他说“在北京活得太累”，我是能理解的。前两天晚上抢救终末期肺癌患者思陇三，马大夫在心外按压一个钟头之后征询家属的意见：“我们已经尽力了，我建议放弃抢救，你们看是不是可以不再按压了？”思陇三的女人当即情绪失控，怒吼起来：“放弃？你什么医德？老人的生命就不值得你尊重吗？你们敢放弃，我就告死你们！”

马大夫是一个倒霉的人。他碰上最倒霉的一桩事，是五年前被安排背了一个医疗纠纷的锅。我之所以知道那场纠纷，是因为呼四病区的护士长王灵灵在某一个场合向我描述过。

王灵灵说，有一个37岁的高龄产妇自幼患有风湿性心脏病，29岁的时候接受二尖瓣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因为病根儿还在，术后心功能不全一直存在，再加上明显肥胖，医生就明确告知患者及其家属不可怀孕生子。但是，患者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坚持受孕。孕37周时住进大道医院产科待产，于行剖宫产手术前停用华法林，计划术前一天改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术前讨论时，有专家指出停用华法林时间太短，全身麻醉存在较大的风险，于是将手术时间推迟四天。产妇于剖宫产后第二天出现严重的呼吸苦难，第八天抢救无效死亡。

患者出现呼吸困难那天，担当二线值班的马大夫应邀前去急会诊。我是数个月之后将呼吸科主任签名的反馈意见送到医疗协调办公室时，偷偷看到上述治疗经过的。至于住在产科病房的产妇因为出现一种名为“肺栓塞”的情况而死亡，为什么就能将主要责任推到呼吸科大夫的头上，这就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只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承担一笔经济赔偿资金、扣罚半年奖金、延迟两年申报职称晋升等。

作为护工，医院里有很多事情是我不能理解，也不应该知道的。譬如说，有个大夫因为连续考三年没考上执业医师资格证，根据规定要转岗到行政后勤部门，于是去了医务处，又过两年才考上证。在医院里待的时间长了，连我都知道这个执业医师资格证，医学院的毕业生99.9%一次考试就能过关。但这个五年才考上证的大夫，去医务处反而得到了提拔，后来还当上了副处长处长的，一年前居然变成了分管医疗的副院长，将临床大夫耍得团团大转。

下夜班之后，我在医院西门旁边的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送回病房给马大夫当宵夜。

看着躺在病床从持续两个月的昏迷中逐渐苏醒、吸着氧仍然喘大气的儿子，那对来自安徽农村的父母满脸悲切，眼神空洞，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昨晚是马大夫顶替其他人值夜班，所以上午还得按原定排班表出门诊，中午没顾得上吃饭就赶到病房来。从他查房时的表情以及和他父母谈话的态度来看，那个可怜孩子似乎是救不过来了。

“真的没有办法筹到钱了吗？”在走廊里小心询问小孩的父亲时，马大夫表现出关切的真情。

“公司出了事，老板被抓了进去，老板娘变卖了家产也没够还债，已经拿不出治疗费。”那中年汉子痛苦得不自主地作出了抱头捂脸的情状。他说完就背靠着墙面慢慢蹲坐在地上，像被抽干了所有的血液，动弹不得。

“你儿子的神志逐渐好转，一般情况趋于稳定，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合并肺部感染。我总觉得还有办法，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没有……没有钱了……”

小伙子才23岁，去年夏天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一家生产和经销化学制剂的民营企业工作。九月的一天，他在实验室对某种化学物进行质量检测时，不慎将有毒气体吸进肺里。第二天，他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随后出现咳嗽、咳痰、呼吸困难，一周后陷入昏迷。

昨天听马大夫说，小伙子实际病情和对其父亲说的有出入，问题在于说服他们家不过早放弃。实际上，他的病情很严重，仍在快速进展。除了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损和并发肺部感染，另一个同样严重的情况是两肺弥漫性纤维化。这是他第三次住进大道医院，前两次住进的呼吸ICU。老板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已经危救治他花费了100多万元。当医生告诉老板，待到病情稳定之后大概率需要进行双肺移植手术，手术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用都将是天价数字。老板说只要能救人，多少钱都会负责到底。怎奈全球经济不景气，他的工厂终究没有熬过来。而且，他本人也因为行贿和偷税被“远洋捕捞”了。老板娘苦着脸对小伙子的父母说，实在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恳请他们原谅。他们赶着过年之前来到北京，就是将孩子接出院回家的。

一条明明还有机会救活的年轻生命，只是因为没有钱，父母就将他接回家等死，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惨的事吗？我不是大夫，无法体会大夫面对这种惨状会有怎样的心情。一辈子遇见一两次这种事，一段时间过后或许能平复过来。但是，如果数十年如一日遭遇这样的事，心情一定不会有轻松的时候。我没有文化，勉强能读书看报，但发生在医院里事看得多了，自然也会有很多想法。只是有很多事情，越想越是想不通。

我知道，人活着谁都不容易。并不是所有的大夫都是好大夫，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大夫会给患者开不必要的检查，开不必要的药。那不是将生病的人往绝路上赶吗？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家属不尊重那些为他们着想的好大夫。至于那些在门诊大楼里游荡的托儿，专门诓骗外地来的患者到坑人的私人小医院。那些人贪得无厌，连塞进死人嘴里的硬币都想抠出来。人怎么可以害人？他们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腊月廿八上午，泪流满面的父母将儿子接出了院。

我领着那位父亲去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帮助他们用平推车将儿子送上一辆私人运营的黑救护车。看着那辆将年轻人接回家等死的救护车，我感觉到自己的脑浆从眼睛流了出来。除了想到我的儿子和孙子，那种状况还能让我想到谁？

回到呼吸四病区在杂物房发愣了一会儿之后，我心大心小地走到D楼专家办公区，敲响了全院唯一的一个广西老乡武陵主任办公室的门。他原来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很多年前调到了综合科当主任。

“武主任，给您顺便拖一下地吧，今晚我就和老陈搭火车回河南过年了。”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过来帮他拾掇一下办公室，往时都是他说了我才来的。腊月廿四那天，他将我和老陈叫去帮忙做些卫生，末了送我们俩两瓶好酒，还给各一个红包。

“今天地就不拖了。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好，有什么事吗？”武主任欠了一下身，指着一把椅子说。

我怎么可能敢坐下来和这样的大主任聊天？该抹的桌子和柜子还是要抹，能说说话就该知足了。很多次，我这个早已年过大半百的广西农村老太婆也曾暗地里有一点点发疯的想法。要是高中毕业之后考上大学，大学之后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和一个像武主任这样有头脑、有知识、从不说脏话、每天都刮干净脸和穿干净衣服的男人结婚，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偶尔有些奇怪的想法冒上心头，我暗地里也很难堪。高中毕业之后没能继续读书，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痛。其实，我很希望读书，也很能读书。生活再艰难，只要有一点空闲，直到今天我还会在手机上读读文章。文章读得多了，脑子里自然就会产生各种想法，甚至包括思考生老病死等。

“马宾州大夫过了年就回山东老家工作，您知道这事儿吗？”

“知道。他是我的研究生，是我建议他们回去的。”

“为什么？”

“多年之前，他碰上了一桩医疗纠纷。有个女性患者罹患严重的风心病，不得不行二尖瓣换瓣术，但术后恢复情况不是很好。很遗憾，她于剖宫产后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最后没抢救过来。死亡病例讨论时，大多数专家认为死因是急性肺栓塞。这个说法对于医院和产科最为有利，因为上头对孕产妇的死亡率是有指标要求的。由于家属拒绝做尸体解剖，所以并不能排除另一个可能性也不小的死因，就是医学上称为‘卡瓣’的并发症。后来家属打起了索取医疗伤害赔偿的官司，法院判医院对患者的死亡负有主要责任。从医院管理的层面来说，这种责任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不然很难对家属作出交代。”

“这不是欺负人吗？不管是哪种情况，那和马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

对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老乡来说，武主任说了那么多的话，我已经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多数医生看都不会多看我们护工一眼。即使武主任以世界上最大的耐心向我解释什么是“卡瓣”，我也不理解。在我干活的时候，他倒是乐于谈谈他对马大夫回山东工作的看法。他说看到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将回老家谋生，很是痛心。马大夫在山东读完大学本科，来到大道医院读了三年硕士和三年博士，然后在本院工作了八年，终于意识到只是来北京睡了一觉漫长的梦。梦醒时分，发现过去14年来经历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梦做不下去了。他说，在他的认知里，山东学子进京求学一个很大的动机，是梦想毕业后不要再回老家工作和生活。

“他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医术特别精湛的临床医生，但对科研没有激情，不善于写论文。到了今天，一个只会看病不会写文章的医生，在北京的大型教学医院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是他必须离开北京的次要原因。”武主任继续说。

“我原以为只有我们这些出卖苦力的人才活得艰难，想不到你们读书人活得也不容易。我原以为只有病人才活得痛苦，想不到你们医生活得也很痛苦。”我说。

马大夫活得痛苦吗？如果他过的生活算痛苦，那么，我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活算是什么？

离开武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他硬是塞给我一包干笋和一包干蘑菇。我知道他家不缺这些东西，但这次是我主动来帮他做些清洁工作的，倒让我感觉是有意找借口来讨要年货似的。

3

在哐当哐当作响的绿皮火车上迷迷糊糊地挤坐11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两口子除夕那天上午九点半搭乘‌36路公交车‌，从周口火车站到达马山县西客站，然后转搭私人运营的小班车回到村子里。很多年来，我们只有在过年时候才回到乡下的家里。

天气本来就寒冷，又下起了小雨夹雪。在村头下车之后，我们看到一片片乌云浓雾在空中积压，让人心头一重。村里的巷子幽暗曲折，沿途不少房子已被废弃，行将坍塌的样子。村子里的小巷子全都铺上了水泥路，我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便宜年货，走起路来不像从前那样艰难。在离自家不远的一个拐角，老陈和一个手里提着一块儿新鲜猪肉的老人打了一声招呼。老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做声，只在嘴角扭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1990年，我们利用在广东打工积攒下来的钱，在村子里建了四间水泥砖平顶屋作为婚房。如今，这些房子已经变得十分老旧，这年月用来娶儿媳妇绝对没戏。

我们俩回到家里，大桥两口子正在烧水下面条。三岁的孙子在他爸爸妈妈的引导下叫爷爷奶奶，尚未满周岁的小孙女在婴儿学步车上不停地撑着地面滑行玩耍。两个孩子的小脸蛋在寒冷的冬天里，都是红扑扑的，非常漂亮。我从袋子里拿出各种年货摆在餐桌上，孙子很快跑过去挑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老陈拿起一块软糖，剥去包装纸递给第一次见面的小孙女，岂料孩子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这孩儿，真憨。”老陈笑着摇头叹了一声，一时不知咋办才好，只得用力清喉，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

老二新桥比大桥小四岁，花钱读完一个三本大学毕业之后，在洛阳的一家物流公司当了四年的会计，两年前考上了本地的乡镇干部。他下班回家后，我们有两件要紧事要向他弄明白：一是问清楚他现在到底能否养得活自己，二是啥时候娶媳妇。要知道，他今年已经28岁了，过了30岁这事就整个黄了。

吃完了面条，我便提着准备的礼物撑着雨伞，跟随老陈去到他哥哥陈平家看望公公。婆婆已经于三年前那个死人最多的冬季死于新冠肺炎。打那以后，公公就搬离祖屋住进大哥家新建的房子里。老陈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哥哥的本名叫陈和平，因为认识的人当中有多个重名，他干脆将作为排辈的“和”字拿掉。在家务农的大哥和嫂子育有一男二女。两个女儿出嫁了，儿子搞家庭装修，还能养家糊口。三个孩子都已成家，每家都生养了一两个孩子。整体而言，大哥家的家底比我家好得多。公公住进他家，平时多得他们一家人的照顾，我们每个月补助大哥一点钱。好在兄弟俩个性都比较温良，能互相理解和担待，所以两家人从来不曾有过龃龉。

公公抱被坐在床上。老人今年85岁，多年前就发现患有糖尿病。头几年口服降糖药，后来医生说需要打胰岛素才能控制血糖，但在河南的乡村每天打胰岛素，基本上不现实。老人还有白内障，已经两三年看不清人了。看到老人家面部浮肿，面色苍白，表情冷漠，双眼浑浊无神，老陈自是一副痛苦和无奈的表情。看到老陈难受，我跟着也更加难受，心上好像压着一块沉江的石头。两人也不知道该说些啥，只是默默搬来凳子在床边坐下。

房子挺大，入门处的一侧堆放着十几袋粮食和一些农具，有几把尼龙绳子被随手搁在粮食袋之上。公公的木床有了些年头，四个床腿子用方木制成。这张大床曾是和吉和我当年的婚床，想不到今天仍然结实。

公公戴着一顶破旧的棉帽，帽檐下露出干枯的头发。大冷的天气，不方便给老人家剪头发，过长的头发已经覆盖住了耳朵的一半。

“爹，俺和棠红回来了。”老陈诚惶诚恐地对着父亲说道。我们一年才回来一次，平时不能给予一丁点照顾，给的钱就那么一点点，父亲心里有积怨，作为儿子，他只能默默忍受。

“今儿个回来的？”不知过了多久，老陈听到父亲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句，很是感动，鼻子也不塞了。

护理这么多年的患者，我多少有些明白，糖尿病患者发展到后期都会因为并发所谓的“周围神经病变”，出现视力下降、全身浮肿、表情呆滞、行动迟缓等。这让我想到，老人家留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刚到家，这不就看恁来了？”

“过罢年就走？”

“俺俩想着过了初七就走。”

“弄啥嘞，这么急！”

“……”

这时，嫂子走了进来，对我说该去和面切菜剁肉准备包饺子了。

我仿佛松了口气，跟着嫂子走到了外面，看到空中雨雾和纷纷落下的雨丝，看到从嘴里喷出的团团白雾，心情甚是沉重。过年总会让人感觉很心累，很别扭。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像城里的女人那样轻松地享受春节假期呢？她们包饺子的时候可以发出欢声笑语，守岁时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春晚或者刷手机。

那样轻松惬意的日子，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是的，一次也没有。

河南乡下和广西乡下的过年习俗主要的共同点，是至亲的一家三/四代，在一起团团圆圆地吃年夜饭。广西的年夜饭只有一顿，没有守岁一说。河南的大年三十就复杂些，先是吃饺子，猪肉馅儿，有时还有羊肉馅儿、素馅儿，但再多也都是饺子。如果说饺子是正餐，年夜饭算是大餐式的夜宵。吃罢饺子，佐酒的菜肴就陆陆续续做好上桌了。是各种各样的凉盘儿，烧鸡、猪头肉、牛肉、猪皮冻、花生米以及各种蔬菜，满满一大桌。

当兄弟两家的多个儿孙辈叽叽喳喳将拄着拐杖的公公请到吃饺子的主位坐好之后，年夜饭就算开始了。我注意到公公脸上终于不再绷紧，他一边享用坐在他两旁的两个儿子往碗里夹的菜，一边心满意足地看着几个孙子和重孙，哪怕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这一年来的含辛茹苦还是得到了一些补偿。是啊，还有什么比一大家子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吃年夜饭更好的呢？

年夜饭喝的酒可好了，是老陈带回来的全村人都不敢想象的白酒：两瓶河南的杜康和两瓶广西的30年丹泉。老陈还私藏着两瓶茅台，他打算明早也就是大年初一送给哥哥单独喝，以感谢他多年对父亲的照顾。看着家里男人们大口喝酒，我想到这些好酒的来历，不禁会心一笑。

所有这些美酒，还有我俩带回来的干笋、干海参、木耳、蘑菇、粉丝等等，都是过去一年间武陵主任送给我们的。自从武主任得知我是老乡后，时不时将朋友送给他的一些酒类和干货转送赠我。“我不咋喝酒，留着也是浪费，你就拿回家去给老公喝吧。”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喝酒的，只是嫌弃那些白酒不够档次而已。至于那两瓶茅台，那是小年那天，我俩去武主任家里帮忙做了一天的家庭清洁，他送给我们过年喝的。

正是由于武主任的热情和善良，促使老陈辞掉保安的工作，也来到大道医院干起了护工。

我唯一能为武主任干的事，便是每周两次替他手洗白大衣和洗手服。他院内院外如果有啥体力活，也都乐意交给我俩去办。只要是出了力，武主任总有顺其自然的办法支付辛苦费，而且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到受施舍，尽管他确有扶持生活贫苦的老乡夫妻的心意。

公公剩下的牙齿不多了，两个儿子只能选一些软烂的菜夹到他的碗里。公公已经不能喝酒，家里的其他七个老少爷们一个比一个能喝，眼看着八瓶白酒就要喝干殆尽。陈平毕竟是一个上了六十岁的人，还没喝到十点钟就歪坐到墙边睡去了。不久，五个兄弟开始划起拳来，屋里叫喊声响成一片，好不热闹。

看着一桌颜色深口味重的北方菜，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是有一盘白切鸡就好了。”北方是有烧鸡的，我也真是领教了，无论是卤得烂乎没有嚼头，还是虽有筋口吃了塞牙的哪种做法，都让人提不起胃口。那鲜亮油嫩的白切鸡，越来越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从今年起，让老大也给你洗脚？”就在一会儿前，和吉偷偷地征询我的意见。和广西人过年不一样，这儿流行着守岁时给长辈洗脚的习俗。

“我才不要呢，我有手自己洗。”我不假思索地回绝了。广西老家没有过年给长辈磕头和洗脚的习俗，我看着觉得很别扭。

一家人酒足饭饱之后，四个女人将餐桌拾掇好，又将地板打扫了一遍。然后，在屋子的中央燃起一盘碳火，大家开始守岁。春晚无聊透顶，没一个节目能看入眼。昨天，我坐了一个晚上的火车，今天也奔波在路上，回到家里就劳动个不停，现在真的有些累了。我和老的小的们在火盆旁坐下来聊天，看着和吉端来一盆水，要给公公洗脚。

公公已经太老，眼睛里可以看到白色浑浊的一层，腿脚行动也不方便，一个晚上没说过一句话，只是从他比平时略显生动的表情来看，心情好像还不错。

“老二，你们初七一定要走吗？”和吉将公公搀扶到一把矮椅子坐好，开始替老人家脱去袜子。这时，公公说出了今晚最长而完整的一句话。由此看来，他对和吉夫妇初七又要离开一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不一定，也可以多停几天陪陪爹。”和吉说罢，突然发出“啊！”的一声。

我听到和吉短促而惊恐的叫声，知道不好，便走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和吉捧着公公右脚的双手不住地颤抖，公公的脚也在颤抖，不知道是儿子的手抖带动着父亲的脚抖，还是父亲的脚抖带动着儿子的手抖。和吉本来是蹲着的，现在却变成跪了下去的姿势。

公公右脚的拇趾和第二趾发黑、干枯，干枯得可以见到各有几道竖走向的隆脊，黑色的脚趾和不发黑的脚背界线分明。比这个更触目惊心的是，外侧脚踝处有一个像一块钱硬币大小的溃烂。溃烂区的边沿是一圈带血丝的粉红色新生肉，新生肉圈里可以看到有黄色的脓液附着。脓液有稀有稠。这种情况，和吉和我见得多了，那就是糖尿病足。

肢端坏疽，足踝溃烂和感染，情况这么严重，公公应该发烧才对。但是，他没有发烧。只能说，这块土地上的老农民是多么能扛苦啊！他们扛得下天底下所有的苦难。

我护理过无数糖尿病足患者，但还是无法忍受家里的这种场面。如果公公的左脚也出现这种情况，我会更加难受。这种锥心的痛苦，怕是谁都忍受不了。在冒着毛毛冷雨走回自己家的路上，我无法想象老陈心里正在经历的痛苦多么沉重。

我们俩为了生活，长年累月在北京当护工，护理无数罹患重病的外人。到头来，我们却不能发现家人的疾病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更惨的是，现在明明发现家人走到了人生的终末阶段，需要子女来当一回“护工”，而我们却没有能力尽孝，初七又要出门揾食。不然呢？

我回到房间，直定定地坐在冰冷的床沿。这时，除夕之夜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4

凌晨，孩子们都去给公公磕头拜年的时候，和吉还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

我太累，新年的钟声敲响不久，就在远近的鞭炮声中睡着了，并不知道老陈几点回来，是怎么回来的。要不是他在快要天亮时分捂着肚子喊不得劲，我也不会醒这么早。

和吉的身体太不如前，看起来比半年前消瘦了不少，脸色也由从前的红润光亮逐渐变得晦暗。昨晚他喝了不少酒，这会儿的脸色更是青灰。近来每一次喝酒，就没见过他不喊腹痛腹胀的。我几乎是求着他别再喝酒，但不管用。他说活得太累，再不喝点酒还不如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咋样？

他确实很累，过去两年在消化内科当护理员，和一个中年妇女合作干着三个人的活儿，哪有不累的？领着一份半工资听起来好听，但总额只有每月4200元左右。大道医院病区护理员工作职责拢共有14条，只看其中包含五项内容的第三条，就知道那有多么不容易。第三条职责如下，依据患者的护理级别，协助责任护士为患者提供生活照顾。如：一、协助患者刷牙、漱口、洗脸、洗头、洗脚等。二、协助患者餐前洗手、打饭、喂饭、清洗餐具、早晚打开水，并随时保证开水供应。三、负责检查患者指（趾）甲，并协助剪理。四、协助患者排便及倾倒便器，并做好卧床患者便后清洗，保持会阴部清洁。五、协助责任护士为卧床患者翻身及更换床单、协助患者活动。

当护工能多拿一点，但大老爷们给人擦身，端屎端尿，也不是个事，所以他干了一段时间护工就专干护理员了。我没有登记成为由第三方管理的在册护工，也就是我的身份是所谓的“黑护工”。按照最新的合同，第三方向患者每天收取260元，只向在册护工支付180元的工资。黑护工的工钱需要自己和患方交涉，但肯定会比每天180元多一点。因为社会对护工的需求量很多，我在这一行干了20年，具有良好的口碑，有很多人，包括呼四病区的护士长王灵灵和综合科的古辣妍总护士长，会帮助我揽活。

我们俩在北京打拼20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月总共领不到9000元工资。比这个更可悲的是，这点钱并没有花在最值得的地方，至少有一半打了水漂。

大桥虽然已结婚多年，也有了两个孩子，但心智好像比弟弟还不成熟，做事眼高手低。本来好好地出去打点散工，养家糊口总能过得下去，但他偏偏以为自己长本事了，好结交一些和他一样不靠谱的朋友，整天想着合伙做生意。结果，生意没见做成一桩，反倒欠下不少债。

儿子在外面欠的债，到头来却要父母来偿还。所以两口子在北京打工赚到的这一点血汗钱，有相当一部分填进了大桥不断挖的窟窿了。关键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不继续挖窟窿的打算。更要紧的是，我们无休无止地填窟窿的时候还不能让新桥知道，不然准得打起来。我们也曾想过不要再输血了，但又担心一旦这么做，儿媳妇溜之大吉。类似的情况，跑路的女人已有很多个，而且似有增多的趋势。

本来早就该娶进了两个儿媳妇，好不容易来一个，却让跑了，更不是好事。

我俩都明白，两个孩子打小就不容易。新桥刚一满周岁，兄弟俩就和其他千万个农村孩子一样成为了留守儿童。父母必须回广东去打工，不然呢？我们在广东干到2005年，才转战北京。因此，我们从孩子们幼小的时候起就与他们缺乏沟通，后来甚至不知道如何沟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有时候我甚至这样想：哥俩能活下来就已经算是万幸了。

大年初一，整个大家庭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晚饭也是大哥一家陪公公一块儿吃的。饭后，我将新桥叫到自己房间里。

“该为以后的日子存点钱了。”

“存钱？哪有钱？”

“不是领工资了吗？”

“明面上说是每月工资2800元，但第一年隔月才发一次，这一年更惨，隔俩月才发一次。镇政府没有钱了，发不出工资。说好过年发1000元过节费，可根本没有影子。”

“那咋办？”

“还能咋办？没治了。有些同事已经辞职不干了。妈，我也熬不下去了。”

新桥说到这里就开始哽咽了。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感到一阵心塞，后悔在大年初一晚上问儿子这样的一个生存问题。一个大男人，读完了大学，一个月居然挣不到1000元，根本连吃饭都成问题。当初考上乡干的时候，说是考，其实我们也是花了不少钱的。看来，新桥干了两年，也没能把我们下的本钱挣回来。

这时候，一个奇怪的念想爬上了我的心头：已经辞掉了北京大道医院工作的马宾州大夫，以后去到一家陌生的医院上班，想必也很艰难吧？

看着新桥心有难言的痛苦，我也不好催婚，甚至没说出要在县城给他买一套新房子的事。

想到过了年怎么说都得带公公到县医院看看病，我更是一筹莫展。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腊月廿三那天晚上在大道医院西门的树篱里看到的那几只流浪猫。那些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猫，说不定已经冻死或饿死了。

公公婆婆帮着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现在公公病重成现在这个样子，依照天理，不能不管不顾。昨天上午，公公还问我：“你们能不能过了元宵节再走？”他显然是多次这样要求和吉无果之后，才会这样对我说出。说来令人心酸，公公一年到头没能见他们几天，现在见到了自然希望他们多停留几天。问题是，他们总得出门去讨生活呀！

那么，钱呢？哪里弄治病的钱去？

对中国人来说，人情世故是一个能将人压迫得背过气去的负担，尤其是对河南人来说，尤尤其是对农民家庭来说，尤尤尤其是对河南的贫困农村家庭来说，更是不堪重负。

已经下了两三天的雨，我暗自祈祷能再下几天。不想到了走亲戚的初二一大早，天就放晴了，而且还没有什么风。一想到两个姑姑将带着成串的孙子孙女、两个侄女将带着成串的孩子们回娘家走亲戚，说不定还有别的亲戚意外光临，我的头皮就会发麻。另一方面，我和和吉也有几家人需要去走一走。脚步一动，那就是钱的事。我板着指头算过，每年打工12个月，其中有两个月是替各家亲戚出力的。要是许愿有效果，我就许下接下来的几天来个暴风骤雨天气的宏愿。

再难过的年，也是要过的。

到了正月初六清晨，我和和吉刚起床洗漱完毕，陈平老两口就笑吟吟地走进他们的房间。

“咦——我勒乖乖来，我都没法说了！”大哥说着将一个农夫山泉的瓶子递给和吉，瓶子里有小半瓶微淡黄色的液体。“我知道你也没有尝过这么好的酒，那可是一小杯就得花百来块钱的好货！来，你尝一口。”

和吉接过瓶子，鼻腔畅通了许多，说话的鼻音居然不很重。他看了一眼媳妇，得到了默许，就拧开瓶盖噘嘴接了一口淡黄色的液体。他真情的一咂嘴，发出人生中的第一声美妙感叹：“得劲儿！要不咋能是茅台呢？”

大哥收到弟弟自己舍不得喝的两瓶茅台酒，立即将其中一瓶像藏金子一样藏好，然后将另一瓶分装进两个矿泉水瓶里。他不愿意与两个儿子分享，在美酒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子情份暂时不需要商量。从初二和初五，我看得紧，和吉不能碰酒，大哥拿来的这小半瓶，他也只能沾一沾。

“昨天晚上，爹交代说要咱哥俩带媳妇天一开亮就去看他，还说不要带上孩子们。怕是念叨着你们明天走的事情。唉！人老了，想法多，猜不透。要不，咱们这会儿就过去看看？”陈平将剩下的酒揣进兜里，看着和吉说道。

和吉夫妇跟在陈平夫妇身后来到公公的房门前，陈平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顿时，四个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倒退了一步。

公公整个身体斜挂在床沿，头部和上半身歪向外上方。有个带活结的尼龙绳圈套在脖子上，从绳圈生出的一段绳子绕成一个带死结的圈子，圈子就套在一个床腿子的上端。这样的连接方式，让公公的上半身悬空着。双眼张得很大，眼球凸出，从较远的地方就能看到白内障。嘴巴歪裂开着，很多带泡沫的白色液体从位置处于低位的右侧嘴角流了出来，流湿了一地。臀部和臀部以下部位都能着地，大小便失禁使得裤裆处和之下的地面有一汪尿水，强烈刺鼻的粪便气味也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断气之前，老人家曾经本能地挣扎过，左手被压在身下，右手的指甲在地板上戳出几道浅而明显的刮痕来。双足曾经蹬来蹬去，右侧的袜子被蹬脱出了一半，露出脚踝那个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出现的溃烂区域。

公公很可能先是坐在床边整理绳圈，套好之后慢慢躺下，然后转身翻下。老人家早有准备，连寿衣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好在床对面的一张小凳子上。我返身、关上门、闩死之际，和吉慌乱地将老人家抱到床上，将床腿上的绳圈拿下，解开绕在老人家脖子上的绳索。我接过老陈递过来的绳子，打开绳结整理成一圈，放回粮食袋子之上。

随后，和吉开门走了出去。不到两分钟，他端回一盘热水老父亲的身体擦拭干净。此刻，干了十年护工的和吉不知道护理过多少活人和料理过多少具尸体，头一次招呼自己的切爹。

给父亲穿好寿衣并盖好被子之后，和吉对愣在一边的陈平说道：“哥，爹是躺在床上安静离去的。现在，可以找人商量安排下葬的事了。”

5

生活，还得过下去。

办完公公的后事之后，我们就于元宵节后第二天回到北京干活了。他继续回消化科当护理员，我在综合科一病区一对一护理名叫黎塘的老干部。

综合科有三个病区。一病区转为高级干部服务，每个病室都是有里间和外间组成的套件；二病区的病室都是单人间，有钱就能进来享受优质的诊疗服务；三病区是普通病房，均为三人间。大道医院肾脏病科韩六鼎主任于2023年11月22日当上国家工程院院士的前一天，就是在综合一病区的G-314病室里离开人世的。那时，我是他的护工。

清早，我特地走到医院西门去看看树篱，我为年前看见的流浪猫准备了两个在食堂买的馒头。让我怅惘不已的是，那几只在寒风中饿得喵喵直叫的猫不在那儿了。北京正月里的气温比春节前更低，北风刮得也更猛，流浪猫说不定死光了。

公公走后，我想得很多，越想越难受。老人家享年85岁，已是高寿。喜丧本身没给我和老陈带来太多的悲痛，让我们心如刀绞的是他离开人世的方式。公公从除夕之夜至大年初五，每一天都会询问我或老陈“再多住几天中不中？”当他确信我们初七就走之后，便选择在初六那天死去。如果我们愿意在家里多待几天，他或许就不会急着走。

乡下的老人有其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害怕死的时候身边太冷清。对公公来说，能够在两个儿子、三个孙儿、四个重孙辈都在家的时候闭上眼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让老人在孤苦、无助和绝望中走上自尽的路，总不是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的体面之事。

我心里对公公有不可名状的感激之情。他从来不将自己的苦向别人倾诉，绝不向邻居公开数落我们在外面当多少不体面的护工，却从来不曾照顾亲爹一天。更让我们感激的是，公公上吊之前让两个儿子有时间处理，不让外人知道他是自尽的。

村子里有一个陈洋桥的小伙子当兵复员后在县城城南派出所当协警，老陈曾交代他要是有好的小区房子开盘，就告诉我。有一天，陈洋桥发来微信说一个名叫“书香家园”有新楼盘即将开售。

老陈赶回县城，拍了不少短视频和照片让我看了地段、小区内环境、样品房的装修格调，以及他第一眼相中的一套三室一厅房子所在的位置。

“按照现在的价格，咱买一套110平米的房子，总价47万。咱首付30万元，贷款10年还清，等额本息月供约‌1794元‌‌。你看咋样？”老陈的口气有些激动，好像已有姑娘等着进门似的。

“我觉得小区和房子都不错，你看准了我没啥意见。”想到了辛苦干了大半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终于可以在城里要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也很激动。

本来咬紧牙关可以付清全款买下房子的，但是，总得留下小20万元应急。不然，拿啥来买一辆小车？还有彩礼和婚礼等，都好花大钱，至于其他开支，还不知道得花多少，到时候还得像亲戚借一点。

当天，老陈就将买了房子的时候告知新桥，目的是让他下定决心，尽快找到女朋友，争取一年内把好事办完。毕竟是一个在县城了有了房子的乡镇干部，找一个在镇子上当小学老师的妹子，要求不算过分。

我护理的黎塘老人是个大人物，现年93岁，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黎老患有多种严重基础疾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病和脑梗等，在呼吸ICU住三周控制了肺部感染之后，昨天才转到综合一病区。

黎老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得以常年住在医院里。他于两年前第一次发生大面积脑梗，此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他每年总有几次需要上呼吸机，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合并重症肺炎。现在，他的全身脏器功能都出现了障碍，这次转科前在呼吸ICU还做了体外膜肺氧合。

黎老每年的治疗费用都在100万元以上，据说上一次在呼吸ICU的医药费就超过20万元。刚才在无意中听到值班护士说起此事时，我不由得联想到十天前因病走上绝路的公公。

有一天，我在里间帮瘦成皮包骨的黎老翻身和拍背，听到兄妹仨在外间商量。他们的母亲已于十年前死于心梗。

“我看爸爸活得很辛苦，关键是一直陷入昏迷状态，还经常抽搐、发烧。”说话的是大哥，他在美国定居，每年回来探望父亲一次。“咱们坚持了两年多，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咱们是不是考虑到了应该放弃的时候？”

“放弃？什么意思？”排行老二的女儿用耍性子的声音说发出惊疑。她是一名退休护士。

“就是不再积极抢救，让爸爸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活得太痛苦，没有必要延长他的痛苦。”

“爸爸的生命还在，要结束他的生命，这怎么可能？任何一条生命都是有尊严的，能活一天是一天。我不同意。”

“老三，你的意见如何？”大儿子转向小儿子问道。

“我同意姐姐的意见，只要爸爸有一口气在，我们做子女的就不能轻言放弃。不然，我们不都成了不孝子女吗？”这是老三的意见。听语气和声音，他是擅长于与动用非善意的心态和刻毒的语言能将医生逼疯的那种人。

话谈到这个份上自然就不能再谈下去了。当天晚上，我将黎家三个子女的谈话，向夜班的古辣妍护士长说了。古护士长见私下里无人，就低声说：“黎塘的小儿子是公交公司的普通工人，老婆又工伤瘫痪在床，家里比较困难。只要老爷子还活着每月就有两万多元的工资和各种津贴，他家的生活费就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什么理由希望老爷子早日断气？”

想到黎塘老人一天的治疗费用就超过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劳动所得，我不禁悲从心来。想到公公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糖尿病足坏疽感染溃烂，也没有钱到医院看过一次医生，最后竟落得上吊自尽才能脱离苦海，我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落差，跑到病房的污物处理间偷偷地哭了起来。

我还没哭停，老陈就打来电话说：“新桥说辞职就辞职了，从三月一日起不再上班。”

因为黎塘老人的气管套管经常堵塞，夜间需要有人监看，家属每天晚上都向医院租来一张折叠床，摆在里间的墙边让我陪夜。这天凌晨，我将折叠床和床具拾掇好，两位护士姑娘便进来做晨间护理。在医院里，干活最辛苦是护士，有时候比护工还辛苦，还要受患者或家属的气，偶尔也受医生的气，关键是工资还很低。

不久，医生来查房。他们向我询问了患者夜间的情况，然后在手电筒的照明下翻看眼睛和口腔，用听诊器听了听肺部，检查臀部有无压疮，看看双下肢有无水肿，最后盯着看看心电监护仪上的各种曲线和数字。最后，他们用支气管镜经气管套管从下呼吸道吸出浓稠的黄绿色脓痰，这才离开病房。

我听医生们说过，这些长时间住院、反复入住ICU的老年昏迷患者，因为不能咳嗽，支气管和肺里肯定积聚有大量的脓痰，护士常规应用以负压吸痰管吸痰不可能解决问题。

待到医生们离开之后，我开始自己的工作：替黎塘老人洗头、擦身、清理会阴部、换上新洗的衣服、剪指（趾）甲、以及房间里所有家具的保洁等。在做着这些工作的时候，我看着躺在床上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的老人，看着插在他身体上的气管套管、鼻饲管、静脉留置管、导尿管，在心里对自己说：“没有任何理由让老人受这犯罪。”

干完活，我想到应该去给武陵主任报个到，蛇年还没见过这个好心人一面呢。我向古护士长说明了心意，并向我要了一条新毛巾和一把新拖把，便走到D楼六层专家办公区敲响了武主任办公室的门。

武主任笑容可掬地将我迎进了办公室，然后站着看我擦桌子和柜子。

“武主任，我想问您一个医学问题。”我惴惴不安地说，“我没有文化，问的不对，您不要笑话我。”

“不会笑话你，请随意问。”武主任说。

“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昏迷了两年，费那么大的劲儿维持他的生命，这么做对吗？”

“肯定不对。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具体而言，那个老人已经不能说是还有生命。只要做测试，就能发现他早已进入了脑死亡状态。即使还有呼吸和心跳，医学上也能断定实际上已经死亡。所以，准确地说，现在只是人工维持他的呼吸和心跳，不能说是维持生命。”

“那为什么还要……？”

“回答这个问题不复杂，但决定怎么做却很复杂，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因素，这不是医生能决定的。我只能告诉你，我父亲、母亲、岳父和岳母罹患不可逆性疾病发展到终末期，都是临终前一两天才住进医院的。如果不是担心他们在家里过世会引起同单元邻居不愉快，我们很可能就不会将老人送到医院。”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你看起来似乎心事重重，有什么困难吗？”

“能麻烦您一件事吗？”

“请说。”

“我们家老陈最近脸色不太好，老喊肚子痛，看起来像我爸和我大伯死前的病差不多。我们老家因为得肝癌死掉的人很多，我特别怕老陈也……让他不喝酒，他不听；让他去看病，他也不听。武主任，您能帮我劝劝他不？他听您的。”

“太没有问题了。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让他来一趟。”

“谢谢您。”

每次帮武主任干点小活，他总会送点礼物表示谢意。这一次，他送给我的是两盒信阳毛尖绿茶。我知道他只喝红茶、普洱茶或六堡茶等发酵茶，不喝绿茶，但信阳毛尖是河南那边的茶，却由广西老乡送给我这个河南媳妇，这让我感到挺不好意思。

这一天晚上，我的担心从老陈转移到了小儿子的身上。刚回到那间月租只有600元的破房子，我就听老陈哭丧着脸说，新桥因为在网上传播淫秽物品，被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抓走了。一同被抓走的，还有在镇上混熟的几个猪朋狗友。

接下来的几天，老陈顾不上看病，通过大桥打听到底是咋回事。大桥素来不靠谱，怎么可能打听到啥消息？倒是村里一个在县城当协警的陈洋桥主动打电话给老陈说，他认识县公安局体制内有实权的领导，只要给人家送上五万块钱，一定能把人从捞出来，而且完全不会留下不良记录。

这孩子不学好。家里的事本来就够人头疼了，如今又来一件大丑事，真不知如何是好。现在房子贷款买了，未来十年每月要交将差不多一千八百元的房贷，儿子却被抓取坐牢了，要房子有啥用？就算能把人捞出来，家底没家底，本事没长本事，谁家会把女儿嫁给一个泼皮？捞人这么容易吗？捞不出来还判个三两年，姑娘家只要不断胳膊少腿眼盲耳聋哑巴，谁会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

6

黎塘老人病情再次出现反复，高热不退，床旁X胸片显示片状肺炎影像扩大，血压下降，家属要求将老人转至呼吸ICU上呼吸机或体外膜肺氧合。呼吸ICU不需要护工，古辣妍护士长在综合三病区为我新揽到了一份活儿，就是给住在同一间病室的三名患者当护工。他们的病情相对较轻，够不着一级护理或特级护理，一对三护理他们比一对一护理重患者，工作更轻松一些。

“都好几天，怎么还没见到老陈来见我？”有一天，武陵主任在查房时见到我，问道。

“家里出了点事儿，他回去几天，明天就回来了。”我心跳达达地回答，心里暗暗咒骂那个丢人现眼的儿子。

“明天下午有一个告我们的民事案件要举行二审庭审，你要有时间的话，想麻烦你帮我们扛些文件去，挺重的。”

“有时间。”

下午两点，医院的一辆老旧中巴将我们几个人载到大道区人民法院审判法庭的大门前。我活大半辈子总算有机会开了眼界，第一次见到庭审旁听证和法庭长成啥样子。

我扛着一个重重的大纸箱跟在武主任、尹中华大夫和医院聘请的专职律师身后，走进位于二层的一个法庭。

昨天我从医疗协调办公室领回材料交给武主任时，他告诉我说，有个63岁的女性患者，四年前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经联合化疗方案和新型靶向药物之后，给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情一度好转，两个月前出现肺部感染先后在北京靖安医院和北医四院住院治疗，因病情加重而转至大道医院综合二病区治疗。入院三周终因呼吸衰竭进行性加重，救治无效而死亡。

尹大夫带着我坐在旁听席第一排靠左侧的两个座位，来参加旁听的人不超过十个。在我们对面的一堵墙上悬挂着大大的国徽，国徽的前方有两排桌椅，靠墙的一排位置高出地板20公分，有三个座位，只有中间的座位上坐着一位30多岁身穿黑色长袍的妇女。她的面前排放着“审判员”的牌子，显示她是传说中的法官。

位置与地板齐平的第二排桌椅较小，但也有三个座位，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中间的座位。姑娘的脸庞大部分被她前面的电脑遮盖着，电脑荧幕的右侧摆放着“书记员”的牌子。

书记员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各有一套以“八”字排列座椅。左侧的两个座位上分别坐着一个40来岁的妇女（原告）和一个中年男人（委托代理人），后者应该就是患方聘请的律师。右侧的两个座位上分别坐着武主任（面前的牌子是“被告”）和医院的律师（委托代理人）。

和我在电影里看到庄重、严肃的法庭不一样，眼前的法庭只是一间比较宽、比较高、比较大的屋子。即使这样，我还是被这间大屋子下个半死，因为我当儿子还被关在看守所，还不知道要被法庭判几年。

“上诉人不服原审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进入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原审原告）律师开始宣读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被上诉人赔偿总计人民币211万元。被上诉人对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应承担40%民事责任。患者的主要矛盾是感染，被上诉人还存在下列严重的医疗过错：一、抗细菌药物使用不当，未参照细菌培养和药敏结果及时调整药物。这种做法本质上等于放弃对患者的治疗，更有悖于医学道德与伦理学原则。二、抗真菌治疗用药选择错误、剂量不足、疗程过短。三、巨细胞病毒感染视而不见，这一漏诊漏治加重病情的进展并严重影响疾病发展和转归。四、被上诉人在院感防控方面失职失规失范，导致院内感染。五、……”

20分钟过去，上诉人律师还在不紧不慢地宣读上诉状。截止此刻，我能够听明白并且能够记下来的内容不及他所言的十分之一。律师总共罗列了八条大错，第五、六、七大条各包括六小条。第八条在“被上诉人还有如下过错”的冒号之后，给出一大版的数据，给人的感觉是后果非常严重。看到坐在被上诉人席上三人中间位置的武主任表情坚毅沉着，完全没有慌乱的迹象，真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

“还有一个特别不能容忍的事实是，”30分钟已经过去，律师的宣读还在继续。“医务人员执业不具有合法性，管床大夫尹中华案发时未在北京市注册执业……。结合上述意见，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民事责任比例为5%严重过低，被上诉人理应承担40%的民事责任。”

在接下来的约莫15分钟里，律师详述了被上诉人应该承担40%的民事责任的很多条理由。除了替武主任担忧，我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感受：当法官也不容易，单单倾听上诉人律师的陈述就得耗费45分钟。看来，不管干哪一行，谁都不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挨近律师坐在原告席的中年男子是死亡患者的儿子，他的父亲亦即的死者丈夫杨乔则坐在靠后的旁听席上。不知道中年男子是干什么的，我猜不会是一个从事斯文职业的人。在律师陈述期间，他在挖鼻孔时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看到了，而且看他将挖出来的鼻屎偷偷地往旁边弹开。

轮到被上诉人答辩的环节，医院律师端了端上身，打开了面前的麦克风要发言，却被武主任拦住了。

“首先，我要陈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武主任平静地说，“尹中华大夫本人此刻正在现场。他接受医学专业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毕业证以及相应的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规培证书、主治医师职称证件原件全部带到了法庭，恭候核查。

“其次，我提请各位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患者病故之前四年罹患多发性骨髓瘤，曾经过化疗、靶向治疗、干细胞移植等。入住医院之前，多发性骨髓瘤复发、进展。作为常识，难以控制的肺部感染只是晚期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和最终死因。此外，患者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等基础疾病。事实上，患者入院前就发展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

“我们认为：一、大道医院针对患者的诊疗行为均符合医疗常规和规范、无过错；二、特别强调，抗感染治疗方案正确无误；三、患者原发疾病危重、病原菌广泛耐药，多脏其功能衰竭治疗效果不佳并非源于措施不当，其死亡与我方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武主任陈述时间是有上诉人律师只有15分钟，要点也显示在两个墙角上端的大电视屏幕上。最后，他慷慨陈词：“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判决我方院承担5%的赔偿责任，显然是事实认定不清，法律依据不足，是错误的。现在，主张我院要承担40%的责任更是不能接受，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双方结束陈述之后，法庭调查接下来的环节有举证与质证、询问证人和鉴定人、法庭归纳争议焦点等。那貌似已经不重要了，武主任的陈述基本上锁定了日后的判决走向，因为连我这样的护工基于厂里，都能看出医院没有什么毛病，难怪武主任一点儿也不慌张。

我剩下最后一个疑惑，武主任为什么亲自出席庭审？这种事交给分管医疗的副主任、主诊组组长或者科室临床秘书就行。即使出席，完全不需要亲自上阵，由律师陈述就行，那本来就是他的工作。

老陈是前天从河南马山老家回到北京的。

当天晚上回到那间破屋子，我没敢下午去法庭的事对老陈声张，他现在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儿子在网上贩卖淫秽物品被公安抓紧去，本身就够丢死人了。为了捞人，他将五万元现金交给本村在县城城南派出所当协警的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说已经将钱转交给了县公安局某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说不出三天，新桥准会放出来。但是，谁知道呢？

五万块钱！这可是从夫妻俩的饭碗里活生生抠出来的呀，而且得抠上一年才行。现在，原乡用来娶亲用的新房子是在县城买下了，如果房子根本排不上用场，这就意味着他们这几十年来远走他乡当牛做马，就算是白忙活了。

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今天之后，我才从古辣妍护士长那里知道武主任亲自上法庭答辩的原因，他输不起这一仗。

死者的丈夫杨乔是北京靖安医院胃肠外科的退休医生，武主任不明白医学同行更应该能互相理解才对，但杨乔教授显然是个另类。杨夫人在过去几年间在静安医院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时，他就摆老资格为难过本院几乎所有接诊的科室和医生，最终无人再敢接诊。不得已，杨教授通过关系带夫人到北医四院求诊。杨教授本性难改，对北医四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横加干涉，鸡蛋里挑骨头，最后也闹得不欢而散。后来，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大道医院。由于夫人最该入院的呼吸科主任等人早已知晓杨教授不是个善茬，所以不敢接招。杨夫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住进了综合科。

武主任在科里有一个死敌，那就是邹须知副主任。邹须知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综合科工作，他向来认为如果武主任不从呼吸科调来当主任，主任位置就该是他的。因此，过去这么多年来，他专职挖坑和武主任对着干。得知杨教授立志成为一脑子分的癖好，邹须知乐不开支，每天就研究杨夫人的病历，将所有的下次记录在案。患方的起诉书实际上是杨教授、邹须知和律师协同完成的作业。

杨夫人去世后，杨家认为诊疗经过存在问题，要求经济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16万元。医患双方向医调委提出调解申请，未能达成一致，调解终止。患方随后向大道法院提起诉讼，调解失败后走正常诉讼流程。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所召开听证会后，出具鉴定意见：院方诊疗过程存在一定过错，建议轻微责任。法院一审判决：酌定被告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按照5%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为十万八千元。

医患双方均不服原审判决，这就有了几天前的二审。现在判决书还没出来，我看到武主任表面上倒也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苦闷申请，但他内心的波澜谁又能体会得出呢？每个人心中的苦，只有其本人才会知道。

老陈的气色越来越差，从马山老家回北京之后说话突然少了很多，对新买的房子更是只字不提。

7

老陈的检查结果显示，显示原发性肝癌、肝内转移、侵犯门静脉及其分支形成癌栓、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腔积液。

之后三天，老陈便像个死人一样坐在出租屋里的矮凳上纹丝不动，连捏鼻故意以疏通咽鼓管这个动作都少做了很多。什么时候感觉到饿了，就冲一碗泡面充饥。我傍晚下班提着两个盒饭回到家的时候，老陈照旧那样木然坐着。我看着摆充当桌子的两个拉杆箱上的检查结果，知道老陈的心正在经历着最折磨人的煎熬。

武主任说老陈错过了手术的机会，化疗不会有好效果，只能寄希望于基因检测结果有利于考虑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但是，不管采用哪种药物，费用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而且疗效都不会满意。

“阿红，我对不住你。你跟了我40年，走南闯北，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真的对不住。”老陈说着说着，咽鼓管更堵了。

“老陈，你这是咋哩？武主任说了，好药越来越多，总有办法治好你的病。”我从老陈模糊的眼睛里读出了巨大的恐惧和强烈的求生欲望。

“明儿，你送我回家吧。”

“咱不急着回家好吗？武主任说该咋治咱就咋治。现在的医疗这么发达，肯定有新办法。”

“去球吧。咱家哪里还有那个钱？治疗不治疗，结果不都一样吗？再说，活的人还要吃饭呢。那房子……”

老陈说的这些话，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扎在我的心窝处。正月初公公去世时办理葬礼花费了三万多元，平摊到我们家已经耗去本来就没有多少的积蓄。随后，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新桥犯事被公安抓了去。屋漏偏遇连阴雨，这个节骨眼上又被骗去五万元。现在，倒是还能拿出十万八万块钱，关键是，钱花了却不能把病治好，这可是如何是好？我们家没有思陇三或黎塘家的条件，并不是每一户人家都经得起折腾。

一想到，往后十年还要偿还银行一千八百元的月供，我更是头痛。现在看来，那套房子不但没有用，反而成为我们头上的重石头。

“我想通了。”老陈继续说，“俺爹俺娘生养俺兄弟俩，还有两个姐妹，死到临头谁都靠不住。咱俩生了俩儿子，一个比一个没出息，更加靠不住。他们各顾各过日子都艰难，哪里还能指望得了他们？阿红，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俺走了之后，你就在家里过着，过得了就过，过不了你就来找我。”

“吉哥快别这么说了，我心里难受。40年来什么苦没吃过？不是都苦过来了吗？”

“苦是苦过来了，但苦不下去了。这辈子真的太苦，早点走也好，真的熬不住了。明儿，你送我回家吧！”说到这里，老陈的鼻腔完全堵塞。他无论如何努力捏鼻鼓气，咽鼓管也疏通不了，只能张着嘴艰难地呼吸着。

我哭成了一个泪人。

回河南周口市的绿皮火车是晚上九点半发车的。翌日上午，我一个人回到我大道医院走了一圈。首要的目的是将遗留在综合一病区杂物房里的一个布质购物袋取回，里面有我一些简单的衣物。其次，我也希望向武陵主任、王灵灵和古辣妍两位护士长以及几个要好的工友道个别。毕竟在这家医院干了20年的活，尽管人家不需要我对医院有感情，但从我本人的角度来说，多少有一丝丝难舍的感觉。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可能回来看上一眼了。

小时候在广西扶绥老家，在广东顺德打工，后来嫁到河南马山婆家，小儿子出生一年后再去广东讨生活，后来来到北京谋生，没有哪一段时光有过一天好日子。数十年来我遇上的大多数是善良的人，很少有人刻意凌辱我，但是，我还是觉得生活很艰难，日子过得像牛马一般。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充满着过不完的坎，我一直忍受着，忍受着，总觉得还没有走到绝境。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苦难。我几天前还在护理的黎塘老人经历的苦难和我不一样，老人家丧失了一切能力，被动地为了子女有生活来源，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让身体插满各种管子，一插就是两年多。这些人的苦，其他人也是体会不了的。

像武主任这样一位表面上看起来无限风光的大教授也有苦。副主任邹须知为了将他赶下台以取代他的位置，曾向领导检举揭发他收取药商的回扣和患者的红包。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全是凭空捏造的事。我不生活在医生们的世界里，不知道里面的水有多深，可单凭这样的事，也能体会得出像武主任这样的人活得也是很苦的。至于邹须知配合患者家属挑病历的刺，以图绊倒他，这都是小儿科了。

心里想着生活中的苦，我走近医院的西门时猛然间意识到，实在没有必要来一这趟看看“工作了20年的单位”，也没有必要向那几个各有各苦的好人辞行。每个人都艰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被一张越挣扎越收紧的网笼罩着，活得都很苦很累，谁又能顾得上谁？

最后，我决定衣物不要了，人也不看了，却下意识地走到西门里的树篱，希望能看到我一直牵挂的那几只流浪猫。很失落，我仔细看了第一次遇到流浪猫的那一处树篱，以及由树篱围着的小花圃，尽管天气已经转暖，再也看不到流浪猫的影子了。

8

我的心情能够平复下来，是老陈去世半年之后的事。

我坐在自家院子铁门里面的一把小椅子上，看着小孙子在初秋的朝阳下，追逐着一只母鸡带着几只满地飞奔，小孙女跌跟在哥哥后面跌撞撞地跟着跑。孩子的父母亲也在看着他们跑来跑去，脸上的表情貌似有点凄苦。

在回到马山老家等待离世的三个月里，老陈每天必须忍受日益加剧的肝区疼痛，以及因为恶性腹腔积液日渐增多而招致的腹胀。看着他痛不欲生的模样，我在心里希望他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当牛做马，没有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肝癌的折磨，即使是除了出卖力气啥也不会，他也能平静下来。所以，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那一天晚上，我已经感觉不到特别的悲痛。我平静地埋葬了老陈，从此专心投入到照看孙子和孙女的生活之中。

回到老家后不久，他还能走动的时候让我陪他去了一趟县城，把所有存款取出还清了房贷。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早，户主就写着他的名字。那天，他将户主换成了我的名字，完了交代我说：“这房子是你的保命钱，以后是留着还是卖了，你看着办。”

“妈，俺们俩商量好了，打算去北京找一份当护工的活儿干，恁看中不中？”我看着孙子和妹妹打闹的时候，大桥征求我意见的时候。儿媳妇也看着我，期待得到婆婆的支持。

生活总要继续，一家老小总要吃穿，年轻人不出门打工养家，还能咋办？我干过20年的护工，知道那活儿不好干。但是，不好干也得干。

到了孙子的这一辈，日子或许会好起来。

202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