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户乡下的大姐

母亲生了兄弟姐妹五人，如今四人生活在城里，唯独大姐落户乡村。大姐是上山下乡时插队落户的吗？非也。改变大姐一生命运的是我那鼠目寸光的祖父。

祖父视土地为生命。他从饥寒交迫的民国一路走来，受尽了没有田地的苦，恰逢土地改革，家家户户凭人口分田，那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在一瞬间就到户了，多么喜人！贪婪，亢奋，让祖父眼睛发绿。他眼睛一绿，就祸害了大姐一生。其实，“罪大恶极”的还是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文化懂政策吃公家饭的人，怎么竟听信祖父的胡言乱语，糊里糊涂地注销了大姐城镇户口，让他像牵着小山羊一样将大姐牵到了乡下？

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小小年纪的大姐怎能离开娘呢？一个又一个夜晚，母亲涕泗横流，和父亲吵过骂过绝食过，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下坡易，上坡难！”木已成舟，还能怎样？

城镇户口，商品粮，在那个年代可是多少人为之奋斗一辈子而求之不得啊！

大姐落户农村，最开心的自然是我奶奶。奶奶来自江南大通古镇一个制伞世家，她嫁给祖父时，祖父正在南京做生意，三寸金莲的奶奶极需大姐这样的孩子伴随左右。晚年的大姐回忆起她的童年：“每天早上，左手一只马桶，右手一只尿壶，然后开始在柴锅大灶下烧火煮粥，去猪圈喂猪，去河边洗衣洗菜......”奶奶有个比大姐小一岁的姥叔，家务，奶奶从来不会让他插手。大姐抗争过，也回到爸爸妈妈身边赖着不走，可是，户口没了，供应粮没了，饥饿，让大姐又无奈地回到了乡下。

在那片土地荒凉贫瘠的湖边，大姐小学只读到二年级便开始放牛。母亲不放心，总让我去陪陪大姐。每次去，大姐都显得格外高兴。她把那条调皮的黄牛扔在河滩，领着我挖荠菜、讨米曲。歇下来的时候，就顺手拔根鸦雀草，和我玩一种游戏。这种古老原始的游戏很简单，输赢以结束时视野里有无老鹰、喜鹊、八哥、鹭鸶之类的飞禽为准，胜利者便能“享受”拍打对方胳膊十下。每每这时，大姐都把最开心、最快活的时刻让给我。后来，大姐便开始和人民公社社员一起下田挣工分，插秧、耘草、割稻、车水、挑稻把，兴修圩堤…...用柔弱的身躯支撑起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重负。那些年，祖父与姥叔远在江南一家造船厂务工，家中只有她与奶奶留守。每天忙完生产队的农事，还要荷锄担桶忙自留地的活。月光下，她常常把那条疲倦瘦长的影子拖曳在田垄地头。

大姐出嫁那天，母亲亲自为大姐绞脸。绞着绞着，母亲就哭了，围观的人无不流泪叹息。大姐的脸是在泪水的浸泡下完成了一场神圣的仪式。母亲知道，这个仪式的终结，大姐便永远是一个乡下人了。她的泪水里溢满了一个母亲的愧疚与悔恨。

如果说，谈婚论嫁前的大姐还有点城镇人的模样，那么，成家之后的大姐便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往日两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不见了，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庞消失了，儿女们相继出世了。大姐憔悴了，憔悴得就象一棵饱经风霜的树。大姐就是这样的被时间，被生活，被残酷的现实和那一片黄土地打磨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她肯定怨过，恨过，悔过，哭过，但一觉醒来，照例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打着一双赤脚，把裤管卷得老高地在圩田里插秧、耘草。照例忙完田里忙地里，喂完鸡猪又忙着烧饭洗衣。好在大姐有个勤劳刻苦的姐夫，他们相帮相衬，不仅拉扯大了四个孩子，还盖起了一幢宽大漂亮的楼房。那年，我们姊妹一起去她家贺喜，大姐脸上写满了幸福:“搞了一生，总算有了这么个顶头的！”欢喜之余却也流露出几多艰辛，几多无奈。晚上，一家人谈笑风生。大姐突然兴冲冲地从楼上抱下一盒大蛋糕，正准备切时，二姐说：“这不是春节送你的吗？”她说:“是呀，一直留着呢！”小妹摁摁，奶油已经干得象块石头。看着那盒蛋糕，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今年七夕，大姐就高寿80了。倘若不落户乡村，她也会拿着养老金，享受高龄补贴，和我们一样漫步在霓虹闪烁的街头，然而，这一切美好都与她相去甚远。值得欣慰的是，大姐的儿女们并没有困囿于她的“农民基因”，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含辛茹苦，奋力拼搏，一个个跻身魔都上海，成了有房有车一族。前几天，大姐在视频里眉飞色舞，说合池（合肥至池州）高铁枞阳站就选址她家门口。下次去她家，再也不用坐三轮车，可以直接乘高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