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蕴徐州

三月的春风，是从武穴一路吹到徐州的。我们武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一行二十人，于三月二十日清晨六时，从龙潭宾馆出发，乘一辆旅游大巴，向东而行。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徐州的三天汉文化采风行。

途中第一站是合肥。这座安徽省会城市，我们并未久留，只去了两处地方：包公祠和李鸿章故居。包公祠坐落在香花墩上，三面环水，祠内的包公塑像端坐正中，黑面长髯，不怒自威。导游说，这塑像的肤色是后来才涂成黑色的，北宋时的包拯，其实是个白面书生。我想，这倒有趣得很——老百姓需要一个铁面无私的形象，便按着自己的想象，把一位白面书生涂成了黑脸包公。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被“涂改”出来的。

李鸿章故居在淮河路步行街上，闹中取静。这位“大清裱糊匠”的一生，就浓缩在这几进院落里。他组建淮军，兴办洋务，签订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又周旋于列强之间。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中兴名臣。我看着他那副著名的对联——“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乞大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忽然觉得，写出这等文字的人，心里怕是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

晚上，车子进了徐州城。我们住在新城区的壹笙酒店。窗外是陌生的灯火，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徐州，这座城，给我一种奇异的感觉——沉甸甸的，却不是压在肩上，也不是堵在心头，而是从地底下渗出来的，无声无息，浸透了人的四肢百骸。

第二天，我们去沛县和丰县。跟着的导游姓赵，是个年轻的少妇，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她说，这两座小城，是大汉王朝的源头。《史记》上说：“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两千多年前，这里出了一个叫刘邦的人。他在沛县起兵，在丰县出生，后来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沛县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汉代文物，歌风台前，我仿佛听见那首《大风歌》在风中回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汉高祖原庙在丰县，庙不大，香火也不旺。院子里有几棵老树，枝干虬曲，像是刘邦晚年那颗猜忌多疑的心。我想起他杀韩信、诛彭越、平黥布，忽然觉得那首《大风歌》里，除了豪迈，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怕的，大概不是外敌，而是身边的猛士。

第三天清晨，我们从壹笙酒店出发，直奔徐州汉文化景区。赵导游介绍，徐州是全国汉代王侯墓葬数量最多、等级最高、体系最完整的城市。考古确认的汉代王侯大墓有二百多座，各类汉墓近三千座，贯穿了西汉东汉四百年的历史。放眼全国，没有第二座城市有这样密集、高规格、成体系的汉代王陵群。

我们首先进入的是狮子山楚王陵。

这座墓的主人是谁，至今没有定论。考古队找了七年，都没有找到那枚能证明身份的印章。所有的结论，都只是从墓室的形制和出土的器物里推出来的——大约是第三代楚王，刘交的孙子，刘邦的侄孙。

一个陵墓，连主人是谁都说不确凿。我站在墓道里，光线幽暗，空气中有一种潮湿的、石头的气味。墓室宏大得出乎意料，开山凿石的工程量，放在今天也是浩大的工程。两千多年前的工匠，用铁锤和凿子，一锤一锤地，凿出了这么多墓室。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修墓，更不会想到，两千年后，会有这么多人进来参观、感慨。

狮子山楚王陵的重见天日，本身就像一篇传奇。

赵导游说，一九八四年，一家砖瓦厂的推土机推出了兵马俑。考古的人坚信主陵就在附近，便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当时的博物馆馆长王凯手持洛阳铲，在狮子山、羊鬼山、骆驼山之间来回探寻，整整七年，一无所获。

转机来自一次下棋时的闲聊。王馆长在村里看人下棋，无意中听一位老汉说：“今年村南头的张老汉家丰收了，他家地窖里存了一万多斤红薯！”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七年的迷雾。徐州的山体是坚硬的石灰岩，怎么可能挖出能存万斤红薯的地窖？王馆长赶到张老汉家，下到地窖里，一铲洛阳铲下去——取上来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封土。

原来，张老汉家的地窖，恰好挖在了古墓的封土之上。距离兵马俑坑不过几百米，考古队却找了整整七年。

出了楚王陵，我们去了汉兵马俑博物馆。这里的兵马俑比西安的要小得多，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但它们排列整齐，神情肃穆，仿佛仍在执行两千多年前的军令。水下兵马俑博物馆建在潭水之中，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水下的俑阵，光影摇曳间，那些陶俑仿佛活了过来，在水底无声地行走。

离开汉文化景区，我们前往徐州博物馆。

车子经过古黄河岸。导游介绍说，这条河在徐州市内流淌了七百多年，给这座城带来过五次灭顶之灾。徐州地势低洼，如同“头顶悬缸”，水位稍涨便易被淹没。北宋熙宁十年，黄河决口，大水围城，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率领军民抗洪七十余日，保住了这座城。如今河水安澜，两岸绿树成荫，当年的惊涛骇浪，已经化作静静流淌的碧波。

徐州博物馆的格局是独特的。它被历史遗迹紧紧包围着——东边是乾隆行宫，正后方是东汉的土山汉墓，西边是汉代采石场遗址，南边是云龙山。地势所限，博物馆无法扩建，却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时空叠合。你站在博物馆的窗前，看到的不是现代城市的天际线，而是一层一层、不同朝代的历史遗迹，像一本摊开的、层层叠叠的书。

博物馆里，有一枚小小的龟钮银印，只有拇指大小，上面刻着“刘注”二字。就是这枚印章，确认了龟山汉墓的主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它的发现过程，却带着几分荒唐的意味。

当年，南京博物院与徐州博物馆联合考古，因为墓室里光线太暗，请了一位电工进去架设电线。电工在黑暗中不慎滑倒，随手一摸，竟摸到了这枚印章。他悄悄揣进了口袋，多年后在酒醉中失言，才说出了它的存在。最终，在文物部门的劝说下，他交出了印章，得到了一百三十八元钱的奖励。

那枚印章就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我趴在玻璃上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历史有时候并不全是正襟危坐的，它也带着几分人间的、荒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烟火气。

“天工汉玉”展厅里，还有一件更小的玉熊，只有手掌大。它的经历，比那枚印章还要曲折。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洞山汉墓附近，一个村民放羊时，羊群踩塌了盗洞，意外发现了墓葬。那时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村民们纷纷涌入，各取所需。这只玉熊便是其中之一，被一个村民带回家中，静静地躺了几十年。

到了八十年代，这位村民的儿子要结婚，拿不出彩礼钱。他便想到了这只玉熊。他开价三千元卖给徐州博物馆，博物馆还价两千元，并叮嘱他这是国家文物，不可私自贩卖。最终，他接受了这两千元，还为儿子在供销社谋得了一份工作。

一只玉熊，从两千年前的汉墓里出来，经过羊蹄、盗洞、民宅、婚嫁，最后来到博物馆的展柜里。它见证的不只是一个王朝的兴衰，还有那个年代的贫穷、窘迫，和一点点近乎天意的巧合。两千年的时光，在这只玉熊身上，忽然变得很轻，又很重。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午后。我们匆匆吃过午饭，便赶往此行的最后一站——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三月的春光正浓，纪念碑前的红梅开得正盛。一树树红梅怒放，如霞似火，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四周绿树成荫，新叶吐翠，生机盎然。红与绿，生与死，在这三月的春光里，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

纪念塔巍然矗立，直插云霄。塔身上的题字遒劲有力，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愈发庄严肃穆。我们肃立如此，致敬淮海战役牺牲的先烈们。

淮海战役打了六十六天。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站在塔前，我仿佛看见了那冰天雪地里的支前队伍，看见了那些衣衫褴褛却义无反顾的百姓，看见了他们推着独轮车，在枪林弹雨中前行。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是我们该当记住的。

返程车上，我靠着车窗，看着徐州城渐渐远去。

三天的采风，转瞬即逝。从合肥的包公祠、李鸿章故居，到沛县、丰县的汉文化源头，再到徐州的楚王陵、汉兵马俑、徐州博物馆，最后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我们走过的，不只是一座座城市、一个个景点，更是一部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史。

我想起导游赵女士说的那段话：“全中国真正把汉文化从源头到脉络完整封存、完整保留下来的城市，是徐州。这里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等级最高、体系最完整的汉代王侯墓葬群。这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地下宝藏，更是一把能打开整个中华民族身份密码的钥匙。”

刘邦当年从这里走出，高唱《大风歌》时，或许不曾想到，他开创的“汉”，会成为超越朝代、延续两千多年的民族之名；更不曾想到，他的家乡徐州，会用如此磅礴而沉默的方式，将大汉的制度、文化、文字、礼制，完整地守护下来。

我们为什么叫汉人？我们为什么写汉字？我们的文化根脉到底从哪里来？

答案或许就埋在这座城市的地下。在那些凿山为陵的王陵里，在那些排列整齐的兵马俑里，在那些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印章、简牍里。两百多座汉墓，贯穿了四百年的汉史，把整个大汉王朝的根脉，完整地、沉默地，保存到了今天。

古黄河水缓缓流淌着，它流了七百多年，还要继续流下去。那些山还在那里，不高不矮的，里面空空的，装着两千年的秘密。

我们走了，徐州还在。它在地底下，也在灯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