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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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满族镶黄旗人，大概1906年生，5岁开蒙入私塾，8岁丧母。10岁那年，他的父亲在紫禁城任侍卫，不知道宫廷发生了什么大事，这些年我也没能在历史中找到线索，总之太爷爷突然离世，爷爷的三妈飞速收拾好值钱的东西让车夫赶上马车逃跑了。爷爷由他的二妈带着，仓促中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连夜让家里的另一个车夫赶着另一辆马车，逃亡到白城老家并进一步逃到农村，当天嫁给当地一个娶不上媳妇的农民。
二妈为人温柔和善，那个农民经常对她恶语相向，对她拳打脚踢。要过年了，二妈想给孩子做件新衣裳，挑来选去，带来的哪块面料都不敢动，怕又挨打，最后选了块平时几乎用不到的红色、最不值钱的一块棉布面料给爷爷做了件红棉袄。
结果这件红棉袄又惹了祸，二妈被那个农民打了一顿又一顿，拖油瓶还配穿新衣服？！东西既然拿来了，便得由他说了算。
看二妈被继父踹倒在雪地里，那件用最廉价红布赶制的新衣，成了压垮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岁的爷爷揣着私塾学的《三字经》，消失在关外的风雪中。
一路向北，流亡。
好在爷爷受过五六年的私塾教育，识文断字，又从小习武，所以没受太多苦，代人写信、读信，后来拜师学了木匠手艺，自己开了木匠作坊，收了一群学徒，日子逐渐向他童年的生活标准靠拢，直到东北解放，爷爷被收编到省建设二队，成了一名超八级老师傅。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已经盖了新的大砖房。大姑从白城来探亲，饭后大姑兴致勃勃地讲起父亲小时候的诸多糗事，母亲穿插着讲她的孩子们的糗事。父亲悄悄离开了家。
原来奶奶生了大姑和二姑之后很多年，才有了第三个孩子——大伯，又过了三年父亲出生时爷爷已年逾不惑。所以大姑结婚前，父亲才只有几岁，连炕都不能独自上去。
有一次父亲和爷爷发生了激烈冲突，父亲口里大骂着“老郭头”，没完没了，爷爷走到哪里父亲跟到哪里，骂得声音嘶哑，骂到鸡犬不宁。把“老郭头”骂得无可奈何，正好手中拿着菜刀在切菜，便挥了挥菜刀以期能吓唬住父亲的叫骂——再骂我杀了你！
没想到父亲头一伸，将脖子凑到爷爷的刀下，骂的内容加了一句：你杀了我！
爷爷怎么会杀自己的儿子呢？那可以算得上是老年得的子呀。灵机一动，翻转刀身，用刀背在父亲的脖子上来回蹭了几下。这下可好，父亲更加不依不饶，那是刀背！你用刀刃杀才叫真杀——
爷爷白皙的面庞渐渐变成红色，变成绛紫色，父亲伸着的头就是不肯缩回去。爷爷一转头看见挖了一部分快要完工的菜窖——再骂我给你活埋喽！
父亲上不去炕，跑起来可毫不拖泥带水，一溜小跑跑到菜窖边，一跃而下！仰起头继续叫嚣。爷爷这次动真格的了，抄起铁锹，铲起土，朝坑里填。汗珠顺着爷爷花白的胡子滴进菜窖，爷爷一锹锹填土，父亲一声声骂，一直到土埋到胸口，新翻的泥土腥气灌进鼻腔，骂声变成闷在胸腔里的震动。
大姑像拔萝卜那样把父亲从土里拔了出来……
爷爷的孩子们都读过不少书，大姑讲起故事绘声绘色，我听得津津有味，笑得满炕打滚。怪不得父亲要躲出去呢，原来他是怕在孩子们面前丢了面子呀。
母亲开始还跟着一起笑，突然，她止住笑，神情严肃起来：我知道翎儿（爷爷给我起的名字，顶戴花翎，希望我能有大出息，后来换户口本时我的名字被错写成“玲”）像谁啦！于是母亲向大姑讲起了我五岁那年向父亲复仇的故事。
大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总得有孩子像的，老爷子也犟得很哪！
母亲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最偏疼那个孩子，是因为那个孩子最像他。
自此以后，父亲再念叨那句“这孩子像谁呢？”母亲便有了应答之辞：还能像谁？！随根！
我的心里却另有结论：爷爷当年的仇，我给他报啦！哈哈哈。
爷爷敢在10岁时顶着关外的风雪一路向北，三十年后的菜窖边，父亲把脖子梗在爷爷的刀下，这个连炕都爬不上去的孩童，却敢用最稚嫩的声音挑战父权，还有我五岁那年的战斗到底，链接成神奇的基因密码，传递着骨子里浸润着的不屈服，以及向不合理事情的反抗。
后来我发现，这种反抗基因会变异——爷爷借助大姑的“拔萝卜”破解僵局，父亲用妥协保护我，而我竭尽可能压下心底想要抄起棍棒的念头试图找到更好的途径去引导儿子。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祖先写在血液里的密码。
爷爷用流亡改写命运，父亲用妥协守护亲情，而我一生都在学习的教育心理学，最终变成给儿子引导路径的一个个譬喻。
北风卷着雪夜的碎屑掠过族谱，那上面没写的故事，都刻在我们的骨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