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松精神到文学匠心——《绿水青山》的双重价值

第一次与王跃斌老师接触缘于朋友的特意邀请。王老师送给我一袋子书，都是他发表的作品。

谈话期间，我随手翻开长篇小说《坚守》的目录，便被目录中的诸多地名震撼：“东北抗联转战那么多地方，您是如何将这些史料搜集到手的呢？”王老师睁大了眼睛：“书中所有提到的地址我都实地考察过！ ”

我想到手中那本即将看完的小说《绿水青山》：“马龙的生活轨迹您也都是通过实地考察掌握的资料？”

“那当然啦，不仅仅是马永顺在东北生活、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还走访了他所接触过的人，听他们讲述马永顺的事迹。我还查阅过所有与马永顺相关的新闻报道、书籍报刊、档案图片及其他文献。我还去过天津宝坻——他的出生地，辽宁葫芦岛、河北秦皇岛、吉林汪清等他生活过的地方我都去考察过不止一次。要想写好一部作品，需要了解到的一切背景资料我都尽可能去走访。”

这一本本书，在我的手里立刻变得沉重起来。其中，《绿水青山》尤其让我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 我仿佛看见王老师为创作而进行的大量走访，搜集第一手资料时的风尘仆仆。我仿佛看见司马迁为写《史记》而参考《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再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去编写的一丝不苟。我仿佛看见了徐霞客走遍大小山川长达30年的旅行考察而就《徐霞客游记》的远游冠。

《绿水青山》全篇38万字，作者是生活、工作在伊春林区七十余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跃斌老师。这部小说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及其对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林业英雄马永顺（黑龙江省伊春市人）为原型，用细腻笔触还原了小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史与生态转型，既有历史厚重又有生态觉醒的哲思。 《绿水青山》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既有还原历史真实的写作实践，又有对情节的细腻描摹。

小说的责任编辑王爽曾说过：“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为一部血肉丰满的共和国林业开发建设史，也可以被视为一部人与自然合奏的雄浑激荡的交响乐，更可以被视为一种还原历史、照亮现实的诚恳努力。”我觉得此评价恰如其分。

《绿水青山》的情节设定，给予历史原貌以充分的尊重，“再过若干年后，人们再想查找林区生产的资料，在我的小说里都可以找到。”王老师在官方为其召开的《绿水青山》分享会上，如是说。

在我看来，《绿水青山》的现实意义还有两方面：

一、红松精神

1988年，伊春市委总结提炼了“红松精神”，即“坚韧不拔、奋发向上、勇于奉献、盛衰与共”。红松耐贫瘠，只要有土壤，哪怕是在石缝里，也能生长，傲然屹立。红松林作为小兴安岭生物多样性的顶级群落，一片一片组团式生长的习性，象征着红松“荣辱与共、团结互助”的精神。 在马永顺的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红松精神”：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从“砍木模范”到“栽树英雄”，从共和国到联合国……

在东北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时，马永顺等人在“绿色监狱”里互帮互助撑到中国的解放，带着一身的伤痕。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木材来建设，马永顺等伐木工人“安全采伐法”“降低根伐法”“四季锯锉法”等创造发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木材的损耗，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这对于新时代的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在工作中既要坚韧不拔，也要积极思考提高效率，奋发向上勇于奉献。马永顺以一把斧子、一把锯轮战林海，每年一个人完成６个人的采伐量，创造了手工伐木年产量1200立方米的全国最高纪录。在支援辽沈战役中，日产木材22.5立方米。这种坚韧不拔、勇于奉献的红松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及后代的家乡人。

在国家需要木材进行建设的时候，马永顺是伐木能手。在国家需要保护生态的时候，他大量植树，向青山还债，他又是植树能手。小说中详细记载了马永顺的植树记录，在退休之前和退休之后，他亲手或者带领全家要把自己伐的36500棵树木补上，成为栽树英雄。

马永顺最耀眼的桂冠，是获得联合国环保奖；最辉煌的时刻，是走上联合国的颁奖台。 在马永顺身上，红松精神格外耀眼，他已经成为家乡伊春最令人景仰的精神标杆。

二、文学匠心

1.方言的大量使用还原。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在渐渐消失。而有些方言的活力与精准度，非普通话可以比拟，东北方言的独特魅力正在逐渐弱化。王跃斌在《绿水青山》这部小说中天津宝坻方言和东北方言的熟练运用，营造出有历史感真实的情景。比如：李占洋的东北方言“到我们那疙瘩”和马龙的宝坻方言“傻倍儿”瞬间确立人物地域背景。再如“放羊”、“赶羊”、“炸房子”这些林业术语的广泛使用，生动再现了林业文化的原始场景。 王老师的这种抢救式还原方言写作，给了文学后学们以示范，王老师作为方言的活态传承带动后来者立足家乡、用笔去表现家乡的风土人情。

2.微经典写作。王跃斌老师的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有大量微经典片段，尤其是《绿水青山》这部作品，这些片段虽则是文中的一个部分，但却可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一篇短文。例如下面这段话：

马龙的祖父说：“这个数目，吉利啊。十八个人，十八罗汉，出去闯荡，保准能闯出点儿名堂。”马龙的母亲觑了他祖父一眼，呜呜咽咽啜泣起来。马龙的父亲板起面孔，说：“哭啥哭？小六子就要出远门了，也不图个吉利。”马龙的母亲试图憋住眼泪，谁知鼻子一抽搐，竟然哭出声来。马龙的父亲就想训斥她。马龙的祖母悄悄扯扯他的衣袖。”

这段文字一共153字，通过描写三代人面对马龙要出远门闯荡的不同反应，把送别时的复杂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文中祖父的迷信乐观、母亲的悲伤难抑、父亲的强硬克制、祖母的暗中调和，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 这段文字堪称“家庭离别”主题的微型经典，用153字的篇幅，通过矛盾爆发瞬间的捕捉，完成了人物性格的立体塑造、家庭权力关系的暗示、旧时代家庭文化印记的留存、普遍情感共鸣的激发。

将宏大的“闯荡”主题，浓缩在家庭场景的细微动作中，展现了高超的文学控制力。

这种简笔勾勒的写作手法，让人物落笔即活。

王跃斌老师这种“微场景写作”的写作手法，印证了叙事中“最小最大”原则（用最少符号传递最大信息）的教学适用性。 正是通过这类鲜活的语言描写，王跃斌老师将红松精神具象化于市井人物的互动中。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人物身上，也渗透在作者的写作方法中。 下面再以李占洋与马龙对话为例，谈谈王跃斌老师的语言描写方法。

李占洋啪的一声，将一口浓痰吐到地上，挺胸时，他“哐哐”拍两下胸脯，说:“我李占洋是什么身份，吐口唾沫都立地成钉，哪能红口白牙信口胡说呢？”马龙皱起眉头说:“如果你说了假话，咋办？”李占洋嘿嘿一笑:“我李占洋要是说假话，你就掰我手指盖儿，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踩了。”马龙缓和些语气，说:“我马龙没念过书，是个‘傻倍儿’(宝坻方言，意思是反应慢)。咱们是初次相识，我又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既然你这般保证，那我就报名。不过，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要是哪天知道你糊弄我，我就打你。”马龙说过这话，示威似的朝李占洋挥挥拳头。李占洋盯着拳头，连连说:“好，让你打，让你打个够。我李占洋要是还手，就是他妈的小闺女养的。”

李占洋的“货真价实”“红口白牙”，与马龙的直率劳动者用语“糊弄我”“打你”，形成鲜明对比，人物身份立刻体现出来了。可见对不同的职业用语的使用，产生的效果有多明显。

这段动作配方言的描写手法对文学爱好者来讲具有非常典型的借鉴性。李占洋用“袁大头”、毒誓这些江湖把戏牢牢套住马龙，这段对话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两个鲜活的市井人物，达到了人物“开口就活”的艺术效果。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王跃斌老师在写作中抓人物血肉毕现，大量方言的熟练运用，微场景的高度凝练，生动再现了林业工人精神成长史。

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贡献，也许随着森林资源的生态变迁渐渐被人们遗忘。《绿水青山》可以说是对共和国的林业开发建设史进行了梳理与呈现，这不止在为一个人物作传，更是在为一种精神作传。正如王爽所言，这部作品既是林业开发史，也是生态觉醒的乐章。

从红松精神到文学匠心，《绿水青山》的双重价值，奠定了它在东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