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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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清明时节，白粉墙村山上，几串白色、红色的清明纸，被风吹得哗啦啦作响。满山的野花随风起伏。成片的林野覆盖着仅有几幢木屋的凋零村庄。在村里走一圈，除了几只鸡，一个人都没看到。茫然间，突听旁边的山梁子传来歌声。寻着歌声，见到了正在坟上拔草的老人。老人蹲在一座坟前，枯瘦的手指在长长的野草间扒拉，嘴里絮絮叨叨地哼着曲子，脸上一片怡然沉醉。
走近了，一股浓烈的酒味钻进鼻腔。
老人看到我递过去的烟，拔草的动作停下，站起身。老人身子高瘦，胸腹往里凹，背微拱。他拍掉手上的泥，接过烟，叼在嘴上，眼睛眯缝着打量我，勾下头，将烟往我送出去的打火机上凑，点燃，深吸一口，然后走到旁边的石头上坐下。
我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下，呼呼的山风从耳畔吹过，空中传来遥遥的鸡鸣犬吠之声。听说我的来意后，老人脑袋偏过来，语气有点不善：你哪个单位的？来找颜清河干嘛？我说我是贵州思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来秀山交流花灯文化的，听说唱《黄杨扁担》的花灯师傅颜清河住在白粉墙村，特来拜访。
老人“哦”了一声，面无表情转过头去，望着空旷的天际，说：现在的白粉墙村，已经没有花灯师傅了。顿几秒，他伸手往旁边的坟堆一指：这里面躺着的人，就是颜清河。
一
我太公（曾祖父）最后一次从鸡屎盖下来，把半幢房子也输掉了。
他不敢进屋，在屋旁的稻垛里躲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凌晨，太奶（曾祖母）听见瓢刮水缸，起床开门看，见太公上半身弯进水缸里，屁股翘起老高。
太奶见到太公，气就不打一处来，过去一把夺过葫芦瓢，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瓢。太公捧着脑袋“哎呀呀”叫唤。太奶吼：你还知道回来，借的米呢？太公讷着脸说：等下就去借。太奶说：我再相信你就不是人。太公说：我真的去借。太奶骂：要死死远点。太公说：这回说真的。太奶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液：一口唾沫一个钉，吐出的口水你要吃下去么？太奶说时，抬眼看了一眼案板上的刀。太公的眼睛也看过去。太公上次和太奶赌过咒，说：如果再去赌，就自个把手指砍掉。太奶并不是要他真的砍手指，只是让他记得说过的话。但太公当时被太奶一激，脑袋一热，扑过去提了刀就往手上砍，没等太奶反应过来，他一截小手指就与身体分了家。
太奶看着案板上的手指瞪大了眼睛，回过神时，吓得浑身发抖，上前打他，捶他，去捏他喷血的手指。太公痛得惨叫：让我死了干净。太奶吓得呀呀大叫：谁叫你真砍的？太奶看着满地鲜血，想到火石堡的杨老群。杨老群会给牲畜接断腿断脚。太奶撒腿就往屋外山梁子跑，去喊杨老群来给太公接手指。
太公痛得全身抽搐、浑身颤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捏着喷血的手指，歪歪斜斜走进里屋，“嗞”撕下一角蚊帐布。他一松手，血就像杀猪样喷涌。我六七岁的公和十来岁的大公从瞌睡中惊醒，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吓得厉声尖叫。
太公咬牙切齿用蚊帐布缠好手指，看到我公和大公惊恐的表情，踉跄着脚步走到床前，伸手去摸大公的脑袋。大公看到一只血淋淋的手伸来，吓得哇呀呀滚开。太公又去摸我公的脸蛋。我公也吓得哇哇大哭。兄弟俩连爬带滚从床的另一头梭下地，连鞋子都没穿，飞叉叉跑出屋，边跑边尖叫：娘，娘……
我公惊慌过度，没迈过门槛，一跤摔在地上，一颗门牙蹦了出来。
太奶站在屋旁边的山梁上对着火石堡叫杨老群。隔着一条山沟，山风吹得呼呼作响。太奶抖着嗓子叫：老群，老元手指断了，老元手指断了。太奶叫了好多声，火石堡都没有反应。寨子的人听见太奶叫，走出来问怎么啦？太奶说：老元把手指砍了。
寨子里的人呀呀惊叫，都从屋里钻出来，对着火石堡你一言我一言叫：老群，快来给老元接手指……声音此起彼伏，男声女声在风中混成一团，听不清。嘈杂和喧哗声惊动了火石堡的人。有人从竹林里走出来，问：哪家的牛？寨子里的人叫：老元的手指。那边说：是猪么？大家一急，讲得更乱。再加上我公和大公嚎哭着从屋里奔出来。大公一哭，空间里全是他的声音，把所有声音都压了下去，都愤愤骂：老泰你嚎啥嚎。
太奶灵机一动，一把抓住大公的肩，使劲摇：你快叫老群，叫他过来给你爹接手指。大公不叫，仰着脑袋张着嘴巴嚎。太奶急了，一把揪住他耳朵，骂：你嚎啥嚎，快叫，要不你爹流血死了。大公只有边哭边扯着嗓子叫：老群，叫你过来给我爹接手指……大公那有穿透力的大嗓门一叫，火石堡那边立即就听清楚了，问：你爹怎么啦？太奶教：说你爹手指断了。大公喊：你爹手指断了。那边也没分清到底是谁家爹，就哎呀呀叫起来：不是猪呀！老天，咋不早说。
太奶叫应了兽医老群，尖着小脚往家跑，屋里找一圈，没见到太公，问跟在身后的大公：你爹呢？大公指着里屋：就在屋里。太奶又往屋里去找，仍是没找到。寨子里的人都聚了来，大家七嘴八舌也帮着找，都没找到。
这是跑哪去了？瞧这血迹，没有出过屋子啊！难道平白飞天了不成。大家眼睛睃来睃去，就睃到了还留在案板上的半截手指，啧啧感慨：老元真是毒啊！下得了这狠手。
太奶突然想起门前的草垛子，叫：快看看草垛子。
大家又往草垛子跑去，把草垛子翻了个遍，都没见到人。
十二场只有这么点地方，能跑哪里去？
事情还真就是怪了。太公砍下自己的半截手指后，就失踪了。没有人看到他走出门，也没有人看到他是什么时候走的。照理说，太奶和十二场的人都站在院坝边，太公走出门，这么多双眼睛，一定是看得见的。可是没有。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从哪里走的。什么时候走的。
兽医老群背着他的药箱子气喘吁吁跑进院子，听说人不见了，瘫在阶沿上，嘴里连珠炮骂：这个咬卵犟，断了手指还乱跑，怕不是找死哦！
太奶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边哭边骂太公，也骂鸡屎盖上的赌场。太奶恨太公，更恨鸡屎盖上的赌场。太奶说，如果鸡屎盖上没有赌场，太公就不会去赌。太公不赌，就不会砍下一根手指，不砍下手指，就不会离家出走。
十二场的后面是尖峰顶。尖峰顶上有一块平地。我们这儿把高山上的平地叫盖，因这盖极小，小到像鸡屎那么点，所以得名鸡屎盖。鸡屎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川黔古道必经之地，常年来往于两地的商客脚夫在此歇脚。晚间无聊之际，便玩起推牌九。由娱乐的推牌九到聚众赌博，由聚众赌博变成专业赌坊。由赌坊相继又衍生出戏楼、酒坊之类的其他营生。喝酒、听曲、赌钱向来是男人们最热衷的事情。男人们有钱了就想去鸡屎盖玩一玩。而鸡屎盖是一个销金窝，无论再多的钱，到了鸡屎盖，都会扒得一毛不剩。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上盖，有人编了顺口溜往外传：鸡屎盖上跑一趟，金银财宝任你享；鸡屎盖上走一遭，后半辈子不用挑。
在太公未上鸡屎盖前，家里房子五柱六的框架，装得天楼地震。地震不是发生地震的地震。地震说的是屋子连地楼板都是用上好的杉木板铺的。家里有一头母牛、一头牯牛，母牛生了一头小牛崽，还有两头肥猪，两头架子猪，四五头小猪。屋后拖檐屋一个硕大的粮仓。粮仓里的粮食装得满满的。粮仓装不下了就往楼上两口楠木大柜子装。十二场出产稻米，这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青秧米。青秧米只有十二场的大田堡才出产。在清朝时，青秧米是向朝廷进贡的贡米。
十二场的大田堡一年四季不干涸，全是冬水田。田泥松软肥实，特养庄稼。逢天大旱，别处的稻田干得开裂，但大田堡的田却有水。这水从尖峰顶流下来，一直流到十二场后面的消洞。尖峰顶上的水很奇怪，没有人知道这水从哪里来的。有人逆着水找去，发现出水的地方不过一道小沟。但小沟流着流着就流成了一条小溪。有小溪不奇怪，奇怪的是小溪在山上流，一直流到十二场后面，才突然转向流进一个神秘的山洞。山洞一时消化不了这么大的水量，溢出来的水从旁边的沟里哗哗地流到大田堡。有人说消洞下面有一条暗河，河里潜着一条龙，龙只要抬头喝水，那年天必大旱。
那年可能又遇龙王喝水，整个尖峰顶下的小沟小河都没水。山下崔家林的稻田裂开两指宽。崔家林的人就来尖峰顶找水。崔家林的人说：尖峰顶的水全被十二场的人截流了，要不得，还是要顾及一下别人的死活。十二场的人开始不同意，在科大公的调解下，才将水分成两股，一股水供大田堡灌溉，一股水放下山去给崔家林的稻禾救命。结果，水一分，山上居然没水来了。大家跑到后山去找水，发现小溪枯了，连消洞里也一滴水都没有。
这年，大田堡的稻禾也全部旱死了。
十二场的人家都有存粮，倒还能撑一撑。
但山下许多人家，只有拿着碗出门讨饭。
太公也是在这一年，受人引诱，于一个闷热的午后，偷偷上了鸡屎盖。听说他在鸡屎盖的赌桌上，三天三夜没有下桌。下桌后身上的钱输得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回到家，太奶没有骂他，也没有不理他，煮了一碗荷包蛋端到床前让他吃了再睡。太公感动得眼冒泪花，一个劲说鬼迷了心窍，不该做这猪狗不如的事。太奶安慰他：钱输了就输了，再去挣，只以后再不许赌了。太公边打自己耳光边发誓：哪个崽再去赌，再赌就把手指砍掉。
但是后来，太公又去了鸡屎盖。后来又去。他一去，家里的东西就必相应减少。我公和大公每日放的牛、猪，一一被人牵走。最后一头小牛被人牵走时，大公追出去，抱着小牛又哭又求：不要把我的小牛牵走。牵牛的人一脚将大公踢开，说：父债子还，你没听过吗？大公眼睁睁看着小牛被人牵走。
太奶阻止不了太公，也劝不了他，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太公已经赌得输红了眼，家里的粮食也被他全部输光，太奶只有每日带着两个公去挖野菜。
二
太公失踪后，如果不是寨子的人接济，太奶和两个公早就饿死了，这成了大公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
太公走时，大公已经记得事情。大公恨太公。他说太公是个负心人，不仅负心，还没有良心。他想去找他，当面问问他：他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太奶听大公骂太公，总是不作声。太奶心里一直担心太公，不知道他断了手指后去了哪里？是不是饿死在路上了？如果没死，为什么一直不回家？
太公失踪后，大公就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学着大人样下地耕地犁田、种稻插秧。小小肩膀上过早安放一根甩不掉的扁担。扁担不仅没有将他的身子压垮，反将他的身体锤炼得高大结实。太奶也养猪、织布、织绣。母子三人的日子在辛勤汗水浇灌下渐渐好转。
大公十五岁时，跟着村里人到外面当脚夫。大公的目标不是当脚夫。大公其实是在暗地里寻找太公。崔家林的人说，看到太公在龙潭讨饭，邀他回来，可一转眼就不见了。大公去龙潭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有人说看到太公在酉水河放排。大公也去放排，顺酉水河而下，到沅江、常德，最远去过云南、广西。大公常年斜挎着一个黑皮口袋，风风火火走在寻找太公的路上。
大公一年年往外走，二十好几了对自己的亲事一点也不操心。太奶劝他：算了吧，他要是想回早就回了，要是不想回，找到了也劝不回。大公说：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死是活。太奶说：他要是活着早就回了。大公听了太奶的话后再没有出过远门，也再没有去找过太公。全家人都只当太公死了。大公听从太奶的安排，请媒人在和平村找了一个姑娘成了家。
婚后，大公和大奶奶生下的孩子，前后算来有十二个，但都没有成活。只有大伯颜清河活了下来。我公成亲后，生下我爹颜清林。太奶终因身体多病，撒手西去。太奶死时一直无法合眼。大公知道太奶放不下什么，说：娘，他可能去了那边，你去那边找找看。太奶这才闭上了眼睛。
大公问我公：你说娘在阴间能找到爹吗？
我公对太公没有记忆，我公对太公也没有感情。我公在寻找太公的这事上，漠然视之。纵然大公提醒他，不记得你的门牙怎么掉的？我公还是不能忆起太公长什么样子。或许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关于太公的记忆。
大伯颜清河生下地的第一缕哭声，就显示出了他的不同寻常。听说整个十二场的人都听见了他的哭声。有人说这哪像刚出生的孩子，听声音像一两岁的。他们都说大伯遗传大公的好嗓子。大公的嗓门很大，叫一嗓子，就像天地之间响了个炸雷。这在大公小时候叫杨老群给太公接手指时就显现出来。大公嗓子好，爱唱歌，特别爱与人对唱山歌。
说到唱歌，其实整个村的人都喜欢唱歌，走到哪唱到哪，上坡唱，下田唱。只要心情高兴，想唱就唱，在山上放牛砍柴更要唱。在和平村，不会唱歌的男人讨不到老婆。山歌是媒人，只要唱对了山歌，就算你家是茅草屋，姑娘也会心甘情愿跟你走。和平村的女人虽然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但在劳动中的积极参与，又让她们变得勇敢、大胆、热情。她们热辣辣的目光，在壮实的未婚男子身上睃来睃去，睃在中意的人身上，就再也不看别的男人。
大公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他在外面听来的歌。有广西的山歌，有湖南的山歌，有沅江上放排的山歌。小本本是大公的宝贝，谁也不许翻，不许看。他收藏在什么地方，也从来没有人找得到。他翘着二郎腿，坐在阶沿上，一边看一边轻轻哼唱。我们围拢过去，大公就把小本本合拢来，像驱赶小猪：去去去，一边去。听说大伯有次为偷看小本本里的歌词，挨了一顿好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大公对大伯的宠爱有目共睹。大公把大伯当成宝，到入学年龄，将大公送到山下的私塾去上学。
私塾是崔家林的祠堂改建的。教私塾的先生是科大公。科大公年轻时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屡试不第，仍屡考，如果不是清朝灭亡，可能他会考一辈子。没有科考了，科大公只有种地。一辈子没与泥土打交道，种出来的粮食稀稀拉拉，一家人温饱都成问题。
那时，和平村没有学堂，孩子上学，沿着小溪，要走两个多小时才到玉屏的学校。沿途要脱十几次鞋袜过河。遇到大雨天，孩子们只有盯着奔腾的河水发呆。和平村的几家大户，出资将崔家林的祠堂改建成学堂，请科大公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每个孩子适当收点粮食，以作科大公的生活保障。
科大公功名未遂，一辈子灰心丧气，想不到晚年还能当教书先生，教孩子们念书识字之余，也研习诗书音律，没事就坐在祠堂门前的香樟树下摇头晃脑拉二胡，倒寻到了另一种人生乐趣。
祠堂门前的香樟树很大，枝叶四下散开，像一把巨大的伞，遮蔽得院子荫荫郁郁。
夏天，香樟树花开，花粒随风沙沙飞落，像下雨。科大公在飞着花的香樟树下摇着脑袋拉二胡的身影，在荒僻的大山里，成为一道安祥宁静的风景。二胡呜咽起伏的曲声衬着溪水的叮咚声，是和平村最动听的丝竹之声。科大公拉完二胡，睁开眼睛，总看到两个孩子抱着膝盖坐在旁边静静地听。这两孩子，一个是我大伯颜清河，一个是火石堡杨老群的孙子杨子文。
科大公腋下夹着书本，走到学堂门口，听见歌声，停下步子。歌声唱完后，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问：颜清河，这歌谁教你的？大伯颜清河得意说：听科大公唱一遍就会了，还用教？大伯说完这句话，一转头，对上科大公虎着的一张脸，吓得急忙跑到位置上坐好。
科大公走进教室，将书重重往桌上一放，对大伯说“听唱一遍就会了”的话感到生气，认为大伯小小年纪就骄傲自满，胡吹大气，应当给予惩戒。科大公想当着人的面挫挫这孩子的傲气。
科大公说：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颜清河，你可知是何意？
大伯想了想，说：一个人说起话来大言不惭，那他实际做起来就很难，告诫人不要乱说话，不要夸夸其谈。
科大公说：你刚才说的话可有此意？
大伯说：我没有夸夸其谈。
科大公说：好，我就现场考考你，如果一首歌你听一遍就会了，以后我就教你唱歌，如果你夸夸其谈，仅是为了吹牛炫耀，就罚你站着听课，你可明白？
大伯说：好。
科大公见大伯不反思，更生气，想了想，唱了一段《上梁歌》中的《赞屋场》。这歌平时不怎么听得到。只有木匠师在建新房上中梁时才唱。科大公唱完后，就让大伯唱。大伯想了想，开口唱：走上高处打一望/主东选的好屋场/前有来龙三千里/后有锦鸡配凤凰/东有春风杨柳伴金马/西有晴雪梅花照玉堂/南有大开宇宙鸣金钟/北有明灯高挂闪金光/左青龙/右白虎/华堂落成尽享福。
大伯嗓音虽仍带稚气，但嗓音高亢洪亮，一首歌曲把科大公听呆了。大伯不仅音唱得准，连词也记得一字不差。科大公感到惊异，问：你爹教的？大伯摇头：没有。科大公说：我再唱一首，如果你仍唱得不差，我才信。科大公决定好好刁难一下这孩子。科大公拿着戒尺往手掌心里轻轻拍打，唱起了只有在春节期间才能听到的花灯调。这花灯调比山歌难唱。山歌大多是高腔直白，信口哼唱。但花灯调却婉转多变，音阶复杂。科大公想，这回可难住你了吧？
大伯听了后，依葫芦画瓢又唱得不差。转音上虽有不足，但也相差不离。科大公盯着大伯看了一会，突然仰头哈哈笑起来。大伯摸摸脑袋，不解问：我唱得不对？科大公说：这个不算，你爹是花灯客，你会唱不足为奇，好小子，我差点上了你的当。大伯愣住了：我爹是花灯客？我爹会唱花灯？科大公高兴地握住大伯的肩膀：行，你爹教你唱花灯，我就教你唱山歌。
大伯虽然不解科大公的话，但能跟科大公拉二胡唱山歌，求之不得。科大公那一下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我大伯，一个是杨子文。杨子文在二胡上的天赋不比大伯在唱歌上的天赋差。杨子文对二胡那真叫如醉如痴，拉得行云流水，花样百出，听说他用脚都可以拉二胡。
科大公其实并不怎么会唱花灯。花灯班的花灯客才会唱花灯。他唱的花灯，不过是在春节时从花灯班听来的，东一句西一段。大伯缠着要学唱花灯。缠得科大公心烦，说：要唱花灯回家找你爹去，我不会。大伯说：我爹不会唱花灯。科大公嘿嘿笑：哪个说你爹不会唱花灯，他才是正宗的花灯师傅。大伯不信：我从未听他唱过？科大公神秘笑：你爹呀，那是深藏不露呢！
科大公的话激起了大伯的好奇心，回家问大公：爹，你会唱花灯？大公说：不会。大公想了想，横了大伯一眼：听谁说的？大伯说：科大公。大公说：奇怪呢，我会不会唱花灯，科大公怎么晓得的？大伯问：那你到底会还是不会嘛？大公没答理他，走开了。
后来有人说我大伯是小时候就会唱花灯的，这一点是不对的。他小时候唱得最多的是山歌，他的谱和二胡是跟科大公学的。至于唱跳花灯，每村每寨也都有几个会唱会跳的。崔家林也有人跳花灯，但他们跳的花灯是哑巴花灯，是自娱自乐搞着玩的，扎的花灯上不了台面，跳花灯时也没有请过灯神。不请灯神，花灯没开光，就算不上真正的花灯。我们十二场那时没有人跳花灯。大家擅长的是唱山歌。劳动时喊劳动号子。
大伯从科大公一小段花灯调子，对花灯产生了好奇心，他想唱花灯，跳花灯。为了观摩别人怎么唱怎么跳，和杨子文、我爹到处去看人家跳花灯。看灯回来后，就带着我爹到后山去砍竹子，买来五颜六色的纸，扎花灯。大公问他在干什么？大伯说：学扎花灯。大公生气说：这花灯岂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扎的，以后好好读书，再不许搞这些丧物的玩意。大公不许大伯玩花灯。大伯想不通：为什么崔家林的人就可以扎花灯，我们不可以？
大公说：他们是大人，你是孩子，大人做大人的事，小孩子做小孩子的事。
大伯问：大人就可以跳花灯了？
大公说是。
大伯对杨子文说：那我们要快点长大，长大了就可以去学跳花灯了。他不解问杨子文：怎样才算是长大？杨子文说：会下地干农活，娶了老婆才算是长大。
大伯那时十二三岁，因为大公的溺爱，一直没有下地干活。在村里，男孩子十岁就要下地。大伯超出年龄还不下地，让大公感到忧虑。大公想让他自觉自愿下地。大公曾把大伯一早叫去地里。大伯到了地头，倒在田坎上又睡着了。大公看着呼呼大睡的大伯，不忍心用竹条子抽。想不到有天大伯主动提出下地。大公很惊异，也很惊喜，但又不确定大伯的心性，怕他不过是三分钟热情，决定用话套住他，说算喽，你注定是学不会哦。大伯说：只要想学就一定学得会。大公眼睛盯着吃草的小牛犊：要学下地，就得像小牛犊一样先接受教训。大伯想着小牛犊学下地的过程，心里有点怕，不自禁摸摸自己的鼻子。
小牛犊下地前，主人用锥子刺穿鼻梁，系上一根麻绳。天蒙蒙亮时，牵到地里，套上枷档，犁铧，教它直走，左转，右转。小牛犊自由惯了，身上套着沉重的枷档不习惯，乱踢乱扭，蹦来跳去不接受。不接受就得挨竹条子。
村里人教儿子下地也是依着这方法。每年春耕，总有孩子被父亲叫到地里学做农活，学不会，父亲的竹条子狠狠抽来。孩子偷懒，父亲的竹条子也狠狠抽来。一个男人成长的过程，中间都不可避免挨无数竹条子。
但大公从来没有抽过大伯。他教大伯下地犁田并不是用的竹条子。他先用话稳住大伯，说小牛犊教三个早晨就能学会。你是人，比小牛犊聪明，到地里只要不睡觉就能学会。大伯一想不错，牛三个早晨能学会，我为什么不可以？大伯想着，只要学会了下地，尽早娶老婆，就可以学跳花灯。见大伯不作声。大公怕大伯反悔，又讲了一个条件，承诺只要随他下地干活，就把会唱的歌全部教他。大伯答应了。
大公虽不许大伯学跳花灯，但并未阻止他去看花灯。哪里有花灯表演，大伯和杨子文就跑到哪里去看。还有我爹。我爹长得虎头虎脑，一双光脚板不怕痛不怕冷，连板栗球都敢踩。他俩在前面跑，我爹光脚在后面啪啪跟。大伯喜欢唱歌，杨子文喜欢拉二胡。我爹喜欢花灯。我爹每次去看跳花灯，也看花灯。花灯班表演完后，大家都往主人家的甜酒汤圆奔去。我爹却往挂在川枋上的花灯奔去。他对代表金花小姐和银花二娘的花灯非常入迷。他说以后娶的女人要像金花小姐。
有次去赶场，大伯和杨子文、我爹各挑一担柴去溶溪卖，一口气跑到长田坎的河边才放下休息。河两岸长着一排垂柳。柳枝映得河岸一片阴凉。阳光下，河对岸走来个红衣姑娘，裤腿绾到膝盖，小腿上全是泥巴，显然刚从地里干完活。姑娘走到浅水处，弯腰洗净腿上的泥巴后，将身后的大辫子放下来，头发瀑布样披在肩上。她弯腰往发梢上抹水，用手指慢慢梳理发丝。大伯看得出神，忍不住哎了一声。姑娘吃了一惊，抬头看到大伯注视着她，很害羞，急忙绾起头发走了。
大伯望着姑娘消失的方向，失魂落魄。大伯对杨子文说：你家不是有个亲戚在长田坎么？杨子文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大伯说：听说长田坎有几个歌师傅，改天去会会。那时大伯在和平村混了点歌名声，得了个“金嗓子”的称号。听说哪里有歌师傅就跑去唱歌。大伯自见到那姑娘后，就经常和杨子文往长田坎跑。帮杨子文亲戚家做农活是借口，会歌师傅也是借口，去看姑娘才是真的。他们打听到那姑娘姓王，叫雪花。
长田坎的人听说十二场来了个“金嗓子”。歌师傅们嗓子都痒痒的，都想去找大伯对歌。对歌和唱歌不同。唱歌是自己唱。对歌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很多人对唱。大伯肚子里有从科大公那里学的歌，也有从大公那学的歌。大公还把广西的山歌，湖南的山歌都教给了他。大伯在长田坎对歌没有遇到对手。他不仅唱学来的歌，还自己现编现唱。大伯编的歌诙谐幽默，常常引得围观的人捧腹大笑。歌师傅们开始是一对一与他唱，后来变成多人与他唱，再后来，没有人敢与他唱。大伯唱歌在长田坎找不到对手，博得小伙姑娘们的青睐。大伯唱歌时，眼睛时不时往雪花姑娘那边瞟。姑娘们都喜欢唱歌的男人。更何况大伯又是无人能敌的“金嗓子”，没有姑娘不喜欢的。大伯见雪花姑娘对他也有好感，就找机会表白心迹，说要娶她上十二场。雪花姑娘害羞地说：山高路滑，走不习惯。大伯说：你走不了的路我背你。雪花姑娘说：做不来山上的活。大伯说：不要你做山上的活。大伯用歌声征服了雪花姑娘，也用花言巧语把一个平坝姑娘哄骗到了十二场的高山上。
雪花姑娘变成了我的大伯娘。
大伯娘一口气给大伯生了四个孩子，可惜，这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大伯和大伯娘很伤心，不明白什么原因。大伯在杉木弯掩埋第四个孩子那晚，大奶奶哭了一宿。夜里铺天盖地下了一场大雪。大奶奶开门出来盯着雪看了很久，回屋时，见屋里也堆着雪。大奶奶说：清河，这屋子也被雪盖住了。过了几天，雪融化了。大奶奶问：清河，这雪什么时候化啊？大伯说：娘，雪早就化了。大伯伸手在大奶奶眼前晃了晃，说：爹，娘眼睛出问题了。大公坐在火坑边，正伸着烟斗往火上点，听到大伯的话，手一抖，烟斗掉进了灰里，捡起后，大公拍着灰说：等赶场天，挑担白米去卖，给你娘买药。
五天一次的赶场，是村里的大日子，也是土匪的大日子。村里人去赶场，土匪就寻思着怎么打劫。村里人为了对抗土匪，想了许多办法，尽量邀约一起不落单，尽量手边带家伙。带刀不方便，也怕被误会成土匪。带扁担就很合适，能挑东西，土匪来了，担子一放，扁担一抡，背靠背围成一圈。土匪见人多势众，还有扁担在手，不敢轻举妄动。大公和村里人在玉屏卖了米，给大奶奶买了眼药水，又买了几个馒头和两包菜种。往回走时，突然下起大雨，急忙跑到就近的山洞躲雨。山洞的草堆里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老头神情狼狈，脸上有伤。经询问，说去秀山投亲，走在路上被抢了。大公见他眼睛往担子里睃，看出他的窘迫，拿出馒头给老头吃。老头边吃边与大公聊天。他上下打量着大公，问：看兄弟好似有烦心事？大公因为孩子的事情很悲伤，现在大奶奶又眼瞎，问到伤心处，一时难已启齿，想说，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摇头叹息。老头说：我看出你家中不顺，也看出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你家中的不顺和你的本事有点冲突，你是不是早年许过什么愿没有还？大伯皱着眉想了想，点头说：确实有一个愿没还。老头说：你回去把愿还了，家里就顺遂了。
大公买回来的眼药水没有让大奶奶的眼睛有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模糊。大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宿宿无法入睡。有天凌晨，大公将睡梦中的家人全部叫醒，说要组织一个班子，跳花灯。
跳花灯？一家人都惊呆了，你看我，我看你，不敢相信。
三
八卦寨在溶溪河对面，五指护宝山脚下，良田沃野，翠竹掩映。每年秋收之际，总会吸引许多劳动力来割谷打稻。八卦寨能吸引人来，不仅是八卦寨的人厚道、大方，还因为八卦寨有一支表演精湛的花灯班。八卦寨的花灯班，从入秋开始，就为春节跳花灯作准备。男人们白天下地，晚间练习唱花灯、跳花灯。
大公年轻时到八卦寨打过谷。被八卦寨的花灯班吸引，整个秋天便留在八卦寨。晚上就与八卦寨的花灯班混在一起。八卦寨的花灯班与别的花灯班不一样。别的花灯班挑选徒弟很严格，大多传内不传外。八卦寨有肖熊陈郭好几个姓杂居，各姓之间团结友好，倒没有传内不传外的规矩。花灯班成员每个姓的人都有。也有慕名到八卦寨去学跳花灯的外村人。当然，掌调师肖师傅并非来者不拒，收徒弟也要看资质。一个人有没有能力挑起大梁，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大公嗓子好，有唱歌的天赋。肖师傅看中了大公，要收大公做徒弟。但大公那时一心只想去找太公。大公说，找到太公后就回来跟师傅学。肖师傅说：你学会再去找你爹。大公犹豫。肖师傅又说：国母娘娘的眼睛瞎了，仁宗皇帝为母许愿，才有了花灯，现在你许下愿找你爹，为你爹跳花灯，也算孝子，兴许学会后，就找到你爹了。大公心动了，看了个黄道吉日，正式向肖师傅行了拜师之礼，加入花灯班子。
肖师傅是八卦寨花灯班的掌调师。掌调师的身份德高望重，整套跳花灯的流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肖师傅唱旦角，也唱丑角。肖师傅对大公毫无保留，教唱旦角，也唱丑角，还将整套流程和规矩讲得极尽详细。花灯灯一举一动，皆有规矩。大公悟性好，学得快，将肖师傅讲的全部记在小本本上。过了春节，辞了灯，大公继续踏上寻找太公的路途。
所以，太公才是导致大公学跳花灯的源头。如果太公不离家出走，或者中途回来了，大公就不会去八卦寨打谷。他不去打谷就不会被肖师傅看中收入门下。太公间接让大公成了花灯客。当然，后面不是大奶奶和大伯娘生下的孩子夭折那么多，大奶奶眼睛又瞎，可能大公也不会想着跳花灯。大公在山洞里，被落魄老头一句话点醒，才记起年轻时答允过师傅的话：找到太公后就回来跳花灯。
大公其实并不是不想跳花灯，而是一直没有找到太公。没有找到太公是一方面，家里条件不好也是一方面。要组建一个班子跳花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基本架构要有：两个三花脸，两个穿彩裙，四个打锣钹，两个拉瓮琴，掌调师一位，下灯帖一人，主灯手两个，副灯手一大群。十二场除了大公一个人会跳花灯，没有人会。大公如果要组建一套花灯班，不仅要人，还要钱要物。这对于家境贫寒的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大公一直没有行动。
大公此前不准大伯跳花灯，是因为跳花灯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不是弄来玩耍的。跳花灯不仅神圣，还有许多禁忌。大伯是一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对花灯虽然热爱，但并不确定能一门心思坚持下去。用大公自己的经历来说，年轻时候也曾雄心勃勃，但结果却没有朝着愿望走。愿望是愿望，现实是现实。大公不想大伯再背负花灯的重担。所以不想大伯跳花灯，也不承认自己会跳花灯。
现在，为了大奶奶的眼睛，大公对家人提出要组建班子跳花灯。大伯和我爹当然心花怒放。大伯做梦都盼望跳花灯，盼啊盼啊，终于盼长大了，成家了，正愁没地方去学，想不到自己的爹居然就是花灯客。听说跳花灯还能治大奶奶的眼睛，大伯求之不得。
大伯将杨子文，还有我爹拉去一起学。杨子文的二胡派上了用场。我爹终于可以学扎花灯了。大公当掌调师，大伯领唱扮赖花子，我爹扮幺妹子，有时，也互换着扮演。杨子文打锣加拉二胡，大伯娘帮腔加做勤杂事务。小小一个家庭版的花灯班就组建起来了。
大公组建的这是家庭版花灯班，不能与八卦寨的花灯班相比。
大伯和我爹还有杨子文以前觉得组一个班子好简单，不就是从山上砍几根竹回来，用五颜六色的纸，扎一盏金花小姐、银花二娘，敲锣打鼓围绕着花灯跳唱。但当在大公一步步讲解下才知道，里面的讲究多得很，仅扎灯，都有许多讲究和禁忌。比如取竹，要选周正完整的竹，枯竹、无巅竹、虫竹、火烧竹皆不要。取竹前要焚烧香纸，要将竹整根带回来。竹子在花灯中全身都有讲究。竹根是土老司的卦子，竹身是花灯仙子的骨架，竹枝是农民赶牛的鞭子，竹顶端是鸭客赶鸭的竹杆。从竹根到枝到叶，缺一不可用。花灯的尺寸也有严格规定，要用鲁班尺量出16个星象，80道微分，32道断章，29条占语。扎制好的花灯要挂在高高的灯笼枋上，绝对不准乱动……
大伯对下田种地学得不怎么样，但学跳花灯却厉害得很，大公讲一遍就能记住，示范一遍就会。这让大公十分惊喜。大公常说：小兔崽子做农活不行，跳花灯一点就透。
大公带着大伯他们扎好金花小姐、银花二娘两盏花灯后，就开始教刷白和唱词。刷白和唱词对大公和我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读过书，也识字，照着本子上的词唱两遍就会了。倒是怎么跳，大公忘得差不多了。要把多年忘记的动作重新记起，有点难。大公边示范边想，边想边示范。他跳得嗑嗑巴巴，大伯他们也学得嗑嗑巴巴。
你别看幺妹子和赖花子在台上扭来扭去，看起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幺妹子和赖花子跳时，脚下始终离不开八卦中的太极图，同时从乾方进入，幺妹子立于正中的“人”位，赖花子按逆时针方向的兑、离、震，进入坤位，再转为背朝艮、坎、巽方位退至乾，然后在太极图的“鱼眼”上对舞，往返错位几次。
大伯和我爹总跳不好，不是我爹记错方位，就是大伯乱了步伐。更何况，还不止有步法，手上扇子、彩巾，脸上表情也要配合，腰胯扭动更是讲功底。比如我爹扮的赖花子，以矮桩步围绕幺妹子跳，幺妹子跳丁丁步配合。幺妹子和赖花子跳时要集身法、步法、扇法为一体。身法灵活多变，步法转换自如，扇法在关键之时才能起到点睛之用，这就讲双方配合的默契度。
我爹和大伯跟着大公跳了半个月，才勉强跳顺畅。于是，大公在堂屋靠左的位置设下灯堂。正乙冲天风火院内、金花小姐银花小娘、生旦净丑一班列员、锣钹先师鼓板仙人、药王圣主老龙神君、行瘟使者行化王神、红灯会上一切神祇和众姓门中神福神香火等牌位，酒肉豆腐米粑米碗刀头，案头供上，再虔诚地请出金花小姐银花二娘两盏花灯。灯堂设置好，第一步：祭灯。
大公跳的这花灯与春节的花灯有所区别。春节的花灯主要突出喜庆和热闹。而大公跳的这花灯，称之为还愿灯。还愿灯只要选黄道吉日就可启灯开跳。大公在门前放了鞭炮，焚香，烧纸。大伯在堂屋里开嗓唱：
堂屋里头设灯堂／主神二位供两旁／左边金花小姐／右边银花二娘／香纸蜡烛来烧起／保佑弟子送吉祥。
唱完《祭灯调》，大公就将金花小姐银花二娘的花灯上用香烫出一个“品”字小孔。烫了小孔的花灯才算开了光的花灯，才算是有灵的花灯。大伯唱《启灯调》，嗓音洪亮，听在耳朵里轰轰炸响。我爹第一次刷白，嗓音高亢中带着紧张，一张脸激动得扭在一起，脖子的青筋胀得拇指粗。
我爹高声念：灯是灯，灯是灯/灯由何处起/灯由何时生/仁宗皇帝登龙位/国母娘娘瞎眼睛/许下红灯三千六百盏/流传两盏至如今……
鞭炮、锣钹、二胡的声音从十二场的高山上往四下扩散，震天动地。村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从四面八方爬上山来观看。人群把堂屋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看得津津有味，私下也议论纷纷，说：想不到老泰居然还是花灯客。
可不是，听说早年在八卦寨许下的愿一直没还，不还家里就不顺遂，现在他老婆眼瞎了，才想起还愿。
所以，这愿不要轻易许，要么不信，信了就要信到头，不能开头信了，后面又不信。
难怪他家这些年不顺，这个劫原来在这里。
我爹性格粗犷，平时在村里与同伴最喜争强好胜。但在大公的调教下，居然成了花灯班的花灯客。我爹扮起赖花了来，就变了一个人。平时不善言词，上了台后，就变得幽默风趣。我爹表演的赖花子，围绕幺妹子挑逗说唱，刷起白来，见人说人，见物说物，即兴现编，搏得阵阵掌声。
而杨子文的二胡和锣打得那叫一个精彩。杨子文脚上拉二胡的功夫，以前没少被科大公教训。但现在人手少，他一人既打锣又拉二胡，就突出了这技能的高超无二。二胡呜呜咽咽，锣切里咣啷，手脚翻飞，让人不禁拍掌叫好。
说来也怪，自跳花灯后，大奶奶的眼睛居然慢慢恢复了视力。这让大公的花灯被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说大公的花灯很灵，是金花小姐、银花二娘附身的真花灯。一时间，上门请大公到家里跳花灯还愿的人络绎不绝。而崔家林和十二场的年轻人，也都纷纷来跟大公学跳花灯。大公从跳花灯中，获得了成就感，豪气地拍着胸脯说：要将花灯班子搞大搞红火，像八卦寨的花灯班子那般红火。
大公的花灯班子从四五个人，增至十几个人，在短短两年内，混出不小名气。说到十二场的花灯班，无不竖起大拇指，说：搞得好。
四
那几年，大公带领花灯班子很是出了阵风头。春节到各村寨去下灯，听说是十二场的花灯班，没有不接的。大公带着花灯班浩浩荡荡到溶溪、玉屏、溪口去跳花灯。金花小姐、银花二娘两盏花灯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我爹蹦蹦跳跳，神气活现走在队伍里，做梦都没想到，能成为一名花灯客。
说到我爹，就得多费点口水。我爹跳花灯上了瘾，对婚事一直不上心。二十五六岁还没讨到老婆。不是没有人给他介绍，也不是他长得丑。相反，我爹长得模样俊俏，会唱会跳，是除了大伯外，整个花灯班最出彩的人物。我爹不仅花灯跳得好，花灯扎得精致，还是劳动的一把好手。这人的婚姻不是讲长得好看，手艺巧，会唱歌会跳舞就有好姻缘。我爹拖到二十六还没有结婚，也是因他那好勇斗狠的性子。这也是我爹进饶家保安队的原由。
饶家是溶溪的团防头领。
听说饶家没有发迹前，也是穷苦人，经常被富户吴家欺负。吴家仗着有钱有势，把饶家祠堂周围的地全买下，不许饶家从吴家的土地上过去祭祖。饶家最小的儿子饶老抓年轻气盛，受不了这样的羞侮，愤恨离家，发誓要闯出一番天地。饶老抓离开秀山到贵州万山做矿工，积攒了一笔钱。别人攒钱是买田买屋。饶老抓攒钱是为了买枪。饶老抓在外面闯荡，见各地都是有枪则强，强者为王，意识到有枪的重要性。买了三支毛瑟枪回来和哥哥们拉枪拉队伍。拉枪拉队伍需要钱也需要人。没钱，就去抢。有钱就有人跟着干。他们不就近抢，专门到荒僻的边境地方抢。抢来的钱财就拿去换枪。
有次在鸡公岭吞掉了被黔军打散的一股部队，饶家得了一批枪支弹药，势力大增，摇身一变，从绿林大盗变成独霸秀山北路的团防头领，还名正言顺地收税、派款、派枪、练兵、布防，四处与人争斗吞地盘。与酉阳、湖南的军阀勾联在一起，一时风光无两。
我爹进保安队时，是饶家走下坡路的时段。饶老抓的部队被刘湘派来的穆瀛洲部赶出秀山，死在了湘西。有句话说得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饶老抓虽死，但他几个哥哥仍继续招兵马买，扩充势力。
我爹有次和人在溶溪街上打架。我爹打得那人抱头鼠窜。刚好被饶家的管家看到。管家见我爹打了人还不走，就提醒他快跑。我爹刚跑到街尾，后面就呼啦啦提着刀来了一帮人。我爹算是捡了一条命。我爹感恩管家的提醒，去拜谢他。走时，那管家问我爹愿不愿意到保安队当差，工钱高，还没人敢欺负。我爹决定去饶家保安队。
我爹去饶家保安队遭到了我公和大公的反对。饶家虽名为保安队，其实就是土匪。我公不许我爹去。年轻人就这样，老人越不让去做的事情就越要去做。我爹不顾我公的反对，进了保安队，白天休息，夜晚就去打野鸡——抢劫。兔子不吃窝边草，饶家不抢近的，只抢远的。出去一趟，三五天才回。遇到同行，黑吃黑，火拼起来，很多人丢了性命，关键时刻就讲谁的枪子快。
我爹进饶家保安队后，骑高头大马，腰挎双枪，穿笔挺的军装和长筒军靴。我爹打枪又准又狠，打架像拼命三郎。我爹凭着敢拼敢闯不要命，成了保安队的一名小队长。我爹带着人经常去贵州打野鸡。去得多了，贵州的团防和土匪就不满，就跑到我们这边打野鸡。双方你来我往，你追我赶，明里暗里较量，各有损伤。
我爹说他们打的野鸡只要肥的，不要瘦的。意思是：专抢富商之类的，对穷苦老百姓不抢。老百姓没油水，白费力气。
有次我爹带着一队人去贵州打野鸡，被当地团队埋伏，撤离时，跑到一个十字路口，迷了路。我爹看到一个盲眼老妇人坐在道旁哭。我爹问：大娘你哭什么？老妇人拿着一块银元说：刚才一伙军爷买走我所有的粑粑，想不到给的这银元是假的，呜呜呜。我爹拿过妇人手中的银元一吹，往耳朵上一听，再用牙齿一咬，那银元果真是假的。我爹见妇人可怜，想着这条命还不知能不能逃得回去。于是就从怀里摸了一块真银元，说：大娘你别哭，我把我的银元与你换。老妇人急忙摇手：使不得使不得。我爹没有听她哆索，将银元换了。我爹刚将假银元放进上衣的口袋，身后就响起了枪声和马蹄声。我爹只有跳上马背，带着人继续往前跑。
我爹他们被贵州的土匪一路追赶，逃进密林，追兵朝着密林里举枪乱射。我爹带着人举枪反击，双方交火中，一颗子弹射中了胸口，我爹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爹醒了。一摸胸口，没血。再一看，刚才那一枪正正打在那枚与老妇人交换的假银元上。我爹咧着嘴仰天大笑，叫：好险好险。我爹起身去找马，马不知所踪。我爹四下找同伴，同伴也不知去向。我爹只有沿着一条夹沟走。
正走着，突然听到说话声。我爹以为是那伙追兵去而复返，抬眼见前方有一户人家，想都没想就冲了进去。那户人家有一个老头，三四个大小不一的孩子。女孩子们见到生人，呼啦一下躲进屋里，脑袋从门后探出来偷看。只有一个年纪最小的男孩子和老头坐在灶门口相火。我爹手里拿着枪，说：别作声，要是引来土匪，一枪毙了你。老头急忙说：军爷你放心，这里没土匪。我爹说：我听到声音了。老人说：那不是土匪，是我儿子儿媳们在山上做活。我爹这才松了口气。我爹饿极了，让老头煮碗面吃。我爹坐在灶门口相火，也监视着老人，防止他在面食里下毒。
老人边煮面边暗暗观察我爹，小心翼翼问：客人好像不是本地人？我爹看了老人一眼，说：听你的口音好像也不是本地人。老人笑笑：我确实不是本地人，是从秀山那边逃荒来的。我爹心里一动，问：是秀山哪里人？老人把面端上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没回答，说：客人趁热吃面。
我爹坐到桌旁，三下五除二，一碗面下了肚。不够，老人又将锅里剩下的半碗面舀来，放在桌上。我爹发现他的左手小指只有半截。我爹盯着那半截手指，心里猛一跳。老人察觉我爹神情异常，急忙将手指收到背后。我爹问：你手指怎么断的？老人说年轻时自己砍的。我爹问：老丈你贵姓？老人说：姓彦。姓燕？哪个字？颜色的颜没有页字的彦。我爹想了想，眼睛蓦然睁大。颜！彦！我爹脑海里，“彦”和“颜”互相交织，一时缠在一起，一时又分了开来。后面那半碗面，我爹没吃得下去。我爹愣愣盯着老人，盯得老人浑身不自在。
屋外随着说话声，进来两男两女，他们将肩上的锄头放在墙角。见到我爹，两男子警惕地问：爹，这是……我爹看着走进来的两男人，相貌和老人很相似，一看就是老人的儿子。我爹突然站起身，腰间挎着的枪碰在桌上。那两男人看到枪，吓得一个劲往后退，去拿墙角的锄头。我爹说：别动，你们的锄头可没我的枪快。两男人僵站着。我爹绕着老人缓缓走了一圈，冷冷问：老丈您到底是姓彦还是姓颜？老人听了我爹这话，浑身一抖，勾着头，不说话。我爹指着老头断了半截的手指，恨声问：你年轻时为什么要砍掉自己的手指？是不是赌输了家产？
老人面对凶神恶煞的我爹，脸色一片惨白。
我爹当时已经猜到老头的身份。当我爹猜到老头身份时，心里的愤怒就像潮水一样往外涌。我爹恨恨地瞪着老头，恨恨地瞪着那两男两女，又回过头恨恨地瞪着坐在灶门口的那个男孩。后来我爹说，那一瞬间，他真想开枪打死那一屋子人。我爹突然为太奶感到不值，为我公为大公感到不值。可怜太奶到死也没有忘记他。而大公为了找他，几乎走遍了整个西南。一家人为他牵肠挂肚。想不到，他却躲在贵州的深山里另组家庭，而且还儿孙成群。
我爹不知是怎么走的。走时又伤心又愤恨，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十二场，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公。但当我爹回到十二场时，才知道大公快不行了。大公在山上砍柴，不慎从悬崖上摔了下去，不仅断了腿，还震伤了内腑，吐了好多血。大公在悬崖下躺了半天都没人发现，幸得随在身边的大黄狗跑回家，咬着大伯的裤腿一直往山上拖。大黄狗一直是跟着大公的，现在大黄狗不停地叫唤，咬裤腿。大伯立即意识到大公出了事，急忙叫上杨子文往山上跑。待在悬崖下找到大公时，大公因失血过多已晕死过去，醒来就不停咳嗽，一咳就吐血。
我爹将在贵州被土匪追杀逃入村庄，见到一个断指老人的经过告诉了大公。大公躺在床上，问我爹那老人的长相，什么特征。我爹一一讲了。大公听后，流着眼泪，啊啊哀嚎：那就是你们的公啊！他居然改姓彦，颜少了页就是彦，少了页就是没有了脸面，他果然只配姓彦了。大公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就咳一阵，咳着咳着又大口吐血。好容易不吐血了，就骂太公。骂太公没良心，负心薄幸。又说：我八字果然与他相冲，找不到他我好好的，知道他的下落，我却快死了。
大伯把我爹拉到一边，说你快带我去找他，一定把他找回来。我爹说：他现在子孙绕膝，不肯承认自己姓颜，就算带回来，有什么用？大伯说：他无情无义是他的事，但我爹快不行了，不能让我爹走得不安心啊！我一定要去一趟。
我爹只有在饶家借了两匹快马，带着大伯又去了趟贵州，找太公。我爹走时其实是做了记号的。但当我爹带着大伯沿着记号找去的时候，那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还迷了路，走来走去都没有找到那户人家。向人打听，说根本也没有姓彦的人家。大伯对我爹遇到太公产生质疑：是不是你晕迷后产生的幻觉？我爹说：其他事可以撒谎，这事我哪敢撒谎，再说，我撒谎图什么？图带着你白走一趟？大伯便不作声了。继续沿着可能的路线寻找。最终仍是无果。只有灰溜溜打道回来。这让我爹也对遇到太公产生了怀疑。我爹说：当时我走到那户人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我坐在灶门口相火，摸过那孩子的头发，我还坐在桌旁吃面条，还有半碗面条放在桌上。那两男两女走进院子，将肩上的锄头倚在屋外的板壁上，脚上粘满了黄泥……
无论我爹记忆怎么清晰，都再没找到那个地方。
大伯回到家，大公已奄奄一息。大伯扑在大公的耳边哭着说：爹，我找到公了，他一个劲说对不起，以为当时一家人都饿死了才没回来的。大公眼里闪过一丝光亮，嘴里嗬嗬着，想问什么，却已经问不出来。大伯又说：他现在腿脚不便，等好点了就回来看你……大伯话还没有说完，大公就咽了气。
大公找了太公一辈子，却在得到消息的时候，自己先死了。
想起来这心里都意难平。
五
大公死后。大伯有三年没有跳花灯。这是跳花灯的规矩，丧服人家不跳灯。大伯不跳灯，平时只有唱唱花灯解解谗。大公教大伯跳花灯，一是为了还年轻时许下的愿；二是效仿仁宗皇帝，为大奶奶治眼睛。所以，大公教的花灯，注重在一个“唱”字上。大伯为大公守教期间，不能跳花灯，一心琢磨怎么唱，也是注重在一个“唱”字上。我们颜家花灯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唱。而唱的这个人，重点也在大伯的身上。这前后是有原因的。
大伯从十六七岁到长田坎唱山歌，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溶溪。都说十二场的颜清河是金嗓子，只要一开嗓，耳朵轰轰炸响。这证明大伯的嗓音是真的好。大伯不跳花灯，就跟着村里人去卖米。之前我说过，我们十二场的青秧米曾经是贡米，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十二场的大田堡，只要风调雨顺，每年都丰产，吃不完的米就挑到各地去卖。
你别小看我们这地方，每个月也是赶场的。一月一场，一年十二场，十二场这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每个月约定俗成的日子，周围的人将家里的特产挑到十二场来卖，米面各种特产沿着条形状的阶沿一长溜摆开，那些走街窜巷的货郎也牵着长线往这里来。在对面的猴梨树下，还有一个牲畜交易市场。赶场天，十二场人声鼎沸，喧嚣如市，鸡鸣鸭叫，马嘶牛鸣，猪崽成串。货郎们摇着拨浪鼓，唱着喏。年轻小伙姑娘们对唱山歌。十二场的场虽然小，但名声却不小，连溶溪、邻县的人也来赶场。邻县的人聪明，到十二场将生猪买下带回去卖，一买一卖间，有一笔不少的赚头。十二场的人也学邻县人，以稍低的价买下卖不出去也不爱挑回去的大米，然后再集体挑到别的地方去卖，同样是赚取中间的差价，但赚的却是脚杆辛苦费。
集体去卖米的队伍非常状观。
十二场后山上产黄杨木。黄杨木弹性好，最适合做扁担。扁担两头扁，中间略厚稍弯。一担白米放在肩上，配合小跑步，扁担一上一下在肩头起伏，能将重量减轻一半。大伯他们挑米的队伍全是用的这种扁担。大伯们卖米的队伍每年有两三次。村里的男人集体去卖米，队伍延伸一两里地。一路走一路吆喝。吆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听听前面走到哪了，后面跟到哪了，首尾相呼应。不懂事的放牛娃看到卖米的队伍，坐在桐子树上扯着嗓子喊：两头闪又闪，中间夹个狗卵。狗卵在秀山话中是骂人的话。放牛娃不懂事，回家就被妈用鞋底板抽嘴巴，教训：照你这话的意思，你爹也卖米，你爹也是狗卵了？放牛娃抹着眼泪认错：不敢了，下次再不喊了。放牛娃长大了也卖米，自己也当了狗卵。
卖米队回来在猫儿洞休息，说到这个典故，大伯笑说小时候也说过这话，后来自己也当了狗卵，男人都是狗卵。大家哈哈大笑。大伯琢磨着这话，说讲这话的人有才。杨子文不屑：骂人的话有哪门子才。大伯说：这话押韵，像山歌。大家又笑，说：颜清河你能把狗卵的话当成山歌唱出口算你厉害。大伯说其实很多山歌都是骂人的。这话大家同意。很多山歌都带打整、讽刺人的意味。大伯后来由放牛娃打整他们的话，编了一首歌——就是后来天下闻名的《黄杨扁担》。
你别笑。这是真的。编歌是大伯提出来的，就在猫儿洞。歌词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想的，不是后来《黄杨扁担》的歌词。后来《黄杨扁担》的歌词是被改动过的，改得文诌诌的。当然，改过的歌词精炼了不少。用你们的话说叫更有艺术性。但当时的歌词不是这样。大伯由“两头闪又闪”，编了第一句歌词：黄杨扁担闪溜溜。歌词不是大伯一个人编的，还有我爹，杨子文，还有村里其他男人。一人凑一句。你让我讲我讲不出来，但我会唱。我唱给你听：
黄杨扁担么软溜溜呀（姐哥呀哈里呀），挑挑白米下酉州喂，姐呀姐呀，下酉州呀（哥呀哈里呀）
酉州爱我的好白米呀（姐哥呀哈里呀），我爱酉州好丫环，姐呀姐呀，好丫环呀（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好丫环呀（哥呀哈里呀）。
丫环爱我年纪小呀（姐哥呀哈里呀），我爱丫环好爱玩呀，姐呀姐呀，好爱玩呀（哥呀哈里呀）
对门坡上一碗油呀（姐哥呀哈里呀）三个大姐聚梳头呀，姐呀姐呀，聚梳头呀（哥呀哈里呀），
大姐梳一个盘龙髻呀姐（哥呀哈里呀），二姐梳一个茶花纽喂，姐呀姐呀，茶花纽呀（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茶花纽呀（哥呀哈里呀）。
只有三姐么梳得巧呀（姐哥呀哈里呀），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喂，姐呀姐呀，滚绣球呀（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滚绣球呀(哥呀哈里呀)。
绣球滚到黄河内呀，（姐哥呀哈里呀）塞断黄河水倒流呀，姐呀姐呀，水倒流呀（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水倒流呀(哥呀哈里呀)。
人人说是倒流水呀，（姐哥呀哈里呀）水流东海不回头呀，姐呀姐呀，不回头呀（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不回头呀(哥呀哈里呀)。哎~~~哎~~~~(哥呀哈里呀)……
我只记得这个歌词，后来出名的《黄杨扁担》我不会唱。
大伯们卖米回来后就将这歌在村里传唱开了。不仅如此，后来大伯还将这首歌编在花灯里面唱。成为跳花灯时最受欢迎的一段节目。这首歌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听能学能唱，没有禁忌。这首歌后来有人来争，说是他们那里的歌，这是不对的。撒谎。这首歌的原创地点在猫儿洞。作词的是十二场卖米的男人们。首唱者是我大伯颜清河。任何人来问我都是这样讲。你可以到村里随便去问，问他们会不会唱这首歌？那些年轻崽崽也许不会，但只要问到年龄稍大的，几乎都会。杨子文有后人，杨子文把二胡传给了他儿子老富。老富又传给他儿子秀武。秀武现在是村里花灯班的琴师，秀武和他公他爹一样行实，也会拉二胡。你叫秀武唱，他也是唱的这歌词。
话不扯远，还是说说我爹。我爹是整个十二场劳动力最好的脚夫，肩膀上闪一挑大米，有两百斤左右，没几人能挑动。我爹跳花灯练出了胆子，进了饶家保安队，胆子就更大了。与土匪们黑吃黑的火拼中，心性也渐渐变了，用他们的话说，飞扬跋扈，心狠手辣，是土匪，是恶人。我爹只承认是土匪。因为他确实当过土匪。但他不承认是恶人。他说当土匪只到外面抢，从来没在附近抢。恶人更谈不上，从未做过对不起乡邻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是把我妈抢到家里当老婆。我爹抢我妈这事，成了特殊时期洗不掉的污点。
我妈是被我爹从膏田洪家沟抢来的，听说起因还是跳花灯。我爹和大伯去洪家沟的一户人家跳花灯，中途休息，去上茅厕。主人家的茅厕在屋旁的猪圈里。我爹跳下阶沿往屋旁走，被从柱子后突然跑出来的人吓了一跳。我爹怕那人摔倒，急忙一把搂住，低头看，居然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我爹见是一个姑娘，瞬间乐开了花，说：好男不鞭春，好女不观灯，姑娘你偷偷看花灯，不怕我告诉你父母吗？姑娘吓得急忙逃了。我爹见姑娘跑了，也没在意。想不到姑娘第二晚上又偷偷去看跳花灯。一连看了好几晚。我爹觉得这姑娘胆子挺大。为什么我爹说好男不鞭春，好女不观灯？是因为在赖花子和幺妹子互相缠跳过程中，赖花子竭尽所能说唱挑逗幺妹子。为什么幺妹子是男人扮演，而不是女人扮演？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封建，没有谁愿意让自己老婆当面被人挑逗调戏，演戏也不行。更何况挑逗调戏之词很露骨，不适宜女子听。所以，一般的人家，不让女子去看跳花灯。不让看，姑娘们就躲在门后偷偷看，远远跟着看。这偷看来的乐趣就更回味无穷。
我爹和小姑娘眉来眼去产生了感情。我爹问姑娘叫什么名？姑娘说叫小妹。我爹说：你若跟了我，我天天跳花灯给你看。小妹害羞得低头不作声。我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伯，说要娶小妹当老婆。大伯一直为我爹的亲事心忧。大伯想撮合这桩姻缘。大伯安慰我爹：现在的身份不适宜提亲，等跳完灯后再提。我爹心里美滋滋的，觉得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中间再由大伯一说，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伯与洪家沟的人闲谈，有意无意打听小妹的情况。洪家沟人说：早放了人家。大伯心里“咯噔”一下。大伯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他非常清楚我爹的性格。我爹从来没有对女人动过情。现在不仅动了情，还说要娶。大伯当时没把这事告诉我爹，直到回家的路上才说。我爹听后脸色一寒，扭头往饶家去了。
我爹睡在床上，越想越不得劲，越想越想不通，就骑马跑到洪家沟去找小妹。小妹说定亲是家里的安排。我爹说：我只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小妹羞红着脸点头。我爹说：你等着，我去请媒人上门提亲。我爹离开洪家沟后，买了礼品，托媒人上门正式提亲。人家定了亲的姑娘，不可能再放一户人家。媒人灰溜溜回来向我爹回复。提亲不行。我爹就亲自上门去说。人家已经说得明白，见我爹死皮赖脸上门，就不爱，三两句话不投机，就下逐客令。我爹为了小妹，脸皮突然变厚了，被赶出来，也不走。门关着，他就站在门外喊叫。小妹父亲见他赖皮至此，极是恼火，叫来地保，想将我爹赶出洪家沟。地保认出我爹是饶家保安队的，也知道我爹是跳花灯的花灯客，不敢得罪，将我爹拉到屋里好酒好肉款待，说兄弟不要因为一朵花放弃一片花海，那姑娘放了人家，命运已定，你就别掂记了，改日给你重新相一个好姑娘。我爹将酒碗一推，拉下脸：谁也不行，我只要小妹。
小妹父亲担心我爹闹出更过分的事情，溶溪赶场时，找到大伯，想让大伯劝劝我爹，不要再去骚扰。大伯在饶家看到我爹时，吓了一跳。短短几天，我爹又瘦又黑，胡子拉茬，颓废极了。大伯劝了我爹好半天，我爹躺在床上只不作声。大伯不劝还好，一劝，我爹认为大伯饱汉不知饿汉饥，心里哗啦啦决了堤，捧着酒就是一阵狂灌。灌完后就放声大哭。我爹活到二十六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伤心，为了一个姑娘，哭得稀哩哗啦的，看得大老爷们都摇头叹息。
我爹病了。相思病。躺在饶家的偏院里。茶不思，饭不想。
管家见我爹萎靡不振，把我爹叫过去问：你真喜欢那姑娘？我爹点头：没有她我心里空得很。管家突然板起脸训斥：你好歹是饶家的人，怎么这样？啊！我爹茫然，不知管家什么意思。管家瞪着眼睛说：我饶家想要的人，哪有要不到的道理？我爹一听这话，噗通跪下：还烦请先生指条明路，救我一命。管家说：办法不是没有，就看你敢不敢做？
我爹一听有办法，当即一口答允：敢做。
管家给我爹出了一个损之又损的阴招：抢亲。
这“抢亲”在秀山自古便有先例。秀山多民族混居，男人野蛮有血性，有看中姑娘的男子，上门提亲未答应的，容不得喜欢的女子嫁给其他男人，便在姑娘成亲之前，叫上一群人，敲锣打鼓，抬着大红花轿跑到女方家去，隔墙甩一串火炮进院子，然后冲进门，拉着姑娘就跑。
当然，这抢亲也分真抢和假抢。
何谓真抢？就是姑娘不答应，男子带着人硬抢。抢到家里后霸王硬上弓，生米煮成熟饭，再不怕你跑掉，就算跑到天边也是他的女人。而假抢，就像我爹和小妹这种。郎有情妹有意，只因家里乱点的鸳鸯谱退不了婚，男女生死要在一起，于是双方约定，让情郎带人来抢。姑娘被抢走，这桩父母作主的婚事自然而然就瓦解了。
管家给我爹出了个馊主意，叫我爹去抢亲。一是仗着饶家的势力，二是想看看我爹还有没有血性。饶家不想养一个为女人茶不思饭不想的废人。
我爹以为这辈子再不能与小妹在一起，得了管家的损招，有了饶家作靠山，哪里还有顾忌？于是，将黄历拿出来翻了翻，挑选好吉日，带着保安队的兄弟们，骑着高头大马，抬着大红花轿，敲锣打鼓去抢亲。
我爹带着队伍一路吹吹打打进了寨子。地保前来询问，被保安队的人掀翻在地，再用枪一指，吓得浑身发抖。我爹骑着马到小妹家门前，将一串鞭炮点燃，从墙头甩进院中。鞭炮响后。我爹对着里面大叫：老丈人，我来接小妹，请你开门。小妹家早吓得关门闭户，从屋里上了栓。我爹叫几声，没人应。不等我爹发话，保安队的人一脚将大门踢开，簇拥着我爹冲了进去，直奔小妹的闺房。小妹早与我爹约好，穿上嫁衣在房中等候。但我爹推开门，小妹还是装模作样挣扎，哭着叫爹爹妈妈，女儿不孝，以后不能再侍候膝前。我爹抱着小妹出了门，放到大红花轿上，保安队的人抬起花轿就跑。
就这样，我爹将小妹抢上十二场。当天，在家里杀猪宰鸡，大摆宴席。我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直闹到天亮才钻进洞房。别人都是夜深人静时进的洞房。但我爹是到天亮时才进的洞房。从此，我爹结束了二十六年的单身汉生活，有了个如花似玉的小娇妻。一年后，小娇妻生了个大胖小子，那就是我，颜世轩。
大伯虽然十几岁就结的婚。但大伯娘那几年生一个夭折一个。一连生了六七个都没有存活。我妈生我那年，大伯娘又怀了一胎，这胎是个女孩，叫腊月。腊月是我唯一的堂妹。大伯一生只养育活了腊月这一个孩子。跳花灯，向来是传男不传女，便是看花灯，也不让女子看。到大伯这里，男女都传。所以，我从小学跳花灯不稀奇。稀奇的是我堂妹也跳花灯。这就引得众人议论纷纷。
六
从心里说，大伯是想生一个儿子跳花灯的。
生下堂妹腊月后，大伯娘是生过一个儿子的。这孩子把大伯一家直接拖垮了。这孩子生下地时哭声小，仅张着嘴嗯嗯嗯。半岁了脑袋还支撑不起来。一岁多了，居然不会动。大伯抱着孩子去玉屏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先天软骨病，这病是治不好的，也劝大伯不要白费力气。看着只能躺在床上的孩子，大伯不忍心，四处抱着求医。这孩子的病折腾人啊！白天哭，夜晚哭。不能动也哭。尿了也哭。饿了也哭。身上的骨头稍一碰就折断。骨头折了，疼，整夜整夜哭。大伯娘被这个孩子折磨得不成人形。很多人劝大伯放弃给孩子医治。大伯还是不放弃。孩子长到六七岁，耗光家里的财物，夭折了。
那时我十来岁，喜欢跟着大伯屁股后面跑。我爹还在饶家保安队。我妈自从被我爹抢来后，就一心为我爹生儿育女。我妈性格好，力气小，做不了农活。我爹也不让我妈做农活。每个月给我妈拿钱回来，给我们讲外面的一些趣事。但他从来不讲具体在做什么事情。若我问得多了，就凶我：小屁孩，问什么问。我爹老凶我，我就不爱跟我爹。想跟也跟不了。我爹晚间回来，次日一早就走。我喜欢跟大伯。大伯教我跳花灯。我也爱跳花灯。大伯说：世轩，花灯以后就靠你了。大伯教我跳花灯，堂妹也跟着学。大伯不让堂妹学，让堂妹去屋里。堂妹不去，扯着嗓子哭。堂妹一哭，大伯就没辙。大伯常说：我没有教过你，只教世轩，你学的不是我的花灯。
这话有点无力，算是间接同意堂妹学跳花灯。
她自己学的，这也不算坏了规矩。对吧？大伯常常这样问我。不仅我喜欢跟着大伯，村里的年轻人也喜欢跟大伯。争着要拜大伯为师。大伯收徒弟，不挑人，只要爱学，都愿意教。大伯收徒也不收艺师钱。但徒弟们懂得起，不收钱，直接买肉买酒到大伯家打平伙。
花灯班壮大后，大伯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人怕出名猪怕壮。大伯不怕出名。做这行的人，就怕不出名。只有出了名，才有更多的人请去跳花灯，跳孝灯，跳还愿灯。那几年，大伯的花灯班超过了八卦寨的花灯班，生意火爆，受人尊敬，走哪个村，都敬若上宾，好酒好肉款待。
只是，时局却越来越不好。鸡屎盖上面的赌场，一年比一年毁掉更多的家庭。输了钱的人心里不服气，就动起了歪心思。三五个纠集在一起，把赌场抢了。赌场经营不下去，其他的营生也就荒凉。走那条道的商旅也就渐渐少了。土匪们索性在鸡屎盖占山为王。时不时下山洗劫村庄。十二场本是富庶的村庄，被土匪抢几次就穷了。土匪呼哨而来，呼哨而去，只图财，不害命。土匪来的次数多了，大家就有了躲土匪的经验，将财物猪牛藏在山洞或地窖里。只要躲过土匪出没的时间，老百姓的日子还是勉强能应付。
但税官来了，老百姓却没地方躲。税官们慢腾腾在村子里东走西窜。慢腾腾地和你磨。杀猪要交猪税，卖鸡要交鸡税，卖蛋要交蛋税，卖粮食也要交粮税，下种要收春耕税，秋收要征秋收税。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税官今天来，明天来，后来天，天天来。村民们躲不了，苦苦哀求也没用。主动交税，税官们就笑眯眯的。如果不交，就使劲和你磨。磨来磨去还是不交，就收拾你。
我爹在饶家当差，没少得罪人。他们知道我爹是个不好惹的人，不敢找我爹麻烦，就将目光盯在大伯的身上。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原因。毕竟那时大伯带的花灯班太红火了。在别人看来，认为大伯挣了不少钱。大伯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油滑，也不会拐弯，直是直，竖是竖，平时对税官们也没什么表示。大伯能有什么表示呢？他自己收徒弟都不收艺师钱，自然就没钱。又因为家里给孩子治病，早一贫如洗。税官们针对大伯，不仅仅是因为税钱，也是做给我爹看。大伯家杀一头猪，税官们来收税，大伯交不出税。税官们扛着半边猪肉就走了。大伯卖一只鸡，税官们又来收税。大伯把卖鸡的钱买了药。拿不出钱来。税官们说大伯是故意与他们作对。把大伯绑在院子前的梨树上踹背，踢肚子，用鞋底板抽脸。大伯别看跳花灯时扭扭捏捏扮女人，关键时刻骨头挺硬，被打从不说好话，还唱歌讽刺税官，说他们比鸡屎盖的强盗还可怕。税官们就更用力打大伯。大奶奶哭着从屋里跑出来跪在地上哀求：你们别打，我去给你们借。大奶奶到寨子里东凑西凑借来20块交给税官，大伯才免遭了皮肉之苦。
我爹回家听说后，提了枪就要去找他们算账。大伯反抱着我爹苦苦劝说：算了算了，又不是什么重伤。我爹骂：他们明里是打你，其实就是打我的脸啊！大伯说：这事有两个因，一个因是你在饶家变了心性，惹得一些人眼红不满；一个因是我们的花灯近年太红火，又惹得一些人不满，事情遇到了，心里清楚就成，你再提了枪去，万一那枪走了火，出了人命呢？我爹说：我刀口上舔血的人，还怕出人命。大伯说：我们死了无所谓，但你得想想弟妹和孩子们。我爹转头看到我妈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突然就没了杀气。
税官是官，土匪是匪。但老百姓习惯将税官和土匪统称为官匪。官匪你来我往，根本分不清。老百姓被这样税那样税搞得民不聊生，有的人家已经揭不开锅，还要被征缴人头税。有的人家拿不出钱来缴税，家里的男人便被拉去当壮丁。很多村寨，受不了官家与土匪的连翻压榨和掠夺，便牵牛拉猪，拿上锅碗瓢盆，舍弃家园，上了砦堡。这砦堡选在山顶之上，四周用石块垒砌高大坚固的墙，只留一个大门出入。堡里修房建屋、四面墙上留有眺望孔。有钱的村寨还买来枪械，日夜着人值守。
十二场没有寨堡，只有每日的担惊受怕。男人们都怕被拉去当壮丁，远远看到有人来，就往山洞里躲。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挤得山洞里满满当当。山洞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人住。有人将山洞当成了家，吃住都在里面。很心酸的是，亲戚朋友来，也只能在山洞里见面。
山洞里来了一个叫老肖的人。老肖是慕名来拜访大伯的。大伯和老肖讲得来。他们讲花灯，讲着讲着就唱起来。老肖白面无须，戴一付透明的眼镜。身子瘦，骨架子高。他和大伯讲话时，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讨论完花灯后，也讲外面的事情。
老肖说：这世道乱了，军阀打来打去，团防打来打去，土匪打来打去，打成了一锅粥，老百姓不站起来反抗根本没有活路。
大伯说：没钱没枪没人，怎么反抗？
老肖说：共产党派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打到秀山了，就解放了，老百姓就得救了。
大伯摇着头：就算共产党打来了，也不过是把军阀土匪赶跑，照样压迫老百姓，搜刮民脂民膏。
老肖说：这你就不了解了，解放军是老百姓的军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还会把从恶霸地主那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穷苦老百姓，没有土地的老百姓，还可以分到土地。
老肖的话引得大家来了兴趣，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说是不是哦，怎么与他们讲的不一样。不是红眉毛绿眼睛共产共妻么？老肖就站起身讲话。老肖讲话时喜欢把眼镜用右手的食中二指往上推，讲几句话就推一下。老肖嘴唇很薄，讲话时，嘴唇往后缩，白牙露在外，眼睛闪闪有光。老肖讲话的神情，与大伯、我爹跳花灯的神情差不多。老肖还让大伯编一些歌词唱。大伯不知道怎么编。老肖说把平时见到的发生过的事情编成歌，用歌声与土匪和税官对抗。大伯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大伯说：我这辈子打架不行，但编歌是最行的。大伯便将税官上门收税的场景编成歌唱。这些歌曲很快就从孩子们嘴里传了开去。税官一来，小孩子就跑到山前，跳着脚唱：税官税官你别来，家里没米也没柴。没有鸡来没有蛋，害你白白跑一趟。
老肖说解放军马上要打到秀山来。我妈想起我爹还在饶家，就托大伯去把我爹叫回来。大伯到饶家找到我爹。可我爹不回来。我爹说以前欠的情得还。我爹念着管家出主意把我妈抢回来的恩情，不管外面怎么动乱，都不先走。这让我爹后来被扣上了“执迷不悟，负隅顽抗”的罪名。大伯见叫不回我爹，只有回来。
解放军说来就来，像龙卷风，所过之处，地主富户携金银珠宝、粮食财物往山上逃。我们老百姓不走，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听老肖说过，解放军不打老百姓，还帮老百姓打恶霸地主，反倒希望解放军快点打过来。
饶家带着金银珠宝躲在山洞里，被解放军团团围住。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很多人都放下枪投降了。我爹最后也只有投降。但因为抵抗时间长，解放军说我爹他们执迷不悟，负隅顽抗，被五花大绑押在溶溪坝子里让人指认。只要有人指认他们所犯的罪行，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爹在那坝子上跪了几天，没人来指认。这证明我爹平时真的没有做过什么恶事。
第三天，来了个颤颤微微的老头。老头走到我爹面前，甩手就是一耳光。我爹被打了，也只能恭敬叫：亲爷。这老头是我嘎公（外公），他怨恨我爹当年抢走我妈。现在有报复的机会，就站出来指认我爹。嘎公对解放军说：颜清林是土匪，他抢走了我女儿，你们一定要枪毙他。解放军问我爹是不是真的？我爹已经跪得口干舌躁，也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听解放军问，就对着我嘎公磕头，叫亲爷。解放军听老头是我爹的老丈人，挥着手叫嘎公走开。嘎公又是两耳光打在我爹脸上，骂：我没有做土匪的女婿。我爹说：这些年，我没有亏待小妹，我死了，还请亲爷多多关照。说完，不停向嘎公叩头。嘎公还是不依，要解放军把我爹枪毙了。解放军押着我爹往河滩走。走了好远，嘎公突然又扑上前，冲解放军跪下，哭着说：他死了，我女儿就没活路了，求你们放了他吧。解放军们面面相觑。嘎公心里对我爹多年来的怨气，在这一跪一求下荡然无存。一名解放军说：大爷，你这哪是来指认他的，你就是来为他求情的嘛。
我爹回来了，黑了瘦了，没再穿军装，腰间也没了双枪。我爹边吃饭边讲经过。我爹讲解放军渡过清水江，毫无抵抗进了县城。解放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热烈欢迎。饶家派到秀山县城的眼线跑回来报告，说解放军的部队在公路上牵成了蚂蚁，县长李琛带着残余部队往贵州那边逃了。解放军进城，老百姓不仅不怕，还穿着盛装，举着红旗，在街上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呢。眼线说到这里，被一巴掌拍在地上。这个被打的人气不过，跑出来将饶家躲藏的山洞告诉解放军。解放军还真是讲话算数，问了姓名，登了记，就放他回家了。路远的人还给了一块银元作路费。
这番话我爹不是讲给大伯一人听的，是讲给到家里来的所有村里人听的。大家听后觉得很稀奇，说想不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不按套路办事，缴枪不杀，回家还要给路费。看来解放军很好嘛。村里人虽然没看到过解放军，但仅听这行径，就觉得好。当年解放军放像我爹这类的土匪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间接传播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秀山和平解放后，派工作队到溶溪开展工作，向村民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当村里人明白什么是“解放了”，都沸腾了，唱歌跳舞，庆祝秀山解放。花灯、龙灯、舞狮队全部出动。在村里的祠堂旁边，鞭炮堆着放，噼里啪啦响了好久，炸得那棵香樟树的叶子掉了一地，硝烟腾在空中，遮蔽了半边天。旁边那面大墙被村长叫人重新刷白，上面写红色的大字标语。和平村正式改叫白粉墙村。
我爹刚脱下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军装，摇身一变，变成了庆祝共产党解放秀山的花灯客。我爹说：这身份一时有点转换不过来。
七
秀山是刘邓解放大军入川的第一站。解放初期，并不太平。解放军渡清水江时，打得太顺，以为国民党在秀山没有多少实力，一击即溃，没派多少兵力驻扎。派来接管秀山的工作队是临时组建的。邓小平住在凤鸣书院的楼上，针对秀山的情况，特别提醒过：解放大军过境秀山后，得加派兵力，谨防国民党残部卷土重来。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说：国民党残部见到解放军就望风而逃，吓破了胆，肯定不敢。
李琛带着国民党残余部队逃进了深山。留下各路团防战战兢兢。共产党派人游说，并承诺，只要投诚，改过自新，就可以继续留任。迫于形势，各路团防不情不愿投了诚。共产党将各路团防的军队进行整编。虽然整编，但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之前国民党的团防，名字虽换成共产党的解放大队，但军爷还是这帮军爷，掌权的还是这帮人。不是共产党不想换人，是换不了。本地人认生，不信任共产党。秀山明面上看是和平解放了，但里面隐藏许多危机。这危机来自共产党对秀山人性格的不了解，还有土改对地主利益的触动。此前那些投诚的乡长、团防头子在国民党县长李琛的诱劝下，又开始蠢蠢欲动。
溶溪原数吴家有钱有势，饶家起来后，就把吴家压了下去。而饶老抓死后，陈家陈一碚用150块光洋和120桶桐油买了个乡长当。在解放军派围剿饶家时，陈一碚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积极配合解放军行动，将饶家一锅端了。陈家就成了溶溪的第一大家。陈一碚理所当然成了共产党留用的乡长。
至于后面陈一碚是怎么突然带兵将驻在溶溪区公所的共产党全部杀害的？
这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是陈一碚本人的意思。陈一碚不满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恨共产党将土地分给老百姓，就带人起来反抗。另一个版本说是陈一碚中了国民党县长李琛的反间计。国民党逃跑的县长李琛，离开秀山时，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和财物全部带走，听说连一张桌子都没有留下。共产党的县长进入秀山县府时，只能铺在膝盖头写字、办公。李琛躲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深山里，有枪有炮有军队。共产党的县长一时拿他也没办法。李琛等解放大军过秀山后，就在背后策反被共产党留用的乡长们。陈一碚开始没理他。李琛恨陈一碚薄情寡义，就派人陷害他，说动陈一碚身边的人，让那人打着陈一碚的旗号带着人将驻在溶溪区公所的共产党全部杀了。而且还特意将这个消息留了活口送到共产党那去。死了人，不是一个，而是所有驻在溶溪区公所的共产党。这祸算是惹大了。陈一碚事后大发雷霆，说这事不是他干的。人没死，说不是他干的，或许共产党会相信。可现在人全部死了，说不是他干的，共产党信吗？所以说李琛的计毒呢。这就迫得陈一碚不得不选边站。当然，这都是听说的，至于里面的真真假假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知道。
不论陈一碚是自愿还是被迫，在共产党的眼中，杀害了共产党，就是土匪。共产党派解放军一个加强排来溶溪收尸。陈一碚以为是来攻打他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组织了一千多人将解放军围在区公所好一阵厮杀。解放军带着人冲出重围，往回星哨边打边撤。想不到山上也有土匪。山上山下包围夹击，足足将解放军一个加强排杀了差不多大半。解放军被迫撤回秀山城。陈一碚越想越慌，害怕解放军回来报复，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索性将心一横，带人马翻过回星哨，打进秀山县城，逼得共产党的县长带着部队撤离到酉阳龙潭去了。
共产党一走，各路团防头领又跳出来嚣张跋扈，欺男霸女，他们专门吸纳被解放军放回去的人，游说他们重操旧业。就像我爹这种的。他们来找我爹，要我爹重新去当土匪。那时我爹已经在大伯的带领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又考虑到家里有妻子儿女。我爹以脚伤为由婉拒。我爹不去，他们三天两头就来纠缠，搞得我爹只有天天在家里装病不下床，下床了也装瘸子。土匪摸不透我爹是真伤还是装的，就用大伯来逼我爹。大伯不是为庆祝秀山解放组织人跳过花灯么？不仅跳过花灯，还帮共产党编过歌曲。土匪用绳子将大伯绑着，脖子上套上伽档，牵到村民们面前，强迫大伯下地耕田。天寒地冻，大伯冷得全身筛糠，嘴唇乌紫。耕完田后，又将大伯押到白粉墙前台子上，让大伯指认谁是共产党？谁帮共产党做过事？
土匪们抓住了老肖，折磨老肖来吓唬大伯，将老肖衣服扒光，绑在香樟树上，用檬子刺抽。老肖被抽得浑身鲜血淋淋，吓得妇女孩子们蒙住眼睛不敢看。老肖不仅不怕死，还对着土匪哈哈大笑，说：你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解放军很快就会打回来，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老肖的嘴很紧，到死都没有供出大伯。大伯被痛打一顿后晕了过去。他们欺负大伯，羞侮大伯，其实就是想逼我爹出面。只要我爹跟他们走，他们就放过大伯。但大伯不许我爹出面。大伯说：好不容易才洗清，以后的路可不能再走偏了。我爹在家里痛哭着打床。大伯反而安慰我爹：我不要紧，你一定要忍住，只要忍过这段时间，后半生才活得清白。我爹哭着问：那要忍到什么时候啊？大伯说：忍到解放军打回来。
解放军是在大年初一那天从龙潭打回来的。解放军酉阳军分区在龙潭成立了秀山剿匪指挥部，由酉阳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才任指挥长，县委书记兼县长于吉仁任政委，于二月十七日在赵梁才指挥下，率领军分区一团、秀山县大队和转移到龙潭的机关干部，从龙潭出发，兵分两路进秀山县城。正在秀山县城争夺地盘的各路土匪听说解放军打回来了，吓得屁滚尿流、着急忙慌逃了。
秀山县城再次解放。
土匪杀害了共产党那么多人，这彻底伤了共产党的心，也看清了他们的本性。共产党下定决心，要将土匪彻底肃清。而土匪们也筹谋着再次打进秀山县城。双方打来打去，从春天到夏天，再到入秋，拉踞了大半年。后共产党派了解放军100团来协助，兵分东南西北四路，同时出击，才彻底将土匪清剿干净。
在解放军从龙潭打回来后，各村重新组建农协会、武装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宣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政策，向群众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号召广大群众揭发检举，凡是当过土匪的人，都要向政府登记。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形成检举揭发热潮。
而在检举之中，我爹再一次成为被清理的对象。
我爹想不通，头天还在庆祝共产党解放秀山唱花灯，第二天就成了被共产党清理的对象。他不跟土匪们走，得装病装瘸。共产党打胜了，他成了罪人。我爹站在村民们面前，脸如死灰，低着头不说话。大伯帮我爹说好话。大伯说：清林之前确实在饶家当过土匪，但他没有做过坏事，虽然他老婆是抢来的，但他老婆是愿意被他抢的。大伯这样说时，被村长打断了。村长说错的就是错的，抢的就是抢的，抢是土匪才干的事，证明我爹就是土匪。我妈看村长带头要清理我爹，站出来说：不是抢，是我自愿跟他走的。我妈也听过嘎公去指认我爹的事情，我妈说：连解放军都没有清理他，你们也不能清理他，解放军说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只要改过自新，就是良民。村长被我妈说得哑口无言。这被抢的人都出来说好话，案子没有原告，那被告也就不成立了，只有放过我爹。
我爹经历过这些事后，彻底心灰意懒。
大伯多年来组建花灯班子的威望和信誉度很高，在村民们心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因他受过土匪的折磨和官匪的毒害，现在共产党领导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为老百姓考虑。大伯把共产党的政策，积极向村民们宣传和讲解，被推举为村民代表，负责做共产党与村民中间相互沟通和转告之人。
这期间，大伯创作了许多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曲，宣扬共产党的政策和利民信息，带着花灯班子，走村窜户，向村民们唱《选代表》《共产党的政策好》《土家和党心连心》等歌曲。
正月初二晚上，大伯在白粉墙村村委会大堂设了灯堂，我爹带人扎了最大的双花灯，双旦双丑同台跳唱。还邀请龙灯队、舞狮队前来表演。村口架着大炮铳，吉时到，大炮轰鸣，锣鼓喧天。大伯主持祭灯、启灯，宣布出灯。花灯班子在前，龙灯、舞狮队在后，锣鼓镲钹的响声绵延好几里。所到之处，家家接灯，户户备有甜酒水宵夜。
几十年后，白粉墙村这一壮观热闹的场景仍被老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记忆中，浓缩着那一刻白粉墙村跳花灯的辉煌历史，就算后来花灯跳得越来越红火。但他们仍然觉得那是最难忘的一台花灯。
八
人生在世，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情满则伤。大伯娘走后，大伯常和我说这句话。大伯说的是人，也说的是事。大伯说，那年白粉墙的花灯是他这辈子跳过最好的花灯。这里的最好，不是指花灯跳得最好，指的是当时的感觉。
秀山肃清了土匪，老百姓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过日子。没有土匪，没有税官，没有欺侮和压迫，老百姓成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割，是多么惬意幸福的事情。大伯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心里却隐隐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大伯娘的病。大伯娘生多养少，早掏空了身子，新社会的好日子没享受几天，就撒手走了。
大伯娘临死前对大伯说了许多话。先是不放心堂妹，后是自责。一遍一遍地自责。说对不起大伯，没有给大伯养活一个儿子。大伯娘的病很奇怪，从脚肿到腰间，后至全身。看了医生，吃了药，仍然没有治好。大伯一遍遍对前来吊唁的人讲起认识大伯娘的经过。大伯说：长田坎的柳树下，雪花赤着脚站在水中，一头长发披散下来。大伯说：我答应一辈子要对她好，她走不了的路我背她，她爬不了的坎我拉她，现在她走了，以后我背谁去？拉谁去？大伯说着说着就哭，然后又唱。大家提醒大伯，不适宜唱。大伯说：雪花就喜欢听我唱，我最后再为她唱一曲。大伯娘的丧事大伯全程都在哭在唱。大伯娘走后，大伯很长时间提不起心气，连花灯都交给弟子们去跳。
直到堂妹有次生病，大伯才想起大伯娘临终前的话。堂妹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老肖曾说过：现在男女平等，不仅男孩要上学，女孩也要上学。大伯将堂妹送到山下新建的学校去上学。山下的祠堂自科大公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再开课。解放后，祠堂改成了白粉墙村居委会。在离和平村两里地另建了新学校。新学校校舍是火砖所建，教室宽敞明亮。学校的操场上竖着旗杆，旗杆上飘着五星红旗，红旗在风中烈烈作响。学校来了新老师。新老师上新学，讲普通话，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去上学。
堂妹胆小体弱，上学后，大伯早送晚接。堂妹小学毕业，被送到玉屏去念初中。堂妹是整个和平村第一个念初中的女孩。
有天，村里来了一帮城里人，村长热情地带着他们在村里走走看看，逢人就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艺术家们，特意到白粉墙村来采风的。采风？大家听了觉得稀奇。风可以采？可以收进兜里带走吗？大家都跟在屁股后面围观。村长带着人来到大伯家。大伯正在屋后做农活，听到叫，放下锄头就往回跑。村长又将艺术家们来采风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叫大伯唱歌。大伯唱了几首山歌。艺术家们听后有点失望，说在八卦村也听过同样的歌曲。村长见艺术家们没兴致，急忙向大伯挤眉弄眼：清河，搞你拿手的，跳段花灯看看。大伯娘刚走没多久，大伯不想跳花灯，想拒绝，又拉不下脸面，想了想，说：那我唱《黄杨扁担》吧。大伯走到院坝中间，深吸一口气，张口唱：黄杨扁担软溜溜……大伯一句没唱完，叭哒一声，有个人吓得从院坝边滚了下去。大伯停了唱，要去拉那人。旁边的人激动得脸都变形了，叫：别理他，你继续唱。大伯唱了一遍。摔下坎的那人这才狼狈地爬上来，扯着嗓音叫：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那天，大伯一连唱了十几遍《黄杨扁担》，唱得整个白粉墙村的空中都是歌声。
艺术家们直到记下曲谱和歌词，才念念不舍地离去。
大伯也没把这次唱歌当回事。毕竟，像这样的唱歌，对他来说毫不为奇。村里的观众和外地的观众，对他来说都是观众。当县里文化馆通知去唱歌时，大伯也没有多激动。倒是村里听说这事后，炸开了锅。村里敲锣打鼓为他庆祝。花灯班子激动得又唱又跳。在白粉墙村，还没有人到县里文化馆去唱过歌。大家伙都觉得大伯为村里争了光，出门提到大伯的名字，骄傲地说：那是我们村的。
大伯到文化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唱《黄杨扁担》。当时，大伯到县里文化馆，走进一间像教室那般宽的房间，几名工作人员听说大伯就是唱《黄杨扁担》的花灯客，当即就叫他唱首听听。屋子两边是玻璃窗。大伯叫先把玻璃窗敞开。工作人员怕冷，只开了两扇。大伯气沉丹田，开嗓唱：黄杨扁担软溜溜（姐哥里哈里呀）……后来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大伯的嗓音差点把玻璃窗都震碎了，耳朵好几天都还轰轰炸响，省里来采风的艺术家也在县里唱过这首歌，但没大伯唱得这么原滋原味，嗓音也没大伯这么炸得起。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很激动，说想不到我县还有这样的人才。在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下，大伯在县里突然就火了，到处有人请去唱歌，足足唱了半个月。听说还登上了表演舞台。秀山县城到处飘着《黄杨扁担》的歌声。文化馆没有让大伯白唱，走时，给了五块钱的酬劳。大伯在县里唱歌的经历，成了他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
如果不出那件事，大伯是绝对有机会再登上舞台唱歌的。
国家开展农村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活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管理。白粉墙村也不例外，响应号召，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吃饭，集体劳动。人人按照劳动公配工分，有劳动便有工分，没劳动就没工分。集体吃饭后，家家砸锅锤灶，端着碗去公社。为了保管好集体的财物，大家推选大伯当财粮委员。大伯其实并不适合当官。大伯之前为共产党编过歌曲，宣传党的政策，并不是热衷当官，而是觉得有机会跳花灯。后来因此成为村民代表和公社的财粮委员。这全是村民们推举的。当公社的财粮委员不仅要大公无私，还要有人民的公信度。这可见大伯在村民们心中还是很有威望的。
公社刚成立，早晚钟声一响，整个白粉墙村的人端着碗就往食堂跑。食堂不仅有大米饭，还有鱼有肉有新鲜蔬菜。大人孩子这时吃得有多欢，两年后就饿得有多惨。所以，任何事情不能图眼前的快活。今天这么大吃特吃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并非没有人提出来。有人提出来，但没有引起重视。食堂的饭从管饱，到后面每人只能吃一碗饭。再到后面熬稀粥喝。吃不饱饭，就没力气，没力气就做不起活。做了活也没用，天旱，没收成。
大伯是公社的财粮委员。保管公社的粮食。接连旱了两年，地里只收了一百斤苞谷。这一百斤苞谷是整个村的救命粮。村里开会商量，决定暂时不动这袋苞谷。他们将苞谷抬到大伯家楼上，放进柜子里，还上了锁。锁上再加了一道锁。钥匙由大伯和村里的文书共同保管。也就是说，要想取出柜子里这一百斤苞谷，就必须大伯和文书两人同时到场打开锁。如此双重保险，村民们放心，大伯也很放心。
其实自那袋苞谷放进大伯家的柜子里后，就被很多人惦记。公社食堂再没有生过火。田里刚下种的种子被人连夜偷偷挖了。刚长出来的豌豆芽被人摘了。别人家饿，没有盼头。大伯一家饿，眼睛就直往楼上的大柜子瞅，想着柜子里的那一百斤苞谷，清口水就直往口腔涌。大伯每次看到大奶奶仰起脑袋往楼上看，就心痛地说：娘，那是公社的粮，是公家的，咱们宁愿饿死也不动公家的。
村里很多人也想到了那粮。私底下找大伯商量。说把柜子里的苞谷借两斤，过后一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别说那苞谷大伯一个人取不出来，就是取得出来，大伯也不能开了先例。借粮的人满怀希望而来，最后都是骂骂咧咧走的。大奶奶就是那段时间死的。
公社在村民们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同意将苞谷取出来分给大家。大伯那些日子伤心大奶奶的死，差点忘了楼上柜子里还有苞谷。当他和文书两把钥匙打开那道锁着粮食的柜子时，傻眼了——苞谷已不翼而飞。
苞谷去哪里了？谁偷的？
他们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我爹。我爹曾经当过土匪，还抢过我妈。我爹听了，提着斧头就冲了出去，怒吼：我颜清林就算要抢，也堂堂正正的抢，我岂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更何况，我没有钥匙，怎么偷？谁要是污蔑我，我就和他拼命。
我爹以前当过土匪，是事实，那时候清理我爹，我爹迫于形势，只有认了。但现在是偷盗，罪名不一样。我爹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容人乱扣帽子。他们怕我爹，就怀疑管理粮食的大伯。他们说大伯是监守自盗，说大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他们说大伯，我爹不好出头，也不能帮大伯申辩。毕竟那苞谷是放在大伯家楼上。大伯说：那柜子需要两把钥匙才打得开。有人说：你颜清河会跳花灯，有银花二娘帮忙，随便画一道符就打开了，还需要钥匙么！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伯有口难辨。身为财粮委员，没有做到保管之职，就是失职。大伯只有哑巴吃黄连，承担这失职之罪。
干部将大伯叫到公社去交待。怎么偷的粮？怎么吃的？怎么煮的？同伙是谁？大伯说不出。大伯在公社呆了两个晚上，又被叫到乡里。这证明大伯在公社是没有承认这项罪名的。大伯在乡里又呆了两晚上。至于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没有人知道。两天后，有人说大伯晕倒在一碗水的路边，叫人去抬回来。
大伯出事时，长田坎的舅娘来照顾堂妹。我们对堂妹虽也能关照一二。但我妈那时病重，饿得奄奄一息。我和我爹都是男人。男人心思没女人细腻。堂妹缺个像舅娘这样的女长辈伴着。
我和我爹去一碗水将大伯抬回来，大伯休息了一天才能下床走动。大伯说他不是病得晕倒的，也不是饿得晕倒的，是瞌睡得晕倒的。瞌睡得晕倒那就是缺觉，也就是说大伯好几宿没有睡觉。
夜幕降临，天空下起了小雨。大伯在村子里边走边唱歌，一会唱山歌，一会唱花灯，唱到最后，就一直唱《黄杨扁担》。我爹躺在床上，听着大伯的歌声，直皱眉头。我爹说：你大伯今晚有点不正常，你留点心。
四野俱寂，空谷悠悠。《黄杨扁担》的歌声从大伯口中传向天际，绵绵不绝。我和我爹在大伯的歌声里，并没有听到优美动听，反觉得这歌声夹杂着无尽的孤寂、心酸。
我爹含着眼泪说：人活于世，孤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所有人抛弃和孤立。想想曾经，你大伯家何等热闹，那上门来学跳花灯的人络绎不绝，那称赞的话不绝于耳，何至今日，竟落了个孤苦伶仃？
屋外的歌声突然停了。我寻着刚才的歌声找去。黑暗中，大伯坐在路旁，鞋掉了，裤腿湿了，光着脚踩在湿地上。我将大伯扶起来。大伯不起来，说还想坐坐。我陪着他在雨中站了会儿，实在是冷，又扶他起来，硬将他往屋里带。
火坑边，堂妹找来鞋子让大伯穿。大伯不穿，说不冷。堂妹捂着脑袋说头痛，转身进里屋睡觉去了。我和舅娘陪着大伯在火坑边聊天。安慰他，说只要人活着回来就好，至于那袋粮食，以后会水落石出的。大伯摇头说，没有想失掉的那一百斤苞谷，我在想人这一生，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大伯突然问这么高深的问题，我和舅娘都答不上来。大伯突然对舅娘说：腊月就拜托给你了。舅娘急忙呸呸呸：别说这些丧气话，我是腊月舅娘，管她是应该的。大伯笑呵呵地点头。我看大伯神态自然，语调平稳，没什么异常，就回家睡觉去了。
次日还在睡梦中，就听到堂妹在屋后哭叫：满满，大哥，我爹走了。
下半夜，大伯用一根绳子将自己挂在火坑边的楼梯上，用生命证明自己没有监守自盗，没有中饱私囊，没有假公济私。我爹得知大伯走了，说了一句话：你大伯被金花小姐、银花二娘带回去了，这世上最好的花灯已成绝唱。我爹和大伯是兄弟，自家兄弟如此评价，可见大伯在我爹心中的份量。
在这里，有两件事得说说。
一是大伯从乡里回来后，村里人把他当瘟神，走路都躲着他，连花灯班的人也未来探望过。但他眼睛刚一闭，整个村的人都来了。花灯班的人更是念及他平时的好，凑钱凑物，买棺材，竭尽所能将丧事办得热闹圆满。整个丧事也是那几年最热闹的丧事。丧事过程中，我爹拿着烟杆，静静坐在灵堂前的椅子上。我爹晚年的日子与大伯从乡里回来的那几天很像，被人孤立和嫌弃。自大伯去世后，我爹也再没有跳过花灯，也再没有唱过《黄杨扁担》。我爹说大伯走那晚唱的是最荡气回肠的《黄杨扁担》，再无人可以效仿和超越，是花灯最后的绝唱。
二是大伯活着时，并不知道《黄杨扁担》火了。之前来采风的艺术家们将《黄杨扁担》带回去，经过艺术加工，在大舞台上由专业的歌唱家演唱，轰动了榕城。又将《黄杨扁担》录制成唱片，向全国推广。后来，连国家级的歌唱家们都出台演唱。《黄杨扁担》火到了国内外。县里文化馆的人来找大伯，得知大伯死了，唏嘘感慨。询问大伯是怎么死的？大家说是大伯把自己挂在楼梯上的。
这真的是大伯的死因吗？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大伯的死，不能怪在任何人身上。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失了粮，总要找出原因。找不出原因，人家也交不了差。你说是人家害死的，逼死的。可大伯身上没伤，找不上人家。你说是大伯脆弱？大伯被土匪犁过田，被税官用鞋底板抽打过脸，经历过生离死别，会忍心留下无人照顾的孤女独自走么？
且不论大伯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反正大伯是死了。这辈子都听不到他唱歌了。但因为《黄杨扁担》大火，又有一批批人来村里找大伯。他们问大伯葬在哪里？问《黄杨扁担》是不是大伯唱的？整个白粉墙村的人都能证明：《黄杨扁担》就是大伯唱的。但后来有人说：隔壁县也有一个颜清河。说《黄杨扁担》是他唱的。那帮人又找到隔壁县去。把那个叫颜清河的人找出来，让他唱。他不会唱。但在我们白粉墙村，你随便拉一个孩子都会唱。当然，我们唱的《黄杨扁担》是最初的歌词，与他们改动过的歌词是不一样的。
过了些年，这件事居然又引起了热议。我们县的文化人和隔壁县的文化人就《黄杨扁担》的归属地发起了口水战，后又上升到笔墨战。两边的文人互相写文章据理力争，讨伐攻击，从县里到省里，从省里到中央电视台，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板眼。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依我讲，这事无须争，从县里将《黄杨扁担》定为县歌，就已明确。
《黄杨扁担》虽然得到了肯定和推广，被定为县歌。但再没人在此基础上进行过创新。虽然县里凭着《黄杨扁担》花灯歌舞在全国拿了许多大奖。终是停滞在大伯最后演唱的水准上。所以，这些年，一拨拨人来采访，让我讲讲大伯生前的事迹，讲大伯和他的花灯班是如何唱花灯跳花灯的。我讲来讲去，发现这些人听后就没动静了，根本也没有重视。我今日看你来得远，和你讲了，以后再不与人讲了。讲一次就费一次心血。累！
后记
我与老人说话的地点，在讲到他爹抢他妈时，从旁边的山梁子转移到了屋里火坑边。虽是春天，但山上仍冷。火坑里燃着的火驱散了寒意。老人说完最后那个“累”字后，将锅子架在火坑的三脚上，起身去堂屋里的鸡窝里摸来两个蛋，拿来油、盐、面条。面煮好，他将两个鸡蛋放在我的碗里。说屋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吃吧。
我欲夹一个鸡蛋给他，老人伸手阻止了。
吃完面，我去洗碗，被老人一把抢了过去。我心里有点沉重，不知是听了这个故事，还是被老人抢碗的动作搞得有点心酸，起身走到屋外。这屋子似乎是两家共用，另一边的门锁着，板壁上隐隐现出一层浅绿的青苔。堂屋的中间，有一个略微模糊的八卦图形。图形不是用笔或者碳画的，像天长日久用脚步踩出来的。旁边的桌上放着一把破旧的蒲扇。我拿起来，随手挽了一个扇花。
老人从屋里走出来，哈了一口痰，用力吐出去老远。
我问：老哥子，村里就你一个人住么？
老人说：有的搬走了，有的出去打工了。
你子女们呢？
他们也都在外面打工。
你现在还跳花灯吗？
老人呲着黑黄的牙笑了：我同时扮幺妹子和赖花子，你信不？
信。我点头，抬头看他，如果你不嫌弃，我想与你跳段花灯。
老人眼睛霍然睁大：你……会跳花灯？
我苦笑了笑：从小就喜欢跳花灯，今日有幸见到你这个真正的花灯师傅，不亲自讨教，岂不遗憾。
老人耸然动容：你是第一个来采风还会跳花灯的人。
我兴奋说：那来一段怎么样？我扮幺妹子，你扮赖花子。
没有二胡，没有锣鼓镲钹，没有瓮琴。只有歌声和舞蹈。老人声音洪亮，舞步娴熟，腰、胯扭动灵活，正葳，反葳，每一葳，都掌握得恰到好处，每一葳都葳得很团。手中的破烂蒲扇，随着步伐，时而平绕花，时而挑绕花，时而后翻花……我伸直腰，假装身后拖着一根大辫子，假意甩着花彩巾，踏着丁丁步……我不是我。我变成了山上的蝴蝶，正在完成生命最后的蜕变。老人不是老人。老人变成一个个颤悠悠的音符，飘向茫茫天际……
停下后，我和老人大汗淋漓，吁吁喘气。老人微弯着腰，眼里闪烁着小星星，脸上的皱纹绽开，像一朵鲜艳的花。这不是一个老人，这是一个被时光倒放回二十岁的小伙子，全身的毛孔都散发着荡气回肠的花灯调子。
我很想向老人坦白：我不是思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为了采访颜清河来的白粉墙村。但我看着老人兴奋的脸，话到舌尖转了转，生生忍住了。
走时，老人恋恋不舍跟在车子后，送了又送。我将车往前开好远，后视镜里的老人却越变越大。老人急步追来，焦急地大叫：等等，小老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你得告诉我你的名字。
那瞬间，我血冲脑门，探出头，往风中大声叫：我姓彦，少了一个页旁的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