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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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吉狄马加说：任何一个人的阅读，都和他自己正在思考、感兴趣的东西有关系。那条被每一个中国人视为母亲河的黄河，数千年来澎湃咆哮着流经我的家乡，孕育了这一方热土上的祖祖辈辈、子子孙孙。我从幼年起就无数次去朝拜去亲近的黄河，它的源头却是我不曾去过也许永远去不了的地方。所以，看到《大河源》三个字，就知道这是一本关于黄河的书，因为只有它，当得起“大河”这个名字，再怎么忙乱，再怎么疲累，都要读完它。
去黄河的源头
《大河源》是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是关于黄河源的博物志，地理变迁、文化演进、民族互动、风俗情感等无所不包。作家研究了黄河源头地区丰富的县志史料、严谨的考古资料以及浪漫的诗歌神话等，结合多次的实地踏勘，带着充沛深沉的情感和思考，精准描摹的溯源之旅，刷新了我对那片土地的刻板认识。
读《大河源》之前，我对黄河源头的想象是广袤、苍凉的苦寒之地。应该不止是我吧，如书中所说：“古往今来……在上游不太知道下游。建都中原的国家，和中下游的中国人，寻探河源也晚，科学认知黄河源头，弄清水文地理情况，更晚。”作家无数次行走在黄河源头的雪山草甸溪流湖沼，“真诚的全力以赴的尝试”，只为给黄河源立传。
“巴颜喀拉”是蒙古语，意思是“富饶的青黛色的山”。其实当蒙古人的马蹄在十三世纪初叶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之前，这片土地已见证过无数族群的来去。古羌人、苏毗人、白兰人、多弥人、吐谷浑人、吐蕃人……不管怎样此消彼长，都是出现在历史书上的名字，都曾在这片严酷的天地间生息繁衍，冲突融通。每念及此，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便油然升起敬畏之情。
《尚书·禹贡》中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就在我的家乡河津，而“积石”，指的正是黄河源头的阿尼玛卿山。也许，我对黄河源头那份近乎乡愁般的神往，正是缘于这古老而坚韧的神秘连结。
坐在比造物之神稍低一点儿的地方
人类文明源远流长，却也会时不时泛起蒙昧的沉渣；它看似脆弱，但又总能在重创后顽强地重生。
经考古发掘与考证，早在中国文字产生以前，黄河上游的这片高地之上，就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和文明。史前人类在这里留下了石刻岩画，作家写到，“人把其他动物——捕猎的，豢养的，作为对象刻画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通神了，就高踞在了生物链顶端，坐在比造物之神稍低一点儿的地方。”写到陶的发明，说“那是人类智慧初开时，最石破天惊的创造。”因为，这是人类首次创造出了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这是天雨花，鬼夜哭，兽远循的伟大时刻。从此，人就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创造一个新世界了。”
但同样在这个地方，海拔4000米出头的莫格德哇，一座无名族群的古墓却被盗掘一空，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莫格是地名，德哇是中心。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问，什么的中心？答，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哦，那一个又一个裸露的深坑，会不会像一双双怒目而视的眼睛，问天，问地，问后裔，惊心而痛心？
光伏羊
全球性的气温升高，冻土地带融冻越来越深，地下含水层的降低又加剧了草原沙化，只至出现了黑土滩，就是草原退化到什么植被都不长了。交出了昂贵学费，付出沉重代价，我们才步入生态保护的阶段。
作家不仅看到了生态保护方面的巨大进步，看到了河源儿女为维护母亲河源头的生态平衡，为黄河中下游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巨大牺牲，也看到了他们的痛苦和疑惑：“限制人，限制牛羊，结果，牛羊不吃的草却让给了数量越来越多的野驴野羊，不是也没有保护到黄河吗？我把五百只一群的羊减少到三百只，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看法从科学家的论文与政府文件中是看不到的。”但它却触及了生态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引出了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漫长的地质史告诉我们，地球不时都在变冷或变暖。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变暖期吗？如今，还没有人回答。多年来，对造成灾难的首要原因避开不提，老是说牲畜过载，老是说鼠类危害，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了？如果没有考虑大范围的地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冻土融解，治理措施是否真正有效，就有待观察了。”
但作为万物之灵，人类应该有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书中介绍了美国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沙乡年鉴》中的观点：人类需要一种“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
共和盆地风沙肆虐，水源稀缺，“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但这地广人稀的荒漠，却在今天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里建有目前我国面积最大的光伏发电站，有数据说700多万块太阳能板铺展开去，占地面积达到50多平方公里，不仅发电量非常可观，还带来层层叠加的生态效应：太阳能板发挥阻拦效应，遮住了直射地面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水分蒸发，土地荒漠化得到有效遏制，甚至由于长得太多太高的草遮蔽了太阳能板，不得不把当地牧民们的羊群请进来，让羊吃掉那些疯长的草。结果，羊群成了园区的除草机，羊的排泄物，又增加了土壤的肥力。草肥肉美，从此，青海省出了一种新名字的羊：光伏羊。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也是一个崭新的希望。
我们是谁的后裔
薛仁贵，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一千多年前尚武任侠的初唐，他“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一帽退万敌”，创造了功勋卓越的辉煌战绩。唐太宗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唐高宗不仅赞他的勇：“古之勇猛者，无一人可敌卿。”也叹他的忠：“赖得卿呼，方免沦溺，始知有忠臣也。”唐玄宗说他：“勇猛罕见，古之未有。”连宋太祖赵匡胤读书读到到薛仁贵，也说：“此人，猛焊一矣。”
这样的人，堪为桑梓之光，也足以留名青史。至今，在河津市修村东南的白虎岗上，薛仁贵寒窑仍是热门景点。我却是看了《大河源》才知道，遥远的、至今我未曾到过的地方，龙门人薛仁贵早在公元670年，就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这位唐朝名将率军远征吐蕃，就是在青海湖附近的大非川遭遇平生最大败绩，全军覆没，被革职流放。
黄河上游，生活过那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有过兵戈相向，也有过会盟和亲，“即便号称世居民族，其实都是在不同时代迁移，并融合当地族群而形成的。”比如大非川之战以前，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不仅加深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更促进了两地文化、经济的交流与融合。而当年护送公主和亲的李道宗，既是文成公主的父亲，也是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还是中原王朝最早涉足河源的人，曾作为鄯善道行军大总管，和名将李靖、侯君集等率军征讨吐谷浑国。大非川之战后，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又有金城公主入藏和亲，嫁与松赞干布的孙子。而护送金城公主的入吐蕃使杨矩，“居然上奏唐朝皇帝，将此前唐朝和吐蕃军队攻守间互有胜负，形成相持局面的九曲黄河之地，即黄河上游的宽广草原，作为和亲之礼，送给吐蕃。从此，吐蕃在此水丰草美之地蓄兵养民，使之成为入侵大唐的根据地。”杨矩也因此悔惧自杀。
历史，不止是帝王将相的功业碑铭，更是普通人一天天的日子。那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悲欢离合、日常琐碎，如一道偶然打开的裂隙，使我们得以窥见被宏阔叙事湮没的碎片和细节，让历史还原为可以行走其中的生活现场，从而触摸到曾真实存在过的挣扎与心跳。
当代青海诗人昌耀曾在一首诗里写到：
看不出我们是谁的后裔了
我们的先人或是戍卒。或是边民。或是刑徒。
或是歌女。或是行商贾客。或是公子王孙。
但我们毕竟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如此英俊。
“越是生生不息的族群与文化，越是基因驳杂。”而我们，都是这驳杂丰富的人群中的一员。
致敬“中国的脊梁”
“除了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中国人，关于国土地理的认知，也还是十分茫然。”《大河源》记载，康熙是少数对国土地理极为在意的皇帝，公元1704年，派人前往黄河之源调查，“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公元1782年，清政府再次组织队伍上探河源。但清朝过了全盛期，“昏昏然隐入漫长的衰朽过程，闭关锁国，再无有万里之心了。与此同时，却是那些殖民国家瓜分世界，从四围蚕食中国广阔疆土。”
来自欧美的探险家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进入中国。1926年，一个叫约瑟夫·洛克的美国人未经允许冒险进入，测量出了阿尼玛卿山主峰高度。而1960年6月，北京地质学院登山队才准确地测出了雪山的真实高度。尤其令人扼腕的，是第一个深入到黄河源区的欧洲人——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因为得到沙俄政府的大力支持，1879年他就前往黄河源区探险，“所有考察报告都成为后来俄国制定侵华政策的文献来源。”黄河源区的果洛人试图驱逐这些俄罗斯人，“而普氏的探险队依仗手中先进的武器，在中国土地上对这些中国的部落民大开杀戒。”普氏的探险旅行不仅限于地理考察，他在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博物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河源地区的普氏原羚、普氏野马，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这一段历史，让人非常痛心，但痛心也促人觉醒。河湟谷地最早出现传播知识的学校，“均乾隆十一年西宁道杨应琚、参将杨垣、知府刘弘绪，知县陈铦、主簿顾宗预捐设。”朝廷没有拨款，是各级文官武将捐建。
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参阅的藏医本草书《新修晶珠本草》和《中华藏本草》，是30多年专心致志于青藏高原药用植物研究的罗达尚先生主持翻译和加以整理的。这位来自四川的植物学家，记着他所在的研究所一位所长的话：“外国人都来过我们这里，编了《唐古特植物志》，有的种子、标本收进了大英博物馆。我们中国人到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摸清青藏高原的家底，我们对不起祖先和子孙后代。我这辈子跑断腿也要和大家一起把青藏高原植物写出来。”那时，罗达尚先生还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赴青海工作的年轻人。
这些人和事，常常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从热泪漾动到放声痛哭
“清澈纯净的水，从湿漉漉的草间，从湿漉的泥土中，无声沁出，微微漾动，停蓄在那个泉眼中。这就是黄河最初的第一滴水，第一汪泉！”约古宗列曲去，那是目前国家层面正式认定的黄河源。“我站在泉水前，身体微微震颤，眼中热泪漾动。我看到过许多清冽纯净的山中泉眼，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我想，这一切只能是因为，它是黄河之源。”
余光中先生说过，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如胎记一般不可磨灭。是啊，从史前的洪荒里流过来的黄河，早已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条普通的水系了，她是我们精神的来路，是我们文明的血脉，是每个中国人生命的底色。所以，“为黄河立传”，不仅是《大河源》这本书的使命，其实也是每一个对这片山河、对这脉文明抱着深情的人，心底自然而然涌出的愿望——就像回望母亲，总想用一首长长的、带着体温的诗，记下她最初的样貌。
《大河源》就是这样一首长诗，在厚重、严谨、深刻的叙事中，碎金一样跳跃着诗意的敏锐与深邃的洞察，朴素，准确，动人。如湖上浮着小岛，“湖水鼓涌，如大地呼吸的节奏。大地吸气，水鼓涌，小岛消失；大地呼气，水波下落，岛又出现。”如高原上行走，“几百米外的丘顶，就是天地连接处，似乎随时就可以走进蓝天。但每前进一步，蓝天又后退，现出又一条天地的连接线，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跟前。”
如“黄河第二湾”处的河水，“映着西下的夕阳，闪烁着铜的光亮，其实也是陶的光，土的光。土借了水，闪闪发光。”
如高原的天空高远，地理壮阔，“使得人间的声音、人间的悲欢在这广阔中激荡不起一点儿波澜。我们坐车穿过镇子，犹如穿过一个梦境。如在天边，就在天边。”如峡谷的孤峰，“呈城堡状、老人状、武夫状……大多数也不模仿什么，只是自成奇形怪状，构成的风景，非复人间。”如高原的草，“草早在8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人的历史湮灭无迹处，草生生不息。”如高原的树，“黄河源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不适合树木生长。”长期在此工作的人，有些已经有两三年没见过树的人，“突然见到草原上出现了树，会抱着树木放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