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杏花白

文│宋开峰

鲁西北的春天，干脆，直接。好像一夜之间，风便软了起来。忽一日，在小区里竟嗅到一丝极淡、却又极熟悉的甜。那不是麦苗的清气，也不是新翻的泥土味儿，那是熟悉的杏花的香。

说到杏花，便不能不说我老家院里那棵杏树。靠着影壁，歪着脖子，记不清它是哪一年长出来的。起初只是一株孱弱的苗，夹在墙脚与砖缝里，之后一年又一年，它不仅活了，而且长得茂盛倔强，也别致。因是紧贴着影壁墙出来的，树干有些歪，往院子中心倾斜着，像一个总想探头看看墙外风景的孩子。这姿态，与红砖砌成的影壁，一砖一木，一静一动，竟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一种对峙中的和谐。

鲁西北的花，开得都老实。桃花是憨憨的粉，梨花是怯怯的白。独有这杏花，在初春某个静悄悄的清晨，忽然“哗”地一下，眼前一片白。而且不是一朵一朵，是一并绽放。那花是繁密的，重重叠叠，将那些歪斜的枝干完全包裹住，仿佛一夜之间，这棵别扭的树，忽然获得了一个洁白、蓬松、闪闪发光的灵魂。那白，是耀眼的，却不刺目；是丰腴的，却又轻盈。尤其是这满树繁花，在红砖影壁的衬托下，便越发显得鲜活、跳脱。

蜜蜂是这片白的头一批访客，嗡嗡嘎嘎的，在花间忙成一团淡金色的雾。它们才不理会这树的歪丑，只埋头在花蕊里打滚，腿上不一会儿就沉甸甸地挂了两团金色的粉。母亲是不许我们驱赶蜜蜂的，说它们是在“做工”，做了工，麦收才有甜杏吃。她自己，也常搬个小马扎，坐在树下做针线。偶有花瓣飘下来，落在她的针线筐里，或是我的头顶上，凉丝丝的，带着一股子冷香。

然而，这花事来得快，去的也疾。一阵稍大的风，或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细雨，便是它的终局。那花瓣便不再安分地待在枝头了，先是三片两片地试探，接着，便是纷纷扬扬，簌簌地落。院子里像是下了一场香气四溢的雪。不多时，地上便铺了匀匀的、厚厚的一层，依旧是那惊心动魄的白，只是没了依凭。

花落了，不知啥时候嫩绿的、铜钱儿大小的叶子，悄没声地长满了枝头，将那一段绚烂过往，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接着，是叶底藏着的毛茸茸的青杏。这棵长在影壁墙边的、无主野树般的杏，结的果子，竟出奇地好。待到麦子黄梢的时节，杏子也熟了。不是那种寡淡的浅黄，向阳的一面，是晕染着浓酽的、醉人的胭脂红，背阴处，则是润润的金黄色。个儿也大，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婴儿的拳头。摘一颗，轻轻掰开，那黄澄澄、晶莹莹的果肉便露出来。咬一口，那甜味是醇厚的、丰沛的，中间又夹着一丝极正的、清新的酸，显得那般实在受用。

当年为了享受这难得的美味，我们每天都会仰着头，看哪个最大最红。有时候等不及熟透，那微微泛青的，摘下来，在衣襟上胡乱擦两下，一口咬下去，酸得龇牙咧嘴，却又忍不住再咬第二口。那酸，与后来的甜一样，都成了记忆里鲜明的、带着温度的印记。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城里念书、工作，每年的春天，那股掺了砂的风仿佛还能刮到我的窗前，我便知道，故乡的杏花，大约又开了。

前些日子，与老家的哥哥通电话，絮絮地唠了些家常。末了，他的声音顿了顿：“哦，对了，老院里那棵杏树，死了。”

我握着手机，一时没有接话。窗外的城市，正华灯初上，车流织成一条条光的河，无声地淌着。耳机里，只有自己有些空茫的呼吸。

“怎么……死的？”

“谁知道呢。”他叹了口气，“去年春天开的花就格外少，今年开春，就再没发过芽。树干也枯了，能在犄角旮旯里生长这么多年已经是个奇迹了。”

电话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挂断后，我在窗前站了许久。脑子里努力去回想那棵树的样子，那歪斜的树干，那映在影壁上的花影……可这些画面，一下子被那句“树都枯透了”，击得粉碎。

原来，没有什么会一直在那里。它从一阵风或一只鸟的偶然中诞生，在砖石缝隙里争得一方生存，用尽全力，开出满树惊心动魄的白，结出累累如饴的果，仿佛要将这天生的憋屈与逼仄，都升华成一种馈赠。然后，在一个无人知晓的秋天或冬天，默默的枯萎，不再醒来。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它，开得正好。一团一团的白，沉甸甸地压在枝头，把那些铁划银钩般的枝杈，都压得弯下了腰。我伸出手，努力想去碰一碰那最低的一枝。当指尖将将要触到那柔软的花簇时，景象却倏地一晃，像水面被石子打破……

首发于《德州晚报》2026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