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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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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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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心映山河,文脉铸华章

——刘益善《白鸽花开神农架》及文学成就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壮阔星河中,刘益善的创作始终如一棵深植乡土的珙桐树,以坚韧的根系扎入生活的沃土,以舒展的枝叶拥抱时代的风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原社长主编,他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累计发表小说、散文、诗歌600余万字,出版作品30余部,斩获《诗刊》奖、湖北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诸多殊荣,其作品被译介海外并选入中小学课本,早已成为湖北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2025年7月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白鸽花开神农架》,更是他文学创作成熟期的扛鼎之作——这部以神农架为背景,讲述少年猎人珙桐与财主之女白鸽凄美爱情的诗篇,将阶级反抗、性别觉醒与生态寓言熔于一炉,既延续了中国叙事诗的史诗传统,又注入了儿童文学特有的纯净与灵动,堪称当代儿童文学与诗歌创作的双重突破。

一、在乡土与时代的交汇处深耕

刘益善的文学创作,始终坚守着“为人民书写”的初心,其作品如一条奔涌的江河,既映照着乡土中国的变迁,也回响着时代发展的足音。从早期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到后期的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向警予之歌》,从纪实文学《窑工虎将》到散文《飘在田野上的白发》,他的创作横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个领域,却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对土地的眷恋、对人性的敬畏、对时代的关切。

(一)从乡土抒情到史诗建构

刘益善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乡土。组诗《我忆念的山村》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乡村的风土人情,诗中“田埂上的脚印”“晒谷场的炊烟”等意象,继承了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抒情传统,却又以更细腻的视角捕捉乡土中国的肌理。刘益善的早期诗歌正是如此——他笔下的山村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生命气息的“活的存在”,村民的喜怒哀乐、土地的荣枯兴衰,都在诗行中化作可触可感的温度。

随着创作的深入,刘益善的诗歌视野逐渐从乡土抒情拓展到史诗建构。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以一位老兵的视角串联起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变幻,全诗5000余行,既有“枪林弹雨中的冲锋”的壮阔场景,也有“对家乡的遥望”的细腻情感,实现了历史叙事与个人抒情的完美融合。这种史诗性在《向警予之歌》中得到进一步升华,他以诗歌的形式为革命先烈立传,将向警予的生平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相结合,如杜甫“三吏三别”般以个人命运折射时代洪流,却又以更昂扬的基调赋予历史以精神力量。评论家曾指出:“刘益善的长诗,是用诗行搭建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个字都沉淀着时代的重量。”

(二)在真实与虚构间探索人性深度

除诗歌外,刘益善的散文与报告文学创作同样成就斐然。散文集《民间收藏纪事》以民间收藏为切入点,通过一件件老物件串联起普通人的生命记忆,其“以小见大”的笔法让人联想到汪曾祺“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散文特质,却更注重对时代变迁的记录。其中《飘在田野上的白发》一文,以一位老农的白发为意象,写出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厚羁绊,荣获冰心散文奖,实至名归——正如冰心所言“散文的精髓是‘真’”,刘益善的散文正是以“真”动人,在平淡中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报告文学《窑工虎将》则展现了他驾驭非虚构写作的能力。作品以武汉窑工的奋斗历程为线索,记录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艰辛与辉煌,其对人物的刻画既有“虎将”的刚毅,也有普通人的柔情,打破了报告文学“重事件轻人性”的局限。而短篇小说《东天一朵云》、中篇小说《向阳湖》则在虚构领域继续探索,前者以乡村爱情故事折射社会变革,后者以向阳湖文化名人的经历为背景,写出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韧性,体现了他对不同文体的驾驭能力。

纵观刘益善的创作,不难发现其核心特质:扎根现实却超越现实,注重形式却不为形式所困。无论是诗歌的韵律、散文的自由,还是小说的叙事,在他笔下都成为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工具,而贯穿始终的,是对“人”的关注——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文学的终极命题,永远是人的生存与精神。”这种创作理念,在《白鸽花开神农架》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二、意象、叙事与主题的多维突破

《白鸽花开神农架》作为刘益善献给少年儿童的长篇叙事诗,既是他文学创作经验的集大成者,也是一次面向儿童读者的创造性转化。作品以神农架的壮美山川为背景,讲述了少年猎人珙桐与财主之女白鸽因“打豹相识”结缘,却遭白财主阻挠,最终珙桐化树、白鸽化花的凄美故事。全诗以珙桐树、白鸽花为核心意象,将多重主题熔于一炉,在艺术表达上实现了“史诗般的壮阔”与“童话般的纯净”的完美统一。

(一)从自然符号到精神图腾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刘益善在《白鸽花开神农架》中构建了一套完整而深邃的意象体系,其中珙桐树与白鸽花无疑是核心。这两种神农架特有的珍稀植物,在诗中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成为主人公精神的外化与永恒的象征。

珙桐树作为“植物活化石”,本身就带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感,而诗中将少年珙桐最终“化为碧树”,使其与植物形成“人—树”的互文。“山中碧树”一章写道:“树干挺直如钢叉,枝叶舒展似臂膀”,既呼应了珙桐“以钢叉护佑乡邻”的勇毅,又赋予其生命永恒的形态。这种“化人为树”的想象,让人联想到《山海经》中“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的神话传统,却褪去了神话的诡谲,增添了儿童能理解的温情——树木的四季轮回、生生不息,恰是“善良永存”的最直观隐喻。

白鸽花作为珙桐树的花朵,则是白鸽精神的延续。诗中“花瓣是白鸽的脸庞,美如春日的朝霞,花瓣是白鸽的心灵,洁白纯净无瑕”的描写,将人物的外在美与内在美融入自然意象,既符合儿童“以形喻情”的认知特点,又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花喻美人”的审美传统(如《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桃花喻新娘)。而“白鸽花开”的结局,让“泪染树根”的悲痛转化为“满村花开”的绚烂,完成了从“个体悲剧”到“永恒美好”的升华,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所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消亡中孕育着新生。

除核心意象外,神农架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都被赋予人格灵性:豹子既是威胁乡邻的猛兽,也是连接珙桐与白鸽的“媒人”,其凶猛与被制服暗合“勇气战胜邪恶”的逻辑;泉水“涟涟”呼应白鸽的“凤眼”,杜鹃“红艳”映衬白鸽的美丽,使自然成为人性的镜像。这种“万物有灵”的设定,既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又契合儿童“泛灵论”的思维特点,让生态寓言在诗意中自然流淌。

(二)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

作为一部长篇叙事诗,《白鸽花开神农架》的叙事结构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叙事诗的精华,又融入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叙事逻辑,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张力。

全诗以“序诗—珙桐出世—白鸽姑娘—打豹相识—情深谊长—碧簪定情—遭监逼嫁—珙桐遇害—林中寻找—山中碧树—白鸽花开—尾声”的线性结构展开,这种“起承转合”的布局明显受到《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传统叙事诗的影响——如《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白鸽花开神农架》则以序诗“高山用它有力的臂膀,举起了日光月华,辅照五百万亩土地,养育着珍禽异木百花。”铺陈背景,奠定史诗基调。但不同于传统叙事诗的沉重,刘益善在每个章节都植入了儿童熟悉的生活场景:珙桐“送柴担水”、白鸽“同情穷人”,让宏大叙事落地为具体可感的细节,符合儿童“从具象到抽象”的认知规律。

在情节设置上,作品巧妙融合了民间故事的“类型化”与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打豹相识”的情节类似民间故事中“英雄救美”的模式,却让白鸽并非被动等待救援,而是“虽为富家女,却有山野胆”,与珙桐共同面对危险;“碧簪定情”借鉴了传统“定情信物”的母题,但“碧簪”取自神农架的玉石,既具地方特色,又象征“坚贞如石”;“化树化花”的结局则脱胎于“梁祝化蝶”的民间传说,却将爱情的永恒与自然的永恒相结合,赋予传统母题以生态内涵。这种“旧瓶新酒”的处理,让儿童在熟悉的叙事模式中获得新鲜感,正如儿童文学理论家所言:“优秀的儿童文学,应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

(三)反抗、觉醒与生态的交响

《白鸽花开神农架》的深刻之处,在于它突破了儿童文学“单一主题”的局限,将阶级反抗、性别觉醒与生态寓言编织成一曲多声部的交响,在儿童能理解的范围内,触及了人类文明的永恒命题。

阶级反抗的主题通过珙桐与白财主的冲突展开,却避免了成人化的政治说教。诗中珙桐“给东家送柴担水,给西家浇地播种”的善良,与白财主“对长工如狼似虎,对乡邻敲诈勒索”的凶狠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善恶对立”符合儿童的道德认知。而珙桐的反抗并非主动的“革命”,而是“以钢叉护佑乡邻”的被动防御,最终“被暗害”的悲剧虽令人痛心,却通过“化为碧树”传递出“善良终将战胜强权”的信念——这恰是儿童文学应有的“光明底色”,正如安徒生童话中“丑小鸭”的蜕变,在挫折中孕育希望。

性别觉醒的主题在白鸽身上得到集中体现,这在传统儿童文学中并不多见。作为“财主之女”,白鸽打破了“富家女必骄纵”的刻板印象:她“对父亲的凶狠十分不满”,偷偷给长工送食物;她“厌恶深宅大院的束缚,向往山野的自由”,主动走进自然;面对“逼嫁”的命运,她“宁死不从”,坚守与珙桐的爱情。诗中“白鸽和小梅紧相依,诉说心中不平事”的描写,更展现了女性之间的互助情谊,超越了单纯的爱情叙事。这种觉醒不是通过激烈的宣言,而是通过具体行动自然流露,如同“泉水涟涟”般温润却坚定,为儿童提供了健康的性别认知样本。

生态寓言则是作品最具时代性的主题。刘益善将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意识融入故事,让珙桐与白鸽不仅是爱情的象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代表。珙桐“从不滥杀生灵,只在野兽伤人时出手”,体现了“适度利用自然”的生态智慧;白鸽“常与山中鸟兽对话,视草木为朋友”,展现了“万物平等”的生态理念;而最终“碧树白花紧相连,恩恩爱爱在山崖”的结局,则暗示了“人类与自然本是一体”的深层思考。这种生态意识的传递,不是简单的“保护环境”的说教,而是通过人物命运与自然命运的绑定,让儿童在情感共鸣中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道理。

三、语言、节奏与儿童审美的契合

一部优秀的儿童长篇叙事诗,既要有深刻的内涵,更要有贴合儿童审美的艺术表达。《白鸽花开神农架》在语言、节奏等方面的探索,使其成为“质朴灵动”的典范,实现了“儿童能读懂,成人能感动”的艺术效果。

(一)在质朴中见诗意

刘益善的语言向来以“质朴”著称,这种风格在《白鸽花开神农架》中得到极致发挥,却又不失诗歌的灵动。他摒弃了成人诗歌的晦涩隐喻,多用儿童熟悉的生活语言:写珙桐的善良,是“东家塞他一把枣子,西家装他一袋花生”;写白鸽的美丽,是“美如山中的杜鹃,一双凤眼泉水涟涟”;写两人的思念,是“月深沉哟夜风起,夜风飒飒语凄凄”。这些语言如“清水出芙蓉”,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精准捕捉到事物的本质,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言“童心者,真心也”,质朴的语言恰是“童心”的最好载体。

同时,作品的语言又充满诗歌的韵律感。大量运用叠词(“涟涟”“飒飒”)、反复(“月深沉哟夜风起”的重复)、对仗(“碧树白花相映衬,青春正茂好年华”)等手法,形成明快的节奏,既适合儿童朗读,又增强了情感的表达。如“打豹相识”一章中“金钱豹在草丛里打盹,未抓到猎物正饥饿难熬,两人的声响惊动了它,草丛里突然发出一声长啸。两个少女吃了一惊,白鸽拉起小梅就跑,饥饿的豹子哪肯放过,对着小梅纵身一跳”的诗句,节奏急促,画面感强,让儿童在朗读中感受紧张的氛围;而“情深谊长”一章中“太阳在山中走了一天,最后被绿荫消融,墨绿的山野溶进暮色,山道上吹过溜溜晚风”的长句,则节奏舒缓,传递出温情与惬意。这种“因情设韵”的语言处理,让诗歌的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

(二)以儿童之心观照世界

尽管讲述的是悲剧故事,《白鸽花开神农架》却始终保持着儿童能接受的情感温度,这得益于作者对儿童视角的精准把握。诗中没有成人世界的复杂算计,只有“善恶分明”的简单判断:珙桐的好、白财主的坏,都通过具体行为直接呈现,无需过多解释;爱情也被简化为“愿爱她今世今生”的纯真誓言,没有成人世界的功利与暧昧。这种“去复杂化”的处理,符合儿童“非黑即白”的认知特点,却又不失情感的深度——“不见白鸽心中急”的焦灼、“思念珙桐夜不寐”的悲痛,都是儿童能理解的真挚情感。

更难得的是,作品在传递价值观时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善良”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珙桐帮助老人的行为体现;“自由”不是通过定义,而是通过白鸽对山野的向往展现;“永恒”不是通过议论,而是通过“白鸽花开”的意象暗示。这种“以事载道”的方式,让儿童在感受故事的同时自然接受价值观的熏陶,正如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生感受不到教育的存在。”

四、一部作品,一面镜子,一种传承

刘益善的《白鸽花开神农架》,既是他个人文学创作的新尝试,也是中国当代儿童叙事诗的重要收获。这部作品以神农架的自然之美为底色,以珙桐与白鸽的爱情为线索,将传统与现代、史诗与童话、深刻与纯真熔于一炉,不仅为儿童读者提供了一部可读、可感、可思的优秀作品,也为文学创作如何“扎根传统、面向未来”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从刘益善的整体创作来看,《白鸽花开神农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他“立足乡土、关注人性、拥抱时代”创作理念的延续与创新。无论是早期的乡土诗歌,还是后来的史诗与散文,他始终坚守着文学的“初心”——用真诚的笔触记录生活,用深刻的思考照亮人性,用诗意的表达传递美好。这种坚守,让他的作品穿越时空,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正如诗中“白鸽花开”的意象——美丽而坚韧,纯净而永恒,刘益善的文学创作也如这神农架的奇花,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芬芳。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艺术品,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读者在感受美的同时,读懂土地的厚重、人性的光辉与时代的脉动。而这,或许正是一位优秀作家留给时代的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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