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那几个妇人

从年轻时候起，我就注意到，只要天气晴好，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总是聚集着几个中老年妇女。她们有的坐着小板凳，有的坐在锯平的树墩上，有的干脆坐在铺着广告纸的砖头上。

王婶总带着她那副磨得发亮的纸牌，手指沾着唾沫一张张捻开；李婆婆膝头永远搁着个针线笸箩，里头乱糟糟堆着各色线团和碎布头；最年轻的张嫂手里总攥着把瓜子，嗑得"咔咔"响。她们时而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时而又凑在一起交头接耳。

那时候我总纳闷，这些妇人家里难道就没点活儿？屋里屋外不用拾掇？地里的庄稼不用管？怎么就能日复一日地在这里消磨时光？她们见到生人时堆起的笑容像揉皱的牛皮纸，褶子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我每次回村都像穿过雷区，不得不硬着头皮挨个问好："王婶吃过了？""李奶奶身子骨还硬朗？"后来我宁可多绕二里地，也要避开这个"情报交换中心"。买了车后，我得意地摇上车窗，心想这下总算能躲过那些探照灯似的目光。谁知有次朋友来村里找我，在村口打听时，张嫂竟拍着大腿说："就开银色大众那个嘛！车牌尾号368，昨儿下午四点二十回来的！"——她们连我几点几分出现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城里安家后，我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回去也专挑天蒙蒙亮或者炊烟散尽的时辰，像做贼似的溜进村里。

光阴就像村前那条小河，哗啦啦流走了。退休后某天，我突然心血来潮，骑上买了时间不长的日本产二手电助力自行车，沿着新修的乡间水泥路回了村。

这个五月的上午，村口的老槐树鲜嫩的叶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奇怪的是，树荫下空荡荡的。

正发愣时，一个佝偻的身影从杂货店出来。安东——我小学的同桌，如今头发花白。他提着瓶二锅头，手背上爬满青褐色的老年斑。"老伙计！"他嗓门还是那么大。寒暄后我问起那些妇人，他浑浊的眼睛突然暗了暗："王婶前年走的，脑溢血。李婆婆瘫在炕上三年了。张嫂带孙子进城了......"他指着新修的水泥地坪和蓝色塑钢长椅："现在多讲究，还有分类垃圾桶呢。"　

我们坐在冰凉的塑钢椅上和安东絮絮叨叨。这时，几个染黄头发的年轻人骑着电动车呼啸而过。安东扯着嗓子喊："二狗子！骑慢点儿！"转头对我解释："这是老赵家孙子，在镇上送外卖。"说着从兜里摸出包红梅烟，用打火机点着。我望着袅袅升起的烟圈，突然发现我们正重复着当年的场景——只不过八卦对象从"张家媳妇偷汉子"变成了"王家小子直播带货赚了钱"。

长椅硌得我尾椎骨生疼，不禁想起那些妇人当年坐的砖头。她们怎么就能一坐大半天？现在才懂，那粗糙的座位上是她们的人生舞台。谁家母猪下崽了，谁家闺女退婚了，全要经过她们"审核"。她们像老蜘蛛，用闲言碎语织成一张大网，兜住整个村子的喜怒哀乐。

安东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烟头掉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他苦笑着说："现在村里就剩我们这些老棺材瓤子喽。"确实，健身器材上晾着玉米，文化广场晒着咸菜，新装的太阳能路灯下，卧着两只狸花猫。

记忆里那些妇人指指点点的样子突然鲜活起来。王婶说闲话时嘴角会沾着瓜子壳，李婆婆纳鞋底总把顶针戴错手指，张嫂大笑会露出镶金的犬齿......她们用独特的方式对抗着衰老与孤独，像秋后的蚂蚱，拼命蹦跶证明自己活着。

日头渐渐毒了，塑钢椅晒得发烫。我起身时，安东往我车筐里塞了袋新磨的玉米面。骑车离开时，后视镜里的长椅空荡荡。那些曾让我厌烦的唠叨声，都没了，没了。

我突然懂了——不是她们太闲，而是当年的我太年轻。每个年纪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就像刚才，我望着穿露脐装的姑娘嘀咕："这是老刘家孙女吧？跟她奶奶年轻时一样不省心。"说完自己先愣住了，这口吻，活脱脱是当年的王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