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穗赛跑

  我家在西北农村。记事起，门口那条河就是宽的，得有个五六米，深处能没过大人头顶。夏季河水浑黄，卷着上游“红旗渠”冲下来的泥沙，两岸各一排白杨，粗得像大地翻出的肋骨。

那些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栽的。每户人家分几米河岸，家家栽白杨，仿佛是一种约定，也是默契。爷爷坐门槛上抽旱烟，说："长得快，用不了几年就能当梁。"他眯眼望着河对岸，目光落在高处的树梢上。那眼神我后来才懂，是穷日子里的抵押凭证，是还没兑现的踏实。

白杨树确实争气。几十年光景，便遮天蔽日。最粗那棵，四个孩子手挽手才能勉强围住。树皮灰白，粗粝，像爷爷的手掌。高处的树冠在空中绞成一条绿色走廊。风一过，千万片叶子哗啦啦响，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在唱歌。

村里人把树叫"活钱"。哪家儿子娶媳妇凑不够彩礼，老人等不及治病，娃娃开学交不出学费，就来河岸上选一棵，放倒，卖梁。树站着的时候是风景，倒下时是一家人渡难关的命。没人说"那是树"，都说"河岸上的家底"。

小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那些树是乐园。

每年三月，白杨树抽穗，树枝挂满一串串杨穗，毛茸茸，深褐色，我们叫它"毛毛虫"。不几日，杨穗落满地，铺成厚毡子。我们玩一种游戏：地上钉两根锈铁钉，间距二十公分，绷一根废自行车内胎剪的橡皮筋。杨穗放两头，用石头磨钉子，说来也怪，那杨穗竟像活了，颤巍巍往对面跑。谁的那条"虫"先掉下橡皮筋，谁就输了。

我们蹲在地上，脑袋凑一块，屏住呼吸，鼻尖对鼻尖，眼睛死盯那两条蠕动的褐色。赢的跳起欢呼，输的嘟嘴不服，非要再来一局。直到各家女人的喊声沿河岸炸开，才恋恋不舍散去。

那种下午，阳光从杨树叶间漏下，斑斑驳驳，烫在脸上。河水浑响，风从戈壁滩吹来，带着干燥的土腥味，经树林一挡，成了凉气。我们玩到天光收尽，指甲缝里嵌满泥，膝盖上结着土痂。

暮春飘杨絮，白花花像漫天的雪，落进头发，落进衣领，痒酥酥的。我们最爱扫成一堆，火柴一点，"呼"地腾起蓝焰，烧得干干净净，灰都不剩多少。危险的游戏。有次我不小心点着了路边干草垛，火舌舔上土墙。母亲追着我，扫帚疙瘩砸在屁股上，疼得钻心。可下次看见杨絮堆，还是手痒。那种痒，长在骨头里。

千禧年前后，村里贴告示：砍树要批条。没人说话，但河岸上突然安静了。树还在，还高，但看它们的眼神变了，像看着被冻结的存款。

再后来，来了天牛。

村里老人说，天牛是钻心虫。起初没人注意，等看见褐色汁液从树眼里渗出来，像树在流泪，但黏稠，已经晚了。先是一棵黄了叶子，然后是一整排，最后整片河岸都变成焦褐的色泽。那些曾经要三四个孩子合抱的大树，表皮布满虫洞，流出黏液，散发腐败的甜香。

政府组织了砍伐队。油锯从早响到晚，咔嚓咔嚓，不是锯木头，是锯骨头。白杨一棵棵倒下去，砸在地上，闷响，扬起干燥的尘土。树桩留在原地，灰白，像被拔去牙齿的牙龈，又像大地露出的骨头。

我再回乡，河岸光秃，目光所及，再也看不到一颗像样的白杨树了，风从戈壁滩直接灌进来，带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

后来，河也没了。

那条弯弯曲曲、浑黄带沙的水流，被一道笔直的水泥槽取代。水从地下百米深处抽上来，在水泥槽里流得安静、驯服，没有波纹。再没有孩子戏水，再没有女人捶衣，再没有树影碎在水面上。

我站在曾经河心的位置，现在那是水泥槽的底部。

风又从戈壁滩吹来，干燥，粗粝，没有任何阻挡地灌进村子。我闭上眼，耳边还有那种声音。不是叶子响，是无数只杨穗在橡皮筋上颤抖，在铁钉之间赛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向着永远不会掉下去的那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