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到律师 ——一个残疾人的艰难历程的回忆

从工人到律师

——一个残疾人的艰难历程的回忆

（一）

我是一个执业律师。我是从工厂来到律师事务所的“半路出家”的律师。

在进入律师事务所之前，我是口琴厂的工人。1995年9月，我向口琴厂辞职。随后的口琴厂的《退工通知单》载明：我的“实际工龄为二十八年”。

正是在这一年，我这个拥有二十八年工龄的老工人，终于在他的四十六岁的时候，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的生涯。

四十六岁，才刚刚开始做律师，这既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痛苦。

幸福的是，这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地一路走来，我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痛苦的是，在我的心中，毕竟还充满着无限的感慨和难忘的回忆，其中包括，多少漫漫的坎坷，多少蹉跎的等待，以及多少残酷的遭遇。

记得，还是在刚刚开始执业的那一年，我正在青浦的律师学院，参加为期二周的新律师培训班。这天上课时，我后排的两个同学正在窃窃私语。一个说，“你知道吗，咱班有个新律师，是1949年出生的。”另一个听后，惊讶地说，“怎么，这把年纪了，才想到做律师？那以前，他在干什么？”

坦白地说，当时的那一句“怎么，这把年纪了，才想到做律师？那以前，他在干什么？”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这颗本来就伤痕累累的心。

我本能地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说话的，是两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望着他们稚嫩的小脸，我想，孩子，你们确实是幸福的，还在生命的早晨，就已经尝尽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切甜头。从未遭受过命运挫折的你们，总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像你们那样的无忧无虑地成长。想读书，就可以博览群书；想做律师，就可以考法学院。梦想，在你们的心中，似乎永远可以成真。殊不知，人世间并不都是这样的。当然，你们更不会想到，在今天的课堂上，就有这么的一个人，尽管经过呕心沥血的努力，他已经取得了律师资格，但是，他仍然不能够及时地去从事，他渴望着的，且已经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律师职业。

梁启超说，“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

如果单就顺逆两境而言，那么我的人生历程，在1995年以前，是以逆境为主旋律，而在1995年以后，则是以顺境为主旋律。1995年，是我从工厂辞职，进入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年，1995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二）

我是一个肢体残疾人，我的《残疾人证》载明，残疾等级：二级。

我出生于1949年2月。在我出生后的第十个月，我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我下肢的许多功能，随之，也就永远地丧失了。

致使小儿麻痹症发病的，是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一病毒侵犯的是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运动神经细胞，从而致使患者的肢体，呈松弛性麻痹。由于患者大多是儿童，所以称之为小儿麻痹症。

这是我人生中所遭遇的最早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挫折。这次挫折，伴随着我的整个人生，同时，也影响着我的整个人生。可以这样说，在这以后的，我的每一次的对命运的抗争，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对这次挫折的抗争。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平稳而安静地度过了我的幼儿时代和少年时代。

随着年龄的增大，以后的我，识尽了愁的滋味。

1965年，我初中毕业了。由于那年的高中，一律不招收残疾考生，所以我升学考试的成绩，尽管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仍然没有被任何的高中录取。

我曾经的一心向往着的大学梦，就这样的，被残酷的现实碾压得粉碎。

幸运的是，我的这次升学考试的成绩，获得了印刷机修厂石厂长的青睐。

这年，石厂长的工厂，正在创办一个半工半读学校。为此，由石厂长亲自带队，前来招生办挑选学生。他录用了我，我也成了他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在学校，石厂长又把我的实习工种，确定为机械制图，把我的实习老师，确定为技术科科长，把我的实习场所，确定为厂部的技术科。在石厂长精心地特意安排下，我的下肢残疾的缺陷，已经无关紧要了。

泣极而喜的我，在大学梦破灭后，又迅速地产生了一个新的理想，那就是，做一个机械工程师。为此，在进入工厂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来到了福州路、河南中路口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在那里，我购买了高等学校用的机械制造专业的全套教材，尽管我们的学校，充其量，仅仅是属于中等专业学校。

石厂长是我人生道路上遇见的第一个恩人。正是这个素不相识的富有同情心的陌生人，在我人生的逆境中，向我这个弱者，伸出了援救之手。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一年以后的1966年，石厂长被打倒了，学校也随之停课了。在停课一年以后的1967年，学校被通知关闭了，全体学生转为工厂的学徒工。我被分配到了口琴厂，我不得不离开了印刷机修厂。

（三）

我的学习法律，是与1977年冬天的那一场令人难忘的高考，分不开的。

我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经统一考试后，因考试成绩的合格，我进入到了考生体检的阶段。但是，自从那一次的体检以后，一切就杳无音信了。随着高校录取工作的结束，我知道，命运已经注定，高等学校仍然与我无缘。

不过，自从这次高考以后，在我们整个的社会中，尤其是在我们年青一代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读书热的狂潮。我卷入了这股读书热的狂潮中。

期间，为了帮助和鼓励青年工人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各级政府和各工业局，开设了好多的工人业余学校。对于在业余学校上课，而需要占用工作时间的，市政府规定，工作单位应当给予上课的工人，以不扣除工资的公假待遇。

在那些年里，我曾经同时地参加了好几个业余学校的上课，以致厂长还埋怨我，占用了太多的工作时间。厂长的埋怨，也是符合事实的。那时的我，只要有什么学校招生，我就去报考，不管教学的，是什么课程，只要能够录取，我就去上课，从而，让我在这股读书热中，学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

1984年8月，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忘的。因为在骄阳似火的八月里的这一天，成了我人生轨迹得以改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

这天一早，在延安东路上的浙江南路车站，我挤上了西去的71路公共汽车，然后，在一个被称之为“美丽园”的车站下了车。我要去坐落在这里的上海戏剧学院，报考该院新开设的一个电视剧创作班。

当我踌躇满志地刚踏进那一扇开设在延安西路上的学校大门时，我看到，在校门左边的公告栏上，张贴着一份醒目的告示。我径直地走向了公告栏。

公告栏上的告示，是由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告示说，华东政法学院作为上海市的法律专业专修科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将在今年十月举办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告示强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一种国家考试制度，经考试而取得的证书，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其考试的方式是，考生参加国家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单科考试，合格一门，发给一门单科的合格证书，在所有科目的考试合格后，可以申请毕业，发给相应的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读着，告示中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一种国家考试制度，经考试而取得的证书，是国家承认的学历”这句话。其中的连续两次出现的“国家”这两个字，瞬间，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振聋发聩的威力。我们最相信的就是国家，国家的公信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是至高无上的。

我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任何选择了，我不需要再去报考什么电视剧创作班了。我毅然决然、毫不犹疑地离开了上海戏剧学院，前往华东政法学院。

也许，我的命运，注定应当改变。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就是这样的戏剧性地踏上了这条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的艰难征途，从而也最终的改变了我的命运。

（四）

经过了一门又一门的单科考试，我终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于1987年6月，因全部课程的考试成绩的合格，取得了法律专业专修科的毕业证书。

第二年，我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上海地区的1988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随后，我又因考试成绩的合格，取得了律师资格。

那些年来，我所取得的成绩，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其中的艰难和劳累，也是苦不堪言的。

当时的我，已经结婚，女儿才三岁，家中尚有大量的家务活，需要我来处理。同时，我又是一个工人，工厂尚有指定的生产任务，需要我去完成。我只有在妥善地处理好家庭和工厂的事务以后，才能够利用其中的活生生地挤出的时间，来完成自学考试的学习任务，从而不得不致使我每天都是连续地一直学习到深夜。这段期间所经受的艰难和劳累，数我一生之中，最无与伦比的。

在学习中，我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学习方法，那就是，充分利用当时的收录两用机，从而既为我赢得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又为我提高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录音要有稿件，稿件就是我的读书笔记。为了有利于制作录音，我把读书笔记做得极其详尽，其中，不但有课本的内容，还有好多辅导书的内容。录音时，我就对着收录两用机，大声地朗读我的读书笔记。录音完成后，我就可以在不能看书的时候，例如，操劳家务时，洗脸吃饭时，倾听收录两用机的播放。

我的录音，本来就源于我的读书笔记，而我的读书笔记，又源于我的课本和辅导书，其录音的形成，既是朗读的产物，也是读书笔记的重温，更是书本知识与个人理解的互相结合。经过这样的看、想、写、读、听的五个程序，我牢牢地掌握了课本上的知识。

而且，自己的声音，对于自己来说，往往是最动听，最难忘的，从而致使这些从收录两用机里，不断播放出来的富有强烈节奏感的朗读声，让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考试所需要的学习内容。

我记得，在考场上，无数次地只要一看到试题，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与该试题答案相一致的，从我的收录两用机中播放出来的，那些铿锵有力的朗读声。

那时的我，真的是无比的自豪！因为我觉得，我简直是在以听写，来应答考场的试题。

（五）

尽管我已经取得了律师资格，但是我不是一个律师。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有权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这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律师，我务必进入律师事务所。

因为只有在律师事务所，我才能够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也只有在律师事务所，我才可以有权接受当事人委托，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日后的坎坷的经历，告诉我，进入律师事务所，要比我取得律师资格，还要难上个千万倍。

进入律师事务所的阻力，首先，来源于“编制”的问题。

“编制”问题，是我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时，我国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国家办的，律师属于国家干部的编制。我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我根本不可能从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国家的干部。

这就是说，我根本无法从企业直接进入国办的律师事务所。

后来，律师行业进行了改革。在律师行业中，产生了一个新型的合作制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即，合作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事务所不是国家办的，而是民营性质的，合作律师事务所的一切工作人员，包括律师，不隶属于国家的编制，不再是国家的干部。

有了合作律师事务所，就使得像我这样的隶属于企业编制的人员，可以通过招聘和应聘的途径，以及建立劳动关系的程序，而直接进入律师事务所了。

199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律师协会，在中山西路上的律师会堂，举办了一个面向整个社会的招聘律师的招聘会。

招聘会的当天，我兴高采烈地一早就赶往律师会堂。

这天，我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一套从大橱的衣架上刚刚取下的，平日里根本不穿的米色西装。同时，为了给人以典雅庄重的感觉，也是为了给自己多一些儿自信和从容，我还特地在崭新的白衬衫上，佩戴了一条紫酱红的领带。

一路上，我感慨万千。我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甚至有些儿踌躇满志。

（六）

在踏进招聘会的会场时，瞬间，我感到有点儿忐忑不安了。伴随着紧张、惶恐不安的心情，我在众多的招聘桌中，选中了一张有个面相很好的律师端坐着的招聘桌，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

这位律师叫许强，他是华亭律师事务所主任。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递交了我的书面材料。他看了以后说，我的律师事务所在闵行，距离浙江北路的你家，路途甚远，这对于日后的工作，必然会带来诸多的不便。随后，按照他的建议，且是由他亲自陪同，我又到了另外的一张招聘桌前。

这张招聘桌是经贸律师事务所的。招聘桌前，坐着一位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律师。听了许强主任的介绍以后，他对我说，主任刚走开，待会儿，等她来了，我会对她说的。随后，我俩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姓李。他说，你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会帮你的。

谈话间，主任来了。我一眼看出，这是一个风风火火，非常强势的女律师。李律师开始向她介绍我的情况。可是，李律师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位主任就一面用惊愕的眼光看着我，一面还拼命地摇着她的头，一面又连声地说，“脚不好，怎么做律师？”“不行！”“不行！”

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因脚残，而看不起我的人。小时候，不知道多少次，就是为了这个，我与人打得头破血流。

这天，我虽然极度的愤怒，但是，我始终没有发泄出来。因为我知道，这儿毕竟是一个律师的招聘会，这儿毕竟坐满了成堆的有知识的人。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李律师见此情形，赶紧轻声地对我说，“我们还会商量的，过些天，你再来找我”。但是，我根本没有把李律师的话，当作一回事。我一声不吭地，甚至，连一声起码的“再见”，也没有说，便径行离开了会场。

那天，我是驾驶着我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来到律师会堂的。在停车场，我默默地坐在我的车上，久久地未曾发动车辆。此时，在我的心里，是怎样的悲哀，怎样的思潮，怎样的情感的风暴！我在重新回忆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我在静静地等待着，我的情绪的平息，头脑的冷静，当然还有，愤怒的退潮。

招聘会的遭遇，对我的伤害是巨大的。我已经不想做律师了。

招聘会的次日，我向口琴厂递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这个申请，我本来早就想递交了。因为经常有人告诉我，用残疾车做生意，很赚钱的！虽然我有残疾车，虽然我也很需要钱，但是为了要做律师，我始终没有舍得走出这一步。

从此，在火车站，在客运码头，在百货大楼的门前，在摩肩接踵的北京路的五金街，人们都能看到，我驾驶着残疾车，在到处揽客，做着车夫的生意。

有一次，在火车站，警察以非法从事营运为由，对我给予了扣车的处罚。

我找了我的一个在上海铁路公安处工作的亲戚。当他把残疾车交还给我的时候，他不无惋惜，甚至有点儿，不无怜悯地对我说，你爸爸怎么舍得，让你去做这种生意？我想，他肯定不知道，我已经取得了律师资格。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他也许会说，这个世界怎么舍得，让你去做这种生意！

（七）

时间很快地来到了1995年的初夏。

也许，是初夏的和煦阳光和湿热雨水的滋润，使得深埋在我心中的，那一颗想要做律师的种子，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慢慢地又萌发了它的嫩芽。

也许，是时间真的能够愈合一切的创伤，那漫长的过去了的两年的日子，已经致使我的巨大的创伤，得到了足够的痊愈。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我突然地又想起来，要做律师了。

我想到了李律师，我想到了他说的，“我会帮你的”，“过些天，你再来找我”的这两句，十分亲切的话。

在镇宁路上的一条很宽很长的弄堂里，我找到了经贸律师事务所。

我告诉他们，我要找李律师。他们回答说，我们所里从来没有李律师。于是，我详尽地描述了李律师的模样，并且告诉了他们，两年前，我是怎样地在律师会堂认识李律师的。一位律师告诉我，他不是我们所里的律师，他是司法局的，两年前，他在我们律师事务所蹲点，以指导工作。

这句话，仿佛一声霹雳，把我震呆，很快地，又把我震醒了。

怪不得，那天，在这么多的招聘桌中，许强主任就单单地把我引导到了经贸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招聘桌前；怪不得，在那个女的主任明示拒绝以后，李律师还敢对我说，“我们还会商量的，过些天，你再来找我”。

在发愣了几分钟以后，我默默地离开了经贸律师事务所。

我知道，我犯了一个大错，我丧失了一次，也许可以做律师的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它曾经是多么地挨近啊！

我恨我自己，我后悔当时的我，为什么不及时地去找李律师。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亡羊补牢的故事，随之，我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十分英明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从明天起，我要一家接着一家地，前往各个律师事务所去询问，问他们能不能聘用我做律师。

翌日，我按既定方案，开始了行动。行动的结果，令人振奋，几乎所有的被问询到的律师事务所，都表示愿意接受我。最后，我选择了求实律师事务所。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申求实是一个好人。

（八）

作为一个新律师，当务之急是要有案源。

有了案源，才能以案源来锤炼自己，让自己身经百战，茁壮成长，同时，有了案源，才能以案源来养活自己，让自己维持生存，求得发展。

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固然都有他们自己的案源，但是他们的案源，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中的谁，也不会把案件，交给我来办。

我开始有危机感了。

但是，我的案源危机，很快地被解除了。

1995年12月的一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秦畅，来到了我所。她告诉申主任，从明年起，电台将要推出一档，由她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其名称叫《法庭内外》的节目。节目需要律师参加。为此，电台邀请求实律师事务所等四家事务所的律师，担任节目的嘉宾。申主任欣然地接受了邀请。

1996年1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中午，电台990千赫的《法庭内外》正在播音。这是一个直播节目，由听众当场电话咨询，律师当场给予回答。这天，是我所的律师，在电台，第一次担任嘉宾，参加直播。

我是一个新律师，我没有资格去电台，我仍然在办公室继续工作。

自从做了律师以后，直到今日，我从来没有休息天，我是全年无休的。

下午1点，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一个电台听众。他说，他要法律咨询，《法庭内外》的电话打不进，他就打了这个电话。听了他的问题后，我给了他一个调解方案。他高兴地表示，若调解不成，他一定会委托我，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话筒刚放下，铃声又响了。

就这样，我几乎连续地接听了十多个电话，直到下午5点。来电的，全是《法庭内外》的听众。期间，除了当场给予回复的以外，我还预约了好几个听众，我邀请他们前来律师事务所面谈。

以后，每月一次的这个电台的嘉宾直播日，我都会接到许多电话。

就这样的，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我认识了无数个当事人，同时，我也接受了无数个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了无数个诉讼案件。再以后，我自己也有资格可以去电台了。作为直播节目的嘉宾，我也赢得了很多的粉丝。

案件就这样的惊人地多了起来，多得几乎来不及做。

在那时，我往往是连续地从一个法院，再赶往另外的一个法院，连续地去参加法院的开庭。我这个新律师，就这样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法庭上，在一次又一次的诉讼实践中，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案件虽然很多，但是在代理每一个案件时，我都是以百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一丝不苟、精雕细琢地来办理我的案件的，从而致使案件的胜诉率非常的高。

（八）

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我受理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案件。

在众多的民事诉讼案中，我代理最多的，胜诉率最高的案件，首推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是指，原、被告双方因对公有住房的居住权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案件。

在公有住房中，享有居住权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承租人，一个是同住人。承租人是由出租人确定的，不易发生争议。发生争议的，往往是同住人。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的关键是，对同住人的界定。在公有住房中，是同住人的，就有居住权；不是同住人的，就没有居住权。

1996年11月，我受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

这是一个上诉案，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委托我代为上诉。在二审法庭上，我详尽地陈述了当事人据以提起上诉的事实与理由，然后，又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我的律师辩论意见。

休庭后，审判长站在审判席上，向我示意，让我过去。这天的审判长是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官郑梅萍。她告诉我，对同住人的认定，法院适用的是上海市房产管理局的一个口径，该口径规定，同住人是指，本处有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三年以上，他处无住房，或者他处虽有住房而居住困难的。

瞬间，我茅塞顿开。原来，本案适用的法律，是房产管理局的一个口径。

当初，在撰写本案上诉状时，我就苦于寻找不到最佳的可适用的法律。在翻尽书籍，仍无结果以后，我只好询问其他的律师。虽然问了好几个律师，但是他们都表示，根本没有碰到过这类公有住房居住权的案件。

那时的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这类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现在虽然还是鲜为人知的，但是日后，很快地，将要大量地涌现，而法官在法庭上给我的指点，又将成为我日后在代理这类案件时，不断取得胜诉的金钥匙。

上海本来就有着大量的公有住房，1995年10月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类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的激增。房改前，是福利分房时代，人多房小的居住困难，正好是申请增配房屋的理由。当时，谁也不会为居住权而诉之法院。房改后，福利分房取消了，公有住房可以购买了，房屋开始升值了。于是，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也就自然而然地大幅的增多了。由于房屋的讼争利益太大，因此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要历经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由于其中的居住权问题，往往会涉及到户口，而户口又是由公安部门管理的，因此属于民事诉讼的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往往还会引发因户口而产生的行政诉讼。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由于我较早地掌握了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获胜的金钥匙，所以在日后的大量的此类案件到来时，我就能够充分自信地分析案情，准确无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得心应手地办理已经受理的案件。就这样，凡是我已经受理的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在诉讼中，都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因为胜诉率高，有口皆碑，从而致使我受理了更多的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

（九）

当然，单单依靠有口皆碑，也是难以获得大量的案件的。

我以后的大量地受理公有住房居住权纠纷案，其实，是与《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由我撰写的关于公有住房居住权的文章，有着极大的关系的。

例如，2000年6月9日，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是同住人，没有居住权”的文章。文章发表后，找我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有人拿着这份报纸来找我。

戏剧性的是，我之所以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与公有住房居住权案件有绝对的关系的。

2000年4月的一天，我看了《解放日报》上的一个律师写的关于公有住房居住权的文章。对此文的观点，我颇有异议。为此，我给《解放日报》写了文章，以驳斥此文。随后，《解放日报》的编辑，给我来电说，因为我们是法律咨询专栏，你的文章不宜刊登，但你的文笔很好，欢迎你给本栏，撰写文章。

我给《解放日报》撰写了文章，而且，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自2000年起，至2006年止的六年的期间内，我先后在《解放日报》的法律咨询专栏等栏目上，发表了近百篇的文章，从而在给社会宣传法制，普及法律的同时，也大大地提升了我的知名度，同时，又给我更带来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案源。

（十）

2004年7月1日，就读于上海大学法学专业的我的女儿，本科毕业了。

翌年，2005年11月，我的女儿，也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她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那一年，才23岁。一个女孩子能在23岁的年龄，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这是非常稀少的。

就开始执业的年龄来说，与我相比，我的女儿要比我整整地早了二十三年。

我一直在想，我是四十六岁开始做律师的，待到我的女儿，也年满四十六岁之时，她将是怎样的一个资深律师啊。

我也一直在想，上天还算是公平的。在取得了律师执业证书的时间上，父亲是够晚的，但是，女儿却早得很。这一碗水，端得很平。亏欠父亲的，已经补偿给了他的女儿。

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建树以后，我一直想自己开设一个律师事务所。现在，女儿成了执业律师，这就为我开设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提供了便利。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开设个人律师事务所的，需要三名律师。

2006年3月9日，我开设了以我的姓名命名的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并确定由我担任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每天，当我望着我的“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的巨大的铭牌时，我真的是感慨万千。想当年，为了要进入一个律师事务所，我是何等的艰难呵。然而，今天的我，却已经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沧海桑田，人生无常，真可谓世事之多变呵。

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是，我还继续战斗在律师工作的第一线，还经常在法院参加庭审活动，以维护我的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顺便提一下，我的女儿现在是上海市宝山区的优秀青年律师。可喜的还有，大约已经有好多年了，我的女儿一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法眼看天下”的法制节目，担任嘉宾，参加直播，并且一直到今日还在继续。

今日，律师在电台担任嘉宾，参加直播，虽然已经不会带来什么案源了，但是，作为律师的一项社会活动，还是有着其无限的社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