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与鸡的故事

我的鹰与鸡的故事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而是一件真人真事。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关于我自己的往事，这个往事发生在1973年的口琴厂。那年，我24岁。

故事中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当时的同事张大成。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是口琴厂的工人，我是调音车间的，他是抛光车间的。

在口琴厂，我和张大成都是被同事们戏称为“口琴厂五大文人”之一的人。

不管我们两人算不算是个文人，至少，我们两人都是全厂公认的能说会道，且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

那个时候，厂里经常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也时有职工代表上台发言。厂领导经常叫我上台发言，对我的发言，大家真的是掌声雷动，好评如潮。

虽然厂里的同事们这样地看得起我，但是，也许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在口琴厂，我真的是活得很累，活得很糟糕！究其原因，只能是工作的不称心如意。

调音工作看起来很优雅。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一个小房间，房间里还摆放着一架风琴，而且这个房间还是一间真正的房间。因为一人一房的作用是为了隔音，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其房间当然不能太简陋，它完全不同于今天商务楼内的那些仅用几块隔板就围成的白领们的工作场所。至于，那架风琴，当然也是一架真正的风琴，因为它是调音工人不可缺少的赖以工作的调音设备。调音工人就是坐在风琴前，而且还是在风琴上，直接把口琴的24个簧片的音调，以风琴的发音为基准音，分别调整至与风琴的完全相一致。

不过，这个貌似优雅的调音工作，其实是很痛苦的。

从儿时起，我就一直向往，日后要从事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智慧。最早，我想做个天文学家，后来，又想做个物理学家，到最后，就只想做个文学家，或者政治家的。期间，当然也曾想到过要做个医生、教师、工程师什么的，但是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要做一个这样的调音工人！

调音工作与我的理想是恰恰相反的，它是一种乏味的周而复始的不断重复操作的压根儿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手工活，而且，这个手工活还是有指标的。这就是说，一个劳动者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其工作量是有定额的。调音车间实行的是劳动定额管理制度，而且企业把劳动定额制订得相当的高，从而致使劳动者不得不总是要以飞快地速度操作着手中的活儿。

我才思敏捷，但是手足的反应却是相当的迟钝。对于手工活，我不可能得心应手，我总比别人做得慢，从而致使我整日、整月的处于完不成生产指标的恐惧之中。好在，那个时候，我尚未结婚，没有太多的家务事儿的纠缠和牵绊，每当完不成生产指标时，我就用增加工作时间，来予以补上。

理想与现实，职业与爱好，可以不完全相符，但是现在的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实在是太大了，大得简直是天壤之别！

尽管我不喜欢调音工作，但是我却无法离开这个我所讨厌的工作，因为厂领导拒绝了我的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他还顺便告诫我说，做一个工人，首先要懂得安心工作，否则，你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都是做不好的。厂领导的这话，显然是错的，但是他的话，却能够主宰我的命运，我只能奉命继续地调音！

当然，我也无法离开口琴厂，因为离开了口琴厂，我将无法生存！那时的我，绝不可能像今天的劳动者那样，一不称心，就以一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来炒老板的“鱿鱼”。那个时候，劳动者不是依据劳动合同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业的劳动者直接来源于国家的安排和分配，社会上不存在劳动力市场。

就这样的，自进入口琴厂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期间内，我不得不一直在调音车间，违心地从事着我极其讨厌的调音工作，从而致使我长期的持续地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境地，就像是一个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倒霉鬼。对于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自信的，而且还是那么骄傲的我，当然是心不甘，意难平的！

正因为当时的我，其身，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势，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其心，则是既不甘，又不服，而且还傲得很，所以我的鹰与鸡故事中的那个在工厂的浴室里大声疾呼的故事情节，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就像一颗埋在土里的有生命力的种子，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忽迟忽早终究会破土而出的。

我的鹰与鸡的故事，是从我与张大成在浴室的偶遇开始的。

这天，在工厂的浴室里，我偶遇了同病相怜的张大成。其实，我早就知道，并认识张大成这个人，但是我们两人的深交，却是从这次偶遇开始的。

我和张大成，虽然都是底层中的底层，但是我却总觉得，此时的张大成，比我活得还要糟糕。在调音车间，我至少是在一间充满着阳光的朝南的二楼的房间里，穿着羊毛衫潇洒地坐在风琴前工作。然而，张大成呢？他却是在一个满是尘埃的朝北的底楼的抛光车间里，端坐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抛光盘前工作。为了防止尘埃的侵入，在工作时，他务必头戴工作帽，脸着大口罩，至于身上，虽已穿上了工作服，但却还需要用布条，把自己的脖子和手腕全部地牢牢地扎紧。

不过，就“文人”而言，张大成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才华横溢，文思泉涌，其文章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其中，对中国的古代文学，他造诣更深。在当时的文汇报上，他曾多次发表过由他自己创作的以古代格律诗为诗体的诗歌，他甚至还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李白生平及其诗作的论文。

我与张大成的这次浴室偶遇，不是在洗澡时，而是在严禁洗澡的上班时。

工厂的浴室坐落在工厂的东南角，它与锅炉间、厨房间等部门，连成了一大块偏僻的后勤区域。除了中午的吃饭时和下班的洗澡时，在整个上班期间，这块地域很少有人走动。由于上班期间，浴室没有人，而浴室较之厕所，离我的工作场所又更近，所以我总是喜欢在工厂的浴室里小便。

与张大成偶遇时，我俩都十分高兴。我们尽情地畅谈，从时事谈到文学，从中国文学，谈到欧洲哲学，虽足足聊了一个小时，但双方却都远远地没有尽兴。于是，我俩约好，每天上午10时，在此相见。

一天，在浴室里，我们闲聊的话题是一句名人名言，即，那一句“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的名言。由于我俩都非常熟悉这句名言，所以谈着谈着，我俩不由自主地开始共同地高声朗诵起这句名言了。

浴室的空间本来就非常空旷，浴室的四壁又全是光滑的水泥墙，且浴室内还没有任何的物品可以用来吸音，或者可以用来控制混响的时间，从而使得人们在讲话时，往往会出现动听的回音效果。也许，正是这个回音效果，总会引来喜欢唱歌的人，频频地前来浴室歌唱。

我和张大成的嗓音都很动听，年轻人的普通话又是那么的纯正，所以随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不断地高声朗诵，我们的那些带有回音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居然把我们自己也感动了，甚至彻底地陶醉了。

我们想到了自己的身陷低谷的困境，我们也想到了自己当初的理想和抱负，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梦想开始的地方。于是，我们青春的血液开始沸腾了，我们青春的情感开始澎湃了，终于，我们青春的冲动也随之开始爆发了……，也许，是在朗诵完这最后一遍的“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时，我俩突然同时地高仰起自己的头颅，面对着浴室墙壁上的那两扇高高开启的小小的气窗，开始大声地共同疾呼，“我们是鹰”！“我们是鹰”！……，无数遍地重复地大声疾呼。

我们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的浴室，并且冲出窗户，响彻了整个的天空。在我们悲壮的呐喊声中，我相信，人们可以听到，我们内心的痛苦和压抑，当然，更可以听到，我们对坎坷命运的不屈和抗争。

在这以后，每当我们在浴室相见时，在我俩之间又多了这样的两项程序：在见面时，一方总会先说，“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另一方则迅速地回答道，“但是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其情景就像是战争片里的士兵，在互答口令。而在分手时，我俩总会面对着浴室的那两扇高高在上的气窗，共同地连续地大声疾呼三遍，“我们是鹰”！

后来，工厂为了防止有人在上班时洗澡，而把浴室的大门给锁上了。我们的浴室相见，以及我们在浴室里的大声疾呼，也就不得不结束了。

也许，是我们当年的呐喊声感动了上天，上天终于以他那万能的手，改变了我们两人的命运。多年以后，我们两人真的像雄鹰展翅一样，先后飞出了口琴厂。张大成飞到了上海的一家报社，做了一名记者；我飞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执业律师。

我的鹰与鸡的故事，至今已逾五十年了。岁月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的半个多世纪，但是，当年的我们在浴室里的大声疾呼的情景，我却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往事时，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总难免会处在人生的低谷时期。如果你真的是一只鹰，那么不管是在怎样的困境中，或是在怎样的坎坷中，你首先就应当坚信自己是一只鹰，自己是有能力展翅高飞的。我相信，只有坚信自己是鹰的人，只有坚信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展翅高飞的人，最后，才有可能实现搏击长空，翱翔蓝天的梦想。真所谓，“自助者，天助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