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吟诗人

苦吟诗人

          孙骏毅

高启（1336—1374），字季迪，自号青丘子，长洲（属今苏州）人。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之一。前人称其《梅花九首》“飘逸绝群，句锻字炼”。这九首梅花诗，首首读来都有孤独高傲而无凄凉抑郁、怜梅惜梅却不神伤心碎的特点。历朝历代诗人咏梅之作众多，相比之下，高启写梅孤高自赏，独摄其魂，确有卓尔不群之妙。尤其是第一首，以瑶台仙姿赞其超凡脱俗，以高士美人歌其孤傲高洁，以疏影残香怜其澹泊自爱，突出了梅花高洁坚贞的精神。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同诗人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毛泽东爱其诗，自然重其人。在查到这首咏梅诗是高启所作后，他大为赞赏，不仅重新书录了全诗，而且在诗前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九首之一。”在“伟大”下面，他还重重划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         

高启是明洪武初年的杰出诗人，但很长时间不为众人所识，甚至有不少人以为明朝初期没有什么才子，江南四大才子要到明代中期才出现。其实，高启被淡化了。他的隐居地青丘浦，据考证在今苏州园区沙河公园东南的青丘浦（现称青秋浦）边的大树村。他在《江上晚归》一诗中就这样“自报家门”：

渺渺双凫落晚沙，一江秋色艳明霞。

逢人不用停舟问，大树村中即我家。

据《元和唯亭志》记载：“高启，少孤，力学工诗。元至正时，张士诚据吴，辟之不起。明洪武初，被召修《元史》，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复命教授诸王及功臣子弟，尽职帝御，阙楼召对，称旨，特拜户部侍郎。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又不娴握算，固辞。诏赉内帑白金放归，需异日用。时魏观以太常卿出守吴郡，故与启善，为移其家于郡城夏侯里，日以政治谘访。会观改徙郡治于子城，启为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语。卫帅劾之为危言以动上，以子城曾为僭号者所据，而观徙其地有异志也。命御史张度按其事，度不为辨上，逮治观，连坐启，弃市（被腰斩处死）。人皆冤之。时年39岁，无嗣。启隽迈警敏，有文武才，书无不读，尤邃史学。为文淡宕有致，诗更雄浑，自成一家。明初，吴下诗人有‘北郭十友’，而启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四杰’，时人匹唐之王、杨、卢、骆云。”

这段文字，基本上把高启的一生经历简述清楚了。高启自号“青丘子”，这在他的《青丘子歌并序》中便有说明：“江上有青丘，予徒家其南，因自号青丘子。”“青丘子，癯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他自号“青丘子”，以坚守儒学自诩，恃才傲物，为的是要表明自己“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的秉性。他寓居青丘浦，甘于“水际独坐，林中独行”，乐于“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向往“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佩还瑶京”（《青丘子歌》）。
    高启居青丘是住在他未来的丈人周仲达家，在还未正式娶仲达之女时，一次，老丈人生病，高启前去探望。仲达在病榻前以画幅《芦雁图》命题，高启沉吟片刻，走笔赋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翼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仲达笑曰：“是子欲偶之意亟矣！择日以女妻焉。”（《元和唯亭志》）高启的妻子周氏温柔贤惠，也能作诗，与高启患难相依，情意深笃。高启二千余首诗能流传至今，周氏收藏之劳功不可没。

高启的这则命题答诗择妻的传说，藉物寄情，暗含爱意，是颇为有趣的。

高启自幼天资聪慧，书读一次即能成诵，久而不忘。他特别喜欢写诗。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练习写五首，时间长了，恐怕写出的诗不算精工，于是改为每天写两首，后又改为每天写一首。如此训练，少年高启写出的诗语言毫无尘俗气息，清新俊逸，如出水芙蓉自然真切。16岁那年的一天，当地官员饶介听说辖区内有这样一位天才小诗人，便邀请高启连同各地诗坛名家参加一个诗宴。刚开始，少年高启还有些畏惧心理，不敢前往。在对方一再邀请之下，高启勉强成行。

诗宴上众人要求根据一幅《竹木图》来作诗，且诗要用原来题画诗的韵脚。不一会，高启诗便写出来了，念给众人听后，饶介大为惊异，认为高启的诗含蓄深沉，连忙请他上座，并命人把诗题于画上，从此高启诗名在当地名流士绅中间流传开来。

高启诗名虽扬，却有点生不逢时。明代初期，朱元璋率大军攻克苏州城后，对吴地实行过极其严酷的高压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把当地富户近四万户迁徙到穷乡僻壤的苏北滩涂上去开荒种地，史称“洪武赶散”。周庄的沈万三被流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向附庸风雅的吴中文人很有些郁闷，这种心理特点在早期的吴中诗歌中表现最为明显，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史称“苦吟诗人”的高启。

高启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千里马，所幸遇上一个“伯乐”，此人就是苏州知府魏观。魏观欣赏高启的才华，就将其一家迁来苏州城中夏侯里（今五卅路附近），朝夕相处，切磋读书心得，互赠新近诗作，乐哉悠哉。这是诗人高启的一段幸福时光。

当时的苏州府署只有一个狭窄的小院，几间简陋的房子。魏观几次欲翻建，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一次，他与高启出门踏勘，高启说张士诚子城王宫废址上（今锦帆路东侧）可重建府署。魏观请风水先生来看过，都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不日即征调民工起造新的府署，并命高启起草上梁时的祝文。当新的府署造到一半时，府内有一个姓葛的师爷去南京告发魏观，诬陷他在王废基上造府署有藐视皇上、蓄意谋逆之嫌疑，而且将高启的一些“苦吟诗”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酱一并告发，称两人乃是“同党”，欲与朝廷作对。

朱元璋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自己面子不愿顺从外，还在于他写的诗多次有意无意地触动和冒犯天威。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诗的最后一句可理解为“宫禁森严，有谁敢来？”也可理解为“莫不是有谁来过？”不管怎样理解，这首诗都含有讽刺意味。退一步讲，即使不含讽刺，在诗中描写宫廷秘事也是不允许的。

《明史·高启传》记载了朱元璋与高启的一段对话；

朱元璋问高启：“朕知道卿还有一首《题犬诗》，念给朕听听吧。”

高启趋步向前，战战兢兢念道：“独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

朱元璋神色严峻，语气冰冷：“朕待卿不薄，何故写宫词讥谤君上？”
    高启磕头道：“微臣不敢。”

朱元璋突然纵声大笑道：“世人都说高爱卿是鲁迂儒、楚狂生，朕只当是迂腐狂言，就不多责怪了。”

高启伏地连连叩首，回到家里后还惊魂未定。不久，他就写了奏章，托辞归乡了。后来，他就应苏州知府魏观之邀住进了苏州城里。高启真正落罪的原因就是替魏观写了那篇《上梁文》。《明史》说：“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仇恨）之，未发（落罪）也。”“帝见高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这说明高启被杀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是写了那两首诗。在我国历史上，自南朝齐国以后，描写宫廷生活的宫词逐渐衰落并成为诗歌的禁区，唐朝尚能宽容，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钳制，写宫廷之事不被朝廷所容忍。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早就记恨在心。再者，高启早期在《青丘子歌》中有“不闻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顾”的诗句，又遭到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奔顾”之际。在朱元璋看来，高启心高气傲太过，竟敢毁谤朝廷，此人容他不得。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和无端文字狱，强化着高压手段。朱元璋钦定的《大诰》中就明确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撘”即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高启等一批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大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等人。

傲骨犹存的吴中才子高启在劫难逃也就不奇怪了。明洪武七年（1374）秋，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明廷“锦衣卫”（相当于特务机构）数十人星夜赶往苏州，借口在府衙设堂理事，诱骗魏观、高启到场，一举擒获，连夜解往南京，中途马乏换马，人困换人，囚车却一刻不停。高启其时才39岁，正值青壮年，正想着在家乡过一段“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的自在日子，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恶运当头，惨遭腰斩。

腰斩是明代一种异常严厉的酷刑，由刽子手用锋利的刀片把人慢慢分成8段，让受刑者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死去。腰斩让死者死也死得不痛快。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表达对眼前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农民皇帝的强烈蔑视。《明史》上用“斜藐圣上”来形容其目光，“斜藐”就是斜着眼轻蔑地看，可见即便是被腰斩，高启的骨头也没有软，反而透着一股朗朗正气。据《明史补缀》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个不给面子、不识抬举、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式的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

高启，这位吴中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吴中士人发出的明确而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共存，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朝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高启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死气沉沉，吴地除了一些官员附庸风雅地填些“台阁体”诗词外，鲜有能让后人记得住的作品。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出现“吴中派”这样的作家群体，领军人物就是被称为“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他们的作品虽然不拘礼法、张扬个性，但与高启“政治讽刺诗”的力度不可同日而语了。

高启是吴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也是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元末及在城中寓居时期。如表现个性的《青丘子歌》，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而获得自由法展的个性要求。他只愿做一个“纯文学”的诗人，一个内心示诗的、自由孤高的知识分子。可是，明初推行的高压政策，使他倍感压抑，故后来的诗中表现出更多的是自由精神遭受摧残、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苦闷：“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晓起春望》）；“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步至东皋》）

迷茫愁思中，他对新朝也曾抱有期待，如他应召赴南京时就写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末几句是：“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但新朝的所作所为很快就让他失望了，心里缠绕的阴影挥之不去。尤其是他目睹明军将苏杭等地二十多万人押解南京，其中就有高启的兄长高咨。他的许多文友或被流徙，或被捆打，或被处决，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由于赋税沉重，江南农户多有逃难的，他的《江上见逃民家》就真实地描述了这种萧条景象：“邻叟收饥犬，途人折好花。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

高启的诗以“苦吟”居多，但也不乏意象清新的小诗。他写诗特别喜欢着一“惊”字，如“隔叶栖身稳，移柯忽意惊”（《新蝉》），“流藻舞波寒，惊虬翔壑冷”（《月林清影》），“竹动鸟惊梦，草凉虫语悲”（《次韵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饮白莲寺池上》），“客梦方暂适，竹间风雨惊”（《雨中客僧舍》），“玉钩正荡月，罗袖忽惊风”（《宴顾使君东亭隔帘观竹下舞妓》）等。

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称：“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清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总目》中也称高启的诗“熔铸变化，自为一家”。

高启死后，江南文人几乎噤声。偏有一个叫杨基的诗人，与高启、张羽、徐贲并称为“明初四杰”之一，三年后途经姑苏，想起旧友高启，心中未免悲凉，一袭灰衫，偏要去高启的故乡祭祀，并作诗叹曰：

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

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城头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