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路

光与路

一

老家的七月，暑气正盛。我来到黄岗乡桐下村探望姑父。

九十岁的他佝偻着脊背，斜靠在老宅左厢房的藤椅上，藤椅边沿搁着一根雕刻着花纹的龙头拐杖。窗户敞着，午后的日光从外面斜射进来落在窗台上。穿堂风自天井缓缓漫进来，裹挟着山里特有的一丝凉意，轻抚着我的肌肤。他偶尔摇动手中一柄圆形蒲扇，双眼微微眯着。

“姑父。”我唤了一声。

他缓缓转过头。左眼眼皮塌拢在一起，凹陷下去；右眼费力撑开一道细缝，缝里勉强凝着一点微光。他定定望了我几秒，手扶藤椅慢慢坐起身，“你来啦。”

我上前按了按他的肩膀，示意他不必起身。搬来一张小板凳在对面坐下，点开手机录音笔。

“你还看得见吗？”

“模模糊糊的。”他抬手在眼前晃了晃，“亮的地方分得清。人的模样，早就看不清楚咯。”

他停顿了几秒。又轻声说道：“这栋老宅在我脑子里，看不看得见都一样。”

我没说话，朝窗外扫了一圈。青砖黛瓦，麻石条拼砌的长方形天井，水沟边沿长着一层薄薄的嫩绿青苔。上堂摆放着一排排祖宗的牌位，下堂两侧是朱漆木构的雕花厢房。

“这栋老宅怕是有上百年了吧？”我问。

他点点头：“是啊。这是我们白石泰先陈家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根脉。”

手落回膝头，他重新躺靠回去，嘴角浅浅扬起，松弛的眼皮微微颤动，不再言语。

屋外传来几声叽叽喳喳，我抬首望向天井。几只燕子在檐角跳跃，旋即飞进老宅横梁之间，来回盘旋，鸟喙不时啄碰木梁。顺着飞鸟的视线看去，屋檐下筑着一处鸟巢。

他忽然低低笑出声：“你姑说我一辈子都在走夜路。说的也对，我八岁那年走的那条路，比现在黑多了。”

他顿住，脸转向窗外。我握着手机静静望着他，录音界面的时间一秒一秒跳动。窗沿的日光，悄悄往屋内挪进一寸。

他说——

二

八岁那年，父亲送我去白石镇一个叫胡老板的人那里放鸭子。那时家里六口人要吃饭，娘裹着小脚走不远也干不了重活，父亲一个人扛着锄头从年头刨年尾，依旧喂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听说胡老板那里包吃包住还能挣点工钱，父亲便把我送了过去。

到了胡老板家，我跟着他四处转场放鸭。每天天蒙蒙亮起床，攥着发亮的长竹竿，把成群的鸭子赶往水草丰茂的河道，天快黑了再把鸭子赶回来。

跟着胡老板转场四个月，我们来到沙津镇。一日正午，鸭子疯了似的往水里扎，噗通噗通地，水面溅起一层层水花，嘎嘎的声音直往我耳朵里钻。老板回屋去了，我的眼皮耷拉着撑不起来，汗从额头顺着脖子流到了裤腿上。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刺得眼睛睁不开。于是我把鸭群赶到桥下面，把竹竿插在岸边。自己走到桥墩旁边的一棵大树下，躺在草地上，双手枕着头，双腿叉开形成一个大字，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切在我的身上，风吹得野草沙沙响，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听见有人喊：“不得了啊！谁家的鸭子进稻田，糟蹋禾稻了。”

“快赶啊！”

“快打呀！”

我被嘈杂的喊叫声惊醒，猛地弹起来。往河边一看，连个鸭影子也找不到了。我拍了拍脑袋，喊了一声“糟了”，拿起竹竿去追赶……

胡老板听到外面的喊叫声冲了出来，看见鸭子全在稻田里。边跑边喊，用竹竿把鸭子赶回了河里。脸拉得长长的，眼珠子都要暴出来似的走到我面前，朝我的额头上狠狠一拳。我一个踉跄，身子晃了几晃，天地、河流、田野在眼前转了起来。我稳住身子，伸手一摸，额头上鼓起两个硕大的包。我咬着牙，牙槽一阵发酸，腮帮子绷得紧紧的，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又退回去了。看着胡老板往屋里走去，打着赤膊、赤着脚、穿着短裤的我躺在树荫下的草地上，望着天上飘着的云，心想：我不干了，我要回家。

我爬起身来走到桥上，逢人便问路。问过不少人都不顺路。直到一个挑着担子的中年男人走到桥上，放下担子坐到树荫下歇息。他戴着草帽，穿着草鞋，腰间系着一条粗布白长巾。那副模样我至今还记得。

我笑着问：“老表，你去哪啊？”

“我到白石路口。” 他拿着草帽扇着风，笑着回答。

我心怦怦直跳，眉宇间舒展开来，咧着嘴笑着凑上去：“我是黄岗乡桐下村的……你带我回家，好不？”

他一听，睁着眼睛，歪着脸，嘴巴半张着，缓过神后才问：“这么远的路，你是怎么过来的？”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一边扇风，一边微笑点头。

“行。”

“真是太好了！”我紧了紧拳头，身子放松了下来。

“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就回来。”

他点点头。我拔腿便跑，跑出几步回头看他一眼，他正扇着草帽望着我。冲进屋，胡老板正在做饭，看见我吼一声：“你回来干什么？鸭子呢？” 我抓起包裹——一条补满补丁的短裤，头也不抬，说了句“我要回家”转身往外冲。

“回家？”胡老板愣了几秒，声音从身后追来，“那我的鸭子怎么办？”

“哼！谁叫你打我的？我不干了！”我大喊一声，头也没回往桥边跑去，边跑边喊：“老表快走，老板追上来了。”

太阳烤得沙子路直冒着热气，踩在路面上火辣辣地疼。当时的我顾不上这些，脚不敢沾地，只顾着往前赶路。走到大平岭，回头一看没有人追上来。放慢脚步，在路边坐下来，抬起脚底板一看，红了一大片。老表看见我的脚底板，摇摇头，从担子里取出饭食，分成两碗，递一碗给我。望着他与父亲一样高大的身影，心想他自己一碗都不够吃，不敢伸手去接。

“我不饿，你吃吧！”我摆摆手。

他看着我笑。

“吃一点！都到这个点了，我饿你也饿了！”又把碗往我面前递了递。

“吃吧，吃了才有力气赶路。”

我紧紧咬着下嘴唇，鼻尖一酸，用手背擦了下眼睛。站起来双手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吃完饭，我挥了挥手臂，紧握双拳，一股力量从脚底往上涌。看向老表肩上的担子，我说：“你把腰间的长巾解下来，装些豆子让我背吧。”

老表笑了。

“路还远着呢。算了，我挑着慢慢走。”

我弯起胳膊，让他看我胳膊上的肌肉。

“在家砍柴可以扛三四十斤呢，吃完饭有力气了，背得动。”

老表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才停下来。解下长巾，打两个结，各装入一些黄豆。我接过长巾一把搭在肩膀上。老表微笑着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继续赶路。

到老表家，天已经快黑了。老表对我说：“今天……真是……”他扭头朝屋里喊了一声：“娘，端一碗豆子茶来。”

我张张嘴想说点客气话没有说出口，手指在身上捏了捏。喝完茶便起身说要走，老表伸手按了一下我的肩膀。

“天都黑了，就住一晚，走了这么远的路也累了，明早我送你。”

我站起身：“不用，路我认得，我想回家，不麻烦你了。”

离开老表家后，我一路狂奔跑到白石镇。风撩起短裤筒，推着我往前跑。突然，一道道闪电劈了下来，轰隆一声，远方的天空像劈开了口子，雨哗哗地倒了下来。我冒着大雨往家奔跑，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山路，借着一瞬的光，一口气跑了十里路。

赶到家门口，还在闪电，雷声一阵阵传来，雨哗哗下着。我使劲拍打大门。

“娘，我回来了，快开门！”

屋内微弱的煤油灯光透过门缝映在我脸上，传来娘的声音。

“儿啊！这么个天，你怎么回来的呀？”

门开，娘看见我额头上两处肿包，又把灯凑近一点，左看右看问我怎么回事。得知胡老板打的，娘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哭了起来。

我拽住娘的衣角说：“娘，我饿了。”

娘抹了一下眼泪，拉着我的手往屋内走。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条端到面前，我睁大眼睛嘴合不拢地望着娘，娘也笑了！

第二天早上，阳光穿过天井落进厢房。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又用力伸了伸筋骨。娘走进来，抬起我的脚底板一看，满是血泡，又用指尖轻轻摸了摸，泪水一滴滴落在了我的脚心。父亲也走了进来，阴着脸扬言要去找胡老板要人讨个说法。

讲到这里，他笑了起来，抬手摆了摆。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也懂一些道理的。”

我跟父亲说：“算了……都回家了。”——其实那时候我心里也想，他一个人看管那么一大群鸭子，也不容易。父亲被我这么一说，握紧拳头朝着墙壁狠狠地砸去。

我看着他嘴角的笑容，眯着的眼缝随着稀疏的眉毛动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横梁上的一只燕子突然飞到窗台上，扑棱一下又飞走了。

三

“后来，十四岁那年，我才去读书。”他说。

从鸭场回来之后那六年，我天天扛着锄头跟在父亲身后，常常天未亮出门，天黑了才回家。每次出门干活总要路过桐下小学，即使刻意绕开校门走，读书声还是往耳朵里钻，整齐得像一个人在读。那声音如山涧的溪水潺潺流淌；又似田里的禾苗在我眼前随风起伏。一年初秋，我站在教室窗外，望着老师挥动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我看了一会儿，一个字也不认识。走出去几步又忍不住回头望一眼，黑板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走在路上，我掰着手指数了数家里几口人，又展开手指数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有一次太阳快落山了，一群背书包的孩子从我家门前跑过，文具盒里碰撞的声响从书包里传出来。我捡起一块石子，狠狠扔向远处。

终于有一天，我走到父亲面前，一只手攥着另一只手，身子不停地颤抖，嗫嚅说：“我要读书。”

父亲愣在原地，半晌没反应过来。

“家里的负担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咬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身子软了下去。父亲看了我很久，双手背到背后，咬着旱烟嘴在天井里来回踱步。十几分钟后，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朝我笑了一下，抹了一下眼角，向我招手，伸手揽住我肩膀，说：“那就好好读吧。”

我攥紧拳头跳起来，仰头高声喊：“我要读书啦！”

夜里，娘就着煤油灯用零碎旧布为我缝制了一个书包。那一晚，床板咯吱咯吱作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望着窗外一片漆黑，慢慢变成了朦胧色，再后来远处漾出一丝微光。

天刚亮，我早早起床，把新书包挎在肩膀上，在屋里来回踱步。吃过早饭，我蹦蹦跳跳走在路上，张开双臂弯着腰学着小鸟飞翔的姿势，一路跑进教室。教室里，有的聊天，有的嬉戏打闹，不少同学投来异样的目光，认识我的同学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往座位上推。坐定之后，我捧着书本，凑到鼻尖前闻了又闻，摸了又摸，反反复复拿起又放下。直到老师走进教室，我双手放在背后，挺直腰背，端端正正地坐好，生怕漏掉老师讲的每一个字。

放学之后，我又要扛起锄头，跟在父亲身后下地干活。

那时刚刚土改分了田，家里劳动力紧缺。一个月后的晚上，父亲皱着眉头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斗磕击地面的声响清晰传来。后来父亲把烟斗插入腰间，低着头在屋里踱来踱去，时不时抬手抹一把脸。

父亲走过来，坐在床沿对我说：“先儿啊，我知道你一心想念书，可家里实在难啊……你是大哥，俗话说‘出角的屋头先遭难’，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你跟爹一起干活，弟弟妹妹才不会挨饿……”父亲没有看我，沉默片刻，取出烟斗，摇着头，背着手，出门时“唉”了一声。

那一夜，我抱着枕头，窗外黑麻麻的。第二天醒来，枕头濡湿了一片。

讲完这段往事，他抬手拭了拭眼角，长长舒出一口气，笑着对我说：“还是你们命好，生在好时代啊！有书读，有文化。”

我没有接话。

窗外的阳光斜斜落下，覆在他搁在膝头的手背上。

“那朗朗读书声，” 他轻声补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

四

我问：“姑父，那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他抬起右手，从脸颊慢慢地往上摸，在眼角边停顿了几秒。忽然手一挥，笑出声来。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那年代如火如荼的全民大炼钢铁。我被分配到钢铁厂爆破队（那时叫炮兵连），我是连长，带着大伙每天在矿山上打炮眼、放炮、采矿石。

当时那座山夹杂着石英石。有一次打好了炮眼，将炸药装入炮眼，我站在炮眼下方弯着腰清理炮眼里的炸药。炮眼旁边一人扶铁凿子，一人抡起铁锤，喊着号子一下一下地砸在凿子上。石英石被凿出火星，我刚一侧脸想喊一声，一粒火星溅过来，轰地一声，炸药就响了。

当场被炸倒，我双手捂住双眼在山坡上翻滚了几下，便昏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隐约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有人推了推我，又伸手在我的鼻孔边试了试。我动弹不了，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搁在山上一天一夜。

第二天，我的手指动了一下，再后来脚也动了一下，可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嗓子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有人见到我动了一下，大叫起来：“活着——活着——”

“快——快——赶紧送医院。”

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轻得像一只小蜜蜂飞过去一样，嗡嗡的、微弱的、传入我的耳朵。有人提议用木梯充当担架，有人托着我的背，有人抬着我的腿，有人托着我的腰，他们齐声喊着口号，一起喊：“一二三。”把我放在木梯上。抬下山时，我的身子有点往下滑，又说不出话，后来感觉有人将木梯抬平了些。有人站在木梯下方托着，往山下走总共有一百二十三级台阶，曲曲折折的，一格一格往下抬，晃得很。

送到东丰医院，打过针，住了几日，便回到家中躺了数月。那些日子双眼蒙着纱布，黑黑的。每日数次用药水清洗伤口，再换上新纱布。换药时伤口隐隐作痛，脸上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我能感觉到妻子用嘴巴往伤口处轻轻吹气，一丝清凉拂了过来。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

揭开纱布那一刻，我看家里的东西，视野像被切去了一角，稍远一点的地方，模模糊糊。我擦了擦双眼，还是一样，又擦一下。我看见家人站在床前，没有人说话，就那样直直地看着我。我用手遮住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一片漆黑。放下手，右眼也看不清远处，整个世界仿佛离我近了。

二零零三年，我的右眼视力更差了，眼前的光像一道影子洇开。子女带我前往广州医院，医生说是早年左眼受伤时牵连损伤右眼的毛细血管，造成眼内血管堵塞，手术也未必有效。子女听后很担心，谁也不敢拿主意，反倒是我最后说，那就做吧。反正已经看不清了，万一能治好呢。他说完笑了起来，摇了摇蒲扇。

“果然手术之后不久，视力更差了。”回到老家医院几经检查，医生说毛细血管逐渐收缩了，堵了，治不好了。

就这样，成了如今这个样子，只剩一点模糊光影。

他伸手摸到拐杖，攥着拐杖龙头摩挲几下，停在那里。那缺了两截的手指，我看见了，但我没有问。

“现在想想，活过来了，就是赚的。”

“不过那一次飞溅的火星，比我八岁那年遇上的闪电还要吓人。” 他声音忽然轻了下去。

我望向窗外，屋檐下的燕子站在鸟巢边叽叽喳喳的。

五

一九五四年我十八岁，妻子陈秀莲十六岁嫁过来。那时候又穷又累，但她却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婚后第三年，大女儿出生。不久后我们另起锅灶，从大家庭分离出来。虽说分开过日子，可我身为长子，大家庭有事，我还是要站出来分担。

煤油灯昏黄摇曳，妻子弓着身子坐在灯边低头纳鞋底。针尖在头发上蹭一下，再扎进厚厚的鞋底，拽出来，线绷紧，又蹭一下。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在老宅的墙壁上，随着火苗一窜一窜地跳跃，轻轻摇晃。

第一年办小厂，年终结算时，我坐在妻子旁边伏在桌子上，手里拨弄算盘，对着账单算来算去，全年盈余只有两块钱。我又复核一遍，手指在算盘上推拨下，结果一样。我抬头看着妻子，她低着头，扎进去又拽出来，盯着鞋面未留意我。

我合上账本。

“秀莲，今年厂里只有两块钱盈余。”

妻子拿着针尖往头发上蹭一下，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扬起，乐呵呵地说：“这是好事啊，好歹有盈有剩，多好！”说完又扎下一针，拽出来时又抬眼朝我笑了笑。我也笑了，收起账单和算盘，黄昏的灯光下，我们俩都笑了。

第二年盈余五元，第三年八元，第四年一百元。那些年国家慢慢缓过来了，我们家的日子也跟着一天天好起来。那盏煤油灯还亮着，她还是夜夜纳鞋底，我们的日子就这般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那几年，妻子白天养猪，晚上纳鞋底。夏天青蛙呱呱叫，蝉在树上鸣个不停，村里的土路烫得脚沾不得地。每天吃过午饭，妻子背上大箩筐，戴着破草帽，去田野、地头打猪草，去池塘、水洼边捞水草。她的脸颊由白变得通红，又由红变成黝黑，最后脸上卷起了一层层皮屑。汗水浸透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回到家中，把煮熟的猪草倒进猪槽，那头白白胖胖的大猪趴在猪圈，鼻子呼呼地蹭两下，闻了闻，前腿用力地撑起来，后腿跟着站起来，摆了摆。鼻子在猪槽里拱了拱，边吃边喘着粗气，偶尔抬头甩两甩，吃完又蜷回到角落睡大觉去了。看着猪的长势，妻子站在猪圈边笑得合不拢嘴。那头猪养到了四百二十多斤，是当年白石公社最重的一头。妻子养猪出了名，公社要我们把猪上交（那时是要送订购猪的），这一头便抵得上两头指标。

第二年，妻子又买来了三只小猪仔，加起来才十斤重。小猪崽吃不动野草猪食，她每天用沙罐熬粥，蹲在灶前守着，怕糊了。粥放凉后端到猪圈，小猪看见妻子走过来，一窝蜂拱着脑袋挤过来，拱在小木盆里，呼呼地吃，偶尔互相推搡争抢。

妻子挥着手轻声呵斥：“别抢别抢……”

小猪吓得往后缩一缩，见妻子手放下后，一哄又呼呼地吃起来。等到上交的时候，三头猪合计二百二十来斤，也达到三等收购标准。

就这样，我们夫妻俩一步步把这个家挑了起来。

窗外的光线又暗淡几分。他把手放回膝盖上，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我瞥了一眼手机录音，读秒数还在不停地走。

六

讲到这里，他停顿下来，脸朝向窗外。我看向他，右眼那道细缝里，还残存一丝微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天井斜照进来的日光已经消散，窗台的余晖移到檐角。燕子归家了，安静了。

“我这一辈子啊——”他没有继续往下说，转头朝向供奉祖宗牌位的上堂。他知道看不见，但他心里清楚祖宗在那里。穿堂风掠过窗台，他慢慢转过头来。

“活了九十年啦！我这一辈子，做过一些事，也吃过不少苦头。现在想想值啦！”他忽然伸手在眼前一挥，像在向世界招手。手停在空中几秒后，又在大腿上拍了几下。

“父亲当年给我取名‘先清’，是要我做人敢为人先、清清白白。”他拍着胸膛说：“我觉得——我做到了——我没有辜负父亲，对得起他老人家。”说完自己点了点头。

他从藤椅里坐起来，挺着佝偻的身体。伸出手掌，一个一个地卷起手指，点着数。

“一、二、三……五十五个人，我都数得清清楚楚。”耷拉的眼皮又动了动，笑着说：“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儿媳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还有重孙。一个不差，个个都有出息。”

攥着拐杖在地上点一下，另一只手撑着藤椅想站起来。我站起来想扶他，他摆了摆手，拄着拐杖慢慢走出去，拐杖叩击地面，笃笃作响。佝偻着背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实后才迈下一步。

走出老宅，站在朱漆大门前，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风轻轻地拂动他稀疏的白发。我跟在后面，望着夕阳下他的身影。

他走过的路，就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