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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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公路距我家的阳台约百米远。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一辆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车尾扬起一缕不易觉察的灰尘，轰隆隆的响声和急促的汽笛声扑面而来，钻进我的耳朵里。
不觉间，我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
三十年间，我家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镇，工作从一个工业区换到另一个工业区。赶早班时，手里捏着包子边啃边等公交车；下班后，拔腿往菜市场跑去，只为淘些打折的菜；晚上坐在孩子的台灯下，盯着那些早已忘记的数学题，陪着他。一路走来，全然没有去读一本文学书，写下片言只语。直至孩子上大学后，日子慢下来了，才想起年少读书时也曾热爱过文字。
我识字很早。从我记事起，我们乡十里八村的人凡是要写封信、办个事需要申诉材料之类的总会找到我父亲。求助者手提一方手帕，里面裹着十几个自家鸡下的蛋，来到我家求父亲帮忙。此时，母亲总会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菊花豆子茶，父亲递上香烟让人安坐。我搬着小板凳挨在父亲身边，小手搭在他的膝盖上听着求助者的讲述，不时抬起头看着父亲。父亲嘴唇翕动，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却不需要用纸笔记录，更没有现代的录音笔或手机作载体，全部默记于心。
讲述后，母亲会多做一两个好菜留求助者吃饭。父亲在堂屋那张八人座的四方桌上摊开一本薄薄的信笺，手握钢笔。钢笔里流出的墨水在信笺上散发出一股清香，沙沙的响声像春蚕啃桑叶般细密。很快钢笔里的墨水用完了，父亲拧下笔杆，将笔尖伸入桌上的墨水瓶里，手按笔囊将墨水吸满，继续写。我双肘撑在桌上，歪着脑袋，时而看看父亲的脸庞，时而看看从钢笔里流出的那些我还没有认全的字。那时我想，父亲是十里八村最会写文章的人。
洋洋洒洒几页甚至十几页信笺完成了。父亲折叠好交给求助者时，求助者总是双手握着，生怕被风吹走了一样，不停地向父亲鞠躬致谢。从我家堂屋离开，走几步又回头再点头弯腰表示感谢，一直走到路的尽头，还看见不住地回头向我家望。这是我对文章的魅力最初的认识。
小时候，父亲喜欢跟我讲故事。那时的夏夜，夜空很干净，满天的星星离我们很近，像是伸手可以摘下似的。萤火虫偶尔从眼前飞过，蛙叫声一阵一阵从田间漫上来。父亲喜欢搬一张竹摇椅摆在老屋前的地坪上，坐在摇椅里，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他读书时的事。讲在九江师范读书时期的老师和同学，讲得神采飞扬，双眼放光。父亲的声音在蛙叫中显得很亮，像浮在一片蛙声上面。
他常提起两个人。
一位是蔡叔叔，当年他和父亲一起来我们县支教，后来留在县里。另一位，是我心里一直记着的——作家王一民。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老师、医生……还有作家。
父亲说，他们三个在师范读书时经常一起，但王叔叔和他俩不同，每次看到花、虫，或者什么新奇的事都会写下来。有一回，三个人去长江边游泳，游完回来，浑身还带着江水的气息，王叔叔回到宿舍摊开本子写一篇文章。父亲讲到这里时，语速会慢下来，像在回味什么，嘴角上扬。
可是我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佩服王叔叔，而是埋怨父亲。夜色中，我盯着父亲朦胧的脸，盯着他翕动的嘴唇。捡起一粒小石子抛向远处，心想：你跟他读的书一样多，为什么你不可以写？这时，我以为写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往后的日子，父亲依旧时常跟我聊起他这位作家同学。有一次我仰着脸跟他说：“爸，你现在也可以写文章啊。十里八村的人不是都来找你写吗？”
父亲低头看我，不再说话，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落寞。半晌，点燃一支香烟，那一点火光在夜色中一闪一灭。他的沉默像一口老井，当时的我不懂那里面有多深。后来我才明白，父亲不是不想写，而是一生的羁绊太多：出身不好，屡受打压；几场大病，更是耗尽了他的元气；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需要抚养，让他无暇动笔。
大概是一九八九年，王叔叔从九江第一次到我们县参加文化交流。他和蔡叔叔一道来到我家。当时我正在读初中，在学校上课。周末回家听父亲聊起他们，他眉眼舒展，藏不住笑意。我也觉得家里来了大人物，兴奋地围着老屋四周转，又追着父亲东问西问，好像要找到王叔叔留下什么一样。回到学校跟同学们炫耀，可当同学问我王叔叔长什么样、有什么文章时，我又勾着头，不再吭声。
过了些日子，父亲与他们的合照寄过来了。照片是在我们家那栋土屋前拍的，墙壁斑驳。王叔叔梳着大背头，满面笑容，穿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衣服，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件皮夹克，站在父亲左边。蔡叔叔站在右边。两个人都比父亲高出半个头。父亲穿着家里最好的一件灰色中山装，有些发白，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但那件衣服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的。
父亲站在他们中间，头微微歪着，下巴尖尖的，抿着嘴不敢肆意地笑。两颊的颧骨高高凸起，绷着一层薄皮，像两道小小的山坡。两位叔叔昂着头，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眉梢微挑。父亲的双手分别抓住他俩的后腰，把他们的上衣扯出一道皱褶。那时父亲也许已经站不太稳了，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那张照片一直压在家里那本老相册里。两年后，父亲旧病之上又添新病，病倒了。
父亲重病后，我去了离家二十公里外的小斗岭读高中，王叔叔的形象在心里更立体了。说不清为什么，我也想跟王叔叔一样。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王叔叔写过什么作品。在九零年代初的乡镇高中，可以阅读到的文学书籍寥寥无几。可我还是爱上了文学，开始学着写诗、写小说，课间写，放假回家趴在饭桌上写，几年下来攒了好几本厚厚的笔记本。可惜的是，这些写满青春的笔记本，后来都在岁月里弄丢了，连同那份文学爱好。
有一次在镇上的书店，玻璃柜台里摆着王叔叔的乡土三部曲——《乡情》《乡音》《乡思》，旁边是汪国真老师的诗集。我本想着去买汪国真老师的诗集，看到王叔叔的书我几乎没犹豫先买下三部曲。回到学校连晚饭都没吃，一口气读到宿舍熄灯还没有读完，我继续握手电筒捂在被子里读完。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不只是被书中那份淳朴的情感打动，更是因为我忽然觉得那张照片里梳着大背头、站在我家土屋前微笑的人，和那个在长江边游完泳就回去写文章的少年，离我这么近。而我也想和他一样。
参加工作后，我通过互联网了解到，王叔叔是我们市作协主席，曾获得过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才明白父亲当年那份沉默。
现在我也过了父亲当时的年纪，还没有写出父亲当初替人写下的那些字。
回到书房，我伏在书桌上，汽笛声透过窗户一阵阵传来。在这座城市我行走了三十年，刚来到这里，公路尘土飞扬，到处是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如今八车道的公路纵横交错，一片片荒地变成了高楼大厦。这一路走来，我忘记了曾经的热爱。
如今，城市森然，一墙之隔的左邻右舍都是打过照面的陌生人，没有人再会请人写书信了。
我想捡起年少时的梦想。可脑子里那些句子，像江里的水，风一吹，朝岸边荡了荡，溅不起一朵水花便又归于平静。我打开电脑，在文档里敲下一行字——江边的风还是和那年一样，看了一眼，觉得好假，删了。又写——父亲没说过他后悔，又觉得太直，删了。夜越来越深，文字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直到最后文档依旧一片空白。
不是不想写。是想写的东西太多，沉得太深，捞不上来了。
我想起摆在客厅里父亲的遗像，他每天微笑着注视着我，也许他在看我怎么写下每一行字。我靠在椅背上，双目紧闭，也像蹲在一口老井里。
我走到窗边，月光如银水般铺满窗台。抬头望着那轮月亮，它还和小时候一样。只是窗外不时传来汽笛声，再也听不见蛙声了。
我关掉电脑，屏幕暗了下去，映出自己模糊的脸——和那个夏天不说话的父亲，一样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