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夫

为什么在这个阳光明媚、万物成熟的初冬季节想起二姐夫呢，原因是我正在阅读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S. Feldman）的《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读到“生命的结束：临终和死亡”，书中说成年中期能从一个更为实际的角度看待死亡，但同时对死亡的恐惧比任何先前的年龄段，比其后的年龄段都更为强烈。

二姐夫生于1964年，殁于2020年，他赶上了新冠疫情的开始，却没有坚持到新冠疫情的结束。他是在世时与我保持高频率交流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当我读完这本《发展心理学》的著作，我对生命的认知更加深了。作为成年中期的我，是能够比较客观地思考死亡了。

现在把我认知的二姐夫的一生整理一下，一方面祭奠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为反思我的生活，以便我能更好地继续人生。

2020年4月1日中午12：31，“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响起（我手机铃声，特意设置的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二姐夫似乎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电话是二姐夫打来的。我拿起手机，“喂，二姐夫……”

“小舅啊，我爸爸……”电话那头，外甥女泣不成声。

“我马上回去。”与肺癌苦熬了三年零二个月的二姐夫，走完了他处于成年中期的生命。

2017年春节，二姐夫感觉身体不适，在外甥女、外甥的一再要求下。年初六，二姐夫、二姐、外甥女、外甥以及我，一道到合肥武警医院，初步检查后，需要住院治疗并进一步检查。二十天的等待，确诊肺癌，晚期，二姐夫家的顶梁柱倒了。

转到上海华东医院，被告知手术风险非常大，应该不能手术，最好保守治疗。从此，辗转于化疗、放疗、中医中药、土方的路上。三年零两个月的煎熬，二姐夫自己最清楚，头发落了，呕吐不止，体重下降，经济负担的压力自然“不在话下”。

有段时间似乎好了，二姐夫有精神了，大家都很开心，认为二姐夫真的好了。“只要人在，钱还是可以再挣的。”吃午饭时，二姐夫精神抖擞，“小舅，喝点酒。”我便自斟自饮了几杯，当然二姐夫是不敢再喝酒了。

又一段时间癌细胞扩大了，人憔悴了，上海的医院只是放疗、化疗。同时，我们找到合肥的一个私人老中医，化疗间隙，来合肥让这个老中医把脉，抓中药吃。我在合肥工作，自然每次我陪同，“不想动，走路累……”二姐夫每次都这样说，但每次他依然必须要走。

我老家安徽巢湖槐林沐集红沙塅村，处于巢湖和庐江交界处，中间隔着一条兆河。二姐夫是兆河那边人，第一次见二姐夫，是1986年春天，具体日期当然不记得了。那时，他和二姐刚订婚，是第一次来我家，印象中，瘦瘦高高的，始终笑着，话不多，很关心我，带了糖果什么的，我觉得挺开心。那时，我上初中，农村普遍穷，糖果是一个孩子的奢侈品。谷雨时分，他带着二姐和我，搭乘乡村的三轮车，到银屏山看牡丹花。中间转了好几次，终于到了银屏山。银屏山离我家35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故记忆深刻。银屏，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远方”。

二姐夫长得高，力气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是好劳力。“双抢”是那个年代农村人的全部希望所在，劳动是累人的，挑稻把又是“双抢”活中最累人的。这项活，基本被二姐夫包下来了。一季“双抢”下来，人都会晒成黑炭，肩膀脱一层皮,慢慢结成厚趼，都会瘦好几斤。我那时在读书，没有品尝到二姐夫他们的劳苦，却切实感知到“双抢”的“残酷”。我也割稻、插秧，手指与稻子、泥土的不停摩擦，破了、出血了。

九十年代中期，二姐夫的大孩子上学了，一九九九年，小孩子也上学了。那时，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有的挣了不少钱。为了多挣点钱改善生活，二姐夫带着二姐到苏州种田去了，两个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这一做，就做到2017年初，二姐夫确诊肺癌。

二姐说，好几年前，二姐夫就偶尔咳嗽发烧，并有时会吐出一点血，但这种情况，她当时并不知道，二姐夫自己不说。为了集中精力种田，二姐夫从未去医院检查，那时在外种田的，因为劳累等原因，咳嗽发烧，甚至吐点血是正常的，扛扛也就过去了，没有把这和大病联系上。如果特别多在意，一者耽误农事，二者别人也会笑话，如真的查出什么问题没钱进医院倒是自增烦恼，就这样一直扛着。

有一年春节，二姐在老家弹了两床棉被，说是带到苏州，送给管外来种田的大队干部，感谢他们的照顾。我这才知道，二姐夫他们在外打拼挣钱，也并不容易，不能看他们表面上确实挣了一点钱。2016年腊月，农活忙完，二姐夫他们回家过年，依然带回来二百斤新收稻谷碾成的新米，给我一百斤，留下的他们自己吃。每年春节，他们回家过年都要带回一点新米给不种田的我：江南的大米好吃。为了让我“理所当然”，他说“小舅，你买不到这样新鲜的米”。此时，二姐夫不舒服的症状非常明显了，人也消瘦不少。在亲人的强烈要求下，他到巢湖医院检查了，结果医生建议到合肥看看。

二姐夫确诊肺癌后，不能种田了，无任何收入了。治病花钱多了，原有的一点积蓄远远不够，亲人的帮扶也只是杯水车薪。他知道家庭承担不起，几次三番说，不治了。越到后期，越不想治了。他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人财两空。他对我说，“小舅，哪个人不死呢，不过是早、迟的事。吃这些中药没什么用，花的钱又不能报销。”在上海华东医院化疗的同时，二姐夫一般两三个星期来一次合肥，在一家私人诊所找一老中医配合中药治疗，我每次陪同。

“二姐夫，没事的。心态放好，配合治疗，不知不觉就好了。”二姐夫的心态确实好，上海的主任医生断言，二姐夫只能活一年半到二年。事实是二姐夫查出肺癌后，活了三年零二个月。

主任医生多次对二姐说，“患了这种病，最终基本都是人财两空。你们农村人，更没有这么多钱了……回家多给他买点吃的。”但谁忍心放弃治疗呢。二姐、外甥女、外甥都坚定地说“治”。外甥女在网上寻找肺癌信息，网购土方，她甚至放弃了工作，陪她爸爸在上海看病。她请假太多了，公司领导不允许再请假了，她便辞职了。外甥刚工作，且是很好的工作，原则上不允许一再请假，更不能辞职的。

我们家穷，二姐没读过书，不认识字，独自带着二姐夫看病，奔波劳累等体力上的苦虽能承受，但治疗程序上的繁文缛节，不识字是很难把控的。二姐不会说普通话，亦无法和医生流畅交流，常常导致医生对她不理不睬。这些困难障碍确实太多了，外甥女不忍心，后期，陪同治疗。

“累”，是二姐夫患肺癌后，和我聊天时说得最多的一个字。亲人们都认为适当走路有益身体恢复，劝他多走走。二姐夫总是说，“累，走不动，不想走”。

2020年2月29日，是我最后一次见二姐夫，他躺在床上，颧骨突出。我让他把肚子捋上来给我看看。

“小舅，肚子涨得难受。”

他肚子膨胀得很大，怀孕一样。

“疼吗？”

“不疼，就是喉咙里的痰咳不出来，卡在里面。”

“能下床走吗？”

“能下来走，腿上没劲，要扶着墙。”

他说话费力，明显力气不足了。

“小舅，你走时不要打招呼了。”他的手臂只剩下皮和骨头。

二姐说，二姐夫最后一段日子躺在床上，一次没喊疼，床上也很干净。他话一向不多，是一个不愿意烦累别人的人。2020年3月29日，外甥女回家照顾她爸。2020年4月1日，外甥女说，她爸昨夜一夜没怎么睡，精神似乎好很多。早晨说身上疼，她去镇上医院凭她爸的病历买了一粒吗啡类药，“爸爸，吃了这个药就不疼了。”用水灌了好几次，才灌下去，一小会之后，她爸把头扭到床里侧。

“爸爸，爸爸……”，外甥女发现了异样。

她爸吐了一口血，闭上了眼睛，很安详。时间定格在2020年4月1日12：00。

2020年4月3日凌晨6：10，庐江县殡仪馆，我们几个亲人从殡葬车上把二姐夫搬到火葬车上。我托着他的腰，很轻，我有点怀疑，他可是181的个子啊。

二姐夫一生勤劳，耐苦，嗜烟嗜酒，作息不是很规律。从查出肺癌后，便烟酒不沾了，这最后的三年时间，他够苦了。

完成了二姐夫的生平整理，我静静地思考了一会。人这一生，保不准谁都会生病。任何人，一旦换上癌症，那就会成为苦难的一群。如何避免呢。有一些方法，但却不可能完全避免。医生说，二姐夫的肺癌，和他长期吸烟有关系。那么，我们活着的人，就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这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