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完《穆斯林的葬礼》,看到小说最后霍达于1987年9月1日晨写出的《后记》。我相信,《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好小说,霍达的《后记》是人间最真诚的文字之一。
《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写感情的小说,小说中的宗教文化、时代风云,都是为了配合人物情感。任何小说塑造人物,都得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下。
好小说是用心写的,霍达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穆斯林的葬礼》。她说《穆斯林的葬礼》是她诞生的一个孩子。这让我想到路遥,他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完稿后,路遥形容枯槁,像个老人。
小说要写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得“唯一”,要用命来写。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不是用命来写的,她还有《补天裂》、《未穿的红嫁衣》。似乎可以说,路遥是用命来写作的,英年早逝的他的《平凡的世界》似乎可以算是他的“唯一”(《人生》无论从体量还是内涵深度,都不足以和《平凡的世界》相提并论)。我们无法苛求一个人拿一生来完成一部作品,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太不公平了。吴敬梓写完《儒林外史》,生命便终结了,定格在53岁;曹雪芹未完成《红楼梦》,就“香消玉殒”了,定格在48岁。这样的绝笔之作,我们不能要求《穆斯林的葬礼》也达到。
毫无疑问,《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好小说,单就小说贡献给当代文学一个韩新月的形象就足以担当“好小说”这一称号了。我相信,阅读小说时,韩新月的命运揪起了读者的心。她美得、纯得、敏感得让人窒息,此女只应“天上有”,不属于人间。可以不回避地说,我在阅读完《穆斯林的葬礼》时,第一反应就是认为霍达借鉴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给韩新月一个天生的病体,一个天生的美貌、一个天生的才气。作者早早地让她回归“天园”,令人疼惜,令人痛惜。我作为读者,我相信韩新月的命运不具有真实性,她的悲剧虚构的痕迹比较重,但却不影响她的动人。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为她,为这个纯净、纯情的姑娘,不自觉眼眶湿润,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
我一向不喜欢小说中的情啊、爱啊的,对于《穆斯林的葬礼》中楚雁潮那超过奔腾潮水的炽烈的爱,梁冰玉那不顾人伦无厘头的爱,我并不十分感动,甚至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作者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但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必须这样,瑕不掩瑜。
小说的看点是很多的,穆斯林文化、战争与动乱、情欲与理性……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好小说贡献的是独一无二的人物,还是从人物谈一谈吧。
梁亦清执着、可敬,是民间正直艺人的杰出代表。他身上体现了坚守、气节,恰如今天的大国工匠,是新时代的精神内核。
韩子奇劳苦、奔波,视玉如命,深谙人情世故,陷入情感纠葛,一辈子没走出他的“痛”。他的命运真实性强,嵌入时代的印痕,令人唏嘘。他的崎岖、坎坷、奋进、洞察,包括他的离去与归来,就是生活、就是时代的一部分。
梁君璧隐忍痛楚,现实与内心的挣扎让她活得最“苦”。命运对她不公,父亲死后,年仅十五岁的年纪就承担照顾妈妈、照料妹妹的责任。这一承担就是三年,三年里,她是怎么含辱忍垢的,作者没有写,大概也是不忍心写。直到韩子奇从蒲绶昌那里回来,日子好过了,“玉王”诞生了,这一段时间是梁君璧最幸福的日子,韩太太是受人尊重的。然而战乱了,丈夫逃离家园,避难英国十年,她又在乱世中用纤弱的臂膀支撑着一个家。她深爱的丈夫,她深爱的妹妹,都背叛了她,为了一个家,她选择了忍受。虽然她毁灭了儿子的爱情,逼走了老侯,给新月的爱情宣判了死刑,她仍然是一个“好人”。小说极力渲染了韩新月的死,韩子奇的死,让每一个读者都痛,却没有写梁君璧的死,大概霍达也不知道怎么写了。
还有一个人物活得也很苦,那就是姑妈,她带着无望之望活了一辈子,是乱世中苦难人的代表。老侯是另一类苦难人,他有傲骨,有忠贞,有希望,有绝望……他是小说中最令我敬佩的人,虽然他只是小说的一个次要人物,虽然他的子女在文革中做的事不厚道。我相信霍达也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塑造这个人物的。
小说当然有美化,奥立佛对梁冰玉的爱,楚雁潮对韩新月的爱,作者都美化了。美化的东西都有点不可信,真实的生活中,应该比较难找奥立佛、楚雁潮的爱吧。
小说中有恶人,蒲绶昌就是恶人,但不是十恶不赦。最恶的人,是那个作者根本没给她名字却在梁君璧陷入困境中偷走了蓝宝石戒指的某老板姨太太。十恶不赦的,是那几个杀害姑妈丈夫和孩子的无名日本士兵。
人物的命运,离不开时代,《穆斯林的葬礼》也不例外,因为作者是穆斯林,小说还带有宗教色彩。
小说有一点神秘色彩倒是可以的,博雅宅半夜的“我可扔了!”声,是小说情节构成的有机部分,恰如《白鹿原》里的神秘色彩一样,恰如《红楼梦》里的神秘色彩一样。人会生成神秘,神秘是由人的心产生的,在特定情况下,寄托于神秘来表达、抒发某种无法言喻的存在,大概也是好小说的一个标准。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一直坚信好小说都是悲剧的。《穆斯林的葬礼》里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是悲剧,所以,它是一部好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