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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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蛙》写了“丑”的生存状态下，高密东北乡一群“丑”人的“丑”的生活。
读完小说后，我并不能长长地舒一口气，感觉有点难受。佛说“人生是苦”，好小说必然要写“苦”。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写了苦，写人生种种不可得之苦；外国经典名著《悲惨世界》写了苦，写人生种种磨难之苦。这些名著中的“苦”，融入了“美”，但小说《蛙》“苦”中无“美”，这是最折磨读者之处。
小说《蛙》“苦”中有大量“丑”。不言而喻，姑姑的人生处境充满着“苦”。姑姑做事果断、坚决，秉持原则，说一不二，毫无人情味可言。姑姑“残忍”，她直接造成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死，从这点来看，姑姑很“丑”。然而，读者知道，姑姑其实不“丑”，姑姑有情。姑姑为什么自杀，为什么怕蛙，就是她不“丑”的体现。姑姑最终精神分裂了。她其实是小说中最“苦”的人，恰如《我与地坛》中的母亲：“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看完小说《蛙》后，我想骂人，骂袁腮、骂肖下唇、骂那个抢陈鼻铁碗里百元大钞的坏小子……这些人很“丑”，或者说是芸芸众生的败类。我也想骂姑姑，然而，深思后，骂不出口。假如说要骂的话，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值得骂，唯独姑姑不该骂，还有一个陈眉不能骂。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姑姑做到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是一个大写的人。但让我称颂姑姑，称颂她光明磊落的一生，似乎也不能这样。小说中的“苦”传染给我了，我内心有“苦”。我不知道，莫言在塑造姑姑这一人物形象时，是不是也承受着“苦”？我失眠了，小说《蛙》中的姑姑，到底是“送子娘娘”，还是断人子嗣的人间“恶魔”？
我经历过中国农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也目睹过因躲避计划生育而造成的类似小说《蛙》中出现的悲剧。那个年代，没有姑姑这样的一群人，农村的计划生育根本无法推行下去，“姑姑们”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作出了重大贡献。姑姑的心中有大苦，自身爱情、婚姻的苦，遭人唾骂的苦，被人报复的苦，……这些苦，她只能独自承受。姑姑有恶，抓捕孕妇的恶，毁人家园的恶，断人子嗣的恶，但她不“丑”，她的灵魂深处是干净的。小说中另一人物陈眉未出生就差点夭折了，她本该夭折。她接受代孕，但不“丑”，而是很“苦”。陈眉是干净的，她的命运值得每个读者为之洒泪，虽然她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
“丑”在小说《蛙》中是普遍存在的，人物灵魂深处的“丑”比比皆是，……这些“丑”人用面纱遮着丑，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巨大的广告牌、肖下唇驾驶的出入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的宝马车、“我”在陈鼻铁碗里放的一百元大钞、……在生活中，你和小说中塑造的任何一个人物有交集，你都会活得比较辛苦，可能会笑不起来。一个人在生活中从没有笑声，那活着的滋味是什么呢。史铁生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认真研究《蛙》中的姑姑，也会得出结论，姑姑就是这样的人，时代与个性让她成为这样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她是文学作品中独特的“这一个”，这是莫言小说《蛙》的最大成就。小说没有写姑姑最终精神分裂，但读者知道，事实是她已经精神分裂了。
小说《蛙》没有美感，整部小说充斥着社会对人的压控，小说的环境是压抑的。就人的生存本能来说，我们不该指责小说中的姑姑等人。姑姑的本质是纯净的，她最终精神分裂了就是她人性光辉的体现。
好小说是会让读者深思的。阅读完《蛙》，我短暂的窒息后，留下的是深思之深思，结合自身五十来年的经历，我把对小说的理解上升到对人生的理解。“丑”不必然是恶，当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一个人“丑”时，我们是不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苦”却必然是人生，恰如张爱玲所言“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体验一个人的“苦”，就像年轻时的史铁生不理解母亲的“苦”一样，我们就不该从自身角度对一个人的“丑”指手画脚。
童年经历中，与蛙的记忆很“丑”。那时，家家户户养鸭子，小孩子都有一项任务，捉小鱼、小虾、螺蛳、贝壳、青蛙等给鸭子吃。因为蛙这种动物的多且傻，极容易被捕捉，它们成为鸭子的主食。四十多年前，我戕害过无数只青蛙。只是我从不亲手杀生，我捕捉的都是小青蛙，回家直接扔给鸭子吃。鸭子把这些青蛙活吞了。当时，有坏家伙以虐待青蛙为乐，他们捉住活青蛙，用一根麦秸秆，插入青蛙的屁股里，然后用劲往青蛙肚子里吹气，让青蛙的肚子鼓起来，再把青蛙扔到水里，青蛙便浮在水面上了。此时，任你怎么用棍子挑、拨它，它都浮在水面上，沉不下去，也游不走。四十多年前，我痛恨这类虐待青蛙的行为，对那些“坏家伙”表现得很气愤。现在想来，我自欺欺人的“不杀生”应该是一种“丑”的状态。阅读莫言的小说《蛙》，读着读着，便产生负罪感，觉得蛙那双鼓鼓的大眼睛在盯着我。但我当时也有苦衷啊，不逮青蛙给鸭子吃，在那贫穷的年代，家里的锅都会揭不开的，想吃肉便成为侈谈了。成年后，我养成了“一箪食一瓢饮”的节俭生活习惯，还遭到了当代年轻人的耻笑，“这么抠门，挣钱干什么呢？”
进城后，蛙变成美食了，城里人美其名曰“田鸡”，但我从不吃蛙肉，只有一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一点。知道实情后，差点吐了，如小说《蛙》中的姑姑，对蛙有一种天然负罪感。这是不是人性“丑”的本能流露？
《蛙》涉及的题材比较敏感，如批斗反动派、计划生育，这些已是历史定论，用小说来对其展示，难免概念化。姑姑是概念化典型，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姑姑的行为其实是“姑姑们”的行为：坚守原则，忍受千人骂万人弃之“苦”。这也是小说正能量的意义所在。
阅读小说《蛙》，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造成我的苦恼。小说一共五部，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现实、书信、小说、话剧交融一起，由现实世界穿梭到虚拟世界，又由虚拟世界回归现实世界。我一直揣摩，小说最后一部为什么用话剧呈现？好小说经常用诗词让小说更美，如《穆斯林的葬礼》就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来渲染纯净、美丽的“月”。《蛙》用“丑”的自然环境，暗喻人生的“苦”，姑姑夜归遭遇攻击的蛙群，耿秀莲躲避计划生育追捕逃跑时跳的那条黏糊糊的河，有着神秘的幽幽磷光。小说《蛙》或真或幻呈现出生活的诸多无奈，揭示了人生的荒诞与魔幻。对社会现象的揭露、批判大胆而粗暴，诸如批斗反动派、计划生育、富人包二奶、代孕公司，等等。这种对于悲剧、灾难现实的“客观”展示，真实地近似残酷。新闻传播中有新闻伦理的束缚，对于灾难新闻，是不能“真实”地残酷呈现的。文学传播有没有传播伦理的限制呢？小说家如果写尽人皆知的“残酷”现实，把社会的“丑”血淋淋地放在读者面前，是不是有违文学传播伦理呢。
有评论家说，小说《蛙》的突出贡献是给当代文学贡献了一个姑姑形象，这也是公认的小说的最大价值体现。我深思之后，坚持认为姑姑的形象概念化痕迹重了，她不是个体，是群体，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的缩影。我一直在思忖，姑姑形象塑造的意义在哪里？暗喻个人无法把控自身命运的无奈？展示一段褒贬不一、特定时代的历史？说明生活本身的荒唐？揭示人的精神分裂？强调善与恶可以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莫言很善于讲故事，从社会的“丑”中选题，“丑”中展“苦”，在当代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很有特色的作家。莫言的作品，我了解得并不多。知道他的《红高粱》，看得比较认真的是《丰乳肥臀》，加上这次的《蛙》，也就这些了。就我对这三部作品的认知而言，我认为莫言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不回避“丑”。小说《丰乳肥臀》中，一个母亲，与不同的人，生出那么多来折磨自己的女儿，这是中国伦理中的“大丑”。
“丑”是莫言小说的外表，他小说的实质是揭示隐藏在“丑”的外表下的人生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