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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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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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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笑——《追风筝的人》读后

一口气阅读完小说《追风筝的人》,如同小说中索拉博一样,我脸上浮现一个微笑,但转瞬就消逝了。

小说结尾索拉博的一个微笑,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是小说的亮色所在,也是小说留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无法彻底解决的一个难题。但毕竟有了这个“微笑”,就有了希望,恰如鲁迅当年认为的,既然醒了,就有冲破这“铁屋子”的希望。

卡勒德·胡赛尼写《追风筝的人》,其实是在写自己,他对自己童、少年的生长之地有着深深的眷念,他大概的用意是通过小说祭奠自己的童、少年生活,并呼吁人类多一些“一个微笑”,恰如鲁迅当年写《故乡》一样。

人在年少时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错事”,犯下一些“罪孽”。中年后,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赎“罪”心理,卡勒德·胡赛尼通过小说《追风筝的人》让自己童、少年的“负罪感”得到解脱。同时,通过“一个微笑”,展示希望,超越个人的情感,如鲁迅写《故乡》一样,号召阿富汗人民团结起来,号召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行动起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追风筝的人》真的“好”。“好”在它揭示了战争的残暴,“好”在它展示了阿富汗的种族、宗教问题,“好”在它展示了友情、亲情、背叛、救赎的命题,……但我认为,它真正的“好”在于小说给了我们“一个微笑”,给了善一个回报,给了恶一个痛击。

小说中,阿米尔“恶”,阿米尔有罪,他辜负了哈桑的善,践踏了友情,赶走了哈桑;阿米尔又善,阿米尔赎罪,抓起了友情、亲情,冒着生命之险,救出索拉博。阿米尔的父亲“恶”,占有了仆人阿里的妻子,生下了哈桑;阿米尔的父亲又善,善待阿里,冒死面对俄国兵痞,用最后的生命给“我”筹备盛大婚礼。

哈桑是小说中最鲜亮的人物,也是令读者最钦佩、最感动的人物。小时候,哈桑灵巧、矫健,生机勃勃;成长中,哈桑勇敢、缄默,一心为“我”;成年后,哈桑苦难、忍让,承受不公。阅读哈桑,读者内心是不会平静的,始终被刺痛着。卡勒德·胡赛尼虽然没有着力刻画塔利班怎么杀害了哈桑,大概他也不忍心写哈桑之死。就读者而言,单单想到哈桑的悲剧结局,一定会潸然,但这应该是当时阿富汗最真实的现实。

卡勒德·胡赛尼把人性的善、人性的恶,都写到了极致,最终给我们带来“一个微笑”,一个希望:善终会战胜恶。小说虽然带有一点理想化的成分,却是对读者的慰藉,也是作者对自己的慰藉。小说诅咒罪恶,呼唤善良。动乱、种族、战争,让恶更容易凸现,却也让善更显珍贵。

小说《追风筝的人》把善集中在哈桑身上,把恶集中在阿塞夫身上。这显然是作者出于写作需要,读者当然是能接受的,真实世界里没有这样黑白分明的善恶。罪恶给人类带来的痛很难治愈,这在索拉博身上得到鲜明体现。他本能地反复洗澡,本能地惧怕孤儿院,是对罪恶的血泪控诉。小说借助“追风筝”这一矫健情景衬托人类的恶,更具有震撼力。身处苦难中的哈桑,有对美好日子的憧憬,也始终希望着,这个希望被索拉博继承了下来。

小说客观揭示了人本身的弱小和无能为力,这更接近于当年阿富汗的现实,也是作者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强烈愤慨。阿米尔的爸爸,一个能力强大的阿富汗富人,欺骗了阿米尔一辈子。就是他,也不敢欣然接受哈桑是自己儿子的事实,他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就是他,面对种族、战争,也无能为力,虽然他在流亡途中敢于冒死面对俄国兵痞;就是他,也只能在将死之时为儿子筹办华丽的婚礼来解脱自己的罪孽。他终究是弱小的,是无能为力的。阿里和哈桑被迫离开之后,他承受着内心巨大的隐痛。

小说中,有“美”得让读者动容的场景。小时候的阿米尔和哈桑两小无猜,情同手足(事实确实是),恰如鲁迅和少年闰土。哈桑帮我追风筝,其童贞情谊不亚于闰土教我捕鸟雀。然而成年之后呢,阶层的隔膜,早已消逝了少年的纯真,就连鲁迅也想不出什么破解之策,只能借助写作唤醒国人的魂灵。我想,卡勒德·胡赛尼大概也是如此。他写作《追风筝的人》,大概也是借助该小说,呼吁友爱、和平,希望他的祖国和平、安宁,人人平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人性的善碰到恶人的恶,让阿米尔从懦弱转到勇敢。阿米尔最终完成赎罪之旅,解救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虽然有理想化之嫌,但确实让人有冲破“铁屋子”的希望。鲁迅回故乡后,见到如少年闰土一样的闰土的儿子水生,其隔膜让鲁迅深痛,却也真实地反映了贫穷、苦难的代代相传的旧社会毒瘤。这也说明了那个时期,鲁迅还没有找到一条解救苦难中国的路,他依然是“上下而求索”。

小说《追风筝的人》写了两个不是恶人却确实有“恶”的成分的两个人的赎罪之旅。一个是阿米尔的赎罪,一个是阿米尔爸爸的赎罪。最终,索拉博被成功解救了,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却确实是卡勒德·胡赛尼的希望。

这希望,就是生活中的那抹亮色;这亮色,来自追风筝时索拉博脸上闪出的一个“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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