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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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一下书架。书架上蒙着一层淡淡的灰尘，汗颜着我这个自诩为爱读书的知识分子。这些年，阅读手机渐渐替代阅读纸质书了。瞥见泛黄的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是儿子上初中时，语文老师要求的学生课外必读书目，我一直没有阅读。原因大概是基于对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刻板印象，觉得对我价值不大。如今，儿子大学毕业都四年多了，趁着这段时间的闲暇，认真阅读一下这部根据真实历史写成的革命母亲典型的名著。
现在的我读书，不像小时候了，读得迷迷糊糊，似懂非懂。现在阅读这些小说，我读得很清晰，觉得很懂。阅读时比较专注，带着批判，不陷入思维樊笼，会调动我这么多年所有的阅读经验，理解小说人物、主题、风格等不是很困难。
在我阅读小说《母亲》时，我不时地停下来思考。阅读前，我预判了故事情节，读完之后，小说主要脉络吻合我的预判。我想，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为什么能吻合我的预判，大概就是因为这部名著已经成为我们认知革命母亲的入口了。或者说，这部小说中的革命母亲形象已经成为了我们认知革命母亲的刻板印象了，它的“影子”或隐或显在读者的思维里。就我的阅读经验储备而言，我其实已经“阅读”过《母亲》了。
阅读后，迫使我对“刻板印象、典型人物”这两个词作一点分析。这样，借助阅读《母亲》的感受，写一篇读后感吧。从刻板印象的存在、典型人物的文学史的价值角度探讨一下《母亲》的刻板印象和革命母亲典型。
毫无疑义，《母亲》中的母亲尼洛夫娜是革命母亲的典型，这一典型成为我们今天认知革命母亲的刻板印象。高尔基在创作《母亲》时，借助于那个时代读者对出身劳苦的母亲的刻板印象来引入人物，又突破那个时代对劳苦母亲的刻板印象来升华人物。因此，探讨《母亲》的劳苦母亲刻板印象、革命母亲典型形象，离不开高尔基创作时的心理动机以及时代、社会背景。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人生活在群体中。群体至少包含两个人：小到家庭，中到各种组织、机构，大到国家、世界，每个个体在群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角色，这种身份角色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定位。一个人的身份角色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是发展变化的。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不是单一的，是多重的。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下，同一社会角色会被赋予相对固定的认知标签，如父亲、母亲、工人、农民、教师等等。这种固化的认知范式，可以说就是我们所谈的刻板印象。
就人类思维来看，刻板印象具有明显的简单化、标签化的认知偏差，但刻板印象本身并非毫无益处。作为一种认知捷径，它沉淀着人类的认知经验，消极意义之外蕴含积极意义。我们把握了劳苦母亲的刻板印象，由固化思维入手来阅读《母亲》，能帮助我们快速锚定尼洛夫娜的身份底色，为深度解读她的形象构建提供前提。当然，我们必须特别强调，刻板印象不能替代深度文本阐释，更不能把刻板印象与人物典型混为一谈。刻板印象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固化的认知模式如同直觉，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若运用不当，会窄化思维，造成误读。
分析《母亲》中尼洛夫娜这一人物角色特征，可以简单地这样总结刻板印象的价值。阅读文学作品，借助刻板印象阐释文学人物，仅仅是一个入口，进入这个“口”后，必须将人物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依靠辩证思维加以甄别、修正、深化。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的主人公尼洛夫娜，其劳苦母亲形象的典型特征，恰好印证了刻板印象阐释的入门价值；其革命母亲的典型特征，又印证了刻板印象解读人物形象的运用局限。
读者对1905年俄国革命有了解，对高尔基作品特色有认知，懂得母亲这一角色的社会定位，自然，在阅读《母亲》前，读者就会形成这样的先验预判：小说将会塑造一位在沙俄专制压迫下胆小懦弱、逆来顺受、隐忍苦难、默默奉献的伟大母亲。读完小说，读者会发现这一基于先有经验形成的刻板印象，在母亲尼洛夫娜身上得到了部分印证。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尼洛夫娜，基于并超越了这一刻板印象，她有着清晰的蜕变轨迹。也就是说，母亲在“成长”。她一步步觉醒、抗争，最终勇敢地承担起革命工作：坚定地散发革命传单，成长为革命母亲。尼洛夫娜革命母亲的典型，跳出了传统家庭妇女的刻板印象，又有别于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女性。尼洛夫娜的革命母亲典型形象又成为后代读者解读出身贫苦的革命母亲的刻板印象。这样看来，依据文学人物的刻板印象，塑造与时俱进、切合时代的文学人物，就会让刻板印象的人变成典型人物。
《母亲》开篇便勾勒出沙俄工人区肮脏、压抑、窒息的生存图景，主人公尼洛夫娜长期遭受丈夫的家暴，在贫穷、愚昧、暴力中忍辱负重、艰难求生。尼洛夫娜劳苦母亲身份最初的三大精神底色是苦难承受者、温顺忍让者、母爱本能者，这也是通常对劳动母亲的刻板印象。在母亲没有投身革命前，她是家庭妇女，家庭妇女是尼洛夫娜身份的初步定位。《母亲》的价值所在，就在于超越劳苦家庭妇女这一刻板印象，揭开了刻板印象遮蔽住的母亲角色最核心的精神内涵，最终她投身革命洪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解读尼洛夫娜这一典型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必须挣脱家庭妇女标签化认知束缚，回归小说特定的历史时空，窥视出尼洛夫娜超越传统家庭妇女标签化的革命成长。对刻板印象进行辩证的文学阐释，拒绝机械套用，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人物的生存环境以及个体特征。如同东施效颦一样，若单纯依靠刻板印象完成人物的解读，会形成偏见，会阻碍人物精神内核的挖掘。刻板印象最大的弊病就是偏见，把刻板印象作为文学人物解读的“入口”这一小步，剩下的借助辩证思维等深化。
今天看来，《母亲》最核心的艺术价值，在于完整呈现了尼洛夫娜清晰的精神蜕变轨迹。在革命思想的熏染、浸润以及直接感召下，这位传统家庭妇女挣脱了封建宗法与专制社会的精神枷锁，一步步投身革命斗争，将对儿子的本能母爱，升华为对全体受苦民众的博大悲悯与仁爱，完成了从普通家庭女性到革命战士的身份跨越，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母亲典型。在文学领域，谈到革命母亲，一定会想到高尔基《母亲》，这也凸显了《母亲》典型革命母亲形象的文学史价值。
小说开篇，工人区环境肮脏、混乱，底层劳动者在资本家盘剥、压榨下，活得精神麻木、心理扭曲。尼洛夫娜的丈夫米哈伊尔·符拉索夫，借助于酗酒、家暴，宣泄生活的苦难。绝望中的他不断伤害、折磨妻子，最终他凄苦死去，这一悲剧的个体是整个工人悲剧的缩影，折射出了高尔基时代沙俄整个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高尔基塑造这一悲剧个体，固然赋予了人物个体独有的性格特质，但叙事的核心落脚于社会批判而不是个人批判。米哈伊尔·符拉索夫的麻木、暴戾与自我毁灭，虽然有着个体的性格缺陷，但决定性的因素是沙皇专制制度对劳苦大众压迫的产物。腐朽的专制制度吞噬着普通人的人性，磨灭着善良与希望，这正是巴威尔等新一代革命者奋起抗争的现实土壤。
某种意义上，米哈伊尔·符拉索夫近似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是被苦难压迫后陷入麻木、沉沦的底层民众。对这一类群体的认知，是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急需的就是唤醒他们，先让他们“醒”来！鲁迅说这样便拥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如何唤“醒”麻木的底层劳苦大众，正是《母亲》着力回应的时代核心命题，也是高尔基创作这部作品的深层用意。
母亲就是被“唤醒”人中的先驱者，母亲的被“唤醒”是小说巨大的价值所在。革命先行者躬身实践的革命行动与自我牺牲精神“唤醒”了沉睡的劳动人民。
小说中，巴威尔、霍霍尔、尼古拉、叶戈尔、莎馨卡等青年革命者，以坚定的革命实践与自我牺牲精神唤醒着底层民众的精神沉睡。尼洛夫娜、雷宾等普通劳苦大众，在革命思想的熏陶、感染下，在革命者鲜活的现实行动与自我牺牲中逐步完成自我觉醒并投身革命行动。革命者从不回避流血与牺牲，巴威尔等人被捕后拒绝越狱，将法庭审判转化为宣讲革命思想的公开讲坛，以自身受难揭露沙俄政权的残暴与虚伪。这种以牺牲唤醒民众的选择，与谭嗣同变法失败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赴死精神一脉相承。鲁迅虽然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却认可流血牺牲具备强大的思想感召力量，革命者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唤醒”作用是巨大的。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深刻阐释了自我牺牲的时代价值，“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
当然，《母亲》并不宣扬盲目赴死的极端行为。从理性层面而言，思想启蒙才是唤醒民众更为根本的路径。然而，在专制暴力横行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时代先行者的革命者，承受苦难乃至自我牺牲具备历史必然性。先行者的抗争行动并非孤立存在，它会形成连锁的精神感召效应，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威尔等人持续传播革命思想，不断启迪工农群众。尼洛夫娜亲眼见证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在以儿子为代表的革命青年的感染、感召下，褪去往日的怯懦与恐惧，勇敢承担起运送、散发革命传单的危险任务，直面宪兵的威胁、压迫，最终完成彻底的精神蜕变。底层民众从依靠本能谋求生存，转向自觉投身革命斗争，是专制压迫催生的历史必然。小说中普通女商贩玛利亚一句“打了十个，——恼了一百个呢”与夏明翰“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革命精神遥相呼应。暴力镇压非但无法扑灭反抗的火种，反而会催生更多后继的反抗者。尼洛夫娜的精神成长，正是将对儿子的个体亲情，拓展为爱护所有受难革命者、捍卫劳苦大众权益的崇高信仰，最终义无反顾汇入人民斗争的时代洪流。
尼洛夫娜、雷宾等普通民众从蒙昧走向觉醒，从被动受压走向主动反抗，他们的行动轨迹无声控诉着沙皇专制制度的罪恶，也预示着旧制度必然覆灭的历史走向。小说《母亲》创作于俄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期，高尔基的创作意图十分鲜明：以文学呐喊鼓舞民众的革命斗志，印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客观历史规律，启迪广大劳动人民唯有团结起来付诸实际行动，才能推翻压迫性的旧秩序。
从关切个人与家庭的悲欢离合，升华为对全体劳苦大众命运的共情牵挂，并内化为服务人民的行动自觉，这正是《母亲》中尼洛夫娜母亲角色逐层升华的思想内核。刻板印象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尼洛夫娜身上传统母亲的固有底色，但这一角色真正的艺术力量，在于她的典型性，在于她冲破既有角色桎梏、完成精神重生的蜕变。整部作品也由此彰显出鲜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