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犟老头

入冬的塘湖田，寒风瑟瑟，暮色早早漫上屋檐。正是在这样一个清冷的黄昏，我遇见了那位后来彻底改变我对生命看法的老人。他独自站在台阶上，身形在凛冽空气中挺得笔直，丝毫不见耄耋之年的佝偻。夕阳余晖斜斜掠过瓦檐，将他苍老的面庞染上一抹暖光。

老人手中拿着一把竹扫帚，正不紧不慢地清扫阶前过往车辆带来的淤泥。看到有人靠近，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抬眼望来。那一瞬间，我被一道锐利的目光穿透，那眼神里既有岁月沉淀的睿智，又奇异地保持着少年般的清亮与敏锐。寒风吹动枯叶，吹不动他花白的寸发，也吹不弯那如松般挺拔的脊梁。

“你是铁匠的满姑娘吧？”他的声音洪亮得惊人，在这静谧的乡村傍晚显得格外清晰，“没见过呢，按辈分，我该叫你一声姑娘（姑姑）。”

这话让我猝不及防，只能愣愣地“啊”了一声。他见状哈哈大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春风拂过的湖面，漾起层层涟漪。“莫慌，”他说，“我那时与你父亲曾有过节，我这人太倔，你莫要见怪啊！”

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安化口音，每个字都像是从山岩间迸发出来的，铿锵有力。我后来才知晓，那段过往要追溯到四十年前——他任村委会计时，我父亲在吉春爷爷租的偏屋里打铁营生。具体何事，他终未明言，只道：“铁锤子上碰出的火星子，烫不着远路人。”这话里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智慧，既承认过往，又着眼当下。

老人名叫杨芳春，生于1941年，属杨氏家族“芳”字辈，大名雨初。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兄弟共十三人，姐妹十一人。凡男丁之名皆带“芳”字，仿佛要将一生的甘霖，都灌注进名字里。他幼时读过几年私塾，祖父原是夫子，当年被人从花岩村老屋场以轿接出，留在人丁稀落的塘湖田教书育人，从此扎根。在之乎者也间，他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后来成为老党员，考取《会计师》证书，将半生奉献给集体事业。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性格：既有读书人的明理，也有劳动者的坚韧。

提起上世纪50年代修建柘溪水库的往事，他的目光仿佛能穿越时空，望向六七十公里外，重现当年的自己。“那水坝，是用命垒起来的。我那时才十七八岁，一去就是好几个月。睡在工地，一切自己动手：房墙是用篾片编织再糊上黄泥，屋顶盖茅草，床是竹木板钉成的双层通铺。夏天如烤火炉，冬天冻得人缩成一团。”他声音低沉，“那时一天动工就是上千上万人，红旗一摇，号子震天。”他描述着：男人们赤膊挥汗，女人们挑担前行，步伐丝毫不慢。那时的安化极其贫困，不仅遭遇经济困难，还面临苏联专家撤离、图纸被带走的困境。全国正值“工业学大庆”热潮，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由水利部第六机械工程总队与广东流溪河工程局合并组成的柘溪水电工程局（即水电八局前身）共同承建。他沉默片刻，眼带感伤，“坝址上游一组土石方塌方，有个后生脚下一滑，差点没上来……1961年首次蓄水，1962年2月第一组机组发电，1963年水库竣工。坝顶最长330米，高174米，横跨资江南北，北设过坝船闸，南有公路隧洞。上起坪口，下至柘溪电站大坝，全长56公里，宽18公里，山地70多平方公里，水面80多平方公里，大小岛屿四十多处。淹没耕地6170公顷，迁移人口近14万，受益良田近六七十万亩。后来整个县城乡镇用电照明，我这一生，也算值了。”

大跃进时期，老人第二次参与重大建设——挖掘安化至宁乡的柘湘公路，经历更为惊心动魄。尤其是安化杨溪段，公路环山盘绕，须开山炸石，极其艰苦。该路作为战备公路抢修，1959年12月10日动工，1960年1月23日全线通车，仅用43天。施工人员达数十万，不少英勇的建筑工人长眠于此。

他回忆道，洞中漆黑如夜，唯有矿灯在头顶摇曳，如星点亮。“炮声一停，我们民工就得第一个冲进硝烟弥漫的隧道。”他伸出变形的左手，“这左手是后来建房子伤的。修完柘溪水库我差不多二十岁，还是个壮小伙。到修柘湘公路时，就更不容易了。一放炮，山体塌下一大片，我们救出好几个人，也有些永远埋在了里面。那种苦，你们这代年轻人难以体会……”他语气平静，却透出深藏于心的自豪。

据资料记载，在宁乡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柘湘公路纪念塔是湖南唯一一处反映社会主义初期社会建设的遗迹。该塔位于宁乡县龙田镇白花村九组，地处安化与宁乡交界，坐东南朝西北，保存基本完好。

纪念塔建于1960年，至今已有65年历史，是为纪念修建柘湘公路而牺牲的建筑工人而立。塔高五层，以麻石砌成。一、二层为六边形基座，边长分别为5米和3.4米；三、四层为四边形塔身。因地势关系，西北侧有四级麻石台阶直通第三层，其上置石狮两尊。塔身西南面竖刻“湖南柘湘公路工程宁乡段英雄纪念碑”，顶端横书“中国共产党万岁”，西北顶端横书“毛主席万岁”，东南侧直书阴刻“公元一九六零年春修建”。塔身周围嵌十二块青石碑，刻有修路人员名单，其中两块已脱落。塔顶为两尊麻石人物雕像。

老人的第三次建设，是1974年回到地方，与湛溪大队村民共同修建了一条长1500米的灌溉渠道。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在湛溪大队担任会计的十八年。他至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账册，纸页脆如秋叶，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还有算盘和粮票。“钱粮事大，关乎民生，一笔一账不可不慎。”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指尖抚过算盘珠子的动作依然熟练，仿佛随时准备为乡亲核算收支。那些年，他常天不亮就起身，带上一份荷叶包的米团，步行去东坪县城开动员大会，直到深夜才返回。草鞋磨破脚指，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老人的前半生堪称孤苦。上有兄姊四人，他是老幺，未满五岁丧父，十一岁便与兄弟分家。寡母幼子，相依为命，尝尽世态炎凉。“那时搞集体生活，饿得揭不开锅，村里人见了都绕道走。但我娘肯做，别人有的，她也要有。”他说着，眼中却没有怨恨，“苦难如磨刀石，不蒸馒头争口气。”这句话道出了他的人生哲学，也诠释了他在艰难岁月中始终挺直的脊梁。

1963年，他与邻县孤儿朱目亲成婚。两个苦命人相携相守，育有六个儿女，却命运多舛。七零年代，大女儿与儿子相继夭折；最后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只活下一个。说起这些，老人会取出一个褪色的铁盒，里面珍藏着几个孩子的生辰八字与一块铜。“命如草芥，若是儿子在，现在都快五十四岁了……”他的声音低沉下去，眼神飘向远方，仿佛在凝视那些未曾长大的孩子。

他将三个女儿视若珍宝，分别为她们取名正军、胜军、征军，名字中寄托着乱世之中一份沉甸甸的期盼。大女儿正军自幼体弱，两岁时一度病危，乡镇卫生院表示已无力回天。但他不信命，恰在此时遇到一位同村医生，急忙上前询问是否还有救。见对方摇头，他便与同伴抱起孩子往家走。

途中又累又渴，几乎抱不动孩子，他们走进邻居家歇脚喝茶。谁知放下女儿片刻，再出来时，竟奇迹般地发现她肚腹微动，还剩一口气。“当时路上太渴，把她暂时放在路边瓜棚上，都以为没希望了……”他回忆道，眼中泛起泪光，“那天夜里屋里聚了许多人，一位邻居说起她娘家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我们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救命稻草。天还没亮，我就托熟人带路，赶往常德武陵一带去求医。”

家中并无多少口粮，可这位神医确实厉害，仅用三副中药，大女儿正军便转危为安。之后每到出工，他不论走到哪都将女儿带在身边，生怕再有什么闪失。而逐渐长大的正军，后来竟变得生龙活虎，如男孩子一般皮实。这份深沉的父爱，无声却磅礴，在岁月中静默流淌。那时村里人无不称赞：他家这三位千金，模样秀气。

在高家冲为了养家糊口，他天不亮就挑着月猪崽崽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常德县城贩卖。“一双草鞋磨破脚指头，血染一路，”他伸出双脚，上面的老茧层层叠叠，记录着岁月的艰辛，“但想到娃儿们能有口饭吃，就不觉得疼了。”这种将苦难化作动力的能力，正是他的人生智慧。

改革开放后，他和兄弟进划仑水库里面挖金。金矿深处，危险重重，但他念着孩子们的前程，咬牙坚持。“有一天矿洞漏水，差点丢命，”他撩起衣襟，露出腰间的疤痕，“但挣来了钱，能置办一些金器，值了。”这份为了家庭不惜冒险的勇气，体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二十世纪末，他手中仅握着六千二百元钱，便在塘湖田三叉路口一侧，以四千二百元买下一块地基，决心建一座新房。为了节省开支，他亲自做小工，在一次搬运老屋房梁木头时，不慎砸伤额头与左手——伤势不轻，却未去大医院诊治，至今左手腕骨变形，无法完全伸直。“额头缝了好几针，疼得钻心。那时候盖房子，手里实在没什么钱。前一天只在村口杨医生那儿简单包扎拿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绑着布带去常德砖厂进货。大女儿正军回来，我还嫌她碍事，说了她一顿。”他笑着说，那笑容里藏着一份令人心酸的骄傲。这座房子，不仅是一家人二十三年的栖身之所，更是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人生勋章。

如今年过八旬，他仍不愿闲下来。四季种菜，劳作不辍，还常去老屋捡干柴和楠竹回来当柴烧。夏日清晨，他戴一顶破旧草帽，赤脚走在菜园的泥土中，身姿依旧挺拔如白杨。

在村里，只要有人提起他，无人不竖起大拇指。那时候，谁家农业税交不上，他悄悄垫上；谁家超生被罚，他主动找村干部去说情；婆媳闹矛盾，他耐心劝和。“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说，“我受过冷眼，知道那滋味有多难受。”

他这一生，坎坷重重：八三年母亲离世，他独自撑起整个家；九八年大女婿去世，同年又失去兄长；零二年刚举债七万建好新房，下半年侄儿又意外离世……直到零三年孙女的降临，家中才重新有了生机与笑声。

“六十八岁生日那天，大女儿正军和小女儿征军特意带我去宁波杭州湾看了跨海大桥——讲的是全长36.48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之一，连接宁波与嘉兴，很长一条桥，那气势相当牛。我们还去了奉化溪口参观蒋介石故居，在杭州游览西湖，逛城隍庙，品尝海鲜。六十九岁这一年又去了湘潭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这一世人，不容易，要多去长长见识。”他声音低沉，“活在村里，最怕被人戳脊梁骨。”正是这份推己及人的善良与历经风雨仍存的坚韧，让他这么多年，赢得他人的敬重。

老人爱热闹，喜欢打扑克牌，牌友多是村中老友：付华老师、方圆老师、运其伯、芳真伯、立人爷爷等。大外甥周舟自幼在他身边长大，如今常带一群年轻人来陪他玩。我虽不喜牌戏，却乐意做他的“专输司机”，看他赢了牌像孩子般眉开眼笑，输了则吹胡子瞪眼，非要再战三局不可。这些轻松愉快的时刻，仿佛温柔的光，悄悄冲淡了岁月留下的沉黯与重量。

村里人说芳春爷爷脾气倔，难相处，我却不以为然。他谈吐不凡，恩怨分明，遇事必要分出子丑寅卯，但心地柔软如春泥。我母亲去世后，村人避之不及，唯他带着老伴，每晚来我家陪父亲打一两小时扑克牌，助我父亲度过最难熬的时光。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令人终生难忘。

更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决定开荒种菜补贴家用时，近八十高龄的他竟戴着草帽，背着锄头，光着脚来帮我挖土。“城里待惯了姑娘能吃这个苦，了不起，”他一边挥锄一边说，“挖土你要分行距，力气小就要一小块的挖，一锄头挖下去不要握得太紧，不然手上起泡长老茧……”他不仅出力相助，更将毕生积累的农耕智慧倾囊相授。

近年来我发表文章或得好书，总与他分享。他必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认真阅读，然后给出中肯点评。“文章如人，要真，要写出水平。”他说，“杨家屋里出了一文曲星，我也是沾了光。”这份发自内心的赞赏与鼓励，给了我莫大的写作动力。

时光如流水，悄然漫过生命的河床。老人现已八旬有余，除略有高血压和眩晕症外，身体还算硬朗。每天仍种菜除草，打牌读书，乐在其中。他的大女儿正军留在身边尽孝，一手带大的孙女也已经订婚，让他倍感欣慰；二女儿胜军嫁到桃江武潭汤家塅，生活富裕，儿孙满堂；三女儿征军就在邻村，女儿外出打工，儿子快要读初中，一直在县城陪读。看着儿女们各自成家立业，他时常露出满足的笑容。

老人的一生，如一本厚重的书，写满苦难与坚韧。他常坐在门前的板凳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听着手机视频软件上花鼓戏片段。老人常说我的爷爷杨澜湖的二胡技艺和我奶奶的待人接物，在村中如雷贯耳，可惜去得太早。“你爷爷啊，“他说，“拉得一手好二胡，唱起戏来，山鸟都静听。”他的眼神温柔起来，仿佛穿过时光，看见了那个坐在厉树下抚弦轻唱的身影。

有时黄昏，我会陪他散步。他走在公路上，步伐依然稳健，指着这片土地说哪里曾经是荒山，哪里修过水渠，哪家的老屋曾经是什么模样。他的记忆就像一幅活地图，记录着村庄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在这些散步的时光里，我不仅了解了村庄的历史，更领悟了生活的真谛。

“人如草芥，命如流星，”有一天他忽然说，“但活就要活出个样子来。”这句话让我久久无言，只是陪着他慢慢走，看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这平凡的傍晚，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的重量。

亲人都没有老头待我亲。他并非血亲，却以真心待我如孙女。在这世态炎凉的人世间，这种没有任何血缘和利益牵扯的温情，尤为珍贵。我想，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在人生的某个转角相遇，然后彼此温暖，相互照亮。

犟老头不犟，他只是活得认真、爱得深刻、恨得鲜明。如划仑溪水清泉，清澈见底；如磐石坚定，历经风雨而不改其色。这就是杨芳春，我的雨初爷爷，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用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傍晚暮色渐深，村中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升起。老人收起蒲扇，缓缓起身：“回屋吧，明日还要浇水锄草呢。”他的背影在夕阳中渐行渐远，那挺直的脊梁，仿佛诉说着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坚韧与不屈。

而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忽然明白：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倔强与坚守，才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如大地般沉默，如群山般坚实，如长河般不息——这就是中国最真实、最深厚的底色。

夜幕完全降临，塘湖田各家灯火次第亮起。老人屋里的灯也亮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他正在翻阅我送他的书。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不在于索取，而在于付出。杨芳春老人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完美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