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钢笔的温度

我的书桌上那个竹制笔筒，是前年在老家集市上买的，竹纹裂着点自然的细缝，倒比光溜溜的塑料笔筒多了几分温乎气。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钢笔、圆珠笔、还有几支快没水的中性笔，挤在一块儿，像一群凑堆儿晒太阳的老伙计。

说起来，这些笔都陪我走了好些年写作路程了。以前没电脑的时候，它们可是我的“左膀右臂”。有时候半夜灵感来了，我摸黑从笔筒里抽一支笔，就着台灯的光在稿纸上写。钢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亲切，写得顺的时候，那线条又硬气又利落，琢磨字眼儿的时候，笔尖在纸上一顿一点的，连带着心里的想法也跟着慢慢清晰。后来电脑普及了，敲键盘又快又能随便改，这些笔就渐渐歇了工，安安静静待在笔筒里，成了“退休老干部”。

现在再看它们，竹笔筒上落了一层薄灰，里头的笔也没那么鲜亮了。那几支钢笔，有的笔身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金属色，像脸上刻了皱纹；有的笔尖磨得圆钝钝的，一看就知道以前没少“干活”。可每次收拾书桌，我都舍不得把它们挪走——多少个晚上，就是这些笔陪着我在书房里熬着，纸页堆得老高，它们就躺在旁边，跟我一起琢磨那些句子怎么写才顺溜。

倒不是说电脑不好，敲字快、改得也方便，可这些老钢笔里藏的念心儿，是电脑没法比的。尤其是那支“英雄”牌的钢笔，笔身上的漆掉了一半儿，笔夹也有点歪了，它却是我的宝贝。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支钢笔，是七十年代初，住在我家的张叔送的。

记得那是个春天的傍晚，我放学蹦蹦跳跳往家跑，一推开木门就愣住了——灶房里蹲着个陌生男人，正猫着腰往灶眼里凑，腮帮子鼓得老高，使劲儿吹火。突然“腾”的一下，火苗窜出来，跟条火舌头似的，直往他脸上扑。他吓得一缩脖子，跟个受惊的乌龟似的，紧接着屋里就飘起一股焦糊味儿，他的头发被燎着了！我没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差点笑岔气。

那男人听见笑声，抬起头，脸上沾着灰和汗，跟只小花猫似的。他挠挠头，冲我露出个有点尴尬的笑。这时候我妈擦着手从里屋出来，拍了我一下：“这是县里来的张干部，往后住咱家，快喊张叔！”我怯生生地喊了声“张叔”，心里却犯嘀咕：县里来的干部，咋还自己蹲灶房烧火呢？

张叔倒没在意我的小嘀咕，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是支崭新的钢笔！“给你的见面礼，”他笑着说，“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文化的人。”我接过来一看，眼睛都亮了，是“英雄”牌的，笔身亮闪闪的，笔帽上还刻着细巧的花纹。那时候我哪见过这么好看的钢笔啊，攥在手里跟攥着宝贝似的，连手心都出汗了。

张叔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他白天去农田里跟社员们一起劳动，吃完晚饭，坐下来帮我辅导功课，还教我写毛笔字。他总说：“字如其人，字写得工整，人也显得精神。”我以前写的字歪歪扭扭的，经他一教，慢慢地也变得横平竖直，有了点力道。他还爱跟我讲县里的事儿，他说县城里新盖的电影院、百货大楼，听得我心里直痒痒，总想着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啥样儿。有时候天好，他还会拉着我在院子里种菜，教我认黄瓜苗和番茄苗，说“每种菜都有自己的脾气，得顺着它的性子养”。那段日子过得快，好像刚熟悉，他就要调回县里了。

张叔走了，我们慢慢就断了联系。可我一直留着那支钢笔，上学时用它记笔记、写作业，后来开始写作，也总用它先在稿纸上打草稿。现在笔身的漆掉了，笔尖也磨钝了，可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那个蹲在灶房里烧火、头发被燎着的张叔，想起他教我写字、给我讲外面世界的样子，心里就暖乎乎的。

50多年过去了，书桌换了一张又一张，电脑也换了好几台，可这个竹笔筒和里面的老伙计们，我一直没舍得丢。它们就待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像在帮我守着那些旧时光——那些用钢笔写字的夜晚，那些被张叔鼓励的日子，还有藏在笔尖里的，一丁点儿也没褪色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