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到了稷山,高跷不踩了,花鼓不打了,连那威风八面的鼓车也不拉着满世界跑了。这日清晨,家家只忙一件事:吃麻花,老话叫“咬蝎子尾巴”。
“二月二,龙抬头,王三姐梳妆上彩楼。”这流传了不知多少辈的歌谣,已听不出多少“龙抬头”的气势,也难猜透“王三姐”在彩楼上的闺中心事。老百姓才不理这些,只认一个朴素的理:开春了,地不等人。该锄的得赶紧锄,该耙的得赶紧耙,该浇的得赶紧浇。庄稼活,误一季就是误一年。
这“咬蝎子尾巴”的习俗,在稷山能追到南北朝去。那时玉壁城兵连祸结,战后田野荒芜,毒蝎滋生,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在二月二这天,人们便把面团搓成长条,扭成蝎尾的形状,下油锅炸得焦黄,分而食之。这既是对毒蝎的诅咒,也是对平安的祈愿。这扭成一股的“蝎尾”,便是稷山麻花最早的根苗。后来,单股的渐渐变成两股、三股,拧在一起,越拧越精巧,“咬蝎子尾巴”也就慢慢成了“吃麻花”的代称。一代传一代,这酥脆焦香的麻花,便成了稷山人对二月二最顽固的味觉记忆。
说到底,这传了千年的“咬蝎子尾巴”,无非是催促人莫误农时,早早下地。可若真能咬一口麻花便求得全年顺遂,那稷山麻花,怕是早已走遍世界了。
只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二月二的麻花,远非家家户户触手可及的寻常滋味。那些年,家家粮缸见底是常事,能填饱肚皮已是上天的眷顾。炸麻花要的白面、棉油,样样金贵。一户一年统共也就分得两三斤油,只有家境宽裕些的人家,年下炸的麻花才能精心省着,一直留到二月二。穷苦人家,莫说留到二月二,便是过年,也未必能痛痛快快吃上一根。
二月二这天,穷人家大家总是哄小娃,叹着气说:“咱屋麻花年没过完就吃干切啦,吃块干馍,一样能‘咬蝎子尾巴’,一样能保平安。”小娃再痴怂,也晓得干馍顶不了麻花。干馍硬邦邦的,咬下去费牙,嚼来嚼去,终究是干馍味。
若遇上更荒歉的年景,二月二的“仪式”,可能只是啃一口掺了麸皮的窝头,或是嚼一段晒得梆硬的红薯干。也有人去地里,撅一把刚刚冒头的苜蓿嫩芽。稷山有首老谣这么唱:“二月二,暖和天,苜蓿撅回做菜团。苜蓿菜,苜蓿菜,蒜水一沾美的太。”那时节,谁能有一块麦面干馍,已是多少人眼馋的福气。
大人们嘴里哼着另一段歌谣:“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他们扛上农具,早早下了地。趁着“龙抬头”的好兆头,翻耕着沉睡一冬的土地,将一家老小的盼头,深深埋进泥土里。他们祈盼的,不过是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无论是麻花、干馍,还是苜蓿菜团,在寻常百姓那里,终究是个“心意”。心意到了,便好。“咬蝎子尾巴”,咬的从来不是某样具体的食物,咬的是一份对无形灾祸的敬畏,咬的是一份对四季平安的朴素期盼。那是稷山人在清苦漫长的岁月里,为自己寻得的一点点温暖慰藉,一点点坚持下去的甜头。
如今日子好了,麻花成了四季不断的寻常物。看着孩子们捧着金灿灿、香喷喷的麻花,笑得那样无忧无虑,心里满是欢喜,也有一丝恍若隔世的羡慕。那再也回不去的苦日子里,我们咬过的干馍与苜蓿菜,没有麻花的酥香,没有麻花的精致,却结结实实地藏着别样的东西:藏着稷山人的韧劲儿,藏着那份苦中作乐的达观,藏着对天地四时的敬畏,对生活本身最本分、最诚恳的热爱。
说到底,藏着的不过是二月二最本真的那点念想:不图大富大贵,不图锦衣玉食,只盼脚下土地不负汗水,只盼一家老少四季平安。
就让这份温情,永远留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故事里,留在一年一度的习俗里,也留在这一口酥脆千年、越嚼越有味的时光里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