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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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文治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三岁为太子，五岁登基，虽然在他的头上有太上皇，他的父皇拓跋弘执政，可是他的少年“游戏”不得不进行。拓跋宏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一天天长大、成熟。太皇太后冯氏是这场“游戏”的策划者，也最终是她把拓跋宏从“游戏”里拉了出来，让他成为一位真真正正的皇帝。为此，太皇太后付出了她所有的心血和智慧，她给予拓跋宏的，不仅仅是祖母的爱，更是一个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长者的寄托和责任。太上皇拓跋弘死后的第二年，公元476年，改年号为太和。太和五年（公元480年），十四岁的孝文帝，在太皇太后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涯。
孝文帝的“游戏”，主要有两个，一是学习，向前人留下的经典学习，向老师学习，向太皇太后学习；二也是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民间询访中学习。通过学习，他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用文治实现改良，通过对大魏王朝现有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法度的改革，来实现国家的强盛和百姓的安定，这就是青史留名的一代明君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孝文帝所做的太和改制，如果发生在今天，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能有皇家自己的忍痛改革，的确非常了不起。正是因为北魏这场改革，才带来了隋朝的统一和唐时期的强盛，带来了民族大融合的太平盛世。如果中国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太和改制无疑是可以代表华夏文明，传承一千五百多年的国际级的非遗项目，而且只有大同这个北魏曾经的京都来申办，才是合情合理且无可替代的。
太和改制的第一刀，他选择了国家的刑罚。他认为魏国的刑罚太重，太残酷，没有丝毫的人情味儿。魏国的刑罚，大致传承了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族诛制和门诛制。夏商时代的刑罚特别残酷，一人犯罪，株连亲族，轻者三族，即父族、母族和妻族，重者五族、七族，再重者株连九族。最重的株连九族，据说是父系株连四族，母系株连三族，妻系株连二族。可以闭了眼睛想想，几百人，上千人一次惨遭杀戮，族诛之惨状，是何等之骇人。还有门诛，是指统治者掌握的较轻于族诛的一种刑罚，一人犯罪，只灭门，不再诛杀亲族。轻者男人被杀，十四岁以下处腐刑，女眷没入官家为奴，重者灭门。魏国起初，为了惩治逆行，维护皇权之尊严，把族诛和门诛的刑罚一股脑儿全部继承，死于族诛和门诛的生命不计其数。比如宦官宗爱因谋杀太武帝、安南王和朝廷大臣，并且有谋反的罪行，被诛灭三族；再比如奸人乙浑因谋害皇上、祸乱朝纲、矫诏欺君、杀害重臣和谋反之重罪，被诛灭五族。孝文帝明白，族诛和门诛，太皇太后和许多文臣武将一样，对此深恶痛绝，但是在个别时候，对待个别可恨之人，又觉得非此法不能减心头之恨，她很矛盾。孝文帝更知道，族诛和门诛，已经让天下人谈“刑”色变，是大魏朝之不齿，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于是孝文帝先后下令彻底取消族诛，门族只有在特大案件下实施，并且试行用流刑（流放边远荒芜之地服劳役）取代肉刑的方法，废除裸身受刑的法度，取消了死刑中的轘杀（五马分尸）和腰斩，最终于公元481年完成了大魏国律令的修订。他的做法得到了太皇太后的首肯，得到了朝廷上下的支持，更得到了天下人的拥护。
孝文帝改制的第二刀，是废除禁田。孝文帝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与太皇太后达成了共识。鲜卑人几百年来游牧民族的传统，就是马上文化，他们说打就打，说走就走，与他们为伴的是茫茫草原和牛羊、马匹。大魏国一统北方、入主中原之后，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北方大部分的土地用来种植黍米、谷物和桑麻，没有黍米和谷物，何以充饥？没有桑麻，何以蔽体？可是拓跋鲜卑人离开了草原和牛羊，他们如坐针毡，百无聊赖。为了皇族和鲜卑人的利益，皇帝竟然下令禁田，把许多耕地变成荒地和草场，让数百万北方人痛失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孝文帝多次与农夫交谈，与谋臣探讨，他知道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反抗，其根本原因不在子民，而在于朝廷，在于皇上，是朝廷抢夺了子民的饭碗。何为国计民生？强国之计，在于民生，民生解决不了，何谈强国，你夺了百姓的饭碗，百姓就有理由夺了你的江山。他问汉臣高闾：“解除禁田可行吗？”高闾道，禁田之事连着两头，一头是皇族贵族，一头是黎民百姓。皇族贵族是皇上的，黎民百姓也是皇上的，这就看皇上的心里更偏重哪一头？若是看重了皇族贵族的利益，自然得到他们的拥戴，然而失去的是民心，大魏国没有充足的黍米、谷物和桑麻，饥寒交迫的不仅仅是百姓，即使皇家有的是财宝金银，也不能食不能穿呀，请皇上深思、定夺。
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下，孝文帝颁布了解除禁田的诏令。
然而解除禁田的进展状况十分不顺，许多地方贯彻不利，有的甚至按兵不动。为此在朝堂之上，太皇太后板起脸孔，质问身边的几位皇叔、皇爷，哀家要废除禁田，伤了你们的筋，动了你们的骨，你们都在跟哀家耗着，是吗？难道还要哀家再给你们说一次废除禁田的道理吗？农夫失去了土地，他们吃什么？你们吃什么？哀家吃什么？难不成，大魏国上上下下都要困死在这里吗？顿时有几个老臣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表示立刻行动，退还土地和牛羊。朝廷的皇族身先士卒，解除禁田之事才开始逐步推行。随后，持有太武帝亲授“免死牌”的功臣河涧王闾虎皮因对抗“解除令”和贪腐之罪，被太皇太后请出先祖神元帝的宝剑所杀，一大批持观望态度的皇族贵族，乖乖地向朝廷“表忠心”，退出了土地。孝文帝对太皇太后的威严和手段，以及行事风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解除禁田之事很快得以完成，百姓的手里重新拥有了土地和牛羊，他们开荒种植，既稳定了生活，又为朝廷增加了赋调，顷刻间普天之下欢欣鼓舞。大魏朝廷在老百姓心目中重塑了形象，孝文帝文治初见成效。
一道“逃荒令”
照理说，逃荒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然而太和改制，还必须从孝文帝的一道“逃荒令”说起。起初，太和年间并不能与太平盛世画等号，孝文帝遇到的最大难题，居然是铺天盖地的灾荒。各地纷纷来报，粮食告急，灾民泛滥，饿死病死数量剧增，更有甚者，朝廷命官和贵族中也有此类情况出现。太皇太后与孝文帝说，这几年你频繁在下面寻访，情况也了解了不少，灾荒之事，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皇上的臣民，无以果腹，难道说，江山在咱们祖孙手里要断了吗？孝文帝当然明白，出现如此的灾荒，直接原因是频发不断的涝灾和旱灾，但是根子还不在这里。
平城地区，开国皇帝拓跋珪选它为京都，一为南北集散中心，二为此地四面环山，乃天然战略要地。但是“地处高寒、水域不足”的地理特点，也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农耕土地面积不够，无霜期较短。大量的粮食依靠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区以上缴租调的方式供给。平城一带，在道武帝拓跋珪后的数任皇帝期间，从北方各地大量地迁徙人口和牛羊牲畜，这些外来人口中，奴婢、杂户和工匠、墨客、艺人占去一半，他们在平城所从事的都是非生产门类，属于单纯的“食族”，给平城的经济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应当说，道武帝到文成帝这五六十年里，平城的经济还比较稳定，主要原因是战争不断，战果辉煌，在灭掉了许多的部落和国家，迁徙他们的人口的同时，大量地掠夺了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缓解了经济发展不足所带来的巨大缺口。史料记载，道武帝到太武帝期间，通过掠夺得到的马匹达200万匹，牛羊杂畜也约200万头。而到了献文帝和孝文帝期间，掠夺的马匹只有10万匹，牛羊和杂畜30万头。这期间对外征战掠夺的战争大量减少，几乎所有的战火都是出于内防叛乱，外防入侵，物资来源严重枯竭，经济发展与需求的矛盾就开始加剧。孝文帝拓跋宏在多次寻访过程中，还了解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足以使大魏王朝的灾荒雪上加霜。那就是辛辛苦苦长期从事田间劳作，为所有皇族贵族和“食族”们耕种粮食的农夫，渐渐地远离了土地，而且这种与土地的分离呈逐年上升状态，让人不得不胆寒。
太和改制与其说是英明之举，倒不如说是危难时期显身手，走投无路之时痛下决心铲除“毒瘤”，使大魏江山再获新生。孝文帝与太皇太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要拿桎梏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陈旧制度开刀，冯氏为此亲自撰写改革的纲领性文献《皇诰》。然而他们明白，许多改革都将面临流血和割肉的疼痛，面临整个皇族、贵族的反对和朝廷权利的重新配置，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眼下最严重最棘手的事，是许多灾民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怎么办？孝文帝下了一道“逃荒令”，号令大魏王朝的贵族和皇族，不得强行滞留奴隶和灾民在原地“等死”，允许灾民外出逃荒，得以自救。
大魏国从道武帝开始，就实行食邑制，这是我国奴隶社会下诞生的一种诸侯对下属封赏例制，给官员封赐土地和奴隶作为世禄，国卿或大夫得到之后，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对所有的人与物享有统治权。这种落后的方法在秦汉以来早已过时，却被鲜卑人的祖先保留下来。原因就是它简单易行，直截了当，特别符合鲜卑人的特性。许多年来，奴隶大都是鲜卑贵族通过战争掠夺来的老百姓，还有就是封地的原驻民。《魏书》记载“大破之，获男女杂畜十数万”“大破之，掳获生口、牛马羊二十余万”，其中“男女”“生口”都指被掳获的老百姓。老百姓在贵族眼里就是他们的财产，怎么可以随意出逃呢？遇到灾荒之年，老百姓或活或死各由天命，绝对不准他们四处逃荒。太和年间推出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在大旱大涝之年，允许灾民向南向东等处逃荒，让老百姓有自救的权力，这与落后而残酷的“生命观”比起来，也算是一大进步。
孝文帝的“逃荒令”，表面上失去了许多贵族、皇族和官员的利益和颜面，让他们一夜之间，几乎变成“光杆司令”。明白太皇太后和皇上苦心的，顾全大局，忍痛“割爱”，放行他的奴隶和百姓四处鸟兽散；然而不明白其中道理的，只算他的小账，眼瞅着他的人远远离去，心如刀割，或者横加阻拦，以不同方式限制逃荒的队伍外出。
孝文帝对此十分清楚，他先后派出几路督察大员落实各处“逃荒令”的落实情况，对几个“死心眼”的抵抗者给予“撤回封地”的重罚，其他进展缓慢的地方则限期改正，或者撤降主要官员职务，收效很大。无法填饱肚子的灾民四处投亲靠友，大量的灾民洪水般涌入灾荒较轻的地带。孝文帝还下令各州郡的官府和权贵们，在饥荒之年开仓放粮，舍粥济民，凡在救灾浪潮中表现突出的，朝廷许诺，将来一律给与奖励和补偿。一时间，大魏朝的灾荒得到颇有成效的缓解，许许多多即将饿死的灾民得到救助和抚慰。
太皇太后问孝文帝：今年的重灾区是哪里？
孝文帝：往年收成很好的冀州和定州，反而旱得颗粒无收，成为重灾区。
于是他们亲率人马，过恒山走定州，长途跋涉，了解赈灾情况。冀州信都张县令把太皇太后一行接到府上作客。张县令是个聪明透顶的官员，他清楚冀州是从古至今的粮食产地，灾荒必然是暂时的，灾民逃荒也不会放弃这样的好地方，总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若是与朝廷抗衡，被抓个典型，就因小失大了。所以在放行灾民的问题上，他是带头的，而且还主动在府衙门口搭起锅灶，煮粥施舍，赢得了赞誉。太皇太后与孝文帝从逃荒的灾民那里了解了一些关于张县令平时欺压百姓，贪得无厌的情况。他们谢绝了张县令在府上摆下的豪宴，明确指出，如此照办朝廷的“逃荒令”是聪明的，否则的话将他平时的贪腐与此次对抗一并治罪。孝文帝根据他在张县令府上所见到的景象，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的财产和他正常能够得到朝廷的赐予，之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然后告诉张县令，老百姓的心里有一本账，朝廷也有一本账，既然是聪明人，就不要办糊涂事，该怎么做？自己掂量着办，等到赈灾之事结束了，再细细了结此事。
太皇太后和孝文帝的队伍走了许久，张县令一家子还跪在路边。张县令的衣袍之下早已湿成一片……
太和十年，孝文帝推出了一个崭新的制度“三长制”。“三长制”规定，在民间每五家为一邻，每五邻为一里，每五里设一党，分别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成为朝廷政权最底层的管理者，大致相当于如今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其目的，就是贯彻朝廷的旨意，配合太和改制各项办法的推行，方便朝廷了解掌握民间最底层的情况，尤其是黎民百姓对朝廷分布在各处的官员的意见。孝文帝抽出了大量的时间，接触基层的三长，掌握了大量新鲜的资料，而以前这些资料是根本无法得到的。他还发现有些三长被恶霸和贵族收买，或者受到他们的迫害，为此孝文帝及时给予秉直处理，维护了“三长制”的正常运行，保护了那些被迫害的老百姓，大量地减少了类似冀州信都县张县令这样的案例的发生。
一次，孝文帝在太后面前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有一位党长上奏，说民间有种羊肉，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名字却怪怪的，它叫费劲羊。”
太后问：“费劲羊，难道说咬不动吗？”
“起初，寡人也这么想的。这位党长说，不是费劲，而是废禁，废除禁田的意思。以前他们没有土地，所有不能种田，也不能养羊养牛，如今他们可以种粮食了，也可以吃到牛羊肉了。哈哈......”
“呵呵呵，那的确是废禁，废禁好啊。”
俸禄制的前奏
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就有给事中张白泽提出“班禄酬廉”的建议。他说，官吏是朝廷的官吏，官吏为朝廷办事，理应得到朝廷的俸禄。朝廷不能按照官吏的品级和贡献给予俸禄和奖赏，那官吏吃什么？官场上的贪腐之风就是这么来的。然而献文帝当时的心思，根本不在治理朝廷的风气之上，他正在变着法地与冯太后斗法。
冯氏太后听说过张白泽关于“班禄酬廉”的事儿，她不想因此事刺激献文帝，而是私下请张白泽入宫，给自己分析了大魏朝的时弊，对他的分析和情怀给予赞赏。十几年过去，孝文帝拓跋宏推行俸禄制，太皇太后冯氏把当年张白泽的建议又拿出来。中书令高闾认为大魏王朝开国以来，就一直没有很好的规范过吏制。吏制不规范，相应的俸禄制也没有，这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汉人的吏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除了有法定的官品和爵位，还有法定的俸禄制、秩石制，在朝廷为官的，可以从朝廷那里拿到相应的酬劳和粮食，来保证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活。这些被历史证明非常得当的方法，我们却不用，而是坚持已经被淘汰已久的食邑制。在大魏朝建国初期，拓跋鲜卑人担负着浴血沙场、连年征战的重任，而且游牧民族强悍率直的个性，也比较适合这种简单而粗放的封赏制。可是如今的情况发生了巨变，首先拓跋鲜卑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由原始部落氏族向奴隶制的转变，又实现了与秦汉一样的封建制，完成了汉人几千年的文明演变，社会形态有了本质的区别，改变吏制顺天理；其次眼下的魏朝，已由过去的以征战和扩张为主，变为以巩固和发展为主，而且食邑制本身不公平，许多只是名义上得到封地的官员，他们对朝廷心怀不满，改变吏制顺人意。高闾所言，得到秘书令李冲和其他内阁成员的一致拥护。
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84年7月23日，颁布“俸禄制”，明确规定因班禄而增收的赋调定额，固定官员和贵族俸禄所需的总额，不再允许官吏加码盘剥，牟取私利；把商人从赋调征收中分割出去，避免官商勾结，营私舞弊。此令之前的贪腐行为可以不再追究，同时大赦天下；此令之后，仍敢于贪腐的，受贿一匹，即行处死。虽然此刑罚比较严厉，但是足可以证明孝文帝对颁布“俸禄制”的决心是不容挑衅的。
能够让孝文帝下此决心，其实是因为一件让他非常痛心的事儿。曾经在几次剿匪之战立功、提升为将军的幽州刺史张赦提，这次被告发横行乡里，贪得无厌，铁证如山。孝文帝十分气恼，当初曾为张赦提称赞的老臣拓跋丕也只是一声长叹。孝文帝忽然感到此事虽然难办，却是一次可以扭转局面的机会。张赦提呀，不是寡人心狠，不念你曾经的功劳，的确是你做事过分，而且偏偏在寡人为推行“俸禄制”要寻找一个突破口的时候，你被人家举报。太皇太后总是在最为关键的时候，替孝文帝分忧。她说，这个张赦提可是为皇上铲除定州大道的的恶匪，立过奇功的，这次他犯下贪腐之罪，皇上认为如何发落呢？
太皇太后冯氏的话，正好把皇上摆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孝文帝拓跋宏非常理解冯氏的意图。他说，张赦提的事情，寡人十分痛心，张赦提为朝廷建立的功勋，寡人岂能忘记。寡人提拔他，是让他为朝廷多做贡献，他却只是在他的封地祸害一方。寡人知道，朝堂之上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寡人，如何面对腐败？寡人回答你们，寡人对待此等胆大妄为之辈，只有一个字，杀！还有他的那个夫人，听说全都是她在背后做的孽，一并杀掉，绝不姑息！
孝文帝接着说，杀了张赦提，解决不了大魏朝的问题，如今的朝廷，上上下下，犯有贪腐之罪的，不是十个八个，寡人靠杀是杀不过来的。因为我知道，官员贪腐，问题在下面，根子却在朝廷，朝廷若是不尽快推行“俸禄制”，来规范吏制，还不知道有多少贵族和官员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这不是寡人要看到的。寡人主意已定，“俸禄制”即日颁布，寡人不知道，还有哪个“李赦提”“王赦提”敢跳出来，与寡人叫板？
张赦提之事，实际上是“俸禄制”的前奏。“俸禄制”颁布之后，进展有快有慢。孝文帝拓跋宏派出亲信，监督执行情况，半年之中，有四十多名顶风作浪者被查，其中最出“风头”的，是皇上的国舅爷李洪之，同样被孝文帝的毒酒赐死。
坞壁之“战”
孝文帝拓跋宏推出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是“均田制”。
均田，是太皇太后冯氏在大魏国治国纲领《皇诰》里明确提出来的硬性措施。然而颁布并且实施“均田”，却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阻力，那就是林立于北方大地上的坞壁。坞壁，形象地说，就是堡垒，是古代以宗族或地主为特点的，既可以居住又能组织生产、抵御外侵的社会形式。坞壁在西汉时期就已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出现在中原和北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均田制”时期，面对的坞壁大致有三种类型：以宗主豪强为首的坞壁，以家族首领为首的坞壁，还有一种是由地域或阶段性流民自然形成的坞壁组织。前两种坞壁，族规或宗法严明，对所属奴隶、农民或者族人具有较强的统治力。而后一种坞壁相对松散，或向豪强坞壁方向发展，或继续维持懒散状态，常常被击垮或吞并。坞壁的存在对于北魏政权的巩固有利亦有弊，弊大于利。利在于，朝廷只要安抚稳定了豪强和家族首领，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叛乱和动荡，而弊则是朝廷在对国民的统治程度和力量远不及坞壁，随便一个坞壁都能自己说了算，究竟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可养殖牛羊的草场，有多少人口、多少家庭，朝廷的无法弄得清楚，全听坞壁的一面之词。因此朝廷的赋调有一半以上，被坞壁截留。孝文帝下令实行“均田制”，对于各种坞壁来讲，无疑比割肉还痛。再说了，“均田制”对于坞壁来讲，还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损失，更意味着统治权被剥夺。所以一场朝廷与坞壁的战争在所难免。
秘书令李冲，给孝文帝拓跋宏献言。他说坞壁在北方和内地已经遍地开花，他们有纲领、有法度、有土地、有刀枪、有士兵，几乎是一个小朝廷。李冲对一个叫作“夏寨”的坞壁进行了暗访，他们有四百户以上，人口两千五百以上，可是他们给朝廷只报了一百多户，四百多人口。朝廷多半租调被其首领侵吞，坞壁的族人和百姓依然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
孝文帝拓跋宏、太皇太后冯氏听了李冲的报告和分析，十分冷静，问计于文武百官。百官站在各自的角度上，对李冲的说法展开议论，但多不苟同，认为文治改革虽是好事，但也要一件一件慢慢来。多数鲜卑族官员认为，汉人的做法不能照搬，拓跋鲜卑人的利益必须维护。有个别敢于直言者，以改革大局为重提出几种建议：一是建议皇上无须犹豫，动用官兵，实施镇压，一举灭掉坞壁的势力。二是认为不必大动干戈，以免燃起战火，可以调虎离山，让皇上下令，请那些坞壁主住到京城里来议事，趁他们离开坞壁，解除坞壁的武装。三是提出逐渐渗透的办法，朝廷派官员进驻坞壁，参与他们的管理，逐渐摸清底子，逐渐纠正云云。然而孝文帝拓跋宏却请上一个人来。他说坞壁之“灾”，必须铲除，大家的办法各有千秋，寡人今天给大家请来一位高人，他就是相州刺史李安世，让李安世说说他在相州是如何与那些坞壁周旋的。李安世从百官中走上前来，他向皇上和太皇太后跪拜之后，一五一十地谈起相州这几年发生的事。
李安世，出生在赵郡一个贵族家庭，从小接受正规的孔儒教育，为人正直，谦虚好学，十一岁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到“皇宗学”学习，后被孝文帝任为相州刺史。他说相州地界上有上百个坞壁，坞壁拥有的土地占去一多半。在相州，刺史的权势远不及坞壁，坞壁一感冒，全相州都得咳嗽。几年来李安世最坚持不懈的一件事，就是在各地私访，他乔装成难民或者技工，在相州各处了解坞壁内部的情况。得知坞壁实际上就是藏污纳垢之所，坞壁主可以随意欺男霸女、私设监牢、巧取豪夺，无恶不作。至于百姓的利益和朝廷的租调，他们是随心所欲，肆意占有，无人能够阻拦。李安世想出一个办法，他组织了一个专门的队伍，核查每一个坞壁内的户籍，凡遇隐瞒不报或偷逃赋调的，一律没收土地，分给百姓，顽抗者，严惩不贷。号令发出，第一个被核查的坞壁，便是一道异常棘手的难题。坞壁主名唤李波，他们兄妹二人凶悍异常，相州地界的百姓视他俩如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李安世专门为自己办生日宴，请李波兄妹出席。一向横行乡里的李波，并未把刺史李安世看在眼里。他应约前往，只是要在世人面前显摆自己在相州第一霸的地位，就连刺史大人也得把他邀为座上宾。结果就是这次，他兄妹俩被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结果了性命。刺史派官兵随即前往坞壁，剿灭了残兵、拆除了堡墙，没收了财产，把土地分到了每个原住户和坞壁外的农民。李波兄妹的坞壁被灭，震动了相州，李安世威名大振。借此机会，相州大力推进户籍核查，许多坞壁不敢抵抗，只有一个坞壁主以汝阴王拓跋天赐岳父自居的张泰，李安世故意留在最后来对付。李安世思忖再三之后，他决定亲自率领官员和士兵去捅这个“马蜂窝”。张泰要比李波有心机，在李安世动手之前，就秘密转移了大量的原住户。李安世早已想到他会这么做，就预先暗访取得了人证物证，以对抗之罪、占有朝廷赋调之罪、乱杀无辜欺压百姓之罪等等之名，将其抓捕收监。李安世说到这里，再次跪倒在皇上面前，他说估计张泰和不少坞壁联名状告微臣的状子早已送到了皇上手中，微臣几年来的确侵害了不少皇族和皇亲的利益，如何给微臣定罪，微臣没有半点怨言，请皇上做主。
孝文帝拓跋宏与太皇太后交流了一下眼神，亲自把李安世扶起来，满脸堆笑地说，李爱卿，寡人的手中的确有不少状子是告你的，正是因为有这些状子，寡人才吩咐秘书令李冲去调查，如果没有张泰他们告你，没有李冲的调查，寡人怎么能知道，大魏王朝里有个相州刺史在默默地替寡人做先行官，而且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均田”路子。李爱卿，对于你这样的能臣、贤臣，寡人如何会降罪于你，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回相州，寡人要你与秘书令李大人，一起为寡人分忧，立刻起草“均田制”在大魏王朝的推行办法，寡人要正式向坞壁宣战，坞壁不除，何谈均田？没有均田，何谈大魏的昌兴？何谈臣民的安福？
公元485年11月，孝文帝拓跋宏号令天下，颁布“均田令”。为了防止豪门贵族和地方恶霸因“均田”所产生的的敌对情绪转化为叛乱，朝廷以东阳王拓跋丕为首，组成一支应急武装，加强训练，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孝文帝拓跋宏专门抽调刚直不阿的官员，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监察力量，分赴各地，督察户籍核查、“均田”的实施，查办处理班俸禄和均田以来的各类案件。
孝文帝拓跋宏推行“俸禄制”和“均田制”，有利于发展生产、改良民生和社会稳定，却实实在在动摇了拓跋鲜卑皇族、皇亲的许多利益，或明或暗抵抗者、犯上作乱者时有出现，巡视官查办的案状雪片一样飞来。对待那些可恶的反贼、贪官、恶霸，孝文帝当断则断，或杀或流放，太皇太后十分赞赏。但是有些人物的案子，却着实让孝文帝左右为难，不能决断。太皇太后冯氏在一边言道，皇上已经扛起了改革的大旗，这是大局，其他的都是小局，大与小，杀与不杀，相信皇上自有分寸。
梁州刺史、临怀王拓跋提，朔州刺史、章武王拓跋彬，他们两位都是皇上的叔祖，死罪被免，一位被削去爵位、官职，发配边疆充军，另一位亦被削去爵位和所有官职。接着两位宗室亲王，文成帝的亲弟汝阴王拓跋天赐、南安王拓跋桢，也犯下死罪，以老臣拓跋丕为首的皇族跪倒一大片，为他俩求情，孝文帝亲情难割，最后赦免死罪，削去爵位和官职，没收财产，贬为庶民。
那年，大魏疆土之上，到处传说着孝文帝拓跋宏为了改制，再难的题目也能成章，再硬的钉子也要拔掉，就此“均田令”如浩荡东风，坞壁之“灾”不战而灭。
（原载《平城》2025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