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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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永久的目标，不得不赋予
一个永恒的记忆
——黑格尔
平城魏碑，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按照时间的走向，其使命到洛阳便已经完成了。但这个完成，仅仅是这种书体在另一时空的样貌呈现，而非精神意义的终结。书体是形式，是外延；精神是灵魂，是内涵。形式可以延展、弥漫；精神却是细胞，是血液。追溯魏碑，必然要回归它造血的母体——平城——现今的大同。
回归，首要前提是能看得到，这就是本文所要强调的视觉意义。看不到，回归也就无从谈起。看得到，视觉便与城市产生融合，成为城市可触觉的部分，并赋予城市“何以存在”的文化理由。由此，城市的未来也就有了“应许”一般的精神托付。毫无疑问，一千五百年前，魏碑就已经是这座城市的符号，其辨识度俨然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特农神庙、法国的凯旋门、意大利的歌剧院那般光鲜夺目，只要一提到前一个词汇马上就会跟进后一个词汇，语义之双关诚如瓷器和China的连带关系一样密不可分。
城市。
文字。
文明的两大孵化器。
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城市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化管理呈现出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系统，而文字，就是这个网络系统输出的信息内容。输出怎样的信息，信息又以何面目出现，无形中，掌管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者便对大众的行为乃至审美有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当然，魏碑只是一个文字样貌，与形成文明之要素的“文字”含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文字书写的样貌形成，绝对是当时社会形态下集体意识的自觉反映。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养成，无不受到它潜移默化的规定。
与甲骨文、金文、篆书、石鼓文等其他书体记载祭祀占卜、纪念歌颂、历史文献、经典著作以及铭文、田猎、捕鱼、出征等事项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适应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佛、道之学勃然兴盛。而佛、道的宣传方法又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是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于是，凿石以作碑碣，依岩壁摩崖刻字以立铭志，一时引领文化风气。放眼望去，漫山遍谷，以不下万千之浩丽之数，蔚成书法大观。这种以石头为载体的时空对话，确切了历史之于这片土地的语义交互关系，并且由于这种交互关系的存在，生命哲学得以贯穿于现实生活中，文字有了对“个体生命”的记录与追述。所以，石头是大同文化的载体，是大同文化的象征——魏碑，云冈石窟，它们以其浩大和坚硬的形象昭示了一座城市的永垂不朽。
如果说，“石头”意象于当初而言，仅仅是有限的、封闭的直观表露，那么，一千五百年，这种交互已然弥漫为无限的、开放的文化传布。它的持续，如同一个永不停歇、源源不断的时间溪流，跨越地理规定，定格于永恒的宇空。
但就今天而言，“石头”和大同是否到了彼此互译的程度，我想还不是，这正是我要强调它的未来的基本意思。每每想到此，我就特别怨恨崔浩，写个国史，多写一句少写一句能咋的，你偏偏揭人家拓跋氏祖先的老底，导致“国史之狱”的惨剧发生，被族诛不说，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的巨大碑林也被夷为平地，连丁点儿都没留。不然的话，今天申请个人类文化遗产，还不是一桩区区小事？
大同文化古老而充盈，因着地理属性和人文智慧的凝聚，显者倍显，黯者也倍黯。已然上升到符号意义的有北岳恒山、云冈石窟等，成为大同文化永久的组成部分。相对于这些显性存在，更多的还处于文化身份并不明确的混沌状态之中，比如长城，比如魏碑，如果不从人文地理和冲突交往中加以明证，大同长城就只能是“长城”的一段，平城魏碑就只能是“书体”的一种。可无法回避的逻辑是，大同苍茫雄浑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冲突交汇的前沿阵地，才是产生长城、魏碑这些文化符号的底色背景。因此，以石头艺术立都，离开这片沙石岩层的衬托，离开这个历史语境，大同城市文化的格调立马变得索然无味。
是的，魏碑诞生于大同这件事，还远未成为这片土地的历史叙述。
从平城到洛阳，魏碑的形态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前朴拙厚重的风格相比，洛阳魏碑显然多了些秀气，就如同洛阳石窟的佛像一样，已然脱离了云冈石窟的粗犷，而呈现出一种世俗的姿媚。一门艺术，一旦融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使之“好看”就成为既定的评价标准。所以，时至今日，一谈魏碑，言必洛阳。因为洛阳有《龙门十二品》。平城，有什么？再者，已然脱胎换骨的洛阳魏碑还是不是平城魏碑，始终是要被追问的。由此，我想到了那个古老的话题：特修斯之船！作为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它描述了一艘在海上航行了几百年的船，因为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以至于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个样貌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来了：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抑或是另外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不再是原来的船了？
这个问题触及到了对身份、持续性和变化的考量和思索。
那就让我们看看魏碑是如何被定义和产生的？
魏碑是兴起于南北朝时期的一种书体，上承汉隶遗韵，下启唐楷新风，在北魏时臻于成熟，故被后人列为与晋楷、唐楷齐名的三大楷书，其中的“碑”就是指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的四种石刻文字。一千五百年前，当北魏王朝的铁骑踏破平城的晨曦，这种刚健雄浑的文字，便如历史的铆钉，深深嵌入这片土地。它最初在石碑上镌刻帝王的丰功伟绩，然后在时光流转中悄然转身。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的体势健伟，文成帝《南巡碑》的笔力苍劲，云冈石窟《太和七年造像题记》《比丘尼造像题记》《孙恪墓铭》《王亿变墓碑》《元淑墓志》的隽永卓秀，特别是《司马金龙墓表》上宴饮欢歌的夫妇，《晖福寺碑》中虔诚的供养人姓名，让冰冷的岩石成为鲜活的北魏社会切片，在刀锋下流淌出普通生命的温度。
这种文字的诞生，其一亮相便是一场革命。文人墨客的笔尖游走于绢帛纸张，留下的是流转的墨韵；而魏碑的生命，则由工匠的铁斧钢凿在巨石上撞击而出。从柔毫到硬刃的跨越，催生了斩钉截铁的方笔、棱角峥嵘的转折。清代金石学巨擘阮元疾呼“北碑南帖”，康有为更赞魏碑“十美”，使这些沉寂千年的刻痕重获艺术新生，碑学自此与帖学并峙，成为书法长河中的砥柱。
魏碑的载体选择，其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豪赌。易朽的绢纸如何敌得过风霜？于是坚石成为文字的堡垒。当唐代的帛书在幽暗墓穴中化为尘泥，大同出土的魏碑却依旧字口如新，以石之永恒对抗岁月之蚀。这种金石不朽的信念，在清代学者椎拓碑文、摩挲古刻的痴迷中获得了历史的回响。
随着北魏王朝的南迁，魏碑书风亦如种子随风播撒。从平城到洛阳，刻痕一路向南。平城浑朴厚重的《皇帝南巡之颂》，行至洛阳，便在《元桢墓志》中蜕变为秀挺精劲的新貌。一条由碑刻连缀的文化之路，在刀凿斧刻间清晰延伸，无声见证着王朝气韵的流转。
这个道理就如同一支足球队，不断有人加入又不断有人退出，可它还是叫着原来的名字。这也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许多变化一样，细胞的更新、记忆的积累、经验的获得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但“我”依然是变化中不变的核心。“魏碑”的命名，从一开始到如今，始终没有改变它的姓氏。
艺术如果离开人性活动就不会有自己的对象，时至今日，一代一代的传承人仍在自觉理性地感佩着中华祖先的超然发现能力，面对流传下来的碑文研习不止，临摹不止，努力做着与时空的对话和心灵的沟通。一方面赋予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断加以改造修正，倾心推奉为一种具有审美惯性的独特造型艺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数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平城大同，魏碑故里”，很好地诠释了魏碑和大同联袂一体的母子关系，也让魏碑在传承和发展的意义上，更加充实而丰盈。是大同文化基因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连亲子鉴定都予以否认，那么大同的文化身份就一定成问题。
一切皆流，无一静止。
地球形成，不会自行规定其地理，大同的命名是人生存的命名，并且每一次的命名都伴随文化心理的改变，从而塑造这片土地独有的个性。魏碑姓“魏”，不仅是书体的一种属性，更是一种在文化的投射面上所呈现的生命印记。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呈现，这种呈现就是一个城市人与人的精神共鸣。魏碑这个文化符号，生于大同，长于大同，所以，历经一千五百年后的回归，就更具久别重逢的情感意味。
城市的灵魂因精神而提振，魏碑是其推动者，记录者，承载者。它如同一粒胶囊，储存了一座城市的全部信息。一千五百年来，这粒胶囊究竟发挥过多大作用，无法量化统计。但能感知。深入这个胶囊，内观生存的本身，解读城市过去的整个缩影以及未来的整个蓝图，是当下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眼下，有两条路径是必须要明确的，一是促进城市历史和现代生活的交融，联通文化接口，此谓收拾精神；二是应用，城市的艺术品位升级，找到全新的视觉表达，此谓道德自觉。这不是认识高度，而是城市伦理给予人的自然启示。
城市的伦理，就是让城市生出文化。
重拾魏碑，就是对历史遗产的重新审视。
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审美；没有审美，就不可能产生价值判断；没有价值判断，就不可能赋予文化以附加值；没有文化附加值，就不可能获得文化身份认同；没有文化身份认同，就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尊重，更妄言历史的垂青。
因为历史记录不是对实际历史过程的复制，而是对它的回溯和重温。因此，文献和文物不只是单纯的物理性的东西，还必须作为思想符号来解读，而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一旦这项工作完成，我们的后人在面对这些符号时便能产生理性和情感的自觉共鸣。认同就是传承。历史事实属于过去，一去不复返，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记住”，把它凝固为精神的建筑，让后人“铭记”。
重拾魏碑，其使命就是传承基因，为城市再造输血功能。
问题是，重拾魏碑，回溯的路实在太远，也太长，如果总是在时空中寻找，便不是当下所要追问的意义。人们要追问的是，它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作为艺术，它有多少成分和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联，和这片土地的人群有着密切的接触，和当下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交融？不能给出答案，北魏就只能是历史的魏碑，文物的魏碑，书法册里一种书体的魏碑——一种抽象了所有时空信息的纯粹书写形式。
因此，作为艺术，绝不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述的故事，而是人类共同探索走出的一条真理途径，它潜移默化地孕育出一种精神从而给人以指引。今日之大同，应当将这份深埋的文化基因，锻造成城市的灵魂徽记。建造魏碑博物馆是必须的，也是紧迫的。当一个个历史符号，通过透光的墙体在太阳下呼吸时；当街头的公交站台基座，嵌以魏碑残片纹饰，让市民在候车间隙触摸文明的肌理时；当游客漫步美食之都，欣赏品味印有北魏传统图案、写着“平城大同•魏碑故里”八个字的黑釉餐具时；当城市的大街小巷处处有平城魏碑书法，让人体味感受它浓郁的气息时，就如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小镇，随处可见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品一样，都可触动大同文化的历史唤醒。
更深远的是数字世界的重生，开源平城魏碑字库，撷取千年的笔意，在全息的场景中，将古老的碑文解构重组，把坚硬的纪念物，蜕变为流动的视觉基因，在虚拟空间中注入城市以新的血液，幻化出未来城市的图景。
从帝王丰碑到生命印痕，从石匠锤凿到数字解构，从平城发端至洛阳流变再回归故里——魏碑的旅程，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文明进化史。当大同选择让魏碑成为跳动的心脏而非尘封的标本，便完成了一场壮丽的时空对话：以石为纸，以城为砚，以未来为墨，续写那未曾中断的刻痕。这沉睡千年的笔锋，终将在现代城市的肌理中，刻下属于新时代的永恒宣言——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生长。
（首发于《平城》2025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