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内刊会员
北朝史学者李凭先生依据北魏王朝先后建都平城和洛阳，把北魏明显地划分为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平城时代自天兴元年（398）起至太和十八年（494）止，为期近一个世纪。洛阳时代自太和十八年起至永熙三年（534）止，为时仅仅四十年。本文据此分期，把北魏平城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文选出几家几篇，进行专门研究探讨。
北魏平城时代以政治上的强盛，军事上的强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魏平城时代，作为一代京华，半个中国的首都，人文荟萃，其皇家工程云冈石窟文明后世。那么北魏平城时代的文章是个是个什么状况，有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北史·文苑传》曾有这样的话：
既而中原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促，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灿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这段文字是针对整个北朝来说，自然适合平城时代。这就是说，由于战乱的原因，北魏平城时代的文章，其中可观者，在于“章奏符檄”而不在“体物缘情”之作。有魏一代，比较尚文，值得称道。
北魏文章以古文为正宗。北魏史籍、文集、地理、农科等书，都是古文散体，文章内容与文笔相得益彰。北魏平城时代的文章特色就是：文字质朴，词义贞刚，贵乎实用，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尤其是一批杰出的政治家的政治之文，本身就是高瞻远瞩的政治策略、军事谋略、治国方略，一系列灿然可观的章奏符檄，从文化的角度，为我们诠解了北魏王朝政治强盛，军事强大的核心密码。
一
北魏平城时代的文人主要指崔浩、高允等人。他们是汉族士人，北魏王朝的重臣，用智慧帮助鲜卑族后来居上，力克群雄，摧毁了盘踞在黄河流域的封建割据国，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他们同时也是北魏平城时代文章的先驱和代表。后期太和年间，则以高闾、李冲、孝文帝、韩显宗、李彪为代表。
拓跋魏起自朔漠，统一北方，用汉儒，重经学，文风简朴条理，公私文章明白通晓。早期的公文，几乎都是朴拙的散文。到太武帝时，出现崔浩、髙允、游雅等文人，他们的文章也多属散体。北魏散文直接延续到初唐，流风余韵，长期未绝，开古文运动的先河。
例举两个公诰文诏，具体可见北魏文风：
拓跋嗣永兴三年二月《简出宫人诏》云：
衣食足，知荣辱，夫人饥寒切己，惟恐朝夕不济，所急者温饱而已，何暇及於仁义之事乎？王教之多违，盖由于此也。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矣。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馀悉出，以配鳏民。”（《魏书·明元纪》）
这篇百字不足的短文，陈为政之道，从理论到具体做法，明白晓畅。
再看，李冲在太和十年《上书言宜立三长》，文字简洁允当。文云：
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疆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馀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魏书·食货志》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云云，书奏。高祖从之。）
立三长，定户调，如此复杂大事，书中语言准确简明，把编制、标准、条件、政策界限、例外、防止漏洞，都一板一眼，交代明确。
北魏平城时代的文章，可以说是政治之文。《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序》中列举的“当时之士”当中、崔宏、崔浩、高允、高闾等，论本色，都是政治家身份。所以他们的文章，或者是为朝廷起草的军檄诏令，或者是具有政治实用意义的铭颂箴戒。基于这样的题材，文笔就必须典正，行文就必须显豁明晰。故这一时期文章的特色，就是用典较少，风格较为典质，这也是北魏平城时代文章最显著的特色。
崔浩（380—450年），字伯深，清河东武城人。史书载，他少好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研精理义，时人莫及。因他多谋善断，理析群儒，颇得魏太武帝的赏识，凡军国大事，皆先谘浩而后行。因为他常以张良自誉，又智虑过人，矜才负能，功高盖主，真君十一年（450年），因书国书备而不典，惨遭太武帝杀害。他是北魏平城时代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学家、书法家，历仕三朝的朝中重臣。崔浩现留下章奏表论六篇。
请看，《议军事表》云：
昔汉武帝患匈奴疆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敝，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疆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魏书·崔浩传》）
《议军事表》是崔浩在太武帝克凉州后给太武帝的奏表，这是为太武帝筹划的安边之策，文字古朴，说理清晰、表现了北魏早期文章的特点。
再看：《论诸葛武侯》：
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险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修之传》）
《论诸葛武候》评诸葛亮功过得失。文章不长，却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文字古朴简洁。作者认为，欲霸中原，必须占据中原，否则，“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是不可能成功的。
高允(389-487年)，字伯恭，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人。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学。十多岁就担笈负书，千里就师。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传。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为业。四十岁时，才应征入仕，为中书博士，迁著作郎，与崔浩同撰国史，历任太常卿、秘书监、官至中书令，进爵梁城侯，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进爵咸阳公；加光禄大夫，历五帝，居显职达五十余年。高允是与国书案有牵连，而又唯一幸免于难的朝廷重臣。
他的文章对了解研究北魏平城时代的文章特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范。《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评论他说：“集中文字，如《上书东宫》《谏起居室疏》《矫颓俗五异》及《乐平王筮论》皆耿介有声。” 所谓“耿介有声”盖指敢于就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直陈己见，刚直不谀。北魏尚质，不求文采华美，高允文章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如《谏起居室疏》：
臣闻太祖道武皇帝即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
文辞和南朝不相同。像两汉疏奏，然语言气息，又自成一体。
高允在帮鲜卑族汉化过程中，颇有贡献。在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对鲜卑族进行说服和转化工作，推进民族大融合。高允的《承诏议兴学校表》就是一篇向鲜卑族传播汉文化的文章。
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烈，万国咸宁，百揆时叙。申祖宗之遗志，兴周礼之绝业，爰发德音，维新文教。熺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魏书·高允传》）
史书载，“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这里，作者以“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时，郁郁之音，流闻於四海”为立论之本，由古及今，层层道来，说明办学校敦教化的意义，令人信服。北魏文章以实用为旨，由此可见。
《酒训》是他晚年的作品，这是高允为文明皇太后和孝文帝上的一篇训诫文章。语言中肯，古朴纯正。从内容上看，与刘伶的《酒德颂》正好针锋相对，是一个政治家从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对酒所作的讨伐。
历观往代成败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数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陈诰，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毙，穆生不饮而身光。或长世而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为状，变惑性情，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夭年乱志，夭乱之损，不亦夥乎！无以酒荒而陷其身，无以酒狂而丧其伦。迷邦失道，流浪漂津。
高允文章留传下来的不多，然观其篇什，无不有感而发。
二
高闾（？-502年），字闫士，渔阳雍奴（今天津市武清县）人。本名驴，司徒崔浩重其才，更名为闾。闾本车奴子，即转运粮物的奴隶，因转运用车，故称车奴。运粮进京，谒见崔浩，遂留京师。初为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文明太后临朝，引与高允参决大政。孝文继位，上《至德颂》。宣武帝继位，授光禄大夫，告老还乡，卒于家。《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谓“闾好为文章，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有余篇，集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后称二高，为当时所服。”可见高允和高闾的文章，可以作为平城时期的代表。
高闾的文章今存有《五德议》《至德颂并表》等十数篇，其风格与高允大致相近，但是骈俪气息有加强的趋势。高闾《议断禄表》奏章：
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明君不能独理，必须臣以作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庶民均其赋，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业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斯则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自尧、舜以来，逮于三季，虽优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久长之道。
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稽考旧章，准百王不易之胜法，述前圣利世之高轨，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利润之厚，同于天地。以斯观之，如何可改？
又洪波奔激，则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则禁网须严。且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丰财之士，未必悉贤。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议，不亦谬乎？”（《魏书·高闾传》。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闾表，诏从闾议。）
《议断禄表》是一篇驳议文章，不直接从批驳对方的论点入手，而是从俸禄的历史演变说起，最后结论到俸禄必行。力重千钧，情趣盎然，令人回味无穷。推行俸禄制，是太和改制的重大决策。朝廷中展开了一场班俸和断俸的大讨论，以司徒淮南王拓跋他为首的鲜卑拓跋贵族，坚决反对俸禄制，要求恢复班赐制。高闾的《议断禄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先议班俸禄的重要意义，次说不班俸禄，“良非久称之道”。再说孝文帝“班宣俸禄”是使“上下无怨”的好办法，最后讲班俸禄是奖清禁暴、利国利民的治国长策，决不能废止，从而捍卫了俸禄制的改革。
三
北魏太和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十分重要。要巩固马背上打下的天下，不实行文治不行。孝文帝是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接受高允等人的建议，广开言路，勇于纳谏。大开言禁，对北魏文章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大的推动。
太和八年八月孝文帝的《 令官民各上便宜诏》：
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致治；王务至繁，非博采无以兴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虚己以求过，明恕以思咎。是以谏鼓置于尧世，谤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达，庶类咸熙。朕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每布遐风，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听人各尽规，以补其阙。中旨虽宣，允称者少。故变时法，远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书。宽猛未允，人或异议，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谏者无因自达，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土，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将亲览，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魏书·孝文纪》上）
北朝文章本来以质朴见称，孝文帝在这里重申要保持“辞无烦华，理从简实”的文风，这在南朝文风日益向虚无缥缈的形式主义发展的时候，再次提出文章要尚实的主张，无疑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孝文帝的文章，保留了鲜卑族开朗、豪放、直爽、大度、清新、质朴的风格，又吸收了汉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他推崇三皇五帝，仿效秦皇汉武，并期望做出超越秦皇汉武的伟大事业。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积极推行鲜卑族内部的改革，促进鲜卑族和北方各少数民族汉化过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孝文帝是位感情丰富的政治家。他的诏书命令，尽管都是政论类，但字里行间充满激情。
张白泽，字锺葵，张衮玄孙。文成帝初，除中散，迁殿中曹给事中。太和初，转散骑常侍，迁殿中尚书。卒赠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广平公，谥曰简。《谏文明太后》：
臣闻上天爱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杀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为。且《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轘裂诛尽，合城无辜，柰何极辟。不诬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滥及，杀忠与仁，斯乃西伯所以叹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轮於河上。伏惟圣德昭明殷鉴，水镜前礼，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则溥天知幸矣。昔厉防民口，卒灭宗姬，文听舆颂，终摧强楚。愿不以人废言，留神省察。（《魏书·张衮附传》。太和初，怀州民伊祁苟初谋反，将杀刺史。文明太后欲尽诛一城之民，泽谏，太后从之。）
韩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是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提出的“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的建议，颇受孝文帝赏识。韩显宗的文章，以清新豪迈著称，一生著作甚丰，而流传下来的不多，《上言时务表》，是表现了太和精神的代表作。
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钩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於皂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议者或云：“今世无奇才，不若取士於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苟有其才，虽屠钩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於皂隶”。这个观点，是对魏晋以来“以贵承贵，以贱承贱”门阀观念的彻底否定。这种以才取人的观点，是太和精神的体现。“议者或云：‘今世无奇才，不若取士於门’，此亦失矣。岂可世无周邵，便废宰相不置哉！”文字是何等尖锐泼辣、痛快淋漓啊！
李彪，字道固，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文章以宏伟博大著称，《表上封事条》可以说是一部建国纲领，为孝文帝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深得孝文帝赏识。李彪的最大功绩，是确定了《魏书》的体例。原先，崔浩、高允所撰《魏书》为春秋体，李彪认为，春秋体记事不详，遂改春秋体为史传体。孝文帝死，李彪以白衣领旨修国史，未成而卒。后魏收撰《魏书》，均以李彪国书为蓝本，《魏书》成，魏收焚烧李彪所撰《魏书》，使后人不得见其风采！
北魏平城时代的实用文章，成就很高，原因在于创造的主体门第士族文人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儒学具有鲜明的注重社会现实和政治的特点，这种注重现实的学风，在功利目的的渗透下，自然会转化为实用精神。这是北魏乃至北朝士族文人实用精神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一实用精神的支配下，士族文人多把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实用性的写作中去。“辞无烦华，理从简实”的平城时代文章，以其大气磅礴之势，显示出与南方文章迥然不同的特色和风貌。北魏重经学尊儒，以儒业求治，文风辞理简明，重在实用，不似南朝集騈偶之大成。
从北魏立国到崔浩灭门之祸，到孝文迁都。平城时代的文章带着血和火走进中国历史序列。拓跋鲜卑起初尚武轻文，出于政治需要，拉拢汉族士人，为他们考订律历，起草章奏符檄，为其开疆扩土，征战侵伐，制造舆论。鲜卑人长期重经术，尊儒道，文士辈出，而所用文体，自以五经散体为重。简明通晓，散文居主。儒学经世致用，为文修辞立诚，不尚典丽。为此形成独特的写作之风，公文通行散体，务切实用；军国大事，辞尚简要，义理分明。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高扬了文章的功用和价值。该观点的提出是曹丕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是出于维护和巩固其政治地位的需要，同时也是他处于动乱时代，为了消解生命忧患意识而做出的积极探索。他认为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观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家之文，信哉，斯夫！平城之幸，一系列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形成的智囊团，共同缔造了北魏王朝的辉煌。
（原载于《平城》202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