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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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原名“平城”“云州”，《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同光三年（后唐年号，925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又“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由此，固定在代北的这一地名“大同”沿用至今。
打开地图，大自然的神斧在雁门关以北、阴山以南、黄河以东、燕山太行山以西，凿出一大片开阔的盆地，大同，就位于盆地的中心。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枢纽地带的大同，扼晋、冀、内蒙古之咽喉孔道，素有“北方锁钥”之称。而400毫米的等降水量线，又让这里成了农耕业与游牧业的分界线，自古胡汉杂糅，于是这里又成了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前沿。
桑干河，古人类迁徙大通道，红山文化南下，仰韶文化北上，龙山文化东来，处于“Y字型”地带中心节点的大同地区，“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苏秉琦语）。”从原始农业到定居聚落，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到“城”的大量兴建，再到北方部族的南下，桑干河流域最后实现农牧混杂的早期生计形态，这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雏形，为之后中国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划定出核心地理范围。
殷商时期，北方生活着鬼方、土方等部落方国，其中一些活跃在今天大同、朔州一带，他们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春秋战国之时，北狄之林胡、楼烦迁徙驻牧于此，并将其范围从春秋时晋国的北边，逐渐扩展到燕国与赵国的北边。从赵襄子灭代开始，赵国开始向西、向北开疆辟土。与此同时，因“以临胡貉”，故大同区域成与“胡”展开面对面对峙的前沿。到武灵王（约前340—前295年）即位，推行“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并修筑了“赵长城”以备匈奴南下。大同区域西属雁门、东属代郡，平城（大同旧称）也由此而生。同时，中原农耕文化也随之而来。特别是李牧居代郡、雁门郡守边期间，数以十万计的赵国守边将士东来平城，大破匈奴十余万骑，西来东去绘就出有史以来大同区域第一次民族迁徙盛景。
秦统一后，一直处于北方的匈奴成为秦的强敌，为此秦始皇北筑长城，迁中原戍卒至此屯田，但这并不能阻挡匈奴南下的脚步。迨至汉初，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北击匈奴，被冒顿骑兵四十万围于平城白登，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用陈平秘计侥幸逃脱。汉军北上、匈奴南下，七十万人聚首平城，汉匈南来北往绘制一幅民族在迁徙中交流、交往、交融的壮丽画卷，平城也由此在历史上“闻名于世”。其后汉高祖接受娄敬的“和亲”建议，于高帝九年（前198年），将宗室女翁主嫁与匈奴单于，并派娄敬前往匈奴结约，拉开了汉匈之间“和亲”的序幕。使汉匈之间较长时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为汉朝赢得了开国初期具有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和平环境，为汉政权休养生息、厚储国力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打下了基础。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赠别前蔚州契使君》的诗中写道:“蕃儿襁负来青冢，狄女壶浆出白登”。词句间生动地反映了大同、白登与昭君之间的联系，生动地反映了白登之战和昭君出塞的深远影响。传说王昭君出塞远嫁，路经大同曾在东胜店住过几天。她每日都怀抱琵琶弹奏抒怀，解忧自慰。大同的东胜店也因此而改名为琵琶老店。
纵观西汉一朝，匈奴南下掳掠人口与财物的“边患”从未停歇，据《史记》《汉书》以及相关纪传统计，西汉一朝被掳往漠南的汉人接近10万人（葛建雄：《西汉人口地理》载），来自以大同核心的晋北地区人口定占其中可观的比例。
东汉初，南匈奴内附后，最初被安置于五原郡西部塞（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后因北匈奴威胁，将其部众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并以兵屯逐步扩展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等八郡。这次迁徙定居涉及南匈奴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大同所在的雁门郡成为南匈奴与汉人杂居的前沿，南匈奴牧民与汉人戍卒、屯田民交错分布，后逐渐融入中原社会和文化之中。
魏晋以降，天下纷争，战乱四起，人口迁徙频繁多向，有北方黄河流域的汉族向长江流域甚至更远地区南迁的，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内徙和西迁的，有中原汉族西迁河西走廊的，有西部人口东来的。西晋时期，从大兴安岭一路南下的拓跋鲜卑占据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公元396年，代王拓跋珪即帝位，改元皇始。二年后，改元天兴，定国号为魏，宣告了北魏国家的正式诞生。这年七月，迁都于平城。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的地理优势，正合北魏控北驭南的战略需求，北魏也正是凭借着大同这一地理优势，北伐、西征、东讨、南下，而统一华北与蒙古大草原的。由于胡汉融合为北魏之后中华民族发展之中心，故这一控北御南、统驭南北的建都战略成为其后历代王朝奉行之圭臬。同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由此拉开帷幕。自拓跋猗卢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近百年间，北魏共进行了18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涉及人口超过百万，这一规模在中国古代史中极为罕见。其中，仅拓跋珪建都平城后就有15次规模较大、涉及民族较多的行政性移民，充实京师平城。诸如，天兴元年（398年），迁山东六州吏民及高丽、鲜卑等杂夷36万、百工伎巧10万至平城；第二年（399年），又强制迁徙高车部族7万余口；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后迁宗族及吏民3万户至京师；皇兴三年（469年），平青齐迁青齐民于平城京畿，并设平齐郡予以安置，等等。移民群体包括汉族、鲜卑、匈奴、高车、高丽、柔然等十余个民族，在平城京畿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
迁都平城之后，道武帝依《周礼》，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确立了“二社一稷”及“右社稷、左宗庙”的模式。
北魏初都平城便建太学，并于其内祀孔子。太和十三年（489年）又在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历史上建于都城的第一座孔庙。
以西为尊的方位观是鲜卑族游牧文化的重要内容，故在平城西郊置郊天坛，行祭天之礼。从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亲祀于西郊，至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下诏罢西郊祭天，郊天坛伴随北魏平城时期始终。孝文帝尊崇汉制是从平城的建设规划和改造中入手的。太和十二年（488），筑圆丘于平城南郊，随后于平城“巽”位规建明堂。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由少数民族政权建造的明堂，也是南北朝时期唯一修建的明堂。
在礼乐制度崩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平城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最大限度的为后世保存了合乎礼仪规范的都城礼制建。
北魏都平城时期，人口迁徙规模之大、来源之广、政策之系统史无前例，多民族杂居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融，通婚与共同生活，为后续孝文帝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基础，从而加速了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融入中华大家庭的进程。
与此同时，多次大规模的内迁直接造成了代都人口的膨胀，当自然灾害侵袭之时，面对庞大的京畿人口所带来的沉重压力，饥馑迫使朝廷允许大批平民外出就食。如太和十一年（487年），代都平城半数以上的平民外出就食，且无重回平城的记述，由此形成事实上的迁徙，而且规模庞大，南迁的帷幕或许就从这时拉开。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数十万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部族由平城南下河洛，义无反顾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并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融合的典型范本。
隋唐，时称云州的大同区域为防御突厥的前线。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置大同军节度，治云州。作为北方边地，大量来自内地的军卒及其家属北迁云州形成稳定移民群体的同时，有稽胡、党项、吐谷浑、突厥、回纥、同罗、仆固、拔野古、阿跌、契苾、霫、粟特、鞑靼、奚、室韦、沙陀等十几个民族迁徙并在此生息，共同创造了“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以云州为核心的代北风貌。特别是元和四年（809年）因吐蕃威胁盐州，唐廷将沙陀部众迁至以云州为核心代北地区。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起初内迁人口不过三万余众，经历多次迁徙后扎根代北，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多年苦心经营下，建立后唐，逐渐成为影响唐末五代政局的关键力量。沙陀在代北的迁徙与崛起，不仅改变了唐末五代的权力结构，更凸显了以大同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作为“胡汉熔炉”的历史角色，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例证。
李嗣源死后，代后唐而立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李嗣源女婿），割幽、蓟、瀛、涿、檀、莫、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契丹作为一个古老民族，很早就出现在汉文的史籍中。唐王朝建立后，契丹部落逐步强大起来。至耶律阿保机时，在契丹骑兵武力驱迫下，大规模汉人北迁。其中，大同区域各族民户在北迁人口中所占比例式相当可观的。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契丹人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北控蒙古高原、南扼中原门户，大同作为防御西夏、北宋以及漠北诸部的前沿，成为辽朝西部地区的行政、军事中心。以契丹部族为主的北方人口大量迁入大同地区以充实边防，人口充实使西京成为辽西南的军事枢纽，有效抵御了北宋的北伐（如雍熙北伐），并维持了对西夏的战略威慑。与此同时，也存在居住在辽境内的各百姓（时称“戎人”）向北宋境内频繁迁徙动向。这些内迁的“戎人”绝大多数来自雁门关以北，即辽国的西京大同地区。
辽清宁八年（1062年），“佞佛”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令“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华严寺成为兼具辽皇室宗庙性质的皇家寺院。寺内殿宇依南北两条轴线布局，南轴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还有寺塔、海会殿等建筑；北轴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尚有山门、过殿、法堂及其它殿阁。建筑巍峨，精雕严饰，金碧辉煌。金代寺僧曾叹曰：“壮丽严饰，稀世所有”。
辽天祚帝即位后，完颜阿骨打率女真部族起兵反辽，建立大金国。西京大同成为天祚帝及百官在女真骑兵追击下的最后据点。金天辅六年（1122年），金攻陷大同。第二年，大规模迁西京大同地区其他少数部族于岭东（今黑龙江中部一带），经过这次迁徙，西京大同区域人口急剧下降。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即1130年），为了阻止汉人的不断南迁，金元帅粘罕曾大肆捕捉各路汉人民户，并在大同地区集中发遣。
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虏金国，南宋通问副使朱弁一行羁流西京大同长达17载。朱弁以“目疾”为托辞，拒不受官，而是选择以教授金国女真士子汉学为业，极大地促进了金国士人对汉文化的认同，其教学实践与著作成为了宋金对峙时期南北融合的缩影。正如清人全祖望所言：“朱公之困于金，犹伏生之传经于秦火之余”。朱弁撰于金皇统三年（1143年）《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完璧如初，依然立于大普恩寺（善化寺）三圣殿内，其意义远超佛教碑记范畴，直指民族文化存续、交融的根本。
金代女真族人最基本的社会和军事制度为“孟安谋克”制度，随着攻灭辽和北宋，孟安谋克不断南迁。特别是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引起孟安谋克进一步内迁。迁至西京大同府境内的孟安谋克分别属于西南路与西北路两个招讨司管辖，西京大同府为孟安谋克户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
辽金时期西京大同的人口迁徙，是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制迁移与政策引导，不仅巩固了西部边疆的军事防御，还促进了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使大同成为多民族共存的缩影。这一过程为元代大同延续其区域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北部边疆民族迁徙提供了典型案例。
明朝作为九边重镇的大同，筑长城、建屯堡，迁数十万军户及家属屯戍，形成以汉族为主的移民社会。隆庆和议（1571年）后，蒙古俺答部与汉人互市，部分蒙古人定居大同周边。清中期开放“走西口”，大量山西、河北汉民经大同北迁内蒙古，促进蒙汉经济文化融合。
北周大同城、 隋大同城、唐大同军城、辽金西京大同、明大同镇城，历史上用“大同”做地名的区域，都在农牧交界的长城内外一线。而且，北周、隋唐都是戍边驻军之地，西京大同也为辽、金与宋交锋之处，是很值得回味的。到了明代，随着汉、蒙关系的曲折发展，由明初以战争为内核的生产型文化带，到明中期的军事性消费文化带，再到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的交换性文化带，最后发展成农、牧、商各类并举的新型文化带而融入中华文化大家庭之中，更是意义深刻。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部“长城史”，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文化多元却又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向心力，典型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深刻内涵，集中体现出中华文化“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
大同，如同它的名字，是一片和谐共生之地，交往交流交融是这片土地自然携带的基因。作为北方民族迁徙南下的驻足之所，曾经几何，北方民族带着欧亚大陆的各种信息由此而南，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特别是北魏都平城时期，大量的人口迁徙、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游牧民族强劲的新鲜活力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稳健儒雅在此汇聚，安定统一局面逐步形成，真切地反映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质。这一特质一直延续到大唐，形成自信、开明、开放、博爱、包容、飒爽的鲜明性格，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说唐代继承了北魏开放包容的胸怀。”可以说：大唐由平城走来！展开历史长卷，作为北魏的都城、辽金的西京、明清重镇，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强烈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
大同的历史堪称一部缩微的中华民族交融史，其民族迁徙的复杂性与持续性，深刻塑造了中国北方的文化格局，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例证。随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演进，“华夷”之别、“华夷”之辩渐渐消解于“天下大同”观念之中。“大同”思想，像一个黏合剂一样，将中华民族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各民族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原载于《平城》202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