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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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地下工作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就在这年春天，组织安排了我一项任务。
（一）
从临泉府“义盛隆洋货店”的仓库去海子边，虽然比较近也顺直，但我还是走泰山庙、过校尉营、穿三圣庵，绕了几条小街窄巷才进入中山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已被改为“新民公园”了。五六百年以来的人文湖景，如今飘起了“膏药旗”。今天是礼拜天，文瀛湖畔盛开着春天的花朵，但人影却依然稀少。
我懒散又机警地沿着湖边慢慢向后湖走去……心里回想着交通员给我的提示和暗号。
果然，在不远处翠柳旁的长椅上，有位戴着细框眼镜的女子在独自看书，她淡蓝色的旗袍外，套着一件灰色开襟毛背心，黑色浅口皮鞋与酱色长筒袜很协调。
可能我进入了她的余光，她微微扭脸朝我这边看了一下，她三十出头，仪态静雅，眼神不俗，不像太原本地人。她左手拿着一本日文书，手腕戴着一只坤表，右手捏着一支紫丁香。
我问自己：“这是要接头的人？”
昨日交通员怕我出差错，反复提示：暗号是“空位有人吗？”回答若是“没人”就出事了，若对方说“有人”，那就对了。这时候你不能站着，必须坐下，这样她才认为你是自己人。临走再三叮嘱我：记住“没人”不坐，“有人”坐。
这时，几个踏着木屐、穿着艳丽和服的女人和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男人，向我们这边走来……我倚着柳树，望着湖岸翠影中的“万字楼”，吃着手里卷纸筒中的樱桃，注意力却集中在耳朵，直到这群东洋男女，叽里咕噜、嘻嘻哈哈地远去……
接头准确无误。
未婚的我紧挨着这位女子坐下，多少有些不自在。她抬头环扫了一下周围，轻声地直接说道：“组织同意你回去奔丧。你明早坐八点多的火车到古城站下车，出站有人接你，暗号没变。”
她拿着丁香花在鼻子上闻着说：“牺盟会被阎锡山取缔后，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上级要求我们做长期斗争，用灵活的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在缓冲区争取伪军中有良知的人、控制两面派、打击作恶分子……这个精神要传达到武工队和民兵自卫队。”
她抬头望着天空说：“日军在太原小东门附近所谓的‘工程队'是个集中营，里面有三万多抗日战俘和大几千进步学生。鬼子每天拿活人做刺杀训练和病毒实验，这个‘工程队'也是华北日军的血液库，一批一批的人被抽血而死，下个月要将三四千身体强壮的人押往东北。这个情报你要亲自送到边区。二是……”
湖边来了几个拿着画板写生的学生，他们身后跟着两个不像老师的黑衣男人。为安全起见她没再说话，而是接过我手中的樱桃卷筒，挽起我的胳膊向玉桥方向散步……
她紧贴着我继续说：“二是日伪军要在麦收后，对太岳区中南部进行二次大扫荡，目的是粮食……”
我们走到花坛后面，她蹲下从长筒袜里抽出几张小纸片，插入樱桃卷筒里，连樱桃一起递给我说：“详细情况都在里面，你今晚要全部记在心里，然后烧掉。”她从兜里拿出两个通行证，说：“这是商会和警务厅签发的，符合你商铺店员身份，这个是日军独立混成四旅团和伪绥靖署签发的，这个通行证不要轻易拿出来，因……”
她没有再说下去。
她侧身把手中的紫丁香抛进湖里，用平静严肃的语气说：“路上风险很大，要有最坏的准备。”
我坚定回答：“请组织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她挽着我走出公园，在桥头街拐弯处分手时说：“回去后有人会与你联系。”
……
（二）
出了首义门，东升的阳光与城墙平行，直射着正太街。在丁字口往南一拐就看到了这座法式火车站了，车站的三个高大券拱式长条形玻璃窗和镶嵌钟表的钟楼，是太原城墙外东南角最高大的建筑。车站前面有一大片用欧式铁栅栏围着的洋灰地面，进入铁栅栏内才能进入候车厅。在这宽阔的地面上，不时有挎军刀的日本军官或身着西服马褂的达官显贵，从轿车或洋车下来。
高高的钟楼顶端，飘着白红“膏药旗”，三个拱圆长条形窗户下的站名，已经不再是“正太车站”了，三年前已被改成了“太原驿”，建筑外墙挂着“共建东亚新秩序”白底蓝字的标语牌，候车厅门口站着日伪军，旁边停着日军三轮“电蹦子”。
在进站口和售票处四周墙上，贴着“东洋牙粉”、“三井味素”和樱花美女等广告，尤其是戴拿破仑帽、留小胡子头像的大大小小“仁丹”贴画，在车站附近街巷，张贴得到处都是。
我向车站走近，压抑的气氛渐渐逼来，甚至出现了恐怖的情形。钟楼下方正中位置的候车大厅，中国老百姓不能进入，只能在距离候车室四五十米的铁栅栏外，西面露天的简易口，排队接受搜身检查和验证候车。
简易口两边布设着八字形铁丝网，旁边用粗大方木搭成的半人高的台架上，一个日军军官杵着洋刀站在上面，身边有一只吐着舌头的洋狗，他的眼神和狼狗一样凶恶阴森，机警地审视着候车的人群，架子下站立着一个刺刀闪闪的鬼子，车站西面和北面两个街巷口，也都站着日本兵。
三四个伪军和日本铁警对候车的人任意搜身、任意搜包，抽查着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和可疑的包裹，若稍微配合慢了，或表情带有一丝不满的，即刻被臭骂或捶打一顿，若他们认为你可疑，你就会被拉出去带走。
斜挎“二八盒子”的便衣也在人群中窜动，人们点头哈腰、赔着笑脸，几乎是屏着呼吸接受检查。被查后的提箱、包袱和行李，里面的东西七零八落地散了地，现场一片狼藉，人们恐慌地俯下身匆忙地收拾。
一个便衣走到我面前，我客气地主动递上“良民证”和车票。便衣上下打量着我，看着“良民证”问：“你是店员？”
“是。”
“去哪下车？”
“古城。”
“去古城干嘛？”
“先要账，然后回去吊孝。”
他扫了一眼我左臂膀上的白纱和鞋上蒙着的白布。
这时，站在木台架上的日军军官，对着伪军和便衣“叽哩哇啦”地连叫带比划。随即他们把我从排队候车的人群中拉了出来，推向旁边的一小块空地，我心里略有点紧张，但又一想，我没什么把柄。
他们开始对我仔细搜身……便衣夺过我的通行证，递给台架下的日本兵，日本兵递给站在架子上的军官，军官迅速走下台子，来到我身边……
我第一次被鬼子军官面对面盯住审视，我使劲地在心里提示自己：“镇定……镇定！”
鬼子军官比我矮半头，我在中国人里面都是体壮的大个，他狰狞地上下打量着我，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推我在原地转了一圈。
我转身时看到周围候车的人，没有一个敢正眼看我一下，他们像瑟缩在鹰犬面前颤抖的兔子，似乎担心随时会发生殃及池鱼的大祸……
日军官让我伸出双手，又扒开我长衫的衣领看了一下我的肩膀，接着又核对了一下“良民证”照片后把证件递给我，向伪军和便衣们挥了一下手，转身又上了台架。
我有惊无险地重新站回到刚才的原处。
钟楼上的钟声响了八下，距开车虽然还有十分钟，但这每一分钟都无比煎熬，恨不得马上进入车厢。夜长梦多，鬼子无常，谁知道一会儿又会发生什么情况，钟楼上的指针仿佛不动， 慢得令人焦虑……终于检票放行了。
也许是等久了，或是逃避恐惧的缘故，人们本能地蜂拥而至，在检票口挤成一堆，日本铁警用棍棒维持着秩序，伪军用枪托捣砸着拥挤的人群……
（三）
我这是第三次坐火车。一次是完小毕业，叔父领我来太原报考国民师范；一次是学徒后跟着东家去天津办货，也就是那一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太原失守五年后的今天是第三次。
站台的钢管遮阳棚光线阴暗，检票后的人们一窝蜂地跌跌撞撞向三等车厢疯跑。我没有随人流抢座，而是留意了一下停在道轨上的列车。这是一个较长的混列：客运、煤货和闷罐等车型共有八九节，装备机枪火炮的铁甲车依然在火车头的前面，车头后面依次排列客运车、邮差车、行李车，黑色的闷罐车和煤货车在最后。站台尾部，苦力们踏着架板把沉重的货箱、麻袋包和大量弹药背入闷罐车，一二百名穿着大皮鞋、扛着枪械的日军和不多的伪军，也正在登车。
我在连接邮差车的客车厢里，被挤得前后晃动，举着行李难以下脚，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终于坐了下来。
火车头“哧哧哧”地排着白气，穿制服拿煤油信号灯的人，在站台边来回踱步。不多时，汽笛吼叫，车窗外人影、建筑和树木开始往后移动，火车开动了。
窗外是晋中平原春耕的景象，老农、耕牛、犁耙和麦苗构成了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这原本平静安详的生活，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尽管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作，可夏收和秋后的粮食，他们又能得到几粒？
看到车厢百姓满脸愁绪和惊恐，想起昨日地下党组织交办的任务和密件上对时局的分析，脑海出现了几年前参加声援“一二·九”运动集会和游行的画面……想到这些，心里一阵一阵难受。“不抵抗”政策不仅丧失的是土地，更是祸国殃民。
车轮在道轨上滚动，“呜呜呜”的汽笛声，像是一个失去孩子、失去家人被凌辱后的女人，在投河前悲愤的呜咽。
突然，火车半途停了。人们疑惑地看着窗外，轨道边站着成群结队的日军，旁边有不少苫着白布的担架和躺在担架上的鬼子……这时候，已经有一二十个日本兵登上了车厢，他们军服衣袖开裂、沾满了泥土和一些血渍，有的眼睛闪着凶光，透着满脸杀气；有的一副垂头丧气、疲惫无力的样子，还有一些头上缠着绷带、胳膊绑着纱布、手上血迹斑斑……他们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汗臭、硝烟和血腥的浑浊气味。
一个随车铁警从后面匆匆进来，踩在座椅上高喊：“下车下车！全部下车！快点……从前面下……太君要坐！”
人们呼啦呼啦地赶紧起身，诚惶诚恐地挤向前面的车门。一车厢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被赶下车。人们六神无主地站在铁轨旁的路基上，女人和小孩吓得瑟瑟发抖。一位老者摇着车票央求着铁警：“老总，行行好，不要撇下我们，我们都是买了票的呀……”
那家伙怒目地说：“喊什么喊……妈的，不想活了！”
“喔喔”汽笛响了，人们惊惶地向铁警频频作揖央求：“不能撇下我们啊！不要这样啊……”
铁警晃动着手里的旗子骂道：“蠢猪！别叫了！”他看到日军最后一个担架上去后，用旗子指着旁边的邮差车，对着人们喊：“上那节车！”
站在路基上，邮差车的中门很高，人们你拉我、我拽你，连滚带爬地上了邮差车，算是没有被抛弃在荒郊野外。
邮差车比闷罐车狭小，人们宁可挤着站着、或坐在车底板上，也不敢坐在邮包、邮袋这些邮件上，唯恐被铁警打骂，甚至被踹下车。车厢两边的通道一边是刚才上来的鬼子，一边是满载着各种麻包、木箱等东西的行李车。通道门或开或关，巡查的日本宪兵、日伪铁警出出进进……
火车进入山区走得很慢，偶尔能看到铁道边土丘高处站着端刺刀的日军，道轨边还站着几十名抢修铁道的苦力，他们旁边还散落着被炸断的枕木和被炸弯曲的道轨，火车慢慢通过后，苦力们还要继续加固。
火车停在了东观车站，这个站人员多、货量大，因加水，停车时间也长，旅客有上有下，邮件装装卸卸，浑浊憋闷的车厢缓解了一些……
就在汽笛吼叫、邮差车中门即将关闭的瞬间，突然跳上来一个黑衣中年男人，他身形瘦削，弓背耸肩，敏捷地挤入邮件货堆的缝隙，又三蹿两跨找到这个角落，蹲踞在我旁边。他抬了下礼帽，向我点头微笑了一下，随即靠在车厢壁上，把帽子往下一拉，盖住了他半个脸。他没有行李，只斜挎着个包，短衣襟、束腿裤，黑牛鼻子鞋上都是泥巴，举止不太普通。
车轮在道轨上发着“哐当当……哐当当”的声响，我一副闭目养神的样子，但始终警觉着身边这位不速之客。突然，他用胳膊肘杵了我一下，问道：“给谁戴孝？”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问了他这么一句：“你为啥也坐到这里？”我专门把“也”字音发得重了点。
听到我这样问，他好像惊了一下，立刻侧过身盯着看我。
他疑惑地问：“你认识我？”
我笑了笑，故意说：“你像个有身份、见过世面的人嘛。”
“哦——嘿嘿嘿……”他的神经似乎放松了点，露着殷红的牙床和长而不齐整的黄牙，笑着问我：“小弟兄，你到哪下车？”
“前面。”我应付地说。
“你说对了，我是走南闯北过来的，当然见过大世面……”他双手抱着膝盖压低声音：“你知道不知道孙文、孙中山？……我在太原文瀛湖听过他讲话……你没听过吧，你，你还玩尿泥呢，哈哈哈……”
他擤了一下鼻涕，抹在邮包上，又问：“蒋光头你总知道吧？嗨，你连他都不知道？那你更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了秃头。”他看了一下四周，把礼帽翘了起来。
这时我看到，他黄灰色皮肤颧骨突出，脸颊塌陷，脖颈细长，脑门上的抬头纹像店铺的布匹一层一层，黑白眼珠滑溜滑溜。
他左手揪起他宽大的上衣，遮住右手，拇指和食指形成个“八”字，神秘冷笑地说：“不懂吧，哼哼……我的老弟兄就是干这个的。”
此刻，我觉得这个人，十分危险。
他得意地问：“小伙子，你的明白？”
我摇着头。
他哈哈地笑了起来，嘴里喷出很臭的气味。火车又慢了下来，他猛地直起身子，竖着耳朵仿佛听到了什么，嘴里骂道：“他妈的，炸、炸、炸，都是‘八路'搞的鬼！”
他脱下鞋磕着上面的泥巴，自言自语：“这世道，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爷，靠算命能挣几个钱？连老婆都娶不起，哼！不得不……”他朝我又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心想“拐门子？”“贩烟土？”这次我真不懂他手势，我摇了摇头。
他挽起袖口，用感叹的语气说道：“唉！坑蒙拐骗不要偷，吃喝嫖赌不要抽，哼哼，狼心狗肺算个球……”
正说着，车厢通道门开了，走在前面是一个戴着日军军帽的汉奸，后面是一个伪军，第三个是胳膊上戴有“宪兵”袖标的鬼子。
这个黑衣男人马上把帽子拉下，又遮住了他的脸。
三个日伪汉奸，挨着个检查良民证。那个戴着日本军帽的汉奸，走到我坐的角落，我主动起身递给他证件，他还给了我。
“你，说你呢，站起来！”汉奸对我旁边的黑衣男吼叫着，用短枪枪管挑掉了他的帽子。
大叫一声：“太君，他在这！”
日本宪兵和伪军迅速围拢过来，伪军一把揪住黑衣男的衣领，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
“你往哪儿跑……”
“叭叭叭”紧接着又连扇几个嘴巴。
黑衣男连连求饶：“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呀！太君……”他哆哆嗦嗦地掏出良民证递给日军宪兵。
鬼子看也没看直接撕碎扔到他脸上，“八嘎！”鬼子怒道。
“你他妈的勾连游击队！”那个汉奸使劲往外拽他。
“花麻吊嘴敢骗皇军，来来来……你不是爱跳车吗？”伪军扭着黑衣男一只手腕，脚踢着他的屁股：“跑！跑！再跑！”
“死啦死啦地！”日本宪兵叫着。
汉奸和伪军把黑衣男拉到邮差车中门，一人揪着他的一只胳膊……宪兵把车门拉开，猛烈的凉风“呼呼呼”地吹进车厢，宪兵绕到黑衣男身后，掏出王八盒子枪，朝着黑衣男后脑勺“叭”的一枪，黑衣男一头栽下车去……
邮差车上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整个车厢弥漫着毛骨悚然的肃杀气氛。
（四）
下午一点多，我在古城站下了车。出站时，日伪军不看我的车票和良民证，只检查通行证。出了站略微透了口气，端刺刀的鬼子和便衣比太原少。然而，讨吃要饭的乞丐和插草标卖儿女的，还有盲瞎的和缺胳膊少腿的都比太原多，心里极不是滋味。
在古城西门外一块破石碑坐下歇息，看到在路边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肩头的“捎马子”上缀有五颜六色的布条，他不停地拦住路人卖他的东西。他见我坐在破石碑上，便走到我面前问：“掌柜的要颜料不要？”
听到他问，我本能地看了一下四周，问他：“染布用的？”
“对对对，染布用的。”他嬉皮笑脸地回应。
“有藏蓝的没有？”他愣了一下，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有，到店里取。”
我站起来跟着他进了城。城内原本喧嚣热闹的市井不复存在，许多店铺上了板儿、黑塌闭户，街上冷清萧条。穿过几条街巷，在一个两人侧身才能通过的狭长巷子内，拐进一处小四合院。进入正房有两个人迎候我，卖颜料的自我介绍说：
“我姓刘，这都是自己人。”他介绍，戴眼镜中年男子姓陈，在中学任教；二十多岁女同志姓段，在文印社当学徒。
老刘对我说：“先生，这里很安全，咱们边吃边谈吧。”
葱花醋调和、辣椒洋柿子（西红柿），一大碗“包皮面”，吃着吃着想起了我的老妈，心里一阵酸楚，我克制住思绪，放下碗筷，喝了口面汤，我继续说：
“……去年鬼子‘铁壁合围'很凶猛，但被我们袭扰得没达到目的，今年夏收后鬼子还要进行大扫荡，一定要让百姓把粮食藏好，现在根据地最缺的是咸盐、药品和纱布，你们能筹集多少算多少，想办法送过封锁线，越快越好，这是最当紧、最当紧的任务。”
他们三个均表示，尽一切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陈老师说：“你往家走的路上查得非常严，越往西、越接近根据地哨卡就越多，只要不顺眼或有怀疑，就过不去，十分危险。”
“我是女的我送先生一程。”小段说。
“不行，你一个人返回更危险！”我立刻拒绝。
小段边擦抹着饭桌，边思索，她突然问：“古城到汾阳的火车，现在还能不能坐？”
陈老师摇着头感叹地说：“唉，汾平铁路是同蒲的支线，我记得民国二十五年通了车，第二年就被鬼子控制了，现在是鬼子运货运兵的专线，不行。”陈老师皱着眉说。
老刘说：“不要急，咱们再想想，再想想……”
陈老师手里卷着烟丝，用不肯定的语气说：“你们看，我姑父每礼拜三去一次汾阳，有时拉煤有时拉货，让先生坐我姑父的马车走，你们觉得行不行？反正先生是奔丧的，搭个人情顺车，有啥不正常的？”
老刘想了想说：“我觉行，到了汾阳就走了一半了，遇到关卡你姑父也能照应照应。先生，你看怎么样？”老刘问。
“老陈，你姑父平时来往接触的人怎么样？”我问。
“五十多了是个老把式，他在古城“马儿社”干了二十来年了，常走这条线，哨卡上的日伪军都认得他，能应付两下，人靠得住，没问题。”老陈肯定地说。
小段插话：“明天正好是礼拜三。”
我对陈老师说：“那就按他平时的时间走，我也叫姑父？”
老刘说：“不行，最近查问的可细呢，一问就露馅了，你是他侄儿的朋友，叫大爷就行了。”
……
第二天，卯时（清晨五点）我坐马车出了城。路上，凡是岔口、桥头都有地堡和哨卡，如果是要道，还建有炮楼。偶尔有日军汽车奔来驰去，卷起干燥的黄土，把大爷的骡马惊得仰头跳动，大爷死死地抓着缰绳，嘴里“吁——吁——”地安慰着。
过汾河、过磁窑河、过文峪河，三次过河、三次检查盘问，一次比一次严，一次比一次细。看到凶神恶煞带班的日军曹长或伍长时，大爷总是笑眯眯地给鬼子鞠着标准的日本躬。
赶车大爷是个老江湖，也深知奔丧人的心情，他除了中途停车解套遛遛马、喂喂料，昼夜赶路，一路兼程。他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途中还省了一宿骆驼店（车马店）的钱，因下雨泥泞，我们不得不在冀村的骆驼店住了下来。
早上，天气放晴，大爷给骡马加料饮水后，我们再次启程。快到禹门桥时，大爷告我：“汾阳的鬼子比古城多，城周围的大村大镇都住着日本兵，有骑兵、有炮团。我们赶车的都知道，光骡马牲口就有一两千头，听说驻着一个什么队？……噢，联队。”
大爷的话，我很清楚。在牺盟会训练班时，八路军教员曾讲过，吕梁山东麓的汾阳，是交通要塞，产粮又多，把守住汾阳就能南控平阳、西扼太岳。这是日军重兵驻扎汾阳的原因。
只见禹门桥头，两个碉堡一高一低、一前一后夹着一座石桥。大爷对我说：“这里的鬼子更坏，伪军也都是些王八蛋。”他叮嘱我不要下车，坐着别动。
我看到大爷走过去，听不清说了些啥，然后他频频鞠躬点头，满脸堆笑地捧上纸包里的牛肉，这时，我却听见：“太君，米西米西？”
鬼子很不耐烦，两眼怒目，把刺刀一横，大吼道：“开路！”
大爷赶紧把牛肉转递给伪军，一甩鞭子，我们过了封锁桥。
……
接近中午，走到距汾阳城不远一个村子东口，眼前的场面令我极其意外。成百的日军和几十匹战马聚集在田里，到处散落着马镫、马鞍和草料袋，田埂上码架和摆放着枪支和小钢炮，鬼子们有穿着军服，有脱成白衫，修马掌、刷马鬃、刮泥垢，叽里咕噜地大嚷大叫，在没有太阳的朦胧光线下，黄褐色、骝栗色和黑白色将鬼子和牲口混为一体，一片阴森恐怖。
将要走过这个村子的西口时，更让我万分惊愕，眼前的场面惨不忍睹。在打谷场北面立着三根柱子，柱子上捆绑着三个人，每一个人的头上都套着个布袋子。练兵的鬼子端着刺刀，在教官指导下，猛刺柱子上的活人……鬼子每刺一刀，柱子上的人惨叫一声，每惨叫一声鬼子们就发一阵大笑，像是欣赏有趣的声音……教官还要对受训日本兵的刺杀动作做一次指导，柱子上的人喊叫几声后，不再发出声音……三个柱子下面一大滩鲜血流淌着……
我知道鬼子杀人不眨眼，但是，这场面第一次亲眼看到，我的眼睛憋烧憋烧的，胸口上不来气，心被乱针扎穿，我恨不得跑过去拿起他们的机枪，扫了他们……
大爷不让我看，用鞭子紧抽着牲口快走……
走了好长一段路，我的手才不再颤抖，呼吸也平稳了些，不由得低声吟唱起，在牺盟会学会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听到我带有哭腔而坚定有力的声音，大爷老泪横流……
（五）
文峰塔剪影高耸入云，汾阳城就在眼前，若不是暮春天长夜短，城门早关了。东正街“晋西客栈”门口挂着两个灯笼，只有一只亮着昏暗的光。大爷是这里的常客，用大爷的话说，热水管用、舍得加料，消息也灵。可进来后，却没见几驾卸了辕的车，空大的驿厩也没几头骆驼。
大爷看我疑惑的样子，苦笑道：“今非昔比呀，谁家的大车是风刮来的，说是征用就是明抢，谁敢来？咱这是给东洋人拉货，要是我的套车，我也不来。”
心里有事寝食难安，加上这天夜里，日本宪兵和伪保安连着来店盘查了两次，客栈的鸡叫第一声之前，我就醒了。早上，谢别了大爷，出汾阳西门，向山区方向走去。
回家的路熟悉又亲切，“离汾线”则是必经之路，现在，离石到汾阳的这条线，线南面山丘是阎军，线东北部平川是日占区、线西北部山区是根据地、线北中部丘陵是三方交汇的游击区，我的家是距离下堡镇最近的小村庄，就处在游击区内。
自从日寇推行“铁壁合围”和大扫荡以来，鬼子在所控制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高地，新建了许多大型碉堡，有些地方还在继续修建，鬼子换防也很频繁，魔鬼军曹这些老油条们被安插在要害据点，强化了对哨卡的把守和盘查。
所幸的是，我一连通过了三泉镇、苏家庄两个大据点和东曹村小据点。走得我浑身发热，在小石崖边有一股清流的阴凉处坐了下来。
三五头毛驴背上驮着炭筐子，“丁零当啷”地由远到近向这边走来。驮夫向我招手说道：“哎，小伙子！小心山风凉着啊。”他叫停了驮驴，在清溪里洗着他的黑脸黑手。
我问他：“驮的高阳炭？”他说：“黑沟窑的。”
他看到我戴着孝，问：“你家谁不在了？”
“父亲。”
“看你这样子，路上走了好几天。”
“是。”
“哪个村的？”
“过了胡家窑就是。”听到胡家窑三个字，他提示说：“哦，胡家窑……当心点啊，小日本和二鬼子坏得很！”
胡家窑是我二姑家，村里的老枣树比房子高，核桃树比井口粗，最高兴的是我们六七个娃子爬到一颗老枣树上，你吃我的炒料豆，我吃你的酸杏干。再就是村子坐落在小山包的垭口上，观瞧着垭口下三叉路的车马行人。
过几天就是谷雨，走近胡家窑却看不到一丝绿色。
两年前，上太原来的村人告过我，日本人把封锁线沿线的枣树、核桃树和梨果树全砍光了，村里的老树也一颗不剩，说是怕隐藏八路军，还逼着村民挖丈五宽、丈二深的封锁沟，造孽呀造孽！
走到牛岭头，我已经看到了胡家窑的炮楼，这是孝义敌占区和游击区边界最大的据点，驻有十来个日伪军。过卡的大都是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商贸车马不许通行，拉柴拉煤的也稀少。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个关卡，就在家门口，心情格外复杂，想到我一路惊心动魄的经历和心中的任务，内心萌生着一种自信和一丝的激动。
炮楼和吊桥就在眼前，炮楼下面空地停着一辆挂太阳旗的三轮偏斗“电蹦子”。哨卡两边都是铁丝网，留出通过的口子很窄，口子东西两面有十来个男女老少，排着队接受日伪军搜身和检查。这工夫人们不由地看一眼，封锁沟边柱子上绑着的人。只见那人光着膀子，浑身是伤口，满是血痂子，脑袋垂到了膝盖，头上和溃烂处爬满了绿头苍蝇，还有一些嗡嗡嗡地围着他飞，偶尔有一股腥臭的味道飘来……
人们哆哆嗦嗦、没有声音地任由鬼子搜身，年轻女人吓得两臂紧抱在一起，她们护着自己的胸时，日伪军或戏谑或猥亵一下，便哈哈大笑。
一位小脚老太太手里的提篮，被鬼子一把夺过，把东西一下翻倒在地上，里面的玉米饼掉在土里，十几个鸡蛋全被摔烂……
老太太哭叫着：“老天爷啊！我儿媳坐月子……”
人们替她拾起弄脏的饼子和空篮子，劝慰她赶紧快过。
一个伪军从一位老汉身上搜出一包咸盐，边打边骂：“妈的，你不知道这是禁限品吗？出来……跪下！今天饶你一条老命！”说着翻起后衣襟蒙住老汉的头，用酸枣枝抽打老汉的脊背，老汉声嘶力竭地嚎叫着……
鬼子向人们示意着柱子上的人：“土八路，死了死了地。”
“这就是八路的下场！”伪军帮腔喊着。
突然，一个络腮胡胖鬼子用手指着我，另外两个鬼子没查我的证件，上来就反捆了我。我高声嚷着：“怎么回事？我是良民！我是良民！我是回家奔丧的，回家奔丧的……”
鬼子不容我申辩，连踢带打把我头塞进摩托车偏斗，我耳朵里只有“突突突”得声音，尽管脑袋被颠簸磕碰的昏昏沉沉，但心里自问自己，我暴露了？被出卖了？去宪兵队？最后我横下心来：我是店员，什么也不知道，若牺牲的时候到了，那就豁出去了！
时间不太长，摩托车停了下来，我被从车斗拉出来。眼前是一个破庙，庭院堆放着枣树、核桃树和松树等圆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虽然我是本地人，也没来过这个破庙。
胖鬼子跟庙里的两个伪军说了几句，就和另一个鬼子开摩托走了。
一个伪军叼着烟敞着怀，解开我的手，说道：“这么壮实，好好干，别他妈偷懒，你要是耍奸，别怨我不客气！”
他向木料后面一个小伙子招手：“过来！”小伙子十七八岁，一脸哀愁，乖乖地站到他面前。
伪军对他说：“你爹死了，这不又给你找来了一个？你告他怎么干！这一堆全部锯解开，太君说了，明天早晨军车要拉走，不睡觉也得解开，完不成要你们的脑袋！”
我庆幸没暴露，原来这是缺了拉大锯的人了。
伪军离开后，小伙子低声告我，他父亲前几天在架子上拉锯时，突然吐血死了。这些圆木要锯解成板材，用于修建炮楼的隔层和楼梯。
我看小伙儿饿得很，想给他点吃的，发现行李和布包没有了，最焦虑的是良民证和两个通行证不在身边，哨卡鬼子拿了，还是押我来的时候掉在路上了……
“干活！站着干嘛！”伪军叫嚷着。
小伙用墨线盒在圆木上崩了线迹，我和他吃力地把圆木滚上拉锯的木架，他熟练地在圆木两头敲了四个扒钉。
小伙让我在下面，说他上去锯得歪不了。我只见过上面站一个、下面站一个，用大锯把粗圆的木料锯解成木板，但从来没干过这活儿。
一根接一根，连着锯了两根，我已大汗淋漓，不得不脱成光膀子。四肢在出力拉锯，心思却想着怎么逃跑，眼睛看着破墙的豁口，注意着两个端枪的伪军……
突然，庙门外响起了两辆摩托车声音，心想鬼子又来了。只见三个被捆着手的苦力，被两个日本兵和一个“二鬼子”，揪扯地推进了门。那个胖鬼子随后进来，他叉着腰站在木料堆上，骂那两个伪军，“二鬼子”翻译着，意思是进度太慢，若加了人到时间还完不成，统统枪毙！
胖鬼子转身向我摆手，叫道：“你的过来。”
我忽然看到地上我的行李和布包。胖鬼子手里捏着我“不要轻易拿出来”的那个通行证，对我查验核实着，二鬼子翻译：“姓名？”
“田生义。”
“年龄？”
“二十九。”
“职业？”
“学徒店员。”
“现住址？”
“太原临泉府巷义盛隆洋货店仓库。”
“原籍？”
“山西孝义下堡镇玉米村。”
“何事由？”
“父亲去世。”
胖鬼子把通行证晃了晃递给我：“你的，大大的良民，开路的！”
我十分意外，赶紧点头鞠躬、穿好衣服，拿起行李和布包、给小伙留了食物，离开了破庙、离开了魔鬼。
（六）
山里的天，黑得早黑得快，过了胡家窑就算走出了敌占区，夜色再怎么漆黑，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去。弯月的微光照着寂静的山路，虽然有野狼在远处嚎叫，但身子感觉轻松了，脚步也有了节奏。
村狗“汪汪”地叫，似乎迎接着我，但朦胧月影下错落的村舍老屋，没有一处映现着烛光，疑惑的是整个村落全然漆黑死静。
我轻脚走近家门口，听到屋里的咳嗽声，我敲门：“娘。”
既没有问，也没有答，门直接开了，黑暗中一声：“臭宝儿！”
我和娘哭出了声，我抱着娘的腿，跪倒在地上……
娘点了麻油灯，给我馏了两个玉米高粱二面石窝窝，我饿坏了，三口两口就下了肚。
我问：“娘，上上个月捎话说我爹挺好，怎么这么突然？”
娘叹了口气：“唉……怨我，全怨我……”
娘抹着泪说：“鬼子去年到今年，不停地来，能拿的都拿走了，能抢的也抢光了，全村现在连一只鸡也没有。阴历十七，天还没亮，八路军急匆匆地告说鬼子要来了，不远了，让赶紧藏粮，你爹不知道这一回该往哪藏，两半袋子面和一圪撮黑豆，心慌得就藏在空鸡窝里了。跑到半山你爹不放心，他返回去想换个藏的地方，刚进村口就让鬼子看见，被鬼子枪打了……”
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哽咽的说：“我该拦住他来……我没有拦……冤呀，冤……”娘的声音惊醒了我小妹妹，她很懂事地抱住我。
娘说：“没想你能回来，明早去坟上看看你爹吧。”
突然有人敲门，娘吹灭了灯。娘问：“谁？”
“二婶，我。”
进来的是堂兄生根。
我问：“你咋知道我回来？”
“过卡子时我看见你了，不敢出声。我绕山后走北川河床过来的，明天是我二叔的“三七”我们一起去，我是专门来告你的。”生根说。
“好。”
第二天一大早，生根和另外一个堂弟、还有生根三个朋友来了家里，他们帮我戴了孝帽，穿了麻衣。他们腰上也系白布，小妹妹拿了纸钱，我们踩着露水、朝着晨雾的山上走去……
自从日本鬼子来了，村里的墓地多了许多新坟。我扑在父亲的坟头失声痛哭。“爹呀，想不到我父子俩会在这儿相见啊……爹啊——你小心了一辈子，谁也没得罪过呀……”我哭说着。
我一张张地焚烧着祭钱，幽幽的火光里仿佛有一双眼睛看我，我的眼睛更是模糊发花。这时，我恍惚看见父亲在集上只买了一个糖饼给我吃，他却笑着哄我说他也吃了一个……我在雨后的河边耍水，把刚做的新鞋就冲走了，父亲没有一句重话，只摸了摸我的头……在地头歇晌，父亲喃喃说：“咱家要是有头牛，娃就不用跟着受累了”……他常挂在嘴边的是“人家有孙子我也会有”……可现在，却被日本鬼子残暴地射杀了。
想到这些我泣不成声，祭奠的纸灰随风飘起，脸上流着爱恨情仇的泪水，我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报仇雪恨，抗战到底！
我被他们扶起，缓缓告别了坟下的父亲……
回来后，我娘已经蒸熟了窝窝，熬好米汤。在屋里，生根向我介绍他的三个朋友：中年的姓高，镇上完小的老师，两个小伙儿是生根挑担卖水的伙伴，也是高老师的朋友。
吃过饭，大家闲聊。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高老师，突然说：“生义，我没去过晋阳府，这……晋阳府，是不是有些规矩挺日怪的？”
我愣了一下，说：“我没感觉有啥日怪的，你指甚说？”
“比如说，就你现在坐的这个长凳，这儿空着个位子，能坐一个人。我问，这个空位有人没有？你咋回答我？”高老师的语气，像是在讲台上提问学生。
我没想到，在远离市井战乱、山乡僻壤我的老家，突然听到这熟悉又意外话。我一下敏感起来，他显然话里有话，更觉得他在等我的回答。瞬间，我想起那位女子在桥头街拐弯处分手时说的，“回去后有人会与你联系。”
我看着这位高老师，高老师也看着我，我俩互相注视着。
我微笑着说：“看见位子是空的，实际有人。”
高老师又问：“说有人就是没人，说没人就是有人，这就是晋阳府的规矩？”
我问：“那你该咋呀？”
高老师说：“就像现在，我就坐下了。”他从对面走回来坐在了我身边。
他们几个听得一头雾水，有点莫名其妙，我给生根和堂弟使了个眼色，让出去看得点，他们心领神会地出了门。
我和高老师互相握了手。他真诚热情地说：“生义同志，路上辛苦了。”
高老师向我介绍他身边的小张小郑，这两个小伙儿都是区小队的，小张用手示意：“这是我们高队长。”
“你们来得正好，抓紧时间，我把上级的精神传达给你们，有些情况组织需要我送到边区，你们的任务是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区队民兵们，还有就是护送我上渡船。”
高老师问：“过黄河到陕北？”
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把窗户纸震得哗哗响。
小张、小郑反应很快，迅速掏出枪，一个跪在炕上，凑近窗台边透过窗户纸向外看，一个迅速站到了门后，开了个缝隙窥视外面。
不一会儿，看见生根双手揪着两个半大小子的耳朵回来了。原来这两个十二三岁的娃子，捡了颗手榴弹，他们想听听声音有多大，拉了弦就抛到坡下。
他俩淘气听响声，却引来了二鬼子和伪保长，生根和高队长他们迅速撤散，娃子玩耍能咋？不了了之过去了。
两天后，我告别了娘和小妹，顺利渡过了碛口古渡，终于踏上了陕北——全国敌后抗战政治指导中心这片热土，圆满完成了任务。
尾 声
十年后初春的某一天，“全省社会主义爱国增产节约动员大会”在海子边人民大礼堂召开。大会还没开始，我在休息室吸烟，突然在饮水台旁边长椅处，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熟悉的面孔，啊，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走过去问：“同志，这里有人吗？”她抬头一看，惊喜地站了起来，故意说了一句：“有人。”我们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说：“一晃整整十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贵姓芳名？”
她矜持智慧地说：“我不告你你也能知道。”
我们聊着聊着，我很慎重严肃地问：“我有一个疑惑，当年你提到第二个通行证的时候，为啥欲言又止，没再往下说呢？这件事，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琢磨明白，究竟是咋回事儿？”
“噢，你说的是混成四旅团和伪绥靖署的通行证吧？”
“对，就是那个。”
她很认真地说：“那个通行证，当年属于‘特别通行证'，普通人不可能有，也不可能拿到，在印刷厂的咱地下党，给日军印制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多印了几张，又复制了印章，实际是有风险的，所以我提醒你：不要轻易拿出来。”
“哦，原来如此。”
开会铃声响了，我俩握手后，分别进入会场，我找到座次坐下，只见她径直走上主席台，坐在铺有白色台布的某个位置……
2025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