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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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那些洗净晾干的蒲公英像往年一样放坏被扔掉，我将那团晾晒过后瘦了身的、变了色的、蜷缩纠缠在一起的、长出白色绒毛种子的蒲公英装进袋子里，带到办公室，立志一定要把它们熬水喝掉，绝不浪费任何环节的任何用心。
春日的一个周日，先生提回家一袋子肥硕的蒲公英，说是婆婆从老家那个闲置的院子里薅的，说院子里那些用来铺地的砖缝里，长了很多的蒲公英，密密麻麻。我仿佛身置其中，看到了那些绿色的叶子和黄色的小花，看到那些叶子和小花毫无顾忌地扩展着地盘，以至于连地上的砖，都快要看不见了。
好多天，不，是好多年，我都没去过那个院子了。
那是我结婚的院子。
院子里一所坐北向南的青砖瓦房，三间；东侧，两间水泥墙面的平房；出了平房的门，就是那砖铺的地面，宽约两米，从红色的铁大门口延至三间堂屋的房前；砖铺地的西侧至院墙，留着一些地，里面种过草莓、杏树，肯定还种过别的什么，只是，我不记得了。
我们的婚房是那两间平房，面积不大，家具甚少，打理起来实在方便，只是夏天里，太热。犹记得我穿着豆青色的孕妇套装，流着大汗在屋子里拍打蚊子。如果蚊子的一生可至百年，如果那蚊子当年未被我拍成白墙上的一个红血痕而侥幸还活着，那，它今年已是一只二十余岁的蚊子精了。
当年，公公尚年轻，不过五十多岁，但黝黑的皮肤和茂密的胡子，给他画上了很沧桑的浓妆。可是，即使是这沧桑的浓妆，也挡不住他谦逊谨慎的眉眼，因为那眉眼里，总是透着温和与慈善的光。他经常往那个院子去，存取一些干农活的物品，雨雪天气里给我送饭，还在那铺砖的门口，给我讲为人处世之道，要谦、要恭、要让、要团结、要和气。他慢条斯理地讲，是老师？是家长？但好像又都不是，像一个自言自语的孤独人，又像一个不温不火的老朋友。在公公去世后，我多次有过同一个念头，觉得自己更像是公公的女儿，像他，与世无争、风平浪静，绵软得像一只静默的羔羊。
儿子出生后，我们就从县城的出租屋住回到院子里的那两间平房里。冬天，屋子里放一个煤球炉子，可烧热水，也可取暖。一次睡醒后，我浑身无力，极欲呕吐，原来是屋子里密封太严、煤烟太大，我忙开了门窗，又拍打尚在熟睡的儿子，听到他哇的大哭，悬着的心才算落地。待儿子稍大，能转头寻物，先生在正对着床头的白墙上，用墨汁画了一只大熊猫，惟妙惟肖，好像还斜斜地抱着一枝竹子。我们就经常抱着儿子，让他寻找大熊猫。
过了两年，儿子渐大，常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地往那院子里去。一日，在通往那院子的小径上，不知何事，儿子违拗了我的意见，我指着红色的铁门威胁道，不听我的话，就把你关在门外面。儿子又哇的一声大哭，小小的身体颤抖地控诉着我这个母亲凶神恶煞般的失职。
在城里买了房后，因为资金的匮乏，我们将结婚时的床和衣柜也从那个院子移步至县城的房子里。至此，那个院子，我好像再也没有回过了。
今天，拉开抽屉来，去取那袋蒲公英，解开袋子的一瞬间，我却看到了生长这些蒲公英的那个院子，青砖青瓦的堂屋、水泥粉砌的平房、被蒲公英掩盖了面目的砖铺地。那砖铺地上，曾留过公公的大脚印，曾回响过他对我的谆谆教导，那平房的墙上，有一只大熊猫，那是儿子已经忘记但至今还未丢失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