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镇警事

第一章 初抵边镇：西装与黄土的相遇

什么是幸福？怎样的人生才快乐？是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权倾朝野的威势，还是沉鱼落雁的容貌？世人的答案像撒在集市上的碎银子，五花八门，各有各的光亮。而我，一个从北方小县城走出来的移民警察，只在边境线旁的风里，慢慢摸寻着属于自己的、带着土腥味的简单与平凡。

2009年的夏天，阳光把柏油路晒得发软时，我攥着招警考试的录用通知，在县城最大的服装店咬牙买了套深灰色西装。镜子里的年轻人脊背挺得笔直，袖口有些局促，却忍不住对着玻璃念叨《无间道》里的台词，声音压得低却发颤：“对不起，我是警察！”那股子热血像刚烧开的水，在胸腔里咕嘟冒泡——我要去的地方，是地图上离县城几十公里的边境小镇，一个连名字都带着草木气的派出所。

长途汽车越往西北走，风景越变模样。楼房像退潮般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连片的庄稼地，玉米秆在风里晃着绿脑袋，向日葵追着太阳转。后来连砖房也少了，土黄色的平房顺着公路排开，屋顶上的炊烟细细袅袅，恍若闯进了画里的世外桃源。我扒着车窗看，心里的期待混着一丝不安，像揣了只蹦跳的兔子。

派出所藏在镇子的东头，三间砖红色的办公室连带着三个偏房，屋顶的墙皮翘着边，大块大块地挣扎着往下掉，像老人皲裂的皮肤。推开集体宿舍的门，五张单人床泛着锈迹，床板上还留着前几任民警的刻痕，一台14寸的旧电视机摆在角落，屏幕边缘泛着黄，一张文件桌放在中间，一推就“吱呀”响——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可院子里却干净得让人意外，水泥地扫得没有一片落叶，窗台上摆着几盆太阳花，开得热热闹闹。所长老张正坐在屋檐下看材料，手里的钢笔时不时在纸上划两下。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抬头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两道沟：“小撒是吧？可算来了！”话音刚落，屋里的老同志们全围了上来，李哥拍着我的肩膀问路上累不累，柴哥塞给我一瓶冰镇汽水，说“先解解渴”。

我放下行李，指尖碰了碰泛锈的床架，看着眼前一张张晒得黝黑却和善的脸，忽然就不慌了。条件是简陋，可那种“终于找到组织”的归属感，像温水漫过心口，稳稳当当的。

第二章 职场新人：从“不会”到“学会”的每一步

刚到派出所的头半个月，我像个捧着空碗的孩子，什么都不会。

不会整档案——厚厚的案卷堆在桌上，我对着分类标签发呆，不知道“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目录该怎么贴；不会做笔录——第一次跟着李哥出警，受害者说得眼泪汪汪，我握着笔却记不全话，最后还是李哥接过本子，三两下就理清楚了时间线；连法律条文也不熟，有村民来问宅基地的事，我翻着《治安管理处罚法》，手指在书页上划来划去，半天说不出一句准话。

老张看出了我的窘迫，某天晚上找我谈话，手里捏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茶叶：“小林，谁刚入行都这样，别慌。不懂就问，哪怕是学骑马，学会了也是本事。”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从那天起，我成了所里的“跟屁虫”——李哥整档案，我就蹲在旁边看，记着他怎么给案卷编号、怎么写结案报告；柴哥做笔录，我就拿着小本子抄，把常用的问话句式记下来；所里的老民警会骑马，我就缠着他们教，在镇子外的空地上摔了好几次，膝盖擦破了皮，沾着土也不在意。

有天中午，我终于能稳稳地把马骑成一条直线时，老张站在门口鼓掌，笑得露出牙：“好小子，这就对了！基层民警，腿要快，手要巧，脑子还要活。”我牵着马的缰绳，掌心沾着汗，却觉得心里亮堂——原来“成长”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把“不会”一点点变成“会”，把“不敢”慢慢变成“敢”。

第三章 第一次出警：渠沟旁的信任与清香

第一次单独出警，来得比我想的要突然。

那是个周三的下午，所里的人都出去处理一起牲口走失案，只剩下我。报警电话响的时候，我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哭腔：“警察同志，快来牧业队！有人要打架！”

我心里一紧，赶紧穿上警服，带上单警装备，把警务包挎在肩上，骑着马就往外跑。牧业队离镇子远，路又不好走，我走一段就停下来问村民，有大爷指着岔路说“顺着渠沟走，看见红番茄地就到了”。

走到半路，马被路过的农机惊到，我没稳住，从马背上掉了下来，差点滑进旁边的渠沟里。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我龇牙咧嘴，警务包也掉在地上，里面的笔录本散了页。我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把本子捡起来塞回去，咬着牙把马牵过来，继续往前骑。

等我赶到报警地点时，院子里已经围了几个人。一个穿蓝色衬衫的年轻人满脸通红，手里攥着根木棒，另一个年轻人蹲在地上，嘴角破了皮，旁边站着个女人，正抹着眼泪——这就是报警人小李，和他起冲突的是同村的王某。

看到我穿着警服进来，小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声音发颤：“警察同志，你可来了！他抢我的灌溉水，还打我！”王某手里的木棒抖了抖，看到我胸前的国徽，眼神里的嚣张慢慢变成了慌张，手也垂了下来。

我先让围观的村民散开，然后把两人带到院子里的石桌旁，给他们各倒了杯凉水。“有话慢慢说，别激动。”我拿出笔录本，按照记下来的句式，一点点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两人是邻居，因为地里的灌溉水起了争执，王某一时冲动推了小李，还拿了木棒吓唬人。

我给他们讲《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关于邻里纠纷的规定，又劝他们“远亲不如近邻”，有矛盾好好商量。两个多小时过去，太阳快落山时，王某终于红着脸给小李道歉：“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明天我帮你浇地。”小李也摆了摆手：“算了，我也不该跟你吵。”

我做完笔录，又拍了现场的照片，才收拾东西准备回所。骑上马时，晚风正好吹过来，路边的打瓜地、红番茄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混着泥土的味道，特别好闻。我想起刚才小李看我的眼神，那里面满是信任，像一束光，照得我心里暖暖的。

回所的路上，我忍不住对着田野喊了声“哟呵呵！”声音在风里散开，远处树林里探出个脑袋，是个老大爷，他看着我，露齿而笑，眼神里满是善意。我骑着马，风拂过耳边，身上的汗渍味混着田野的清香，忽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快乐”——不是什么大成就，就是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就够了。

第四章 后院的“绿洲”：鸡群与月光下的狐狸

派出所后面有一小块空地，原本荒着，长满了野草。春天的时候，老张说“别浪费了”，我们就一起动手，在空地里种了些白杨树，又撒了些花种。

过了一个春天，白杨树的枝叶变得繁茂，花种也发了芽，开着不知名的小紫花，空地渐渐变成了一小片绿洲。老张看着高兴，从镇上买了几十只小鸡仔，散养在空地里，说“等鸡长大了，给大家改善伙食”。

从那天起，后院的鸡群成了我们的“开心果”。早上出警前，我们会去喂鸡，看着小鸡仔围着食盆啄米，叽叽喳喳的；中午休息时，有人会蹲在旁边逗鸡，有只花斑鸡特别调皮，总喜欢跳到人的脚边，啄裤腿上的线头；偶尔在草丛里捡到一两枚鸡蛋，大家会高兴地喊起来，把鸡蛋交给万班长，晚上煮成茶叶蛋，分给每个人吃。

可没过多久，麻烦来了。

有天早上，李哥去喂鸡时，发现少了一只。我们以为是鸡跑出去了，在镇子周围找了一圈，没找到。过了两天，又少了一只。这下大家都急了——派出所里居然发生了“失窃案”，还是偷鸡的！我们凑在一起商量，老张说“晚上轮流守着，看看是谁干的”。

那天晚上，我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已经快十二点了。我想起“守鸡”的事，就信步走到后院。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一层银霜。

忽然，我看到鸡群里站着个不一样的身影——那是一只狐狸，身上带着白纹，尾巴蓬松，正傲立在鸡群中间，一点也不害怕。它好像察觉到了我，转过头来，眼波盈盈地看着我，没有逃走，只是往后退了几步，保持着一段距离。

月光落在狐狸的身上，给它镀上了一层柔光。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时光变慢了——晚风送来远处麦田的清香，田埂边的青蛙低声叫着，像在唱着歌谣。我脑子里忽然闪过蒲松龄的《聊斋》，眼神有些恍惚，仿佛那只狐狸变成了一个穿古装的女子，长发飘飘，怯生生地站在那里，轻声叫了句“公子”。

我甚至下意识地想，要是我是个古代的儒生，戴着逍遥巾，会不会问一句“姑娘为何来此”？可下一秒，狐狸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它轻轻叫了一声，转身往院墙跑。我看着它的背影，忽然笑了——算了，不就是两只鸡吗？这里本就是它的家园，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也没什么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跟所里的人说“是狐狸偷的，算了吧”。老张愣了愣，然后笑了：“你这小子，倒有几分豁达。”从那以后，我们还是会喂鸡，只是偶尔会看到那只狐狸在院墙附近徘徊，却再也没人想过要“抓它”。后院的那片绿洲，因为这只狐狸，多了几分不一样的趣味。

第五章 回家的路：MP3里的历史与温柔

派出所离塔城的家有上百公里，除去值班，我两周才能回去一次。每次打电话，妈妈总会在那头说“常回家看看”，爸爸则会补充一句“路上小心，别太累”。我知道，他们是想我了——可基层民警的工作就是这样，百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得在。

回家的路，我总是交给MP3。每次回去，我都会背上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换洗衣物，还有那个旧旧的MP3——里面存着“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子午书简”，还有一些唐诗宋词的朗诵。

坐上依维柯客车，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把耳机戴上，按下播放键。耳边传来易中天讲三国的声音，或是蒙曼讲武则天的故事，有时候是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声音雄浑，听得我心里激荡；有时候是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又让我忍不住叹气。

这两个小时的路程，成了我最放松的时刻。我会忘记所里没整理完的案卷，忘记调解纠纷时的疲惫，忘记偶尔对物质的抱怨，忘记生活里的人情世故——只跟着MP3里的声音，在历史的长河里走一走。

我好像乘着一辆古朴的马车，“吱吱呀呀”地走过文景之治的盛世，看到汉武帝时期的大汉雄风；走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为那些殉国的志士叹息；又走到隋唐的巅峰，看长安城里的繁华；最后叹一声宋元明的内耗，哀一声清朝的衰败。

听到感动处，我会忍不住低声感叹，有时候还会跟着念两句诗。有一次，我跟着MP3里的声音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旁边的乘客转过头来，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一个戴着耳机、对着空气说话的年轻人，大概像个“怪人”吧。

可我不在乎。因为这条回家的路，不仅是回到父母身边，更是回到自己的内心。那些历史故事、那些诗词歌赋，像一汪清泉，洗去我工作的疲惫，让我重新想起自己为什么当警察——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里的那份“责任”，那份“守护”。

第六章 支队机关：键盘与镜头下的同事们

工作第二年，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通知——支队机关的宣传口缺人，领导让我借调过去。

从边境小镇到县城，环境变了，工作也变了。以前的工作是出警、调解纠纷、整理案卷，现在的工作是写宣传报道，用键盘和镜头记录基层民警的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我不知道怎么写新闻稿，不知道怎么用相机，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其他科室的人打交道。

宣传组的主任姓梁，是个老警察，头发有些稀疏，却很有精神。他看出了我的局促，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递了一杯茶：“小撒，宣传工作不难，难的是‘走心’。你从基层来，最懂基层民警的苦与乐，只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拍下来，就是最好的报道。”

我听了主任的话，开始试着走进其他同事的工作。我跟着社区民警去走访，看到他们给困难儿童过生日，孩子笑着吹蜡烛时，民警的脸上满是成就感；我跟着办案民警去蹲点，看到他们侦破大案后，互相击掌庆祝，眼里满是自豪；我跟着戍边民警去巡逻，看到他们在边境线上留下脚印，风把他们的警服吹得猎猎作响，却一点也不退缩。

我用笔记下他们的话，用相机拍下他们的样子——有社区民警帮老人扛煤气罐时的背影，有办案民警熬夜看监控时的黑眼圈，有戍边民警在雪地里吃方便面的场景，还有百姓给民警送锦旗时，民警脸上的腼腆笑容。

写报道的过程并不容易。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改好几遍，从收集素材到整理，从构思到选材，从成稿到修稿，再到发送审核、重新修改，往往要熬好几个晚上。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关于戍边民警的报道，熬到了凌晨三点，改了五遍才通过审核。

可当我看到自己写的报道发表在支队的公众号上，看到同事们在下面留言“写得好！”“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时，我心里的高兴比什么都多。因为我知道，我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同事们的故事；我拍下的不仅是照片，更是他们的坚守与付出。

我开始喜欢上这份工作。因为在挖掘别人故事的同时，我也在重新认识自己——原来“守护”不只是在基层出警，也可以是用文字和镜头，让更多人知道基层民警的辛苦，让更多人理解我们的工作。我幸福着他们的幸福，快乐着他们的快乐，这种感觉，和第一次出警时的成就感，一样珍贵。

第七章 失落与责任：国徽下的选择

在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偶尔也会有失落的时候。

有次同学聚会，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有人说自己在大城市做白领，月薪是我的好几倍；有人说自己开了公司，买了车和房。他们问我：“小撒，你在边境当警察，挣得不多，还那么辛苦，图什么？”

我一时语塞。是啊，图什么呢？有时候看到发达地区的待遇，看到同学亲戚的收入，我也会心里不平衡，也会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幸福”，也会偷偷埋怨两句“要是当初选择别的工作，会不会不一样”。

有天晚上，我加班写一篇报道，主任走过来，看到我对着电脑发呆，就坐在我旁边，说：“小撒，是不是觉得委屈了？”我点了点头，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主任听了，没说话，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旧的警徽，放在我面前：“你看这枚警徽，我戴了十几年。以前我在基层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羡慕过别人的生活。可后来我明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是自己过出来的。你选择当警察，就像爱一个人——你爱她，就会接受她的不完美，就算有委屈，有失落，也不会轻易放弃。”

我看着那枚警徽，上面的国徽闪着光。忽然想起自己刚到派出所时，穿着西装对着镜子说“我是警察”的样子；想起第一次出警时，小李信任的眼神；想起后院的鸡群，想起月光下的狐狸；想起那些基层民警，他们在岗位上默默付出，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选择警察这份职业，就像爱一个人，因为爱得深沉，也许期待太多，可要丢失这份爱，却是痛彻心扉。”

从那以后，再遇到失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主任的话，想起头顶的国徽。那枚国徽，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责任——它提醒我，我守护的不只是自己的生活，还有边境线上的安宁，还有百姓的平安。这份责任，比任何物质都珍贵。

第八章 变迁与群像：新营房里的兄弟

借调期满后，我回了一趟以前的边境派出所。

刚到门口，我就愣住了——原来的旧办公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三层楼的新营房，外墙刷着干净的白色，窗户明亮，门口还挂着“戍边公寓”的牌子。走进院子，以前的空地变成了小花园，种着月季和牡丹，还有一个健身区，放着跑步机和单杠。

所长看到我，笑着迎上来：“小撒，好久不见！看看我们的新营房，不错吧？”他拉着我参观，说现在民警们都住上了宽敞的宿舍，有独立的卫生间，还能洗澡；成家的民警分到了戍边公寓，两室一厅，家具齐全，“再也不用挤在旧宿舍里了”。

我看着新营房，心里感慨万千。想起以前墙皮脱落的办公室，想起泛着锈迹的单人床，想起那台吱呀响的文件桌——那些艰苦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却又离得那么远。

在派出所里，我遇到了王涛和王鹏兄弟。他们是甘肃人，千里迢迢来到塔城当移民警察，王涛负责执法办案，王鹏负责戍边巡逻。王涛已经在塔城成了家，分到了一套戍边公寓，他笑着说：“以前总觉得在这边没根，现在有了房子，有了老婆，就觉得这里是家了。”

王鹏还没结婚，却也有了打算——他要把女朋友接过来。我问他：“你女朋友在大城市待惯了，来这么偏的地方，能适应吗？”王鹏挠了挠头，眼里满是骄傲：“她支持我，还说崇拜我的工作，自愿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来这里陪我。”

看着兄弟俩的笑容，我忽然明白，边境派出所的变迁，不只是营房的变化，更是民警们生活的变化，是他们“归属感”的变化。以前，我们在这里坚守，靠的是热血和责任；现在，我们在这里扎根，靠的是组织的关怀，靠的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第九章 回归基层：笔尖下的坚守与青春

后来，我主动申请回到了基层派出所。

有人问我：“机关的工作多好，不用风吹日晒，你怎么还回基层？”我笑着说：“因为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田野，喜欢这里的百姓，喜欢这里的同事，喜欢这份‘接地气’的工作。”

回到基层后，我还是会出警、调解纠纷、整理案卷，但我多了一个习惯——用笔记下身边的故事。我写下啊哥为了找走失的牲口，在山里转了一整天，回到所里时鞋子都磨破了；写下杨哥为了帮村民解决宅基地纠纷，跑了好几趟村委会，终于让双方达成了和解；写下王涛和王鹏兄弟，一个在办案时受伤了还坚持工作，一个在巡逻时遇到暴风雪，却依然把边境线走了一遍。

有时候，会有人跟我说：“小撒，好好干，将来当个什么‘长’的。”我总是付之一笑。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也当不上什么“长”，也许明天，我就会变成老民警，头发会变白，眼角会有皱纹，可我还是会好好干——因为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头顶国徽的重量，感受到百姓信任的眼神，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有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写日记，看着窗外的月光，忽然想起自己刚到派出所时的样子。那时候的我，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有些迷茫。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年轻人，却依然保持着当初的热血和初心。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的青春小鸟，好像已经慢慢飞走了，一去不复返。可我不难过，因为我的青春，没有浪费——它留在了边境的田野里，留在了百姓的笑容里，留在了同事的情谊里，留在了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调解、每一篇故事里。”

第十章 尾声：幸福的答案与未完的乐章

如今的我，已经在边境派出所工作了十几年。我见过这里的春天，田野里的庄稼绿油油的；见过这里的夏天，向日葵追着太阳转；见过这里的秋天，打瓜地金黄一片；见过这里的冬天，雪覆盖着边境线，安静而庄严。

我依然会问自己“什么是幸福”，但现在的我，已经有了答案——幸福不是富可敌国，不是权倾朝野，不是沉鱼落雁，而是坚守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守护着自己想守护的人，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着简单的快乐。

在我们的警营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老边防”——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带着理想和热血，在这里收获了友谊、爱情、亲情、战友情；在这里变得坚韧、豁达、成熟；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书写着自己的精彩人生。

有人说，我们的故事已经落幕了。可我不这么认为——属于我们的“序幕”也许结束了，但未来才刚刚开始。就像一首乐章，有前奏，有高潮，有尾声，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事业，还在继续演奏着。

我会继续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继续用笔记下身边的故事，继续守护着这片边境土地的安宁。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还穿着这身警服，只要我还能感受到头顶国徽的重量，我的幸福，就会一直存在——在风里，在田野里，在百姓的笑容里，在每一个平凡而又珍贵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