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上的月光

一

夜色漫过嘉丽泽的原野，我站在高高的大墙上，一身橄榄绿军装笔挺，钢枪紧握在手中，目光如炬，死死锁住高墙内外的每一寸黑暗。

二十四年前的夜，月光是这般清冷又澄澈，毫无保留地泼洒在斑驳的高墙上，顺着粗糙的墙面流淌，给冰冷的砖石镀上一层柔和的银辉。那月光不偏不倚，恰好铺满我脚下的岗楼，轻柔地裹住我挺拔的身影，像是大自然赠予哨兵最安静的陪伴，又像是无声的嘱托，落在肩头，沉甸甸的。

高墙矗立，隔绝了墙外的烟火人间，也圈住了墙内的失足之人。电网在月色下泛着冷硬的光，与月光的温柔形成刺眼的对比，时刻提醒着我肩上的使命。我是这高墙之上的守护者，是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次站岗，都是一场与孤独的对峙，一次对责任的坚守。

夜风掠过嘉丽泽的田野，带着些许微凉，拂过脸颊，却吹不散我眼底的坚定。月光洒在岗楼的栏杆上，映得金属泛着微光，也照亮了我大檐帽上的警徽，那抹鲜亮的红色，在月色里格外醒目，是信仰，是担当，是我寸步不离的初心。

站在这高处，放眼望去，墙外是沉睡的农场，是静谧的田野，是万家灯火熄灭后，归于安宁的人间；墙内是秩序井然的监管区，是等待救赎的灵魂，是需要我用一身戎装守护的平稳。月光将高墙内外的世界划分得清晰，而我，就站在这分界线上，做那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心底没有丝毫杂念，唯有满心的责任与赤诚。年少入伍，来到嘉丽泽，成为一名驻监武警，最初的青涩与忐忑，早已在无数个这样的月夜执勤中，磨成了沉稳与坚毅。此刻，月光温柔，夜色静谧，可我不敢有半分松懈，耳朵时刻捕捉着周遭的声响，眼神从未离开过警戒区域，哪怕是一丝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留意。

这月光，照过无数个坚守的日夜，见证过我无数次挺拔的站姿。它不说话，却懂我心中的信念——我守的不只是这一道高墙，更是墙内外的安宁，是无数家庭的安稳，是法律的尊严，是这身军装赋予我的使命。孤独吗？自然是孤独的，长夜漫漫，唯有月色与钢枪相伴，没有喧嚣，没有热闹，只有无尽的寂静。可这份孤独，是值得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坚守，换来的是一方天地的平安无事，是岁月静好的安稳。

月光依旧倾洒，落在高墙上，落在岗楼上，落在我年轻却坚毅的脸庞上。我挺直腰杆，握紧钢枪，在这嘉丽泽月夜的高墙之上，以一名武警战士的忠诚，坚守着哨位，守护着平安。这月色，是使命的见证，是初心的映照，此生身着戎装，站在这高墙之上，便愿以青春赴使命，以寸心护平安，不负这身橄榄绿，不负人民的重托。

24年前，昆明嘉丽泽。

那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广袤坝子，春天来得早，野草在风中翻涌成绿浪，远处的千亩渔场像一面被芦苇荡擦亮的镜子，在晨曦中泛着银白的光晕。天刚蒙蒙亮，淡青色的天幕上还挂着几颗残星，营房上空已升起一缕灰白的炊烟。新兵一排九班的营房建在一道桥的缓坡之上，红砖墙被经年的风雨洗得发白，铁皮屋顶在晨风中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仿佛老兵的关节在低语。清晨的哨声总在五点半准时撕破寂静，尖锐而清亮，划开梦境与现实的薄纱。空气中浮动着农药和化肥综合而成的农耕气息、河里成千上万嘎嘎的鸭子叫声，机耕的轰鸣，嘉丽泽鱼塘、稻田和玉米地狂野的风，还有炊事班铁锅里翻炒的葱花与大米粥的暖香——那是一种能钻进骨头里的气味，至今仍会在梦中将我唤醒。

那年大墙上的月光，很美。

当年，马永涛和我，两个瘦削的少年，挤在同一个班排里。他是山东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嗓门大，性子直，笑起来时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是深圳的，皮肤黑，爱笑，总嫌军装太硬，领口磨得脖子生疼，夜里睡觉总偷偷把作训服脱到腰间。我们用过同一个牙膏管——绿色的“中华牌”，铝管，挤到最后要拧着卷起来，才能抠出一点白牙膏。他的用完了，就抢着用我的，从不客气，我便骂他“土匪”，他哈哈一笑，把牙刷递过来，“来，兄弟，咱俩一起刷，省时间。”牙膏的薄荷味在嘴里炸开，凉得刺鼻，我们对着锈迹斑斑的镜子龇牙咧嘴，像两只刚出巢的雏鸟，笨拙地学着成人的模样。

我们站过同一班夜岗。凌晨一点到三点，最冷的时候。嘉丽泽的月亮又大又亮，像一盏悬在天上的探照灯，清冷的银辉洒满岗楼，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仿佛两条纠缠的藤蔓，扎根于这片芦苇丛生的土地。风从大海口方向吹来，带着水汽的凉意，吹得大衣下摆猎猎作响。我们裹着厚重的军大衣，靠在岗亭边，跺着脚取暖，小声说话，声音被夜色吸走，只余下断续的回响。从家乡的海鲜说到连长的脾气，从梦里的姑娘说到未来的军功章。他说，“等退伍了，我要回威海开个卖鱼的小饭馆，你来吃，我请你吃海鲜，喝啤酒。”我笑他，“你那手艺，别把人吃进医院。”他拍拍胸脯，“保准让你吃出眼泪来。”那时，月光落在他年轻的脸上，眼中有光，像星子落在海面。

那时侯，我们以为来日方长。以为青春是条不会干涸的河，以为战友是根扎进土里的老树，以为山东和深圳的距离，不过是一张火车票的事。可退伍那天，营房门口的柳树正飘着黄叶，风卷着尘土在我们脚边打转。我们站在那棵老树下，互相拍了拍肩膀，说“常联系”，然后转身走向不同的方向。他退伍比我早，北上威海，我继续留守嘉丽泽，后来退伍回到了深圳，我们慢慢就走散在人海，渐渐也就失去了电话或书信联系。地图上的两点，慢慢被岁月拉成一道无法丈量的线，像断了线的风筝。

24年后，抖音大数据把我们又重新捞回到彼此的生命里。

那是一个雨后的傍晚，我坐在深圳出租屋的飘窗前，窗外霓虹闪烁，车流如织。手机突然震动，一条短视频跳出来——画面模糊，是嘉丽泽老营房的老记忆，镜头缓缓掠过那片熟悉的红砖房、生锈的单双杠、操场中央那棵歪脖子的老榆树。配乐是《多年以后》，低沉而沧桑，诉说着岗楼里的青春热血。

“十九岁那年的新兵连，班长总爱问，‘为什么当兵？’”

我每次的回答都一样——‘我想当特种兵’。那会儿，我的眼里装着全世界最绚烂的希望：新闻联播里的硝烟战场，海岸线旁颓圮的教堂，流浪的孩子，手持AK的雇佣兵……我幻想自己全副武装，在枪林弹雨中追捕逃犯，回程路上从弹袋里掏出女孩的照片，泪眼婆娑却无比温暖。为了这个梦，我拼了命地跑三千米，引体向上拉到手心血泡叠着血泡，饭前唱歌吼到眼冒金星，无时无刻不在盼着那一天。

可下连后，我被分到了城市边缘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基层连队。没有硝烟弥漫的海外战场，只有一座封闭的三尺岗楼；没有惊心动魄的追捕，只有两个小时一次的换岗，和日复一日的站岗。我忽然懂了“革命军人一块砖”的含义，惶恐与不安随之而来。在饭堂刷餐盘时，我会突然悲伤——难道这一生，都贴不上特种臂章，穿不进纷乱的战场？当曾经信誓旦旦的特种兵，此刻趴在堆满盘子的水池旁，洗洁精的泡沫溅在发梢和鼻梁，一阵风吹过，我才惊觉，那璀璨的梦与憨直的幻想，早已碎了一地。

后来，我留队了。尽管仍在平凡的岗位，但当现实愈发清晰，我渐渐明白：遥远的梦想会模糊，而眼前的事，必须做好。站好每一班岗，攒足够的钱，我们在军旗前宣誓时泪流满面，也会为出公差吵得不可开交；一起唱歌，一起训练，一起在值夜班的晚上分食一桶康师傅泡面；一起抗洪抢险，在两米深的水中托起群众的脸；跑完武装越野躺在马路中央看夕阳，夜里睡不着时望着窗外暗自幻想……他们真的很可爱，让我懂得了“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如今，‘战士’二字早已超越社会属性，融进我的血脉。一名战士最重要的，不是穿什么衣服，而是胸腔里那腔热血——有多烫？撒出来溅在荒草里就能燎原。永远别让你的血凉下去。若有一天你灰头土脸踏上送行的列车，在喧天锣鼓中犹豫着‘这辈子就这样吧’，胸前那朵‘光荣’的红花，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生活或许会试图浇灭你的热血，消灭你的意志，把你挤进人群，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请你记住：你的姿势，一定是泪流满面，却又大步向前的模样。

仅此一生，梦可以换，血不能凉。”

视频留言处，他发来私信，“兄弟，这地儿，咱俩站过夜岗。”我盯着手机，手有点抖，屏幕的光映在眼里，像当年月光落在岗楼上。我回了句，“你还记得那管牙膏？”消息发出后，我久久盯着对话框，仿佛在等一个穿越时空的回应。

于是，他从威海赶来深圳。高铁、地铁、打车，三小时车程，他拎着一袋家乡的海鲜和两瓶青岛啤酒，站在我家楼下。那天阳光正好，深圳的春天来得迟，但楼下的木棉花已悄然绽放，猩红的花瓣落在他肩头，像一枚枚未寄出的信笺。我们坐在城中村的小排档，花生米、毛豆、烤串，油渍斑斑的桌布上，酒杯碰响的瞬间，24年的光阴仿佛被震碎，又重新拼合。啤酒的泡沫在杯中升腾，像我们年轻时在操场上喊出的口号，热烈而短暂。他说起威海的海，说起儿子考上大学，说起老母亲总念叨“那个广东的兵娃子”。我讲起深圳的节奏，讲起创业的起落，讲起女儿去年去了昆明读大学——“就在当年当兵的嘉丽泽附近。”他愣了一下，忽然笑出声，“这都是命啊，绕一圈，又回来了。”

“老了。”他摸着脸上的皱纹，呵呵一笑，“可一看见你，我还是那个抢牙膏的山东汉子。”

“我也是。”我说，“一闻到海风，就想起你骂我‘广东仔’。”

我们聊了整整一晚，从孩子上学到父母身体，从部队的站岗放哨到如今的生计，有太多说不完的话。

但是，太多美好的记忆，还是停留在那些年当兵的日子。

二

九月的风，裹着嘉丽泽农场的尘土，卷过营区斑驳的围墙。我站在岗楼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支95式自动步枪，枪托被晒得发烫，像块烙铁贴在肩窝。脚下的水泥地裂了缝，几株牵牛花藤从缝隙里钻出来，在风里晃得人心烦。

这是下连后的第三个月。十九岁的我，曾经在新兵连对着班长拍着胸脯喊“我要当特种兵”，如今却站在这座孤零零的岗楼上，守着营区后门四大队那扇锈迹斑斑的牢门。岗楼高不过三米，四周是半人高的水泥墙，墙上贴着褪色的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站两个小时岗，盯着大墙外空荡荡的马路，偶尔有辆拉菜的农用车轰隆隆开过，扬起一阵黑烟。

“林夕！换岗了！”楼下传来班长的喊声。

我收回飘远的思绪，敬了个礼，递过枪完成交接班，下了岗楼。路过饭堂时，一股油烟味扑面而来。我鬼使神差地拐了进去，帮厨的马永涛正往水池里倒洗洁精，泡沫堆得老高。

“林夕，来搭帮手。”马永涛指了指堆成小山的餐盘。

我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冰凉的水里。泡沫溅在脸上，像极了那天新兵连的雪。我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说“想当特种兵”时，班长笑得肩膀直抖。那时我以为他在笑话我，现在才明白，他笑的是曾经的自己——那个也曾幻想过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冲锋陷阵的自己。

“想啥呢？”马永涛见我发愣，用胳膊肘碰了碰我。

“没……就想起来以前的事。”我低下头，用力搓着餐盘上的油渍。

“新兵蛋子都这样，”马永涛叹了口气，“刚来时都觉得自己是特种兵的料，后来才知道，大多数人都得在这三尺岗楼里，把热血熬成平淡。”

我咬了咬嘴唇，没说话。水池里的泡沫越来越多，沾在我的发梢、鼻梁上。一阵风吹过，我愣在原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曾经那个信誓旦旦要贴上特种臂章的少年，此刻却趴在堆满盘子的水池旁，洗着永远洗不完的餐盘。璀璨的梦与憨直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塌糊涂。

那天夜里，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床头的储物柜上。柜子里放着我的私人物品，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我十八岁生日时，和发小在海边拍的。照片里的我们笑得没心没肺，背后是蔚蓝的大海，远处隐约可见一艘军舰的轮廓。

我悄悄爬起来，摸出照片，借着月光端详。发小后来考上了军校，听说现在在特种部队服役。而我，却在这座平凡的基层连队，守过三尺岗楼，刷过餐盘，跑过三千米，却一直没有机会摸到狙击枪。

“林夕，睡不着？”隔壁床的战友翻了个身，小声问道。

“嗯，”我收起照片说，“突然想起来以前的事来了。”

“我刚来时也跟你一样，”战友的声音很轻，“觉得自己能上战场杀敌，后来才知道，真正的战场，却不在硝烟里。”

我转过头，看着他模糊的轮廓，“那在哪里呢？”

“在心里，”他顿了顿，“在你每天站的岗楼里，在你刷的每一个餐盘里，在你跑的每一米武装越野里。”

我沉默了。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带来远处田野的稻花香。我忽然想起，上周连队组织抗洪抢险，我们在两米深的水里，用肩膀托起一起参与抗洪抢险的犯人。那时的我，浑身湿透，泥水灌进嘴里，却觉得胸腔里那腔热血滚烫得要烧起来。

也许，战友说得对。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我摸了摸衣领的领花，虽然不是真的红花，但是看上去很“光荣”，是我坚定信念的动力之源。

第二天清晨，我主动申请加练。三千米跑完，我躺在马路中央，看着天边的夕阳，大口喘着气。汗水流进眼睛里，涩涩的，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林夕，起来了！”班长朱卫国跑过来，把我拉起来，“今天怎么这么拼？”

“我想明白了，”我擦了擦汗，“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墙兵也是兵，也有梦想。”

班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次的笑，不再是当初那种带着

嘲讽的笑，而是一种欣慰的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终于开窍了。”

那天晚上，连队组织夜训。我们背着打好的背包，在夜色中奔跑。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离我们很远。而我们，像一群默默守护高墙和电网的影子，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太久，被夜色吞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知道，我的战场不在硝烟弥漫的海外，而在这座平凡的连队，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嘉丽泽，在这三尺岗楼里，在每一次站岗、每一次训练、每一次站岗执勤的瞬间。

生活或许会试图浇灭我的热血，消灭我的意志，把我挤进人群，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我会记住，我的姿势，一定是泪流满面，却又大步向前的模样。

仅此一生，梦可以换，血不能凉。

三

相聚总是短暂，时间像沙漏，明明看得见，却抓不住。话短情长，马永涛一早还要赶回威海。

车站人来人往，广播里重复着列车信息，声音在穹顶下回荡，像命运的催促。人群如潮水般涌动，行李箱的滚轮声、高跟鞋的敲击声、孩童的哭闹声，交织成一片现代生活的喧嚣。我们站在安检口外，忽然沉默。风从车站的玻璃穹顶吹下来，带着初春的凉意，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雨后青草的气息——那味道，竟与嘉丽泽的春天如此相似。

这时，老班长朱卫国从后面走来——他转业复员到地方定居深圳，听说马永涛来了，特意赶来送行。他穿着旧军装，肩章早已摘下，但背脊依然挺直，像一棵被风雪压弯却不肯倒下的松树。他看了看我们，忽然说，“要不合张影？”

我们一愣。

可谁也没掏出手机。

那一刻，站厅的灯光忽然暗了一瞬，仿佛时光的幕布被轻轻掀动。我看见马永涛眼眶微红，他低头搓了搓手，像在搓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或许是尘土，或许是泪水，又或许，是那些年没能说出口的告别。

“算了吧。”他轻声说，“这辈子最好的合影，24年前就已拍好了。”

我们相视一笑。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嘉丽泽的春天——广阔的原野上，两个新兵并肩而立，穿着不太合身的军装，满脸稚气，手搭着肩，背后是飘扬的红旗和初升的太阳。那张被时光冲刷得发白的照片，早已定格在灵魂深处：天空是湛蓝的，云是絮状的，风是带着草香的，而我们，是无所畏惧的。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嘉丽泽那片沼泽湿地上，像两株刚刚扎根的小树，以为能永远并肩生长。

那就让我们俩个新兵，永远留在那个春天。

嘉丽泽的土，沾一次，就是一辈子。它不声不响地埋进我们的鞋底、衣领、血脉里，成了生命里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只要风一吹，就能闻到那片土地的气息——混合着芦苇荡、汗水和少年誓言的味道。那土里，埋着我们的第一次站岗、第一次拉练、第一次在雪夜里背诵条令，也埋着我们对彼此最真挚的承诺，“多年以后，再度重相逢，别忘记了对方。”

车站的广播再次响起。马永涛拍了拍我的肩，转身走进安检口。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被人群吞没，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告别，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在记忆的深处，为那个人留一个永不褪色的位置。

老班长朱卫国递来一支烟，火苗在昏黄的灯光下跳动，像一颗微弱却倔强的心脏。“下次见面，不知是哪年？”他说。

我没有回答。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从未走远。比如那管共用的牙膏，比如那轮嘉丽泽的月亮，比如两个少年在口令里一寸一寸站成军人的夜晚——那口令，是犯人过路时的报告声“报告大军，犯人过路”，是“嘉丽泽”，是“一排九班”，是“马永涛”与“我”，是青春最响亮的回音。

夜色沉沉，万籁俱寂。一轮皓月悬于深邃的夜空，清辉遍洒，将整座高墙笼罩在一片冷白而肃穆的银光之中。高墙巍峨矗立，砖石在月光下泛着冷峻的光泽，墙顶的铁丝网细密而锋利，在月色里拉出一道道清冷的剪影，沉默地划分出秩序与边界。

岗楼就立在高墙之上，像几枚坚定的钉子，钉在夜色与月光之间。马永涛身姿挺拔，岿然不动，持枪伫立，目光如炬，静静扫视着高墙内外的每一处角落。月光落在他的帽徽、肩章与冰冷的枪身之上，折射出细碎而坚定的光，映得他侧脸轮廓分明，神情沉稳而肃穆。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有一身橄榄绿，在无边月色里，守着一份无声的责任。

风掠过墙头，带着夜的微凉，轻轻拂过岗楼，也拂动他的衣角。远处灯火稀疏，近处监区寂静，天地间仿佛只剩下高悬的明月、沉默的高墙，与岗楼上那道挺拔的身影。月光越静，夜色越深，他的眼神便越清亮。天上一轮月，墙上一道影，心中一份责。他守着高墙，守着长夜，这是我们每一个武警战士的摸样，守着这方天地的安稳与人间的安眠。

深圳站的广播声在喧嚣中显得格外尖锐，催促着离别的时刻。马永涛站在车厢门口，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时髦的皮包。他转过身，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死死地锁定了站台上的我和老班长。那一刻，周围的嘈杂仿佛瞬间被抽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那双布满红血丝却异常坚定的眼睛。

“老班长，林夕，你们回去吧，我走了，咱们后会有期。”他嘴上这么说着，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一步也没挪动。

我看着他，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堵得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楚，那是战友间特有的、无需多言的默契与心疼。我想让他走，怕误了车，又怕这一别又是经年；我想留他，却又拿不出任何理由让他留下。这种矛盾的心理像两股绳，在心里绞得生疼。

终于，列车员吹响了哨子。马永涛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猛地转过身去。他没有回头，但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了一下，那是他在极力压抑着即将决堤的情绪。他抬起手，胡乱地在脸上抹了一把，动作快得像是在掩饰什么，然后大步跨进了车厢。

随着列车缓缓启动，那个熟悉的背影逐渐远去。他站在车厢连接处，背对着我们，身姿挺拔得像是一棵在嘉丽泽沼泽中伫立的杨柳。那不仅仅是一个背影，那是我们共同的青春，是无数个日夜摸爬滚打留下的烙印。在这个繁华却陌生的城市里，这个背影是我唯一的慰藉，也是我最大的牵挂。

我和老班长站在站台上，直到那绿色的车身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直到那熟悉的背影化作一个小黑点，最后连小黑点也看不见。我依然保持着敬礼的姿势，久久没有放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在脸上生疼，我才惊觉，脸上早已是一片冰凉。

四

马永涛回威海后的一个星期，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收件地址写的是我公司的前台。信封沉甸甸的，边缘有些磨损，像是被海水浸湿又晒干的船帆，带着一股跨越山海而来的、混合着海盐与旧时光的气息。

我把它揣进怀里，直到午休时才躲进公司楼顶的天台。阳光刺眼，风很大，吹得信封哗哗作响。我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里面滑出一封信、一张照片和一管干瘪的牙膏。

信纸是老嘉丽泽老武警部队的老信笺，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字迹潦草，像是在深夜里，借着酒劲或是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写下的。

“林夕兄弟：见字如面。

回到威海后，我把自己关在我开的海鲜饭店的阁楼上，翻箱倒柜找出了这东西。那天在车站，老班长提议合影时，我其实想说，咱们早就拍过一张‘最好的合影’，只是那时候太年轻，不懂它的分量。

照片是我退伍那天，在营房门口拍的。我一直没告诉你，我退伍那天早上，偷偷把你枕头下的那管用剩的牙膏拿走了。不是故意的，是收拾你床铺时，看见它孤零零地压在枕头下面，铝管都瘪了，上面还有咱们俩的牙印。我顺手就揣进了口袋，这一揣，就是24年。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你转身走后，老班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递给我这张照片，是连队宣传干事拍的，本来是要登在《军营生活》板报上的，后来因为版面不够，就没用。老班长说：‘这张照片，你留着。林夕这伙子，心气高，铁了心的想在部队扎根，你们俩的路不一样，但这照片，能让他记住，你们曾经是个兵，以后都会走散，或许也会重逢......’

我当时没懂老班长的意思，现在才明白。他早就看出来，你我这一别，山高水长，再见不知何年。他把这张照片给我，是想让先退伍的我，做你青春的‘备份’。

照片背面，有老班长当年用红笔写的一行小字，我一直没敢看，也不敢让你看。这次整理旧物，我才鼓起勇气翻过来。上面写着：‘嘉丽泽四队营房，2008年的夏天。两个驻监武警兵，马永涛退伍，林夕留守，他们两个亲如兄弟的战友，以后会不会来日方长？’”

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几乎拿不住那张薄薄的相纸。天台的风忽然变得刺骨，吹得我眼睛发酸。我深吸一口气，翻过那张照片。

照片有些发黄，但影像依然清晰。背景是嘉丽泽新兵一排九班的营房，红砖墙，铁皮顶，门口的柳树正抽着嫩芽，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点。我和马永涛并肩站在营房门口，穿着崭新的作训服，戴着大檐帽，肩膀紧紧挨着肩膀。那时的我们，脸上还带着稚气，眼神里却有着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倔强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手里提着一个军用绿色帆布包，马永涛背着他的绿军被，我们对着镜头笑得有些拘谨，却又无比灿烂。

在照片的右下角，有一道极细微的折痕，像是被泪水浸过又抚平的痕迹。我仿佛看见2008年的那个夏天，老班长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这张照片，用红笔写下那行字。他的笔尖一定很重，重得能穿透纸背，重得能刻进岁月的年轮里。

“....马永涛退伍，林夕留守，他们两个亲如兄弟的战友，以后会不会来日方长？”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想起马永涛退伍那天，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常联系”，转身时故作潇洒的背影，想起火车开动时，马永涛追着车窗跑站在车厢内隔着玻璃的面容，想起深圳的霓虹、永涛口中那威海的海风、抖音里的那条视频……原来，我们以为的“来日方长”，不过是青春的一场错觉。短暂的相逢，难以割舍的离别，从来都不是猝不及防，而是岁月无声的侵蚀，是地图上两点之间，那道被时光拉得无限长的线。

我摩挲着照片上马永涛年轻的脸庞，又摸了摸信封里那管早已干瘪、铝管上布满划痕的牙膏。它被用保鲜膜仔细地包裹着，像一件珍贵的文物。牙膏管上的“中华牌”字样已经模糊不清，但那两个被我们咬出来的牙印，依然清晰可见。

原来，有些秘密，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让你看清，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我把照片和牙膏紧紧攥在手里，走到天台的边缘。深圳的天空湛蓝如洗，远处的海平面泛着银光。我仿佛看见，在嘉丽泽那片广袤的坝子上，春天的野草正翻涌成绿浪，大墙下的哨所里，两个新兵并肩而立，手搭着肩，背后是飘扬的红旗和初升的太阳。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老班长说，我是他的“备份”。因为我们彼此，互为对方青春的见证，互为对方生命的底片。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只要这底片还在，那份情谊，就永远不会褪色。

我拿出手机，给马永涛发了条信息，“来信、牙膏和照片，我都收到了。谢谢你，替我保存了这份青春的‘备份’。”

信息发送成功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了24年前，嘉丽泽四队营房门口，两排笔直的白杨排成行之间的小路，就是我们曾经出发时的来时路，那里有清脆的哨响，以及两个少年，摸爬滚打的青春。

五

细雨绵绵，雨一直下，越下越大。

那场暴雨来得毫无征兆，就像新兵连的生活，总在你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给你当头一棒。

那是2001年8月，我们在嘉丽泽已经待了五个多月了。高原的阳光毒辣而持久，身上的皮肤黑了一圈又一圈，像被火燎过一般，脱皮的地方泛着红痕；脚底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踩在碎石上也不再疼了，可骨子里的娇气和散漫，却像藏在缝隙里的尘土，还没被彻底洗刷干净。我们仍会在训练间隙抱怨饭菜太咸，会在深夜偷偷写信给家里诉苦，以为吃苦就是成长的全部。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淬炼，往往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夜里。

新兵怕哨老兵怕号。那天晚上，紧急集合哨在凌晨两点炸响，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我们从床上翻身爬起来，心跳如鼓。外面电闪雷鸣，雨点像豆子一样砸在铁皮屋顶上，噼啪作响，仿佛整片天空都在崩塌。风卷着雨水从门缝灌进来，地面已经积水，宿舍里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

“特大暴雨，外河告急，千亩鱼塘有被淹没的风险！全连出动，护住渔场外围的堤坝！”连长的声音透过广播传来，沉稳而紧迫，像一道军令。我们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打背包，有人把袜子套在手上，有人背包带缠得乱七八糟，但没人笑——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演习，是实战。我们冲进雨幕里，瞬间被浇得透湿。雨大得惊人，打在脸上生疼，像无数细小的针尖扎在皮肤上，视线被雨水糊住，世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只能紧紧盯着前面战友晃动的背影，一步不落地跟着。泥水瞬间灌进了胶鞋，冰冷刺骨，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像是在提醒我们：每一步都必须坚定。

队伍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抵达千亩鱼塘。水位已经逼近堤坝顶端，浑浊的浪花不断拍打岸沿，随时可能决口。连长迅速部署任务，我们分成小组，挖泥土、扛沙袋、筑堤坝，加固薄弱地段。我扛着沉重的沙袋来回奔跑，雨水顺着帽檐流进眼睛，火辣辣地疼。搬运中，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倒在石堆上，右臂狠狠撞在尖锐的石块上，剧痛钻心，但我咬牙爬起，继续往前冲。没人喊累，没人退缩，哪怕手心磨破、肩膀红肿，我们只是默默扛起下一袋沙土。当连长带着我们在千亩鱼塘外围筑起一道临时防洪大坝时，天已经亮了，雨势渐小，可我的整条右臂已经麻木得抬不起来了——那是撞击在石头上留下的淤青，青紫蔓延到肘部，后来疼了整整一个月，连穿衣都得靠战友帮忙。

回到营地，我们浑身湿透，满身泥浆，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土豆，狼狈不堪，却挺直了腰板。炊事班早已熬好姜汤，热气腾腾地递过来，那口滚烫的辣意顺着喉咙滑下，瞬间暖遍全身。马永涛端着碗，手还在抖，不知是冷，还是累。他喝了一口姜汤，忽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泥水染黄又洗净的白牙，“刚才……刚才差点就把你推到河里了。”

我也笑了，虽然肩膀疼得要命，抬一下都像被刀割，但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像是完成了一场洗礼，“去你的，要不是我拉你一把，你早就被洪水冲到河里喂鱼了。”

连长走过来，浑身泥水未干，帽檐还在滴水，他拍了拍我们的肩膀，动作沉稳有力。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说，“今天表现不错。记住，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天职，咱们肩膀上扛的不只是自己的安危，还有千亩鱼塘里数以万计的鱼，不仅是国有资产，更是农场发展的经济命脉。”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你们今天守的，不只是堤坝，更军人的本色。”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窗外依旧未停的雨声，滴答滴答，像时间在低语。我看着自己满手的泥垢和指甲缝里的黑泥，怎么洗都洗不净，可我忽然不再嫌弃——那不是脏，是印记，是成长的烙印。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老班长常说的那句话——“嘉丽泽的岗，站过一次，就是一辈子的兵”。不是看军装穿了多久，而是看你在风雨中挺立过的样子。

原来，成长不是在口号里，不是在日记本上，而是在这泥泞的雨夜，在这互相搀扶的每一寸挣扎里。那场暴雨冲刷掉了我们最后一点少年的稚气，冲走了对苦难的抱怨，冲散了个体的孤傲，留下的，是像嘉丽泽水泽一样汪洋恣肆、名为“战友”和“责任”的东西。它不声不响，却深植于心。

从那以后，我和马永涛之间，再也不用说谢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我们已经把后背，交给了对方——那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次用行动写下的誓言。在嘉丽泽的土地上，我们真正成了彼此可以托付生命的兄弟。

六

夜色如墨，浓得化不开。雨点不是落下来的，是被风裹挟着，像无数条鞭子，抽打在嘉丽泽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雷声在低空翻滚，每一声炸雷都仿佛踩着人的心脏过门。

老班长朱卫国，此刻正死死盯着眼前这条在探照灯下翻腾咆哮的弥良河。时光回溯到2004年8月28日的深夜，深塘子段的河堤，就像一块被蛀空的朽木，在洪水持续的冲击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

“朱班长！三队那边报告，渔业队和炮师渔场的交界处，堤坝垮了！”马永涛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声音在风雨中显得格外嘶哑。

我心头一紧。那里地势最低，一旦决堤，炮师渔场数百亩鱼塘的水会像脱缰的野马，瞬间吞没下游的嘉丽泽深塘子片等待秋收的几百亩制种玉米地，外溢的洪水如同脱缰的野马，甚至会威胁到邱家庄等邻村的处于灌浆期农田，那些水稻是老百姓的口粮。

“吹哨！全体集合！带上所有沙袋和木桩，跟我走！”我没有丝毫犹豫。作为军人，堤在人在，这是刻进骨子里的信条。

临时营房外，泥浆没过了脚踝。我们这些驻监武警，平日里守护的是高墙内的安宁，今夜，我们要守护的是高墙外的大坝。草衣斗笠在狂风中根本无用，我们索性光着头，脱下作训帽，穿着救生衣，像一群泥塑的战士，向着决堤口狂奔。

还没到跟前，那轰鸣的水声就震得人耳膜生疼。只见几米宽的缺口处，浑浊的洪水裹挟着断木、死鱼甚至死老鼠的尸骸，疯狂地向深塘子内倒灌。岸边的庄稼已经被冲毁了一大片，露出惨白的断茬。

“姜场长！堵不住了！沙袋一扔进去就被冲走了！”农场的警察抗洪小分队满脸绝望，声音里带着疲惫的嘶哑。

姜场长站在泥泞中，手电筒的光柱在洪水中划出一道颤抖的亮线，他大手一挥，吼声盖过了涛声，“沙袋不行就用人！用身体压住！武警在外围、抗洪人员在内侧，全体警察和武警，跟我上！”

那一刻，没有退缩，没有犹豫。数百名抗洪人员，包括我们武警战士，纵身跃入冰冷刺骨的激流。水深及胸，漩涡扯着人的腿脚，每前进一步都像是在与兽性大发的滔滔洪水抗衡。

“手挽手！结成‘人墙’！”我嘶吼着，感觉肺部的空气都被冰冷的水汽挤压殆尽。我们十几个人，肩并着肩，背顶着背，在缺口最湍急的地方，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堤坝。

“老班长！顶不住了！”马永涛在我身后喊道，他的声音里带着颤抖。

“撑住！把麻绳给我！”我咬着牙，感觉脚下的泥沙在不停流失。岸上的战友开始传递木桩，我们合力，用铁锤将粗大的木桩狠狠砸入堤基。铁锤砸手的闷响与洪水的咆哮混成一片，每一次撞击都像是砸在心尖上。

泥水灌进喉咙，又苦又涩。但我死死抵住打下的木桩，回头看向身后的战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满是泥水，却写满了坚毅。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1966年那场大水中，先辈们也是这样，用身体去阻挡那吞噬一切的洪魔。

“加沙袋！一层压一层！”岸上的指挥员嘶吼着。

运送沙袋的人如同蚂蚁搬家，一字排开，从远处的堆料场接力传送到水边。湿透的沙袋沉重如铁，但没有人喊累，没有人停歇。新垒的堤坝上，四面褪色的警戒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那是我们不屈的战旗。

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几个小时，或许是一整个世纪。当最后一袋沙土终于将缺口封死，当洪水被重新逼回河道，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我们瘫倒在泥泞的堤坝上，浑身虚脱，泥水与汗水在夜色中凝结成褐色的痂。有的蜷缩在树下，就着雨水咽下干硬的馒头；有的靠着沙袋，瞬间就发出了震天的鼾声。姜场长还在泥泞中来回巡视，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得几乎听不见，却依然在喊，“吃好了就起来！堤上还有隐患！”

我坐在堤坝上，望着渐渐退去的洪水，水面上还漂浮着被淹死的老鼠和翻白的鱼。我想起了1966年那场大水后，老人们讲述的“蛇鼠一窝”的奇景。有老人回忆，嘉丽泽1966年的那场洪灾，等水退之后，鸡猪鸭鹅逃到水中高地，蛤蟆，老鼠和长蛇奄奄一息。从没见过蛇鼠一窝，那场洪灾中见到了。老鼠挤着长蛇，窜来窜去，毫无恐惧和防备之心;长蛇也是任由老鼠踏踩，亳无攻击的欲望和进食的念头;天灾面前，食物链就变成了相依为命、变成了抱团取暖...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天灾面前，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所谓的食物链都会变成相依为命。

洪水退去后，我们在大坝溃堤不远处的松坡桥下立起了一块简易的木制水文桩，上面刻下了这次决堤的水位线。后来，这块木桩被换成了桥墩一侧水务部门的铁制水位尺，与罗邦村和黑山村之间的那块嘉丽泽洪痕海拔石刻遥相呼应。

嵩明坝子的“海眼”，也就是直通地河的落水洞，在嵩明县牛栏江镇罗帮村与黑山村交界处的鲇鱼洞口，当地人叫做“大石洞”，其左侧石壁巍然矗立，如同一本打开的史书，记录着嘉丽泽百年的水文变迁，这便是嘉丽泽洪痕海拔石刻。一块高5.5米，宽6米的天然石屏，承载着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间53年的洪水记忆。这是刻在岩壁上的水文史诗，一道道刻痕，如时间的年轮，清晰标注着每一次洪峰的海拔高度”，它们不是简单的划线，而是先民与自然抗争的见证，是嘉丽泽湿地流域水文演变的忠实记录。

石上镌刻的“民元洪水令人惊，四十八村尽当心。河泊毕屋梯三级，全仗春收度长生”诗句，出自李若瑜之手，字自沉重，道尽了，当年洪水肆虐时的惊心动魄与民生艰难，这不仅是文学的抒怀，更是历史的控诉与反思，作为云南首次发现的此类石刻，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为研究期末民国时期嘉丽泽及嵩明坝子的水文环境、气候变迁、洪灾频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每一道水痕，都是一个时代的水文数据。每一行题记，的是一段社会记忆的留存。1945年，由嘉丽泽水利工程处，最后刻制，凝聚着当时人们对治水的思考与努力。如今，它静静伫立于洞口，面向水流方向，仿佛仍在守望这片土地的安澜。2003年12月18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让这份珍贵的记忆得以永续传承。

嘉丽泽洪痕海拔石刻，不仅刻下了水位，更刻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是一部镌刻在岩石上的不朽史诗。

“如果一年不淹嘉丽泽，老母猪都会带金响铃”，这是当地人的民间谚语，相当于“如果一年不淹嘉丽泽，那简直是铁树开花马长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意思，意思是每年的洪灾都会有，只不过或大或小，但是都无一例外集中在七、八月份这个“多事之秋”爆发。

年年防洪，担心洪水不来，又担心它乱来。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每当看到嘉丽泽洪痕海拔石刻上那七道深浅不一的刻痕，我就会想起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那不仅仅是一次抗洪抢险，那是嘉丽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守堤人”这个身份的最好诠释。

如今，嘉丽泽的水患已成为历史，牛栏江的水悠悠流淌。但我知道，只要那块石刻还在，那段关于血肉、泥浆与勇气的记忆，就永远不会褪色。

朱卫国站在如今已是旅游景点的松坡桥大堤上，抚摸着那块冰冷的水位尺，指尖划过2004年的那道刻痕，喃喃自语：“那年的大水，并不亚于嘉丽泽洪痕海拔石刻上的字，民元洪水令人惊，四十八村尽当心，这个洪水猛兽，让人胆寒，来去汹汹啊……”

七

2011年，初春，嘉丽泽农场武警中队营区。

夜风穿过营区外的葡萄地，沙沙作响，像低语，又像回忆。值班室的灯还亮着，我坐在桌前，翻看着一本泛黄的训练日志，封面上写着“2001级新兵连一排九班”。我如今已是中队长，肩上的军衔沉甸甸的，可指尖触到那纸页时，却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10年前，2001年盛夏，嘉丽泽农场还是一片以水稻和包谷种植为主的劳改农场。一排九班的宿舍在四大队，背靠打靶场、鱼塘、果园和养猪房，红砖平房，屋顶漏雨，墙角长霉。新兵的我和马永涛，老班长是朱卫国，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我们的军旅岁月。

那时的我瘦高，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却还带着外乡孩子的怯生生。老班长朱卫国，三十出头，脸如刀削，眼神沉静如深潭，是一排九班的“定海神针”。

“你们记住，”朱卫国在第一次班务会上说，“咱们是驻监武警，不是普通部队。我们守的是高墙电网，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罪犯在墙内，我们在墙外，但我们的责任，重如泰山。”

训练是残酷的。每天五公里负重越野，枪械拆装考核，战术演练，还有那令人窒息的“站军姿”——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四小时，蚊虫叮咬不能动，汗水流进眼睛不能擦。马永涛曾小声嘀咕，“这比坐牢还苦，劳改犯最喜欢看咱们训练，他们心里就会迅速找到平衡点。”朱卫国听见了，没骂他，只是淡淡地说，“坐牢是惩罚，我们是当兵，不是一回事。吃苦，是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的必由之路，才能肩负起看押犯人的重任。”

站岗是最磨人的。一排九班负责四监区东侧哨塔，正对监区放风场。夜里，探照灯扫过铁丝网，罪犯的影子在灯下晃动，像一群困兽。我第一次值夜哨，听见监舍里传来稀稀疏疏的脚步声，那是犯人在操场上活动，心里发毛。朱卫国突然站在我的身后，轻声说，“别怕，他们比你更怕。你要震住犯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打报告。”

夜色像一块浸了墨的厚布，严严实实地罩住了滇东北的大地，嘉丽泽农场的高墙在凌晨时分，更显得冷峻肃穆。营区里的应急灯骤然亮起，刺破浓稠的黑暗，我攥紧手中的钢枪，胸腔里的心跳擂得比营区门口的警钟还要急促。

我和马永涛，都是驻监武警中队的新兵，而站在我一侧，正低头检查装备的，是中队出了名的老班长朱卫国。他肩章上的拐已经磨得发亮，眼神依旧锐利如鹰，每一个检查装备的动作都沉稳利落，透着久经沙场的笃定。此刻，我们接到了一项特殊且艰巨的任务——协同监狱警察，将数十几名在押罪犯跨省长途押解至外省监狱，路途遥远，变数难测。

出发前的短暂集结，没有多余的话语。监狱警察队伍里，带队的吴副监狱长快步走到周班长面前，两人只是对视一眼，微微点头，那是无需言语的默契。多年来，驻监武警与监狱警察朝夕相伴，一次次执勤、一场场任务，早已让他们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配合，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明白彼此的意图，知晓接下来的行动。

押解车队缓缓驶出监狱大门，真正的考验就此开始。我们乘坐的依维柯行驶在最前方，车身颠簸，车厢内气氛凝重。罪犯被严密看管着，安静地坐在指定位置，我和朱班长分守车厢两侧，目光一刻不停地扫视着周围，不敢有丝毫松懈。监狱警察则负责核对罪犯信息、安抚情绪、处理途中突发状况，两者分工明确，却又紧密相连。

路途远比想象中艰难。车队一路北上，昼夜不停，窗外的风景从滇东北的青山绿水，渐渐变成连绵的荒山丘陵，气温也随之骤降。起初的新鲜感早已被疲惫取代，几天几夜的行程里，我们几乎没有合过眼，困到极致时，只能靠冷水洗脸、掐虎口强行保持清醒。车厢空间狭小，坐久了浑身酸痛，双腿麻木得失去知觉，可只要在岗一分钟，就必须警惕六十秒，这是驻监武警的职责，更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信念。

长途押解，最难熬的不只是身体的疲惫，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行至一处偏僻山路时，天降暴雨，泥泞的路面湿滑难行，车队不得不减速慢行。雨水拍打着车窗，视线变得模糊，周班长立刻示意我提高警惕，同时向车外的监狱警察传递信号。负责外围警戒的狱警瞬间绷紧神经，加大了对周边环境的巡查力度，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警服，紧贴在身上，可他们依旧站得笔直，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山路两侧的密林，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动静。

山路崎岖，车辆时不时发生颠簸，有一名罪犯趁机试图小动作不断，眼神闪烁，手脚悄悄挪动。这一幕立刻被紧盯现场的朱班长察觉，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前半步，身形稳如泰山，语气威严而果断，“安分点！”与此同时，旁边的监狱警察迅速上前，依规进行约束管控，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没有丝毫慌乱，武警的震慑、狱警的处置，配合得天衣无缝，瞬间化解了潜在的风险。

饿了，就啃几口冰凉的干粮，就着矿泉水匆匆下咽；累了，就两人轮换值守，哪怕闭眼小憩几分钟，也始终保持着半清醒的状态。夜深人静时，车队停靠在临时休整点，我们和监狱警察轮流站岗，寒风吹透衣衫，彼此相视一眼，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血丝，却又不约而同地露出一抹坚定的笑意。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是一句“换你休息，注意安全”，便胜却千言万语。

朱班长始终冲在最前面，他经验丰富，总能提前预判风险，提醒我注意细节，教我如何观察罪犯神态、如何应对突发情况。而监狱警察们也对我们格外关照，途中主动分担压力，在我们值守疲惫时，默默递上一杯热水，在遇到路况复杂时，第一时间与我们沟通路线方案。没有职务之分，没有警种之别，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圆满完成押解任务，将罪犯安全送达目的地。

第四天傍晚，当车队终于驶入外省监狱的大门，缓缓停稳时，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历经四天三夜，跨越千里路途，我们顶着疲惫、克服艰险，在武警与监狱警察的默契配合下，圆满完成了这场长途押解任务。

下车交接时，吴副监狱长拍了拍朱班长的肩膀，又看向我，笑着说：“圆满完成任务，咱们合作再次愉快！”朱班长微微颔首，眼中满是释然，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并肩作战数日的战友，看着彼此疲惫却坚毅的脸庞，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暖流。

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饥寒交迫的坚守，险象环生的突发状况，还有那无需言语的默契配合，都成了我们心底最深刻、最难忘的回忆。我们身着不同的警服，却肩负着同样的使命，驻守在监管一线，奔波在押解途中，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着一方平安。

夕阳洒在我们身上，将警服的轮廓映照得格外耀眼。这场千里押解，不仅是一次艰巨的任务，更是一段镌刻在心底的战友情谊，是驻监武警与监狱警察携手并肩、共克难关的最好见证，往后岁月，无论再过多久，想起这段旅程，依旧会满心滚烫，铭记这份并肩作战的荣光。

任务顺利完成。回程路上，十三人坐在车后，望着窗外渐亮的天光。马永涛忽然说，“班长，等我退伍，我想开个小饭馆，卖点海鲜菜。”

朱卫国笑了，“想法很好，你这是经常喝嘉丽泽酒的后遗症，你自己喜欢喝酒，就开餐厅也让别人一起喝。不过也好，这样不仅可以养活自己，关键是等咱们退伍后重逢，老战友们有个吃饭喝酒的地方。”

我没说话，只是望着天边升起的太阳，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想留下。

2007年，朱卫国老班长退役。走的那天，他把一枚旧军功章交给我，“替我继续扎根在嘉丽泽。这里的犯人，需要有武警守着，监狱才稳定，社会才安全。”

深秋的风卷着枯黄的落叶，掠过嘉丽泽农场的高墙，吹进驻监武警营区，带着几分萧瑟的凉意。天还没亮，营区的灯就全亮了，暖黄的灯光洒在整齐的营房、停放的依维柯车上，也洒在每一个红了眼眶的官兵身上——今天，是老班长退伍的日子。

朱卫国班长背着收拾好的行囊，站在营房前的空地上，指尖紧紧攥着背包带，脸上云淡风轻。他是中队的老武警，这一走，就要告别坚守了多年的高墙，告别朝夕相伴的战友，告别亲手开垦的菜地、照料过的猪圈、守了无数个日夜的执勤岗亭。

行囊里，除了衣物，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磨得发亮的肩章、陪伴他无数次押解任务的旧手套，每一样都藏着数不清的军旅记忆。他一遍遍摩挲着营区的围墙，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平日里刚毅的脸上，满是不舍与酸涩，眼眶早已泛红，却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

战友们都起了大早，没人说话，只是默默围站着，平日里喧闹的营区，此刻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老班长，想起无数个一起执勤的日夜：凌晨的依维柯车旁，他教我规范执勤动作；跨省押解的路途上，他带我化解风险；营区的菜地里，他和我们一起浇水施肥；节日的餐桌前，他把最香的肉块夹给我们。那些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坚守岗位、一起自力更生的时光，此刻全都涌上心头。

终于，我忍不住红了眼，泪眼婆娑。平日里一起喂猪、种菜、站岗的战友，上前一步，紧紧抱住老班长，肩膀不停颤抖，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只化作一句哽咽的：“老班长，常联系，一路平安！”

“保重！”“照顾好自己！”“记得回来看我们！”

一句句叮嘱，带着浓浓的哭腔，在营区里回荡。大家再也忍不住，纷纷相拥告别，紧紧握住彼此的手，用力拍着对方的肩膀，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最真挚的不舍。泪水顺着一张张黝黑的脸庞滑落，砸在脚下的水泥地上，也砸在每个人的心里。

老班长看着身边的战友，看着这个他奉献了最美丽青春的营区，声音沙哑，“守好这里，守好咱们的岗，照顾好自己……”话没说完，就被哽咽打断。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墙，望了一眼停放着的依维柯车，望了一眼后方绿油油的菜地，那是他扎根多年的地方，是他抛洒汗水、践行使命的战场，如今要彻底告别，满心都是眷恋。

他摘下头上的军帽，对着营区，对着高墙，对着鲜红的国旗，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这个礼，敬他坚守的使命，敬他并肩的战友，敬他无悔的军旅青春。所有在场的官兵，齐刷刷抬手，回以最标准、最庄重的军礼，晨光里，一只只举起的手，是不舍，是敬意，是军人之间独有的告别。

送行的车缓缓驶到营区门口，老班长最后看了一眼战友，看了一眼营区，咬牙转身上车。车门关上的瞬间，车里车外的人，都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决堤。战友们追着车子，不停挥手，喊着老兵的名字，车子越开越远，渐渐驶出营区，驶过高墙，最终消失在路的尽头。

风还在吹，营区里依旧安静，只剩下满院的落叶，和大家挥在空中久久不肯放下的手。高墙依旧威严，依维柯车静静停放，菜地里的蔬菜依旧青翠，可那个带着我们执勤、教我们成长的老兵，却离开了。

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最质朴的相拥，最哽咽的叮嘱，最庄重的军礼。驻监武警的离别，藏着对使命的眷恋，藏着同生共死的战友情，藏着青春奉献的无悔。那泪水，那挥手，那定格在晨光里的军礼，成了高墙下，最动人、最难忘的告别，刻在每一个驻守在这里的官兵心底，永远不会磨灭。

2008年，轮到马永涛退伍了。临行前，他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先回去开馆子，等你退伍后来找我喝酒。”我点头，可我知道，有些告别，或许就是永别，说完忍不住的伤感起来。

此后，我留在了嘉丽泽。从士兵成长为班长，又升为中队长。每年，都会受邀组织新录用监狱警察任职前培训，示范警体技能，教他们如何在高压下保持冷静，规范警务技能训练技巧，以及如何在处突中防暴反恐。

除了日复一日的大墙执勤、长途押解，每年最特殊的一份使命，便是受邀担任农场新警入职培训的教官。这份差事，我坚持了三年，每一年金秋，看着一群怀揣从警梦想的年轻人站在训练场上，我总能想起自己初入军营的模样，也在一次次喊口号、练队列的时光里，和这群新警结下了刻在心底的深厚情谊。

新警培训的训练场，就设在场部武警中队旁的五大队空地上，一河之隔，距离我们的营区不远，那边是朝气蓬勃的新警队伍，同样的藏蓝与橄榄绿，在阳光下交相辉映，透着一样的忠诚与担当。每次接到担任教官的通知，我都会提前整理好军装，擦亮军靴，把队列动作在心里反复温习，不敢有丝毫马虎。在我心里，这不仅是一份受邀的任务，更是驻监武警与监狱警察携手并肩的纽带，是军人作风与警察使命的传承。

第一批参训的新警，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眼神里满是青涩，动作松垮散漫，连最基本的立正、稍息都做不标准。我收起平日里的温和，拿出武警教官的严苛，站在队伍前方，声音洪亮有力，每一个动作都亲自示范，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抠练。

“立正！两眼平视前方，挺胸收腹，五指并拢紧贴裤缝！”

“齐步走！摆臂高度一致，步幅精准，节奏稳住！”

训练场上，我是不苟言笑的武警教官，烈日下陪着他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人动作不规范，我就手把手纠正；有人坚持不住想要松懈，我就厉声提醒。汗水顺着每个人的脸颊滑落，浸湿了衣衫，新警从一开始的叫苦不迭，到后来咬牙坚持，眼神里的散漫渐渐褪去，多了几分坚毅与规范。

看似严苛的训练里，藏着数不尽的温情。有年轻女警练正步崴了脚，我立刻让队伍休整，找来医药箱帮她处理伤口；有小伙子体质弱，长时间站军姿头晕，我便调整训练节奏，递上温水耐心鼓励；训练间隙，我会给他们讲驻监武警的执勤故事，讲高墙内外的责任与坚守，讲军警一家、守护平安的使命。他们也会围着我，问军营的生活，问押解任务的经历，眼里满是崇敬与向往。

渐渐的，这群新警褪去了稚气，队列站得笔直整齐，步伐铿锵有力，眼神坚定果敢，俨然有了人民警察的模样。而我，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训练时，我们是严肃的教官与学员；休息时，我们是并肩的兄弟姊妹，一起坐在训练场的草地上聊天，一起分享零食，一起迎着朝阳喊口号，伴着晚霞练队列。

他们会记住我的喜好，训练结束后悄悄递上一瓶冰水；会在我嗓子喊哑时，默默送来润喉糖；会围着我请教队列技巧，也会跟我倾诉从警的初心与迷茫。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战友，分享军营里的成长经历，教他们磨炼意志，告诉他们身为人民警察，肩上扛着的是责任，心里要装着人民。

每年的培训周期不长，却总能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犹记有一年培训结业，新警们自发列队，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警礼，齐声喊着：“谢谢林教官！”那一刻，看着一张张黝黑却朝气蓬勃的脸庞，看着整齐划一的队伍，我心里满是欣慰与动容，常年握钢枪的手，竟有些微微颤抖，我郑重地回以军礼，眼眶不自觉地泛红了。

培训结束，他们奔赴各个警务岗位，成为监狱人民警察，和我成了并肩守护一方平安的战友。分别时没有伤感的泪水，只有坚定的握手与嘱托，“以后在岗位上，好好干，守住初心，不负身上的警服！”“林教官，我们一定会常联系，不辜负你的教导！”

往后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总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祝福消息；偶尔在监管区执勤、执行任务碰面，他们会远远地跟我打招呼，亲切地喊我一声“林教官”；遇到工作上的困惑，也会主动找我聊天请教。哪怕时隔多年，那份在训练场上结下的情谊，从未褪色。

作为驻监武警，我们驻守高墙之上，守护外围的监管安全，而每年的新警培训，让我以教官的身份，把军营的作风、军人的担当传递给这群新警，看着他们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和我们一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橄榄绿与藏青蓝，在训练场相遇，在岁月里相知。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一次次队列训练的坚守，一句句真诚的叮嘱，一份份军警同心的深厚情谊。这份每年如约而至的相遇，这份跨越警种的友谊，早已融入我的军旅生涯，成为我身为驻监武警，最珍贵、最难忘的时光，也让我更加明白，无论是武警还是监狱警察，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使命，那就是用忠诚与坚守，护万家灯火，守一方平安。

“你们和我们不一样，犯人统一尊称你们为‘警官’，而驻监武警保护的是监狱外围安全，我们仿佛是大墙上的月光，常常被人忽视。只有犯人路过围墙的时候，才会对着我们抱着的钢枪大声报告，‘报告，大军，犯人通过’，因为我们的存在感并不高。”我常对新警察说。

“那道墙，不是隔开罪与罚，而是撑起秩序与希望。我们站在大墙上，你们躬耕在大墙里，犯人叫我们大墙兵，因为我们的权力有限，活动受限，但是我们同样很关键，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活成了大墙上的那道白月光——默默负重守平安，为正义站岗。”

我教他们站哨，教他们训练、执勤和处突，用坚守传递力量。甚至保留着朱卫国当年那套“站军姿”的训练法，要求新兵在烈日下站满四小时，不许动，不许言。

“班长，这太苛刻了。”有新兵抱怨。

我看着他，眼神像极了当年的朱卫国，“苛刻？等你真正站在哨塔岗楼上，听见监舍里的哨声，你就会明白——我们苛刻的，从来不是花架子，而是一种不怒自威的威慑力，岿然不动，给人以稳如泰山的安全感。”

2010年春天，我收到一封陌生来信。信封泛黄，邮戳是山东威海。他打开，是一张照片：一家名叫“老兵海鲜馆”的小店，门口挂着红灯笼，一个熟悉面容的男人系着围裙，笑容灿烂。背面写着，“林夕兄弟，海鲜馆开了两年了，你什么时候来？我给你做最香的海鲜。”

我久久凝视着照片，眼眶微热。翻出抽屉里那张早已模糊的一排九班合影，指尖轻轻抚过朱卫国和这个来信人的脸。

窗外，嘉丽泽的夜空星光点点。哨塔上的探照灯依旧扫过铁丝网，像9年前一样。

我拿起笔，在照片背面写下一行字，“我还在坚守。等你来嘉丽泽，我请你吃车架场岗楼下的烧烤。”

然后，我合上相册，走向训练场。新一期培训即将开始，年轻的面孔正列队等候。我知道，有些使命，不会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着。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2012年，新监狱整体搬迁的工作还在收尾，轮到我光荣退伍了。他坐上了开往广东的列车，告别了嘉丽泽和战友们，慢慢消失在人海。

八

2025年，初秋，我和马永涛退伍后第一次回到嘉丽泽，共同找寻我们的青春记忆，回味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个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地方。

风从干涸的河床吹过，卷起一层细沙，像时间在低语。我站在一片空旷的荒地上，脚下是碎裂的水泥块和半截锈蚀的铁门框。我低头看着手中一张泛黄的照片：九个穿着97式作训服的年轻士兵，站在红砖营房前，笑容青涩。照片右下角写着：“2001年，新兵连一排九班，嘉丽泽农场驻监武警中队。”

“就是这儿。”我轻声说，声音被风撕碎，散在空气里。

马永涛站在我身旁，手里拄着一根登山杖，裤脚沾满尘土。他眯眼环顾四周，试图从这片荒芜中辨认出一点熟悉的痕迹。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哨塔岗楼，没有铁丝网，没有那排红砖平房，甚至哨所旁连那棵老榆树，也只剩下一个枯死的树桩，像被遗忘的墓碑。

“营房没了？!”马永涛喃喃道，“连地基都推平了。万万想不到，连一块砖都没留下!”

我点点头，蹲下身，手指抚过一块嵌在土里的碎瓦片。“全拆了。农场三年前整体搬迁到南面靠乡镇的新区，这里划为生态修复区。大搞房地产开发，打造旅游度假区。”我们苦笑，“当年我们种的白杨，一棵没剩。”

故地寻踪，月色无归处。

我们两人静静的沉默。风掠过耳际，仿佛还夹杂着当年的口令声，恍如隔世，好像还在昨天。

二十多年的风尘，被脚步轻轻踏碎，我们终于回到了昆明嘉丽泽这片旧地，循着记忆里的方向，来找那座曾承载过我们最美的年华里青春记忆的大墙岗楼。

可眼前一片狼藉的荒草、碎瓦片和空地，当年高耸的岗楼、斑驳的高墙、泛着冷光的电网，全都消失在岁月里，连一丝残存的痕迹都寻不见。风掠过耳畔，还是熟悉的温热，可那份属于哨兵的紧绷与坚守，仿佛瞬间没了依托，两颗早已被岁月磨得沉稳的心，猛地空了，像漂泊的孩子没有了可以回去的家园，像南归的大雁没有了可以折返的老巢，像一棵茂密的大树突然发现自己从此找不到可以依托的根须，这种无力感，这种失落感，漫开无尽的惆怅。

我们并肩站在这片空旷里，无需言语，记忆便不约而同地翻涌。恍惚间，又看见二十多年前的月光，清冷冷地泼在高高的岗楼上，洒在两个年轻挺拔的橄榄绿身影上。那时我们并肩站在哨位上，钢枪紧握，肩并肩守着长夜，月光落在彼此的帽檐上、警徽上，也落在沉默却坚定的眼神里。夜里的风很凉，高墙内外一片寂静，只有彼此均匀的呼吸声，是长夜执勤里最安心的陪伴。我们曾在月色下交换过一个眼神，无需多言，便懂那份坚守的责任；曾在换哨时轻声寒暄，聊起远方的家，聊起未知的未来，所有的青涩、热血、孤独与赤诚，都藏在那方小小的岗楼里，藏在每一个月色笼罩的深夜里。

那座岗楼，是我们青春的坐标，是戎马岁月最深刻的印记，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见证。可如今，坐标没了，见证不在了，连当年洒落肩头的月光，再也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岗楼，再也没了落脚的地方。

望着空荡荡的平地，心底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有怀念，怀念那些并肩作战、以青春护平安的滚烫岁月；有不舍，不舍那段纯粹炙热、义无反顾的军旅时光；更多的是深深的惆怅，岁月无情，物是人非，曾经站岗的地方早已变了模样，那些藏在岗楼里的青春记忆，仿佛成了无处安放的浮萍。

我们相视无言，眼底满是唏嘘。当年的少年郎，如今鬓角已染霜色，当年坚不可摧的岗楼，也化作了尘土。唯有记忆里的月光，依旧清亮，依旧照着两个出走大半生之后的老兵，照着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风轻轻吹过，带着几分落寞，原来有些地方，只适合藏在回忆里，一旦踏足，只剩满心的怅然，可那段月光下的坚守，早已刻进骨头、融入血液，成了此生永不磨灭的荣光。

“还记得不？”马永涛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笑意，“那年暴雨夜，我们去护鱼塘，你把我从洪水里拽出来，差点自己也滑进河里。”

“记得。”我也笑了，“你当时说，‘广东仔，我这辈子欠你一顿海鲜大餐’。”

“现在我还想说。”马永涛拍了拍我的肩，“没了兑现这顿大餐，我开的海鲜餐厅饭馆，就叫‘老兵海鲜馆’，你不知道吧？”

我一怔，随即摇头，“眼见为实，没有吃过。”

“不要怪我没有告诉过你，给你寄过信，就算告诉过了。你不来是你的事，我一直等你过来吃，也一直等老战友们过来吃。我‘老兵海鲜馆’，是希望战友们有个相聚的地方，大家就算退伍，也不会走散。”马永涛咧嘴一笑，眼角的皱纹深深，“我一直等着你北上威海，来我这里聚聚，等不到你来，只有我来找你。”

我望着他，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从怀里掏出一本皮面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剪报，《山东威海退伍军人创办“老兵海鲜馆”，免费为困难老兵提供餐食》。照片上，马永涛系着围裙，正在给一位老兵端茶递水。

“我去年才看到。”我低声说。

马永涛沉默片刻，忽然蹲下，从碎石堆里捡起一块锈迹斑斑的金属片。他用袖子擦了擦，露出上面模糊的字迹：“嘉丽泽农场武警中队——岗哨责任区”。

“这是……哨塔的铭牌？”我接过，指尖轻抚那行字，仿佛触到了当年的温度。

“我们站过的那个哨塔岗楼，就在这儿。”马永涛指着前方一片平坦的荒地，“我还能看见老班长站在上面，手扶枪托，盯着监管区操场上的放风场。他说，‘永涛，别走神，站岗就是战场，放风场上无数双罪犯的眼睛，正盯着我们的岗楼看呢!’”

我闭上眼。仿佛看见了——2001年的夏天，烈日当空，我和马永涛在哨塔上交接午班，监管区里罪犯列队走过，脚步拖沓。远处，朱卫国站在训练场边，叫刚下岗楼的我迅速归队训练，支队要执行长途押解任务，他吹响哨子强化体能、组织训练，声音穿透热浪。

“除了岗楼执勤的哨兵，全体集合！负重五公里！”

我听见自己年轻的声音在喊，“到！”

我们扛着沙袋在泥地上奔跑，汗水浸透作训服；我们深夜持枪巡逻，手电光扫过铁丝网；我们站在火车站月台，与监狱警察并肩而立，押着戴手铐的几十名罪犯押解登上开往新疆的绿皮火车。那一次，一名罪犯试图用头撞击车窗，我一个擒拿将其按倒，枪口始终对准对方太阳穴，手稳得像铁铸。

“小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执行任务的列车指挥长问。

“我们是嘉丽泽一支队一排九班的。”我骄傲地回答。

可现在，一排九班的痕迹，被风沙抹平了。

“老班长会不会也来过这儿？”马永涛望着那片废墟接着说，“来看看我们站过岗的地方？”

我沉默。我不甘心我们心底的青春记忆，在弹指一挥间，彻底的消失了，更担心老班长看见过岗楼的消失。但我知道，有些地方，即使被夷为平地，也永远在心里立着一座哨塔岗楼。

夕阳西沉，荒原被染成一片暗红，像血，也像火。

“走吧。”马永涛站起身，拍了拍裤腿，“我请你吃烧烤。就在这儿，搭个帐篷，我带了便携炉。”

我一愣，“在这儿？”

“对。”马永涛笑着，从背包里拿出烧烤三件套，“就当是……最后一次站岗。我们一排九班，补一次夜哨。”

我们两人在废墟中搭起一顶旧式武警帐篷，架起炉子，烧碳火，从车上拿出从车架厂烧烤摊买的食材。马永涛熟练地翻烤五花肉、鸡翅中、卤猪蹄，烤猪蹄的香气在冷风中弥漫开来。

他们坐在帐篷口，津津有味地吃着热腾腾的烧烤，望着渐暗的天光。

“希望老班长不知道哨所消失了，”马永涛忽然说，“如果老班长看见这里已夷为平地，他会非常难过的。”

我望着星空，轻声说，“他一辈子都只会说——‘一排九班，注意隐蔽，保持警戒。’而我们会对他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墙上的月光，很美’”。

二十多年光阴一晃而过，我们两个老兵坐在早已消失的岗楼下，月光还是当年的月光，而我和永涛，依然还是当年的好兄弟，还是两个热血青年，并肩坐在当年日夜坚守的哨塔岗楼下。

曾经高耸的岗楼早已不见踪影，高墙也没了痕迹，眼前只剩空荡荡的回忆，仿佛那段戎装岁月从未在这里留下印记。

我们静静坐着，不约而同抬头望向夜空。

那轮月亮，清辉如水，温柔地洒下来，和当年一模一样。恍惚间，他们又回到了当年，一身戎装挺立在岗楼上，月光铺满肩头，照亮帽徽，也照亮彼此年轻而坚毅的脸庞。那时夜静风清，四下无声，只有月光与钢枪相伴，职责在肩，心无旁骛。

物换星移，岗楼可以消失，旧址可以变迁，可头顶的月光，依旧明亮如初，不曾黯淡半分。

就像我们当年身为驻监武警的坚守与忠诚，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褪色，不会因环境变迁而消散。岗楼是有形的哨位，终会被时间拆除；而军人的担当、忠诚与初心，是无形的丰碑，永远立在心里，如同这万古不变的月光，始终明亮，始终清澈，始终照亮来路，也照亮一生不变的底色。

马永涛笑了，眼角有泪光。

风，又起了。

远处，一辆观光车缓缓驶过，车灯穿过隔离栅栏，扫过废墟，与我们二人目光短暂的“对视”。那光掠过帐篷，掠过那块锈蚀的铭牌，掠过两个老兵的身影，然后消失在高尔夫球场爬坡的黑暗中。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多年以后，还会有人在消失的岗楼旧址，相约来到这里，找寻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而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某种东西，或许从未真正消失。

鸟儿飞过天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它们曾经来过。

十

2026年，暮冬，深圳火车站。永涛第二次来看我。

别离那天，安检口的传送带还在空转，发出单调的嗡鸣。马永涛的背影刚刚消失在闸机深处，那件时髦的皮夹克像一片被风吹走的枯叶。我僵立在原地，手里还残留着他临别时拍打我肩膀的力度——那力道太重，带着山东汉子特有的粗砺，却偏偏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要不合张影？”我想起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朱老班长的声音仿佛还在穹顶下回荡，让人忍不住泪眼婆娑。

我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里的手机，指尖触碰到冰冷的屏幕，却迟迟没有拿出来。此刻掏出手机，对着永涛远去的方向按下快门，拍下的只会是一张空洞的、充满遗憾的背影。

深圳的站台总是喧嚣的，但在那一刻，我的世界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马永涛转身的那一刻，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退伍老兵的背影，而是一座移动的山岳，沉重得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离别的倒计时上。那件并不合身的皮夹克下，依然能看出他挺拔如松的脊梁，那是军营赋予他的底色，即便脱下了军装，即便置身于这光怪陆离的红尘，那股子精气神儿依然像钉子一样扎在我的视网膜上。看着那个背影，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褪色了，周围那些霓虹闪烁的广告牌、行色匆匆的路人、五光十色的车流，统统变成了黑白的背景。唯独他的背影，在我眼中呈现出一种最为厚重、最为纯粹的“无色”。那不是苍白，而是包容了所有色彩的白，是历经沧桑后归于平淡的纯粹，就像我们当年穿过的旧军装，洗得发白，却比任何锦衣华服都更加耀眼。

那一刻，我仿佛透过他的背影，看到了嘉丽泽大墙下清冷的月光。那是我们共同驻守过的地方，是高墙电网下最忠诚的见证者。月光无声，却照亮了我们无数个寂寞的哨位；背影无言，却承载了我们之间比海更深的战友情谊。他不需要回头，我也知道他那被风吹乱的头发下，藏着怎样一张隐忍的脸。这种依依不舍，不是儿女情长的缠绵，而是两个钢铁汉子之间，用沉默堆砌起来的千钧重负。

列车终究还是开走了，带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却带不走刻在我骨子里的记忆。在这个繁华得让人有些眩晕的城市里，马永涛留给我的这个无色背影，成了我心中永不褪色的风景。它时刻提醒着我，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那份在大墙下、月光里结下的生死情谊，早已化作了我生命中最坚硬的铠甲。

风从车站的换气窗灌进来，带着城市特有的汽车尾气和远处海港的咸腥味。这味道让我产生了一瞬间的眩晕，仿佛时空错位，我仿佛站在嘉丽泽那片广袤的土地上。

2007年的嘉丽泽。

“立正——稍息！”

老班长的口令像鞭子一样抽在清晨的操场上。我和马永涛并排站在队列里，脚下的黄泥巴还带着夜里的潮气。那时的阳光是慷慨的，毫不留情地炙烤着我们的后颈，汗水顺着脊梁沟流进迷彩服的领口，痒得钻心。

“你们两个，出列！”

老班长朱卫国黑着脸走过来，手里捏着那管被我们挤得变形的牙膏。那是绿色的“中华牌”，铝管已经被拧成了麻花状，像一条死去的蛇。

“马永涛！林夕！”老班长把牙膏举到我们鼻子底下，“这是第几次了？共用牙膏也就算了，挤成这样，为什么如此节俭，这是什么情况？”

“报告班长！省时间！”马永涛梗着脖子喊，脸涨得通红。

“省时间？”老班长冷笑一声，目光锐利的扫过我们两张稚气未脱的脸，哈哈大笑。他说，“同吃一锅饭，同站一个哨，同用一支牙膏，真正的好兄弟。”

“同用一支牙膏，就能永远在一起吗？”话锋一转，老班长厉声说。

我们愣住了。那时的我们，对退伍根本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以为青春是一条永不干涸的河。就算以后退伍了，山东和深圳的距离，在我们眼里不过是地图上两个彩色的圆点，一张硬座车票就能轻易跨越。我们不懂老班长为什么那天会如此伤感，他眼里深沉，只觉得他心血来潮。

“违反内务卫生规范，把这管牙膏舔干净，每个人再给我写不少于两千字的检查！”老班长把牙膏扔在地上，“现在！立刻！”

我们蹲在红沙训练操场跑道上，像两只笨拙的啄木鸟，轮流对着那干瘪的铝管吹气、挤压。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身后的单杠上，像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问号。那时的我们，满脑子都是一起训练、一起学习、一起站岗的美好时光，却不知，老班长正站在不远处，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眼神，看着我们——因为他已经接到了自己退伍的通知，他不想让大家都伤感，所以用我们那支共用的牙膏，给这两个以为来日方长的少年，上一次深刻的最后一课。

“先生，请让一让。”

安检员的提醒把我拉回现实。我这才发现自己挡住了通道。我狼狈地退到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行色匆匆，每个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没有人会为一段25年前的回忆驻足。

我掏出了手机，点开了相册里那张唯一的老照片——那是退伍前在营房门口拍的。照片里，我和马永涛肩膀搭着肩膀，笑得没心没肺。背景是那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红旗，还有老班长站在一旁，背着手，嘴角挂着一丝极淡的笑意。

现在的我，终于读懂了他当年那个笑容里的含义。

那是一种“我知道你们以后会失去什么，但我不能告诉你们”的无奈；是一种“愿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能笑着想起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收起手机，转身走出车站。

深圳的阳光刺眼而热烈，和嘉丽泽的阳光不同，这里没有嘉丽泽特有的水泽腥味，只有车水马龙的城市快节奏。而我心里那片沼泽中的青春记忆，却从未消失，他曾经在我的梦中无数次地出现过。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那春天，嘉丽泽的月光下，我们共用一管牙膏。站岗的寒夜里，我们早就把彼此的影像，刻进了骨头里，在抗洪抢险中、在生活和工作里、在防爆处突中、在我们把后背交给对方的那一刻，就已定格。

马永涛，老班长，还有那个曾经的我。

我们永远留在那个春天里，穿着不太合身的军装，满脸稚气，以为青春不会散场、来日一定方长。

出走大半生，才知道重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的我们，只是久别重逢的老兵，在岁月长河里，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向彼此、相互温暖。

十一

临行之前，我对马永涛说起了一件最让所有人痛心的往事，那是八个广东兵中的一个，我的兄弟——向新。

那年冬天，寒气裹着昆明东北部的风，吹在脸上生疼。我们八个毛头小子，背着沉甸甸的行囊，从老家市里一路往西，辗转来到嘉丽泽的驻监武警营地。彼时的我们，身上套着还没授衔的新兵作训服，布料粗糙，却裹着一颗颗滚烫又忐忑的心。

陌生的营房，空旷的训练场，耳边全是陌生的口令，可我们八个来自同一片故土，张口就是熟悉的乡音，自然而然就凑成了最紧密的小团体。新兵连的日子苦到极致，天不亮就出操，站军姿站到双腿发麻，齐步走练到手脚不协调，夜里躺在床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可年轻从不知道什么是苦，累了就互相捶背，饿了就分着吃一块干粮，受了训斥就躲在被窝里互相打气，八颗心紧紧贴在一起，把异乡的寒冬，捂得格外暖和。

新兵连授衔那天，是我们来嘉丽泽最开心的日子。八个人特意换上崭新的常服，军帽戴得端端正正，肩章还带着新鲜的棱角，在营区的训练场上，拍下了那张珍藏多年的合影。镜头前，八张年轻的脸满是青涩稚嫩，眼神却亮得惊人，藏着对军旅生涯的憧憬，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向新就蹲在最边上，腰杆挺得笔直，嘴唇微微抿着，眼神干净得像嘉丽泽清晨的露水，十八九岁的年纪，浑身都是未经生活风雨打磨的纯粹。

他向来是我们八个里最沉默的那个。性子老实憨厚，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人多的场合，永远坐在角落，不抢话，不争执，我们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他就安安静静听着，听到有趣的地方，就咧嘴嘿嘿一笑，露出憨厚的神情。我们总爱开他的玩笑，逗他说话，他也从不恼，只是挠挠头，依旧是那副温和的模样，把所有的棱角都收起来，真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兄弟。

后来下了连队，我们八人被分到四个不同的执勤连队，高墙之上的岗楼各自矗立，执勤时间错开，见面的次数渐渐少了。可那份在新兵连结下的情谊，从来没有被距离冲淡，偶遇在营区的路上，一个眼神，一句招呼，依旧是最亲近的彼此。退伍的号角吹响，我们卸下军装，各奔东西，一头扎进烟火缭绕的生活里，为了生计奔波，为了家庭操劳，天南海北，相聚变得屈指可数。

但战友二字，重过千言万语。不管隔得多远，不管多久没联系，只要谁家里有事，一个电话，所有人都会放下手头的事，第一时间赶到。这种生于军营、刻进骨血的情谊，没穿过军装的人，永远不会懂。

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辈子最坎坷的，会是最老实的向新。

生活给了这个温和的男人太多磨难，那些藏在他心底的伤疤，我们不忍触碰，更不敢多提。后来的日子里，他精神渐渐出了问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说话颠三倒四，情绪也总是起伏不定，曾经那个憨厚爱笑的青年，被岁月和苦难磨去了光彩。可任凭他的世界如何混乱不堪，有一件事，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八个战友，那段在嘉丽泽的军旅岁月。

无论隔多久见面，他总能一字不差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说起新兵连的训练，说起岗楼上的月光，说起营区的一草一木，桩桩件件，比我们任何人都记得清晰。有一年他病情加重，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却依旧清晰地记得，挨个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他家吃烤羊，语气执着又认真。其实，他的世界早已支离破碎，可那段穿军装的日子，我们八个并肩的时光，成了他脑海里最牢固、最清晰的净土，是他一生都不愿抹去的光。

时间走到2026年秋天，寒风瑟瑟，噩耗却猝不及防地砸向我们。

前一天，我因工作回深圳老家，几个战友闻讯赶来，张罗着聚一聚，念叨着好久没见向新，便想着叫上他一起。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那头传来向新平淡的声音，没有波澜。

“向新，我回来了，兄弟们都在，出来吃个饭吧。”

他沉默了一两秒，轻轻回了一句：“不了，我有事，就不出来了。”

语气和平常清醒时别无二致，我没有多想，只当他是身体不适，或是真的有琐事缠身，随口应道：“那行，下次再约。”

匆匆挂断的电话，成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第二天，传来向新走失的消息，我们所有人慌了神，发动所有力量四处寻找，几天的煎熬等待，最终等来的，却是阴阳两隔的噩耗。

那一瞬间，我脑子嗡的一声，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愣愣地站在原地，耳边反复回响着那通电话里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针，狠狠扎在心上。

原来他说的有事，是忙着和这个世界告别。

原来他说的不出来，是这辈子，再也不能赴我们的约。

我总在想，他是不是早已感知到什么，不愿让我们看到他憔悴的模样，不想让我们为他担心，只想把自己最好的样子，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在2002年嘉丽泽的大墙下，留在那张泛黄的合影里，留在那个穿着崭新军装、眼神干净纯粹的青年身上。

终究，是我们错过了最后一次相聚，连一句好好的告别，都没能说出口。

今夜，我坐在灯下，轻轻翻出那张25年前的合影。照片早已泛黄，边角被岁月磨得卷曲，八个人的身影，依旧清晰地定格在嘉丽泽的训练场上。我一遍遍看着每张熟悉的脸，目光最终停留在角落的向新身上。

他还是当年的模样，腰杆挺直，眼神清澈，没有生活的苦难，没有岁月的沧桑，只是一个怀揣着军旅梦的少年，满心都是朴素的向往。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泛黄的照片上，落在旧军装的轮廓里，温柔得像当年嘉丽泽大墙上，我们一起值守过的清辉。

八个少年，如今少了一人。

可我知道，向新从没有真正离开。他留在了那段滚烫的青春里，留在了我们八个战友的心底，留在嘉丽泽的风里，留在每一次我们想起军旅时光的瞬间。

十二

嘉丽泽的冬日，少了都市的喧嚣，唯有监狱高墙外的营区，透着独有的静谧与庄严。我们是驻守在这里的驻监武警，日日与大墙上的月光为伴，守着监管一线的平安，而高墙下的这片营区，藏着我们最朴实、也最温暖的日常，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烟火气裹着军人的坚守，酿成了独属于我们的年味。

驻监武警的生活，远不止执勤站岗的严苛，还有自给自足的踏实。营区后方开辟出了好几块菜地，一排、二排和三排都是我们亲手开垦的“开心农场”，泥土里栽满了青菜、萝卜、辣椒、茄子，一到春夏，绿油油的菜畦挨挨挤挤，长势喜人。训练间隙、执勤换岗之余，战友们总会拎着水桶、拿着锄头来打理菜地，浇水、施肥、除草，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这是农场特有的精细照料，靠着坝子的河水、肥沃的土壤，这些蔬菜总能蓬勃生长，从春到秋，新鲜的蔬菜从不间断，成了我们餐桌最实在的补给。

菜地旁的猪圈，也是营区的一道风景。中队养了几头肥猪，从猪崽到出栏，全由战友们轮流照料，剁猪草、拌饲料、清扫猪圈，再脏再累的活，没人有过一句怨言。看着小猪一天天长大，膘肥体壮，大家心里都满是欢喜。不远处的池塘里，还养着不少鱼，碧波荡漾间，鱼儿时不时跃出水面，给严肃的营区添了几分生机。种菜、养猪、养鱼，不是任务，而是我们扎根军营、自力更生的坚守，用双手创造生活，让枯燥的执勤日子，多了满满的烟火暖意。

平日里，餐桌简单朴素，可一到过年过节，中队的后厨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炊事班忙前忙后，战友们也纷纷搭把手，摘菜、洗菜、剁肉、杀鱼，平日里握钢枪、练战术的双手，此刻拿起厨具，同样麻利熟练。自家种的蔬菜鲜嫩欲滴，现杀的猪肉香气扑鼻，池塘里捞上来的鱼鲜活肥美，所有食材都是自给自足，带着泥土与汗水的芬芳，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珍贵。

炖排骨、炒茄子、酸菜鱼、红烧肉，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摆满餐桌，香气弥漫在整个营区。没有奢华的摆盘，却满是家的味道。大家围坐在一起，卸下执勤的疲惫，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举杯相庆，说着平日里来不及说的家常，聊着训练与执勤的点滴，欢声笑语冲破了高墙的肃穆，温暖了每一个坚守岗位的节日。

记得2002年的春节，格外热闹。支队首长专程来到基层连队，看望坚守在驻监一线的我们，还带来了慰问品，与我们一起军民联欢，共度新春。首长没有丝毫架子，走进我们的菜地、猪圈、池塘，仔细查看我们的自给自足成果，夸赞我们扎根基层、自力更生的精神，叮嘱我们既要守好职责，也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联欢活动热热闹闹地展开，营区的空地上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春联，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战友们轮番上台表演，唱歌、小品、擒敌拳表演，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军营特色，质朴又精彩。驻地的监狱领导带队也来到营区，和我们一起联欢，送油盐柴米、送福字、带来嘉丽泽特有的玫瑰酒、武昌鱼和蔬菜瓜果，军民一家亲，暖意融融。

首长和我们一起围坐在餐桌旁，吃着我们亲手种的菜、养的猪、钓的鱼，亲切地和我们拉家常，询问执勤训练、生活起居的情况，叮嘱我们牢记驻监武警的使命，守护好监狱安全，守护好一方稳定。饭桌上，没有上下级的拘谨，只有长辈对晚辈的关怀，首长频频举杯，向我们致敬，感谢我们舍弃团圆、坚守岗位，用青春守护平安。

窗外，年味正浓，烟花绽放，照亮了高墙与营区；屋内，饭菜飘香，欢声笑语，满是温情与力量。我们是驻守在大墙上的驻监武警，日日与清辉的白月光相伴，坚守在监管一线，不能与家人团圆，却用双手打造了温暖的军营小家，在自力更生中扎根基层，在节日联欢中感受关怀，在并肩坚守中践行使命。

高墙威严，初心滚烫。那些亲手种菜、养猪、养鱼的日常，那些节日里热气腾腾的饭菜，那些首长亲临、军民联欢的温暖，都成了我军旅生涯里最难忘的回忆。我们守着高墙，护着平安，在平凡又艰苦的驻监生活中，活出了军人的担当，也藏着最动人的军营温情，这份高墙下的年味，这份扎根基层的坚守，终将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光。

月光不凉，热血未凉。

指尖抚过那张泛黄的新兵照，二十五年前的嘉丽泽月光，仿佛当年那样落在八个青涩的少年脸上。那时我们身着未授衔的作训服，是驻守嘉丽泽农场的驻监武警，把最滚烫的青春，留在了昆明嘉丽泽的高墙之上，留在了夜夜倾泻的月光里。

后来的岁月，兵服褪去，我们终究退伍，告别了营区，消散在茫茫人海之中。有人守着故土安稳度日，有人远赴他乡奔波谋生，岁月在每个人身上刻下不同的痕迹，人生起落、世事无常，命运给了我们各不相同的归途。有人历经坎坷，被生活磨平棱角；有人悄然离去，化作心底永远的牵挂，就像向新，永远留在了2026年的秋天，消散在人间烟火里，却从未走出我们的记忆。

总有些事物会在时光里消散。当年矗立的高墙岗楼，早已被岁月夷为平地，曾经日夜值守的哨位、冰冷的电网、斑驳的砖墙，都消失不见，连一丝痕迹都无处寻觅。可头顶的月光从来不曾改变，当年洒在大墙岗楼上、照亮我们执勤身影的嘉丽泽的月光，依旧跨越二十五载春秋，清辉依旧，温柔如初。

岗楼会坍塌，哨位会消失，岁月会带走年轻的容颜，会让鲜活的身影消散人海，甚至会带走我们挚爱的兄弟，可那份生于军营、刻进骨血的战友情，从来不曾消散半分。

我们或许会被人海淹没，会被岁月冲淡模样，会经历人生的离别与坎坷，可那句“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老兵永不逝去，只是悄然凋零，凋零的是青春的模样，是在岗楼站岗的岁月，却从未凋零那份赤诚与热血。

当年在大墙之上，月光洒在肩头，我们八人在嘉丽泽不同的连队值守，手握钢枪守护一方平安，那份热血、那份忠诚、那份不离不弃的战友羁绊，早已融进血脉。无论相隔多远，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世事如何起落，只要想起嘉丽泽的月光，想起大墙之上的并肩时光，心底的热血就永远不会凉。

岗楼已逝，月光依旧；老兵散去，情谊永存。那些悄然凋零的，是时光，是身影，是过往的岁月；而永不消散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战友情，是藏在心底的军人热血，是那段青春岁月里，最炙热、最永恒的光，如同嘉丽泽万古不变的月光，照亮我的往后余生，岁岁年年，滚烫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