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绪

又是深秋了。梧桐叶在窗外簌簌地落，一片片黄褐色的影子掠过玻璃，像是时光投下的信笺。我坐在书桌前，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渐渐晕开成一个蓝色的圆点。这样的季节，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

九十年代的深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活力。高楼尚未如林，工地却处处可见，打桩机的声响此起彼伏。我住在福田区一栋老旧的筒子楼里，十平米的房间只容得下一张床、一张桌。每到夜晚，隔壁的电视机声、孩子的哭闹声、夫妻的争吵声就会透过薄薄的墙壁传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养成了深夜听广播的习惯。

记得那是个微凉的秋夜，我拧开那台红灯牌收音机，电波里传来一档新节目——《空中觅知音》。主持人声音温润，专门为像我们这样的异乡人架设沟通的桥梁。节目里，一位江西的朱女士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朗读着她写的短文，讲述她在服装厂流水线上的见闻。不知为何，那些朴素的字句突然击中了我——原来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还有人用如此温热的目光注视着生活。

我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自己的一篇小散文寄往电台。两周后的深夜，当收音机里传出我的文字时，我竟像个孩子般红了眼眶。更意外的是，节目结束后，主持人念出了朱女士给我的回信地址。就这样，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开始在电波和信纸间建立起奇妙的联系。

朱女士的字迹娟秀，信纸上总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她在龙岗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宿舍窗前有棵老槐树。我们聊工作、聊文学、聊各自家乡的风物。她的文字里有种特别的质地，能把流水线的枯燥写成诗，把打工生活的艰辛化作温暖的叙事。有时信纸会被水渍晕染，我知道那是她的泪水。

那年秋天特别长。每到周末，我都会特意走过三条街，去那家有着绿色邮筒的小邮局。寄信、等信、读信，成了生活中最明亮的期待。有次我寄去一片红叶，她在回信中说，把红叶夹在了《红楼梦》里，正好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那一页。

转年立秋那天，我收到了公司的最后通牒：停薪留职期限已到，必须作出选择。离深前夕，我给朱女士写了最后一封信，约好在常去的公园见面。那天我从午后等到华灯初上，秋雨渐渐沥沥地下起来，打湿了长椅上那本准备送给她的日本小说《请问芳名》。

后来才知道，就在同一天，朱女士的工厂发生了火灾。我按原地址寄出的信被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蓝色印章。再后来，我回到了四川的小城，那段深圳往事就像被秋风吹散的蒲公英，只剩下些许飘渺的绒毛，偶尔搔痒记忆。

如今每到秋天，当看见第一片梧桐叶飘落，我总会想起那个未曾谋面的女子。不知道她是否平安度过了那场灾难？是否还记得那个在电波中相识的笔友？有时我会梦见深圳的老街，梦见绿色邮筒前站着穿蓝布裙的女子，可每当我走近，她的面容就融进了秋阳里。

前年重访深圳，城市早已面目全非。我站在当年等她的公园旧址，那里现在是购物中心的地下车库。负三层停车场C区的位置，大概就是我们错过的地方。走出商场，夕阳把玻璃幕墙染成橘红色，恍若那年未送出的《请问芳名》书封。

秋意渐浓的夜晚，我打开旧皮箱，取出那叠用红绸带捆扎的信件。纸页已经泛黄，墨迹也淡了，但字里行间的温度仍在。窗外，一片梧桐叶粘在玻璃上，久久不愿落下。我突然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电波的距离，有些情谊终究要化作信纸上的沉香。

收音机里传来老歌："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我轻轻摩挲着那些年的邮戳，忽然觉得，或许不相见才是最好的结局。就像秋天里的两片落叶，在风中短暂地比邻而舞，又各自飘向不同的土壤，却都滋润了同一季的金黄。

在这个落叶纷飞的季节，我终于学会了与遗憾和平相处。那些未说出口的告别，未送出的书本，未相见的约定，都成了生命年轮里最温润的部分。而记忆中的朱女士，永远穿着那件想象中的蓝布裙，站在九十年代的秋光里，对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