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红苕季

农历十月，故乡开江的田野该又是一番热闹了罢。农人们弯着腰，在那收割后的土地上，开始挖红苕，种小麦。这于我，一股混合着新翻泥土的腥气、枯萎藤蔓的干香以及红苕那清甜气息的味道，仿佛隔着遥远的时空，又一次幽幽地扑面而来。

提起挖红苕，那可是一个技术活，别看大人们随便一挖就是一窝完好无损的红苕家族，而我不仅笨拙举起锄头，一锄头下去，尽是挖得不是拦腰斩断就是一破两开，几乎没有一根完整的红苕，挨骂是常事。母亲常举着断成两截的红苕叹气："这孩子，怎么跟红苕有仇似的？"

那时的红苕，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眼中，实在算不得什么稀罕物。它不过是口粮的一种补充，一种带着些许无奈意味的填充物。那时的品种也单一，远不似如今的“蜜薯”、“板栗薯”名目繁多，口感大抵是干而面的，甜也甜得有些寡淡，远非今日的糯软香甜可比。因此，大人小孩的心里，都暗暗地有些不喜欢它。然而，不喜欢归不喜欢，在那些粮食总显得捉襟见肘的年月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午饭时分，揭开那口巨大的木锅盖，蒸汽“嗡”地散开，锅里往往是一番泾渭分明的景象：中央，是小小的一碗白米饭，像一座孤傲的岛屿；四周，则簇拥着切成大块的红苕，是那片沉默而广袤的、土黄色的海洋。我们碗里的内容，便常常是这“海洋”多，“岛屿”少。不吃，那辘辘的饥肠是不答应的。

于是，孩子们为了那片“白岛屿”，便与父母展开了一场场无声的“斗智斗勇”。我的三姐，便是此中高手。她总是第一个吃完碗里的红苕，然后理直气壮地去锅边添那白米饭。这速度之快，起初很让我们诧异且羡慕。后来，她的秘密才被我们窥破。原来，她端起那碗堆得小山似的红苕，并不急着吃，而是假意到屋外的院坝里溜达一圈。院坝里，有争食的鸡，和一条总是懒洋洋卧着的黄狗。只消片刻，她再回来时，碗里便已空空如也。那些红苕，都“神奇”地转移到了鸡和狗的肚子里。这戏法自然有被戳穿的一天，母亲少不了一顿责骂，骂她“糟蹋粮食”，骂她“鬼机灵不用在正道上”。然而骂归骂，下一餐，那红苕依旧得吃。几年前，我曾读到黄陂才子稻田明月先生的一篇厌吃红薯的文章，文笔谐谑，情致宛然。我在感佩其文采之余，心下却也生出几分纳闷：红苕而已，何至于引得那般深刻的嫌弃，甚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呢？

我努力回想自己小时候吃红苕的情景，却似乎并未滋生出那样强烈的情感。许是我家餐桌上红苕出现的频率，尚不及那些真正以它为主食的人家；又或许，我天性里对于一切食物，都怀有一种朴素的宽容与好奇。非但不觉厌恶，那从泥土到餐桌的整个过程，于我，反倒充满了劳作的趣味。

清洗便是一例。我们不用盆，那太局促。用的是背篼，装了小半篼带泥的红苕，再提上一根结实的木棒槌，去到自家屋前的那口小水塘边。将背篼连着红苕一并浸入清冽的塘水中，然后用棒槌伸进去，反复地戳戳搅搅。再提起背篼，双手把住边沿，使劲地摇晃，让红苕们在篼里互相撞击、摩擦。如此几番，清水变作了浑黄的泥汤，而红苕上的泥沙，也便脱落得差不多了。莫说是泥沙，便是那层薄薄的红皮，也往往被搓掉许多，露出里头白生生的薯肉来，成了斑斑点点的“花皮”。这过程，在我眼里，不像劳动，更像是一种游戏。水花四溅，笑声也四溅。

洗净的红苕，便要上灶了。那时的柴火灶，是厨房里当之无愧的王者。黝黑的灶膛里，跳跃着桔红色的、温暖的火焰。大铁锅被刷得锃亮，母亲在锅底倒扣一个空瓷碗，碗周浇上些许清水。然后，将“花皮”的红苕满满地铺在碗的四周。红苕的中央，又会端端正正地坐上一大碗淘洗好的米，加了适量的水。盖上厚重的杉木锅盖，那炊烟便从烟囱里袅袅地升起来了，带着木柴与稻草特有的香气，融进傍晚青灰色的天幕里。待得锅盖周遭白汽蒸腾，噗噗作响，一股浓郁的、混合着饭香与薯甜的气息便弥漫开来，宣告着一种朴素的富足。

我独爱那紧贴着锅边的一圈红苕。经过烈火的炙烤与蒸汽的熏蒸，靠近铁锅的那一面，会沁出糖分，被烤成一层厚厚的、焦香四溢的红苕锅巴。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揭下来，那是一片琥珀色的、半透明的脆壳。咬在嘴里，“咔嚓”一声，极致的甜与极致的脆在齿间迸发，那是任何精致的点心都无法比拟的、带着烟火气的甘美。

吃不完的红苕，自然不能浪费。在母亲的眼里，万物皆有其用，何况是这饱含了辛苦的果实。她总是耐心地将剩薯切成薄薄的片，在竹篾编成的簸箕里，一片片摊开，交给秋日的太阳和风。晒干后的薯片，失去了水分，变得坚硬而蜷曲。有两种归宿，都是我们难得的零嘴。一是用滚油一炸，它们便会瞬间舒展、膨胀，变得金黄酥脆，抓一把在手里，边走边吃，是那个年月里顶幸福的享受。若是等不及油炸，我们也会偷偷抓一把半干的薯片，直接塞进嘴里。那是一种极富韧劲的甜，需要含在口中，用唾液慢慢软化，然后长久地咀嚼，一丝丝的甜味便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能陪伴我们一整个无所事事的午后。

而我那一位家在朱家槽的舅妈，更有一双化平凡为神奇的巧手。她将蒸熟的红苕细细地去皮，然后，在擦洗得发白的木质门板上，用菜刀的侧面，将一团团薯泥，“啪”地一声，拍成一个个圆圆的、厚薄均匀的小饼。再灵巧地撒上几粒芝麻，像点缀上星星。这些小饼同样被晾晒干，收藏在陶罐里。待我们这些外侄去了，她便献宝似的取出来，用热油一氽。那滋味，啧啧，真是无法言说。外皮是极致的焦脆，内里却还保留着一丝糯软，芝麻在高温下被激发出的坚果香气，与红苕本身的醇甜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童年味觉记忆里，一座辉煌的殿堂。

红苕的妙处，远不止于零嘴。每年收获后，母亲总会磨制大量的红苕粉。那是一种极细的、略带灰褐色的粉末。用它来给肉片上浆，炒出的肉片，比之外面买的生粉，竟要爽滑鲜嫩许多。若是做成肉丸、肉糕，更是堪称一绝。尤其是那肉糕，蒸熟后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润泽的深褐色。用筷子夹起一块，它竟能如凉粉般颤巍巍地抖动，弹性十足，仿佛有了生命。那Q弹透亮的口感，那浓郁的肉香与薯粉特有的清甜融合得恰到好处，至今想来，仍觉齿颊留香，余韵悠长。

如今，世道早已变迁。那些年里，被我们暗暗嫌弃、甚至“弃之如敝履”的红苕，竟在城市的餐桌上完成了它的“逆袭”。它被冠以“健康”、“粗粮”、“养生”的名号，身价倍增。偶尔，我也会在寒风中，于街角买一个烤得焦香的红苕。它依旧香甜，依旧软糯，捧在手里，也是一团实实在在的温暖。可是，我总觉得，它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

少的，或许是那柴火灶里稻麦草和木柴燃烧时噼啪作响的余温；是塘边清洗时，棒槌溅起的水花的冰凉触感；是三姐被母亲举着扫把追赶时，那又哭又笑的喧闹；是母亲在昏黄灯下，专注地切着薯片时，那柔和而疲惫的侧影；是舅妈从她那并不宽裕的用度里，为我们留出一罐薯饼时，那份质朴而深厚的心意。

我怀念那红苕的滋味，更怀念那孕育了这滋味的、不可复制的年月。那一切，都远了，淡了，像一幅褪了色的年画，只剩些许模糊而温暖的轮廓，供我在这样的深秋时节，反复地、怅惘而又甜蜜地摩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