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看坝坝电影

才下午五点多，几个小伙伴就来约着去转洞桥的王家大院看《小兵张嘎》。一听说有坝坝电影，我全然忘了几天前在火石岭看电影时摔进冬水田、浑身湿透沾满泥、回家挨了一顿训的经历，匆忙把牛赶进牛棚，甩下一背篓青草，便兴冲冲跟着他们往王家湾去了。

“坝坝电影”是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在那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成了童年最让人兴奋的事。哪怕再远的邻乡邻村，我们也愿意结伴赶去。放映地点通常在队里的打谷场或村中某处开阔地。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像过节一样说笑喧闹，其乐融融，无形中也拉近了邻里感情。那时连县城、甘棠、任市这些大场镇，放的也都是露天电影。凡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段时光，每每谈起，总是感慨万千。

儿时关于坝坝电影的记忆，总离不开两件事：一是晚饭后早早搬着小板凳去“占位置”；二是电影开场没多久，眼皮就开始打架，只好把小凳挪到脚边，偎在大人怀里打瞌睡，直到彻底睡着。那时候其实并不在意电影放什么，反正也看不太懂，真正让人开心的，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抢座、守座的过程——就像一场热闹的游戏。

上小学后，人渐渐独立，看电影也不再需要父母陪着。那时露天电影是一个村一个村轮着放的，等下一场常常要隔很久。所以每当听说附近哪个村子晚上“有电影”，我们几个好朋友放学后就会偷偷“密谋”，约好晚上一起去。那时候父母对我们很宽容，没有现在这么多“安全”上的担心，因此我很多电影都是在邻村看的。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村看电影的情景。那晚月亮又圆又大，通往邻村的土路被照得明晃晃的，一切都清晰可见。等我们赶到放映地点，早已人山人海。幸好我们个子小，从人缝里挤了进去，终于看到挂在两棵柳树之间的银幕。可电影一开始，我们就发现里面的人和景全是反的——原来我们挤到银幕背面去了！但四周照样坐满了人，还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站着的，甚至有人爬上了柴火垛，真可谓“盛况空前”。那天晚上放的是《英雄儿女》《地道战》这类片子，其中的英雄情节，后来成了我们私下里反复模仿、讲述的素材，乐趣无穷。记得有好几次，我在家背上一个大包，用高粱秆做个分叉的天线，随便抓个东西当话筒，模仿英雄王成爬上八仙桌，大喊“向我开炮”，然后纵身跳下。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忍不住发笑。

但也有收到“假情报”的时候。有一回，小伟兴奋地报告：“今晚某村放电影，我们去看吧！”大家当然欢呼响应。下午放学，我们没像往常一样在外面疯玩，早早回家吃完饭，就集合出发了。那个村子比较远，走到快到时，我们觉得不对劲：一点放电影的声音都听不到，以往隔老远就能听见的“大喇叭”今晚静悄悄的。“该不会没有吧？”其实心里已经猜到了，但仍抱着一丝侥幸：万一放映地点离得远呢？最终，我们绕着村子走了一圈，确定真的没有电影，才不得不往回走。天已经很黑了，没有月亮，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纷纷埋怨小伟“谎报军情”。

还有一次，去很近的村子看电影，演了什么早已忘记，难忘的是散场后回村的那一幕：大人小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走得快的、慢的，高声谈笑的、低头不语的，长长的人流从村口一直向外延伸。夜空明净，月华如水，那种舒畅敞亮的感觉，至今清晰。脚步轻盈，心情愉快，没有任何负担，只是跟着人群向前走，自在极了。

最难忘的，是那年县城放映《洪湖赤卫队》。想到在化肥厂工作的大姐在那儿，我竟然旷了课，抄小路翻过马号梁子，一路打听，走了四个小时才到化肥厂。晚上终于看上了心心念念的电影，也见到了书本上写的英雄韩英。那一趟奔波，在记忆里永远闪着光。

岁月不居，时光荏苒。童年许多印记都已模糊，唯有坝坝电影，像刻在脑海中的胶片，被永久保存下来，随时可以取出，静静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