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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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国伦
一
在对动物称呼挂上“儿”话韵的，恐怕当属“靛颏儿”了，也足见人们对此鸟的亲切和喜爱。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称呼的，不可考。在百度里关于“靛颏儿”的帖子有很多，就是红点颏儿和蓝点颏儿的统称，其中又以红点颏儿最为名贵。红点颏儿身体修长、俊俏、体长约16厘米。雄鸟体羽大部分为橄榄褐色，各羽的中央略现深暗色。喉部赤红色，眼上有一白色眉纹。胸部灰色，两胁棕褐色，腹部白色，雌鸟喉部白色，眉纹淡黄色。
靛颏儿极为稀少，鸣声多韵而婉转，十分悦耳，拥有靛颏儿者就非等闲之辈了。北京天桥的三鸟楼、五家茶馆也有专门喂养。这种鸟经过换食调养后鸣叫，再配上精制的笼子，价格尤为昂贵。
百灵、红子、柞子、画眉、黄鸟、靛颏儿等都是要精心饲养的，但是饲养靛颏儿难度极大。新饲养的靛颏儿，性格刚烈，不吃食。为了防止撞笼和损坏羽毛，减少体力消耗和保持安定，需要“捆膀”。捆好的鸟放入笼内后，盖上笼罩，置处“认食”，就是笼内放入面包虫或玉米螟虫，在食罐里放上稀糊状的点颏粉，加上鲜肉末，再放几条虫，撤掉水罐。如果发现笼里的虫和稀食都吃干净了，再添新的食物，一般两小时添加一次。靛颏儿的食物和饮水都要保持清洁，每天换新的。笼底的布垫，必须经常刷洗，晾干，更换，以免由于粪便腐蚀性强而污染鸟的足趾。靛颏儿喜欢水浴，应经常提供浴水，待洗浴后换上新的饮水。冬季室温须达15℃以上，防止感冒，方可供给浴水。换羽期是饲养红点颏儿的关键时期，换羽不齐或不脱羽毛，不仅影响美观和鸣叫，还可能造成鸟儿的死亡。所以这期间的饲养管理，要特别注意多给活食和其他动物饲料。每天早晨让鸟儿去呼吸新鲜空气或到草丛中“搭”露水。有人将换羽期的鸟放进罩有草丛的笼中饲养，换出来的羽毛又光泽又漂亮。
饲养难度如此之高，比伺候一个祖宗还难，更不是一般人能够侍弄得起的了，但是饲养靛颏儿就代表身份不一般。话说清朝进关统一中国后，有一群子弟，他们凭借父辈的战功，获得世袭制的丰厚福利，雇佣好几个佣人，专门为他们侍弄宠物，佣人的生命和地位远不如这些宠物值钱。天天无所事事，每日手提不同种类的靛颏儿，满京城闲逛，比拼谁的靛颏儿好看，叫得好听。
这群人就是八旗子弟。“八旗子弟”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清朝的“八旗子弟”现象为李商隐的诗句提供了绝好的例证。清兵入关的时候，多数“八旗子弟”能骑善射，屡立战功。入关以后，他们的子孙因袭祖宗的“荣耀”，坐享先辈的“福荫”。玩票、赌博、斗蟋蟀、坐茶馆、调戏妇女，一天到晚尽干些吃喝玩乐的勾当。积习一旦养成，要改就十分困难，不少旗人的后代因此穷困潦倒下去，给世人留下笑柄。以致后来，周恩来总理曾以此告诫干部子女应该好好学习，奋发有为，不要做“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是什么？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等族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这些旗人的后代统称为“八旗子弟”。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受到了世袭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
这些子弟们认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如同靛颏儿一样高贵，可以养尊处优，应当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没有靛颏儿性格的刚烈和勇猛。
康熙皇帝十四岁亲政后，富有政治韬略的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告诫康熙：“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意思是要康熙注意边防建设，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不要忘记武备。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除掉权臣鳌拜以后，一直静心于宫廷处理事务,消灭鳌拜残余势力，修正鳌拜把持朝政带来的政务弊端。日日闻鸟音，不见鸟其身。这年春天，康熙皇帝在随从陪伴下出宫几次微服私访，看见京城街头的八旗子弟们手提鸟笼满街闲逛，鸟儿甚是好看，叫声极为好听。当即问随从，何鸟如此精致？随从告知此鸟乃靛颏儿，又将此鸟的贵重、饲养的难度一一告知康熙皇帝。
贵为天子，同样是少见多怪。他不仅没有见过此鸟，更没有想到八旗子弟们是如此的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心里着实吃惊不小，他错误地认为手下的亲王、贝勒和各公们会严格要求他们的儿孙，努力学习，严格习武，随时准备报效国家，相反颓废到如此地步。当时国家并未安定，云南的吴三桂叛乱、西北部的噶尔丹分裂活动、国外还有沙俄的扰乱，而当时清军却斗志衰退，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清军贪生怕死，一人负伤，十人护送，甚至自残以自保。英勇善战的八旗将士弓马废驰，心无斗志，怎么不令之心急如焚？
他当即命人往北选择一块土地，实行“射猎肄武”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肄武也就是练兵习武的意思。他认为只有加强武备，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才是立国之本。
于是就有了“哨鹿”的由来。
二
每年的夏末初秋，正是雄鹿的发情期，处于发情期的嘶鸣声很响亮，会在灌木丛和林木间久久回荡，嘶鸣声在初秋最为频繁，因为求偶的雄鹿急于将雌鹿汇聚到自己身边。头戴鹿角面具的猎人，隐藏在圈内密林深处，吹起木制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雌鹿闻声寻偶而来，雄鹿为夺偶而至，其他野兽则为食鹿而聚。野兽密集起来时，猎人可选择性地对猎物进行捕杀，这种诱鹿射猎的方法就叫“哨鹿”。
围场在清代又叫木兰围场，木兰即非花名，也与花木兰无关。“木兰”的满语之意也为“哨鹿”的意思，康熙以诗赞誉：“鹿鸣秋草盛，人喜菊花香。”
公元1677年，康熙首次出巡塞北，对这块“万里山河通远缴，九边形胜抱神京”的地方甚为满意，公元1681年，康熙第二次来围场，以喀嘈喇泌、敖汉、翁牛特旗敬牧场划定了面积，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围场并划分了72个小围场，岁岁举行“木兰秋狝”，并垂为祖制，定为家法，从康熙二十年到嘉庆二十五年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康熙、乾隆、嘉庆来围场举行木兰秋狝105次，如今围场县区划及得名很多渊源于木兰围场。
一年四季的每个季节打猎名称都不一样，春天就叫做“春搜”，夏天就叫做“夏苗”，冬天就叫做“冬狩”，秋天就叫做“秋狝”，所以秋狝是汉语的称谓，是秋天打猎的意思。故此，木兰秋狝，原意就是秋天哨鹿的时候正是打猎的好时期。
至今很多人认为清朝几代皇帝的“木兰秋狝”是皇家奢靡的大型游乐活动，实则不然。木兰围场有高山、有平地、有沙漠、有河流，适合各种形式的军事练兵。这里有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为清军行围习武提供了活靶子；错综复杂的地形，给满蒙骑兵训练骑射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康熙皇帝规定，在秋狝活动中要各显其能，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捕获猎物，要重受责罚，对成绩突出者要予以重奖。以猎物数量论能力虽然不是特别科学，但是也能体现八旗子弟是否具有能征善战的斗志、体魄和技艺。
木兰围场外接蒙古噶尔丹等多个部落，“木兰秋狝”也是一种军事实力的“秀肌肉”，每年秋狝活动时，蒙古各部都要到木兰围场朝拜清朝皇帝，木兰围场的政治意义又逐步显示。
清帝在140多年的木兰秋狝中曾用隋围射猎，奖功罚过等手段团结了新疆、西藏、表海、蒙古等王公大臣；举行了在多伦诺尔的“七溪会阅”（注1），接见了万里归来的渥巴锡（注2）；进行了乌兰布统之战，击溃了噶尔丹的叛乱，粉碎了其勾结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如今在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里还有公主湖和将军泡子等战争遗址，成为后人观赏的景区。
正是清朝康熙、乾隆等皇帝在人们的心目中筑起了“团结统一”的长城，康熙曾在“七溪会阅”取得成功时对大臣们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帝在“木兰秋狝”结束后，都要举行盛大宴会，表演塞宴四事“诈马、教跳、付傍相扑，肆武绥藩”。
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山由红色岩石构成，侧面望去，有如瓮形。山的西面有一湖泊，名泡子河，当地俗称将军泡子，四周地势开阔，是著名的乌兰布统古战场。 康熙三十年（1691年），我国西北准噶尔部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噶尔丹发动武装叛乱，侵吞了廓尔喀蒙古，随后又往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推进，妄图分裂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噶尔丹利令智昏，竞率叛军三十多万人进犯到乌兰布统。康熙闻报十分气愤，亲率大军平叛。坐镇伊逊河边的博络河屯，命裕亲王福全领兵赶赴木兰围场迎敌，噶尔丹在训练有素且常备不懈的清军强大攻势下连连败退，最后孤注一掷，在乌兰布统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布设驼城，命士卒于垛隙发矢放铳，企图挡住清军进攻，清军在将军佟国纲指挥下，架起了红衣大炮，连发炮弹将驼城轰毁，使噶尔丹最后的希望化为泡影，噶尔丹只得乘着夜色潜逃而走。在乌兰布统大战中，清军将领佟国纲阵亡，鲜血染红泡子水，现在古战场中有一个巨大的圆形湖泡，相传为炮轰所致，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将军，便将这个湖泡称为将军泡子 。
练兵台，位于乌兰布统东南五公里在大森林里，有一片小小的开阔地，中间有一座突兀而起的石峰突起于郁郁松林之中，形如臣虎，上有平台。相传平定噶尔丹叛乱时，康熙大帝在乌兰布统之战时曾在此练兵点将，点将台、练兵台因此而得名 。站在点将台上环顾八方，遍野的鲜花一望无际 ，一排排挺拔的松树，组成的绿色方阵，像威武的士兵组成的整齐队列，俨然等待着将领的检阅，随时待命出征。
十二座连营，位于围场县机械林场北部，分布于吐力根河南北两岸。北岸可明显见到一排排连营基址，每排间隔八米，一排十二间，有大屋小屋和套间。康熙率军反击噶尔丹叛乱时，曾扎营于此，十二座联营，就是乌兰布统之战屯兵积粮之所，康熙之兄裕亲王抚远大将军福全曾在此重兵屯驻，扼噶尔丹南下之道。
木兰围场对于我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曾经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三
磬锤峰，位于承德市武烈河东岸，在其海拔553米的山巅之上有一石峰状若磬锤、棒槌，故古称石挺，俗称“棒槌山”，奇特的造型可与纳米比亚的“上帝的姆指”相媲美。孤立于平缓的山峦之上，犹柱擎天，那上部略粗下部略细，峰体上部直径15.04米，下部直径10.7米，高38.29米，连同棒槌底下突起的基座通高60米。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皇帝以该峰状似磬锤，将此山赐名为“磬锤峰”，随成为承德景观标志。
340年前，承德只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民们在磬锤峰下，依武烈河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悠闲的自给自足生活。突然一天，一队浩浩荡荡的车马打破了小村的寂寞，这风景优美的武烈河流域就成了这队人马中途休息的最佳营地，从此，这个村庄不再宁静。
康熙十六年出塞北巡，从北京至木兰围场遥遥800余里。清帝及随行的皇帝宗室和扈从官员都要在沿途休息，所用的大量物资也不能只靠驮载、马运，需要建立行宫来解决。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武烈河畔修建规模宏大的古典皇家园林，每逢春夏之际，清帝便来此驻跸，处理军政大事。惟有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一次未临，但他效仿其父康熙不忘皇祖恩德之作法，于雍正元年（1723年）设置行政单位“热河厅”，并封教子有方的十七弟允礼为和硕亲王，赐居小宫（狮子园）。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把“热河厅”升为“承德州”。从此，承德与热河之名兼用。
避暑山庄的兴建，承德成为清王朝前期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康熙、乾隆、嘉庆每年来此消夏，处理军政大事。宗室王公和文武官员，六部大臣也在此理事办公。为了皇帝安全，便在这里建立官府、衙署。随之承德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不断发展，呈现出城市繁荣景象。人口骤然增加，康熙在诗中写道“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 乾隆曾写道“热河自皇祖建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避，俨然一大都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后于1914年改热河为特别区，至1928年末改为省，承德为省会，承德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是省级建制。1956年撤销热河省，从此作为地名的“热河”不再存在。但承德仍是河北省北部重镇，又是东北、内蒙与关内的交通要道，也是首都北京的一个重要门户。
承德自然风光十大名山吸引游人，人文景观的外八庙享誉世界。外八庙是清朝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依照西藏、新疆、蒙古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的十二座喇嘛教寺庙群。由于当年有八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办事处”，又都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十二座寺庙的代称。这十二座寺庙在避暑山庄以北的山丘地带有八座，自西而东依次是：罗汉堂、广安寺、殊象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之庙、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避暑山庄以东的武烈河东岸有四座，自北而南依次是：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溥善寺。
庙宇按照建筑风格分为藏式、汉式和汉藏结合式三种，它们融和了汉、藏等民族建筑艺的精华，气势宏伟，极具皇家风范。这些风格各异的寺庙是清政府利用宗教作为笼络手段来团结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而修建。工匠们多利用向阳山坡层层修建，主要殿堂耸立突出、雄伟壮观。在避暑山庄东部和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上，如众星捧月之势环列着十二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大型寺庙。这些寺庙建筑雄伟，风格各异，是汉、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在这里可以感受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浏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庙的身影，还可以看到世界最大的木制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清帝建立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外八庙中的普宁寺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活动场所，现有驻寺喇嘛75位。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外八庙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是班禅额尔德尼六世来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的驻跸之地。普乐寺又称圆亭子，其主殿旭光阁，重檐圆顶，极似北京天坛祈年殿，内部供奉的“上乐王佛”俗称“欢喜佛”，属藏传佛教的密宗范畴，较为罕见。
庙宇钟声悠远传山外，磬锤敲天鼓而应和。
四
如今，清朝已亡百年余，八旗子弟已不在，靛颏儿仍然悠扬地鸣叫，硕鹿在草原上雄健地奔跑，外八庙作为文化遗产声名远扬，磬锤峰屹立在武烈河畔经受岁月风雨。
木兰围场在清代是原始森林和辽阔的草原。到了清朝晚期，由于连年赔款，国库空虚，宫廷下令对木兰围场原始森林进行垦伐。到了清朝末年，原始森林被砍伐一尽，变成乌兰布统大沙漠，成为肆虐北京的风沙源头。1962年，国家决定在此建大型机械化林场，经过林场工人57年的艰苦努力，现在的木兰围场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浩瀚森林已经恢复当年的活力。辽阔的蒙古草原，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满山遍野的山花，笑迎天下游人。成为“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
著名的塞罕坝景区一百多万亩森林，一百多万亩草原，为游人提供了回归自然、旅游观光的美好去处。 春夏时节，万顷松涛，清风习习；茫茫草原，繁花似锦，游人徜徉其间，心旷神怡，不知有暑。八月金秋，红叶满山，霜林叠翠，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和艺术家前来观光、摄影、写生。一到冬季，林海雪原，莽莽苍苍、气象万千；雪凇玉树，无限情趣。丰富的冰雪资源为人们提供了滑雪、狩猎的理想场所。
如今的森林里，靛颏儿冬春迁徙，夏秋季节入林可见，翠鸣清晰悠扬；鹿儿驰林快乐穿越，嘶鸣高昂悠远。一片森林和草原的绿植，见证了一个朝代的变迁；一座城市的兴起，见证了一个朝代的没落。
“八旗子弟”的故事和教训仍在。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已经不会骑马。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之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
这样，世代递嬗，不少“八旗子弟”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八旗子弟”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王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马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让多少人终身失业。”
三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他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食王禄、唱快书和养靛颏儿。奢靡和腐败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腐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洪流。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几只靛颏儿，演绎出这么多故事，也算是精彩罢。
（注1）：“会阅”为康熙三十年创典，时喀尔喀新附，圣祖思训以法度，特命会阅上都七溪，乃集其部众，并四十九旗籓王、台吉，豫屯百里外。驾出都，上三旗兵从，下五旗兵自独石来会。
（注2）：渥巴锡，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落首领，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继汗位。1771年1月，渥巴锡率领本部17万人东迁，回到其祖先的家园。7月到达西部蒙古，乾隆皇帝册封他为乌讷恩素诛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以其所部为旧土尔扈特部。
（原载2019年第一期《古洼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