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现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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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金黄的颜色被水稻所唤醒。排完稻田里的水，太阳的暴脾气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先是把稻田的水晒干，只用几天的时间就让土地坚硬，然后撕裂成一道一道的裂缝。水稻的颜色也开始由浅黄到深黄，当水稻干燥得一地金黄的时候，康拜因收割机便浩浩荡荡地进入稻田，完成水稻一生的使命。
这时候白连长便出现在稻田边。白连长不是怕别人偷稻子，在新疆兵团，没有偷秋这一说，大家都是拿工资的职工，没有谁会舍下脸皮去偷连队的庄稼。白连长是怕孩子们下稻田捉鱼，如果稻田出现一串串捉鱼的脚印，笔直如哨兵的水稻便会被蹚得东倒西歪，乱七八糟。到手的庄稼被糟蹋，这是白连长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这时候的稻田确实太诱人了。“秋风起，鱼儿肥。”正是稻香鱼肥的季节，稻田里的板鲫有巴掌那么大，有的甚至有筷子那么长。随着稻田里的水被排干，鱼儿求生的欲望被激发，他们张大嘴，鼓着眼睛寻找生存之地，最后，鱼儿都集中在浅水洼里，惶恐地走向死亡。一个水坑有时可以捡一桶鱼，都说鱼头上有火，这个诱惑可不小。
对于连队的孩子来说，捉鱼是不陌生的。到了夏天，连队的空气中便弥漫着鱼的腥味儿，房顶上开始被鱼干所覆盖。塔里木盆地中午的阳光是很炽烈的，如果光背暴露在阳光下，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会晒掉一层皮。但这种热是干热，只要走进树荫下，哪怕巴掌大的一片树荫，就会很凉爽。斗渠两边都是树，中午是捉鱼的好时光。吃过午饭，骑上自行车，后车架上夹个尿素袋，就直奔斗渠上游而来。停好车，拿出驱蚊油，在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腿上这些裸露的部位抹上蚊子油，就可以下水摸鱼了。最好是三个人，两个人站斗渠的水里两边摸鱼，一个人在渠上捡鱼。当然捡鱼的多是女人和女孩子，男人和男孩子摸鱼。两手内拱成喇叭状，顺着水流往下扒。才走两步，一条鱼就撞到手里，两手合拢，看都不看，顺手就把鱼甩上岸，继续往下面扒去。当然避免不了脸上被溅上泥，也没空管了。又一条鱼撞上来，嘴里喊着“又一条”，鱼便从手里飞出。鱼扭动着身子呈弧线在空中飞翔，穿过闪亮的阳光，银光闪闪，煞是亮眼。摸鱼的人摸得高兴，嘴里不停地叫，岸上捡鱼的人就忙了，鱼到岸上又蹦又跳，得撵着去抓。尿素袋子里的鱼已过半，看看表，时间到了。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顾不上洗去脸上的泥巴，跳出斗渠，向自行车跑去，骑上自行车，把鱼带上，飞也似的向家里赶。一进家，把鱼往条盆里一倒，骑上自行车就往学校跑。不需要担心脸上的泥巴，干了以后用手一搓就掉了。至于湿衣服、湿裤子就更不要担心了，这么大的太阳，骑着自行车呼呼生风，到学校早就干了。只是鱼腥味无处可逃，但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晚上的任务就大了，要把鱼清理出来，去鳞，扒鳃，开膛破肚，往往干到深夜。捡个头大的、品相好的鱼油炸、熬汤，各种吃，也只是吃一小部分，大部分放到房顶上，晒成鱼干，冬天吃。有时候实在清理不出来，就直接摊到房顶上，晒干，掺在苞谷里打碎，做鸡饲料。
宣布完稻田排水，白连长的身影便出现在通往稻田的路口。白连长肥胖，哪个裁缝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衣襟都要向前翘出。裁缝只好给他做大一号的衣服来遮丑，这样一来，白连长就显得很休闲。他喜欢笑，一笑起来就像弥勒佛一样。在连队，他见到谁都打招呼。所有的人都喜欢跟他亲近，但也都怕他。因为他铁面无私，不违反纪律，不违法，你怎么样都可以。但如果踩红线，那绝对不会饶你。白连长工作干得很轻松，把活儿都安排给副连长，他就在办公室抽烟喝茶，或者找几个闲人唠唠嗑。时间差不多了，就骑着摩托车去检查。像这样早晚在地里亲自盯着的事，还绝无仅有。稻田的鱼儿在白连长的紧盯下渴死了，晒成鱼干了，白连长的任务也完成了。
白连长没事的时候会到木工房去看看。不是去监督检查，就是想到那里坐坐，跟老谢插科打诨几句，再听老谢发牢骚。
白连长走进木工房的时候，老谢正在刨坎土曼把儿。老谢干活，不紧不慢，只要在工房，就没有见他闲着过，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但有一点，只要一下班，老谢就解下围裙，关掉电闸，关门走人，绝不多耽搁一分钟。上班，老谢踏点而来，不会迟到一分钟。老谢总是耷拉着眼皮，像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这是做木匠经常吊线落下的毛病。
白连长进来并没有惊动老谢。他还是紧一下，慢一下地刨着。刨完了，他取下来，闭上右眼，用左眼看坎土曼把子是不是刨直了。一回头，看到白连长就站在身边，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咋又来了？就像打不退的骚公狗一样。”老谢说着，把坎土曼把儿甩到一边。那里有一堆刨好的坎土曼把儿，连队大，职工多，挖渠、放水，每天都要用坎土曼。用断坎土曼把儿的事经常发生，断了就火急火燎地骑着自行车直奔木工房，车子还没停稳，就在门口大声小气地叫：“老谢，给我换个坎土曼把儿。”老谢也不搭声，在坎土曼把儿堆里挑一根，三下两下就安好了。往地上一扔：“滚吧。”那人正端着老谢的大搪瓷茶缸喝茶，“咕咚，咕咚”一气喝完，丢下茶缸，捡起坎土曼，连声谢都没有，骑着自行车飞奔而去。老谢的叫骂声随后追来：“孬孙，把我要喝一上午的茶都喝光了！”老谢的胡子一翘一翘的。老谢是连队唯一留八字胡的人。
“你承认你是走窝子狗（发情期的狗）啦？”白连长抓住了老谢的话把子。老谢自己知道吃了亏，“嘿嘿”地笑了起来。
白连长在老谢眼前用大拇指和中指与食指搓捏着。老谢知道是问他要烟抽，这是他们的暗号。
“你有抽不完的过滤嘴红雪莲，还问我要莫合烟吸。我这莫合烟都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老谢眯着眼说。
“那烟抽着没劲，就过来讨一口，看你小气的。回头我给送给你一公斤莫合烟。”没白连长话虽这么说，却从来没有给老谢一两莫合烟。
老谢解下腰间的围裙，从上衣左口袋掏出雪白的卷烟纸，撕下一张，递给白连长，再撕下一张，留给自己。他们把纸折个印子，老谢在右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茶叶盒，先给白连长倒莫合烟，又给自己倒。两个人坐下来卷烟，卷好了，白连长掏出火柴，先给老谢点上，然后再给自己点上。木工房便被烟雾所笼罩。
“说吧，你又来放啥好屁？”老谢对白连长从来没好话。
白连长深抽一口烟：“看你说的，咱不是从西平老家一块来的？我就是来唠唠嗑，叙叙旧。”
当年从河南西平到团场的支边青年1000人，到团场少了一人，剩下999人。那时团场还没有人家，上面就派来十几个老红军老八路组建团场、连队，这999个支边青年成为最早的军垦职工。这些老军垦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聊一些刚来时的故事，比如说一个班一年才挖走一个沙包；比如说看电影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家，实在太困，就地而睡，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竟然睡在自己地窝子上；比如说放水时，突然水不流了，回去查看才发现是一条大鱼堵住了进水口，这条鱼有一人长，背回连队全连吃了三天，等等。当然聊得最多的是那个失踪的人，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半路上洗澡时淹死的，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有凭有据。这也成为一个悬案，给团场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白连长找老谢当然不是回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他找老谢是听老谢发牢骚。这不，一根烟还没抽完，老谢的牢骚就又开始了：“你们这帮当官的，整天就知道骑着摩托车‘日’过来，‘日’过去。眼里没有一点活，眼睛都装到裤裆里了。那水稻快成熟了，稻田开始放水了，也不知道派人看着些。学生娃娃放学跑到稻田里去捉鱼，把水稻踩得乱七八糟，团里来检查，看你这连长的老脸往哪儿搁。”
白连长“嘿嘿”笑起来：“你这张破嘴啊！”猛吸几口，把莫合烟抽完，似乎心满意足。起身走了。
下班前领导班子开碰头会。白连长立马把看稻田防止孩子捉鱼的工作安排了，而且亲自带头。这一干就是多年。
木工房的院子里堆放着很多木料。有胡杨木，沙枣木，还有柳木。胡杨木笔直大多做梁、檩条等大材。沙枣木弯曲，只能做些小东西，质地硬，锯不动，砍不动，刨不动，让老谢恨得牙根痒，但在紧要的地方选木料，比如说挑涝坝水的引桥，老谢还是首选沙枣木，在做木工时，老谢就后悔自己的选择，恨得直抽自己的嘴巴子，但等到下次，老谢好了伤疤忘了疼，还选沙枣木。柳木，适合做坎土曼的把子，柳条可编筐。
维吾尔族老乡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赶着高轮马车，顺着胜利渠，到沙漠里打柴。渠水跟着马车的铃铛声不紧不慢地流着，维吾尔族老乡躺在马车上，任马车沿着渠往前走。饿了，从褡袷里拿出馕，这馕有一个月了吧，已经坚硬得像块石头。顺手扔进渠里，馕顺水往下漂，维吾尔族老乡继续躺着。过了一段时间，二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他坐起来。太阳响亮亮地照着，他把手搭在眼睛上，看了看渠水。他喝住马，停下车。馕还没有漂到，他下车在渠边等。一会儿，馕漂过来了，他捞起馕，已经泡软，左手拿馕，右手从渠里舀水，一口馕一口水，一顿饭就这么解决了。回来的时候，装了满满一车柴火，高高地坐在车上，手里不时地挥动一下马鞭，扯开嗓子唱，嗓门很大，几公里外都能听得到，“嘚嘚”的马蹄声是天然的伴奏。维吾尔族老乡打的柴多半是胡杨，还有红柳。胡杨多是枯死的树枝，打柴实际上就是捡柴。红柳多长在大沙包上，纤弱的几个树枝，但沙包下面却是庞大的柴库，扒开沙包，红柳根盘根错节，红柳树脆，用坎土曼轻易就可截断。每次看到打柴的马车路过连队凯旋的得意劲儿，我就涌出对沙漠的向往。
胡杨树是沙漠里的英雄树，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美誉。团场当年建房，多用胡杨树做梁。为了生存，胡杨树一棵树上长三种叶子：细长如柳叶，椭圆似杨叶，圆形如枫叶，以适应环境。冬天早上上学路上经常看到的排渠边挂满白霜宛若仙境的那片树就是胡杨树。
沙枣树是我们又爱又恨的树。沙枣开黄花，小如米粒，但花香浓郁。进入五月，一路都是沙枣花的浓香。有时候为了享受沙枣花香，我们还会骑车钻进沙枣林带，代价往往是，自行车被扎破，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家。沙枣刺又硬又尖，自行车老是被扎，很是头疼。
柳树被叫做“砍头柳”。树身只有一米多高，生无数枝条。柳树生长极快，经过夏天阳光的沐浴，初秋的成熟，晚秋的枝条长得高大，结实，韧性好，是编筐的好材料。初冬，水稻入仓，棉花进场。连队开始干杂活，公路修边，林带清杂，挖毛渠、排渠，为第二年的生产做准备。当然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砍柳树枝，从发枝条的树身砍起，砍完就剩下一米多高光秃秃的树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叫“砍头柳”。柳枝拉到木工房的大院子里，就由老谢安排。粗的去掉细枝，堆放起来好做坎土曼把儿，细的堆放在另一边，连队挑选心灵手巧的男女职工，组成编筐组，就在木工房大院编柳筐，由老谢调配安排。这几天打破了老谢按时准点上下班的习惯，每个人每天都有任务，完不成下不了班。手头慢的就提前来编。再者一个筐没有编好，也不能丢下第二天再编吧。老谢还得验收呢。这些筐分给每个职工，挖渠挑土好用。被砍光枝条的柳树，经过一冬的沉淀，开春开枝散叶，枝条茂盛。多年后回到连队，我专门去看了这些柳树，依然郁郁葱葱，粗壮的树枝长成多个树干，树身却满目沧桑。一棵柳树已经中空，只剩下树皮，上面树枝依然繁茂，小风一吹都岌岌可危。用手抚摸着树身，摸着摸着就喉结哽咽，块垒在胸，有流泪的感觉。
这些年年被砍头的叫做砍头柳的树啊！
职工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老康的牛群已经在排渠上吃草了。老康从来没有太阳出来才把牛群赶出来。清晨，空气凉爽，牛大口吃草，等太阳出来时，牛就吃个半饱了。太阳升起来，天气开始热的时候，牛已经吃饱了。老康赶着牛群回家，白连长挺着个大肚子，说他：“老康，早退了啊。”老康说：“你别管早退不早退。让牛跟你比比肚子就行了。”
白连长说：“原来你是让牛跟你比完肚子才回来的啊。”
老康不自觉地摸着自己的大肚子：“彼此彼此。”
于是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
老康个子矮矬，吃得肥胖，走起路来浑身都发颤，走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开始喘粗气，他怕热，这也是老康早起放牛的原因。老康放牛很用心，他穿连体涉水裤，随时准备跳到水里。他放牛认真，牛也不敢贪玩，快快就吃饱了。
其实老康赶早放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老有人找他，他怕人家在家找不到他，他得赶早回家。
找老康的大多数维吾尔族老乡，他们操着极不熟练的汉语，用手比画着问路：“老康……胖胖的……旁（房）子……”动作夸张，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时间长了，大家就都明白是找老康的。
大家都知道老康会说维吾尔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维吾尔语，而且非常流利，能给维吾尔族老乡无障碍会话。后来维吾尔族老乡跟着老康也学会了汉语，一口的河南话。再后来，人们才知道老康在巴扎上做牛羊经纪人。
巴扎是热闹的地方。维吾尔族有句俗语：“有孩子的人家像巴扎（集市），没孩子的人家像麻扎（坟墓）。”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巴扎都是向往的地方。有钱的吃大盘鸡、拌面，没钱的吃个凉粉，或者就买一个馕，一逛就是一天。生意，是巴扎的灵魂。小女孩儿可以拿十来个青杏子售卖，老太太也可以拿几把乌斯曼草来售卖，或者卖几个红皮鸡蛋。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生意是神圣的。
老康来到巴扎，很受维吾尔族老乡的欢迎。卖莫合烟的老汉大声叫：“老康。”老康手抚胸前向他问好：“亚克西。”老太太在地上铺一个单子，上面堆满了瓜子，放了两个杯子，还有折好的报纸，大杯子五毛，小杯子两毛。老康向老太太问好，老太太扭动臃肿的身体，艰难地站起来，拉住老康，往他手里塞瓜子。巴郎子一边烤着羊肉串，一边嘴里不停地叫：“羊肉串，没结婚的羊娃子肉。”见到老康，巴郎子词改了，大声叫：“老康来了，没结婚的羊娃子肉。”笑声随着烤肉的炊烟飘飞。
开始的时候，连队的人到巴扎上，买个东西，听不懂维吾尔族话，常常急得面红耳赤。老康碰见了，就上前翻译。大家都知道了，老康会说维吾尔族话。买东西时只要听不懂话，就叫：“老康，老康。”老康就会上前翻译。老康放牛，喜欢牛羊，懂牛羊。他喜欢到巴扎卖牛羊的地方转。牛羊是大买卖，语言不通，讨价还价很难沟通。老康就在中间翻译。生意成交了，大家都高兴。买卖双方就给老康五毛一块的辛苦费。后来人们发现老康很懂牛羊，买卖双方就让老康定价。老康定价合理，不偏不倚，很受人们的信赖和敬重。后来就有维吾尔族老乡，委托老康给他买牛买羊。老康也就成了牛羊经纪人。
巴扎上经常打架，汉族和汉族打，维吾尔族和维吾尔族打，汉族和维吾尔族打。打架归打架，大家都墨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动手不动家伙，打到一方流血了，双方就住手。只要一打架，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一齐往前挤。这时候就会有人去找老康，老康挥着他放牛的鞭子跑过来，跑得浑身颤动。边跑边用汉语和维吾尔族语交替着骂。人们一看到老康跑来，不管是打架的还是看热闹的，一哄而散。老康的放牛鞭是用三角带做的，打在身上可不轻。
老康是唯一在打架中动家伙的人。
冬天，连队的一天是从早晨的炊烟开始的。张副连长是连队最勤快的人，他家房顶的烟囱每天总是第一个飘出炊烟，那浓浓的炊烟比起床号来得都早。红鼻子家的烟囱早上总是很安静，他喜欢猫冬，头天晚上睡前填满一炉子煤，第二天早上煤已经烧尽，房里凉了下来，冷风顺着窗户缝直往被窝里钻，红鼻子伸手掖了掖被角，蒙上头继续睡。红鼻子家的烟囱冒烟大概是十二点到一点，别人家的已经很轻柔，抒情一般慢慢飘着，这时候他家的炊烟怒气冲冲地从烟囱冒出，宣誓一般冲向天空。想都不要想，这时候红鼻子正一身秋衣秋裤，棉衣斜披，趿拉着拖鞋，全身佝偻成s形，双手手指弯曲着，抖抖索索地伸向炉子。
南疆的冬天不生炉子是过不了冬的。一年的头件大事，就是储煤。买煤从夏天就开始谋划，煤要拜城的，那里的铁力克煤是无烟煤，黑亮，耐烧，火力旺。烈日炎炎的夏季，满头大汗地把煤卸到煤仓里，打扫好院子，用塑料布或尿素袋子把煤盖上，这才安心地坐下来喝水，吃西瓜。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到酷热去了，秋风凉了，寒风刺骨了，生炉子的日子也就到了。炉子一般在客厅的墙角，炉子里的烟火顺着火道到达火墙，再从火墙顺着烟囱飘出房顶。这样烟火走了一遭，房子里也就暖暖和和了。炉子是铸铁炉，这种炉子厚实，耐烧。连队的炉子内壁不塘泥，这样的炉子散热快，毕竟生炉子的目的是取暖，做饭反而是捎带的。当然不塘泥的炉子容易烧坏，烧坏了，就再买一个新的，连队的人从来不计较这些。火墙在两个卧室的那面墙上，用两公分厚的土坯方砖垒成，里面像迷宫一样，这样烟火才能在火墙里面多停留一会儿，易于保温。上面还留有放东西的位置，下面无完全垒死，有一个可以活动的砖块，用来通烟灰。时间长了，火墙会堆积很多烟灰，造成通烟不畅。这时候大人就会爬上房顶，提上一桶水，从烟囱倒下，然后下来把那块活动的砖拿下，把烟灰通出来，炉子又开始呜呼欢叫了。每年冬天生炉子之前都要先清扫烟囱和火墙里的烟灰，这是一个脏活。后来有了抽烟灰的机器，抽烟灰的师傅每年像节气一样准时到来，随着机器一家挨一家在房顶上轰鸣，预示着生炉子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有了火墙，即使外面寒风凛冽，家里的卧室依旧温暖如春。听着炉子火苗的呼呼声，有一种襁褓婴儿的安全感，那是最好的催眠剂。
判断连队上的人是不是老职工的子女，就看他的门牙。两个门牙间有三角形豁口的，那一定是老职工的子女。——那是嗑瓜子嗑的！连队上的人特别喜欢嗑瓜子。冬天开会多学习多，职工们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掏瓜子，然后递给周边的人。就像抽烟的人见面递烟一样，形成了规矩。嗑瓜子也不耽误说话，天下大事，东家长西家短，儿女情长，就在嗑瓜子的过程中传递，直到连长说开会了。大家的声音才停下来，但嗑瓜子的声音依旧不断，连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容忍抽烟的人一样。开完会，空中烟雾缭绕，地上瓜子壳遍地。管理会议室的人员乐呵呵地把地上的瓜子壳打扫干净，才意犹未尽地下班回家。眼地上的人嗑瓜子，从来不嗑大瓜子，他们嗑瓜子水平极高，速度极快，这些大瓜子嗑半点都要吃饱了。他们嗑的是小油葵，这些小瓜子一边一个个往嘴里扔，一边瓜子壳从嘴边吐出，还一边不停地说话。要是在家里唠嗑就更好了，围坐在火炉边，嗑着瓜子。坐在炉子上的烧水壶呼呼地冒着热气，添煤的时候顺手把嗑的瓜子壳扔进去，轰的一声，火苗蹿出老高。
从房顶的炊烟可以看出这家人忙闲。平常的日子，吃完早饭，在炉子里添上煤就去上班了，这时候炊烟飘飘渺渺，若有若无。下班回家加上煤，一下子就兴冲冲地直上天空。周末放假的时候，人都在家，就会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炊烟也就萦绕不断，家里被烧得暖暖和和，脱去棉衣，脱去毛衣，还热得一头汗。过年的时候更是如此，又是蒸，又是炸。炉火一直轰轰地叫着，火墙热得烫手。忽然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随即是呛人的火药味。原来放在墙上的鞭炮被点燃了。惊魂未定，赶快收拾残局。
时间就像过去维吾尔人行走在戈壁上的毛驴车，人在车上躺着，车却在无声无息地走着。等坐起身来的时候，已经是另一番景象。
我回忆连队，回忆连队的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