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五花肉

这是一个叫前进大队的村庄。工作组吃饭，按照惯例挨家挨户派饭。这天，派饭到了一个房屋极其简陋的陈姓农户里。

驻村工作组组长老苏把一根茼蒿塞进嘴里，慢慢咀嚼着。主人家桌上那盘碧绿的菜已经见了底，只有正中央，还端端正正地躺着一片五花肉。  肉切得薄，肥瘦相间，边缘微微卷起，在午后的光里泛着油润的光泽曾的眼睛第三次从肉片上滑过时，老苏注意到了，那年轻人的喉结上下滚下，很轻，但没逃过他的眼睛。

“小曾啊，”老苏开口，声音平和，“昨儿个前进大队的汇报材料，你誊吗？”

小曾像是被惊醒，筷子在手里抖了一下：“还、还差两页，组长。”  “抓紧。”老苏说完，又夹了一筷子茼蒿。

屋子里只剩下咀嚼声。玉米面和小麦面蒸的卷子很糙，刮着嗓子眼往下咽。桌上坐着四个人：老苏、小曾、下乡演出的老金和他儿子。他们都规规矩矩地吃着自己眼前的菜，谁也没往中间伸筷子。  那片肉成了桌上的佛。

老金的儿子，那个约莫十岁的男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肉片。老金在桌下轻轻踢了儿子一脚，孩子立刻低下头，把黑卷子掰成小块，泡在菜汤里。

老苏心里清楚，这顿饭不简单。

派饭的这户人家姓陈，是队里出了名的困难户。男人前年修水渠砸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女人拖着三个孩子，最大的才九岁。这片肉，不知是攒了多久的肉票换来的，或是从年底才有的那点供应里硬抠出来的。

“与群众同甘共苦”，文件上是这么写的。可这片肉要是吃了，传出去就是“工作组下乡吃群众的肉”；要是不吃，又是瞧不起贫下中农的一片心意。老苏在基层干了十二年，太明白这其中的分寸了。

小曾不懂。或者说，他懂文件，但不懂人心。

这个刚分配来的中专生，还带着书生气，笔记本上记满了各种政策和理论，却读不懂一片五花肉在1962年春天的重量。

“组长，您尝尝这卷子，”老金试图打破沉默，“掺了麦麸，筋道。”

老苏点点头，咬了一口。确实掺了麦麸，那东西吃多了胀肚，但能顶饿。他瞥见小曾的布鞋，后跟已经磨偏了，补丁叠着补丁。这年轻人每天跟着他走二十几里坎坷的泥巴路，从来没喊过累。

可有些事，比累更磨人。

小曾又看了一眼那片肉。这次他的目光停留得久了些，老苏能看见他眼里闪过的挣扎，那是饥饿最原始的样子。工作组一天一斤四两粮票，听着不少，可没有油水，年轻的身体就像漏了的米袋，怎么填都填不饱。

老苏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出头的时候，也是这么饿。1959年在沔阳，他见过更饿的。那些记忆像扎在肉里的刺，平时不觉得，一碰就疼。

“哗啦——”

很轻的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

但老苏听见了。他抬起头，正好看见小曾的筷子从茼蒿堆的底部抽出来，那堆绿菜轻轻晃了晃。

时间凝固了一秒钟。

然后，那片端坐了半个小时的五花肉，缓缓地、庄严地，从“茼蒿山”的顶端滑落，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小曾面前的桌面上。

油渍在粗糙的木桌上形成一小圈深色的印记。

小曾的脸瞬间涨红，红到耳根，红到脖子。他举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夹也不是，放也不是。所有人都看着他，老金、孩子、刚撩开门帘进来的女主人。

老苏放下筷子。

不是摔，是放。轻轻地放在碗边，碗里的半碗菜汤晃了晃，没洒出来。

他站起身，椅子腿在泥地上刮出沉闷的响声。什么也没说，只是撩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门帘，走了出去。阳光一下子涌进来，刺得人睁不开眼。

小曾还僵在那里，手里的半个卷子被捏得变了形。

后来发生的事，在村里传了好几个版本。

有人说老苏在村口的槐树下站了一下午，直到日头偏西；有人说小曾在灶房里哭了，被女主人看见。还有人说，老金离开时悄悄在碗底多压了一角钱。

后来，又传说陈家的女人要把肉收起来晚上再热热，却被自家男人吼了一句：“人家工作组都不吃，你还热个啥！”

正和男人说话时，一不小心让碗里的肉掉在了地上。一只狗眼尖嘴快，迅速叼在了嘴里。

狗叫多多，一条瘦骨嶙峋的黄狗，是隔壁王家的。多多叼走五花肉片后，迅速跑到墙角狼吞虎咽。陈家的男人看着，忽然抄起烧火棍冲出去，一棍子打在狗腿上。“叫你娘的馋！你这个该天杀的畜生！”老陈嘴里一连串地骂骂咧咧，让狗主人听起来以为是在骂自己。

狗拖着残腿哀嚎着跑了。可是，陈家和王家人为此大吵了一架，从此不再说话。

公社里的干部传出的则是另一个版本：小曾在放着五花肉片的碗里夹菜时，本想夹肉旁边的茼蒿，由于手抖动得厉害，一不小心，撬动了肉片，肉片顺势滑落在地上，才让桌下的狗抢在嘴里了……

版本虽不确定，但唯一确定的是，那片五花肉最终没有被任何人吃掉。

很多年后，已经当上副县长的老苏有一次下乡，车子经过那个村子。他让司机停车，自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

槐树还在，更粗了。树下几个老人在下棋，没人认得他。

“老人家，”他蹲下身，递给一个抽烟袋的老头一支烟，“打听个事，当年这儿住过一个姓陈的，腰不好的，还在吗？”

老头眯着眼看他：“早没了。79年就走了。”顿了顿，又说，“你认识？”

“以前工作组的，来吃过饭。”

老头“哦”了一声，不再说话，继续看棋。

老苏站起来，准备离开。这时，另一个一直没说话的老人忽然开口：

“那年月啊，一片肉能毁一个人，也能成全一个人。”

老苏回头，老人却不看他了，只盯着棋盘，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回县城的路上，老苏一直闭着眼。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他，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在想小曾，那个因为一片肉二十多年没挪窝的科员，那个后来信了佛、见肉就脸色发白的人。

去年在县城唯一的寺庙里，老苏见过小曾一次。他正在上香，背影佝偻，已经有些秃顶。老苏本想上前，却看见小曾跪在佛前，双手合十，嘴唇微动。

他在说什么？忏悔？超度？还是求一个答案？

老苏最终没有打扰他。走出寺庙时，他听见钟声响起，沉重而悠长，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年代传来。

车子颠簸了一下，老苏睁开眼。窗外是1990年的麦田，绿油油的，长势正好。偶尔能看见一两片塑料大棚，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县长，直接回办公室吗？”司机问。

“不，”老苏说，“去菜市场。”

“您要买菜？”

“买点五花肉。”老苏顿了顿，“要肥瘦相间的，切厚点。”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有些诧异，但没多问。

车窗外，麦浪滚滚，像一片绿色的海。老苏忽然想，不知道小曾今天午饭吃的是什么。也许是一盘清炒茼蒿，现在这东西成了稀罕菜，卖得比肉还贵。

他摇下车窗，让风吹进来。风里有麦子的味道，有化肥的味道，也有远处烧秸秆的烟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成了这个新时代特有的气息。

而那片1962年的五花肉，那个午后凝固的时间，那些欲言又止的目光，都留在了另一个时代的风里。

车在菜市场门口停下。老苏下车时，整了整中山装的领子。他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水泥地上。

市场里人声鼎沸，肉摊前排着队。他站在队尾，看着案板上红白相间的猪肉，看着摊主麻利地切肉、称重、装袋。

轮到他的时候，摊主认出他来，有些局促：“县长，您怎么亲自来买肉？”

“家里吃。”老苏指着那块最好的五花肉，“这一块，全要了。”

肉很沉，拎在手里实实在在的。他走出市场，阳光照在塑料袋上，泛着油润的光，很像那个午后的光泽。

只是这一次，这片五花肉，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了。